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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节目主要内容： 青春年少，负罪改造，高墙之中，灵魂救赎。更多精彩，敬请收看。 （《忏悔录》 20190922 法治的阳光——轻舞飞扬）

这是1966年春我回吉林市探亲时照的全家福，其中有叔叔、婶子、我、三个妹妹、三个弟弟，还有邻居胡家的小妹妹（后排我旁边梳小辫的女孩）

一

    我的爷爷、奶奶共有两个儿子，即我的爸爸和叔叔。我的老家在山东省沂南县一个村庄，那是著名的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

　　1931年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霸占中国领土。首先东三省沦陷，3000万同胞成了亡国奴，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继而日本侵略者又侵占华中、华东……开展“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无恶不作，丧失人性，令人发指。

　　我的叔叔和爸爸就是在这个最危险最关键的时候，分别于1935和1940年参加了八路军。他们是当地附近几个村庄抗战最早的亲哥俩，我叔叔当时年仅16岁。

　　有人形容戎马一生的革命军人为“百战身”，我的叔叔从参军到新中国成立，基本上是天天打仗，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百战身”了。

　　叔叔参军后始终在最前线，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十几年如一日，不停地在枪林弹雨中交锋，因此他也遍体鳞伤。许多次由于出血过多昏倒在战场上，输入战友的血后才苏醒过来，又重返沙场。

　　有一次，在与日本鬼子的厮杀中，叔叔和他的战友都受了重伤，倒在了血泊中，地上的血液在流淌，可见战斗何等惨烈。很快，他的战友鲜血流尽牺牲了，这时日本鬼子已经走远，却又回头往他们身上补了几十枪，唯恐不死。当时我的叔叔伤势很重，躺在已经牺牲的战友中间动弹不了，鬼子第二次扫射时，又一颗子弹射进叔叔大腿上方的胯骨上。就是这颗子弹，打进了叔叔髋骨深处，很难取出，并伴随了叔叔終生。

　　那次战斗，叔叔四肢均受伤，失去了活动能力，但，心还在跳动。命大的叔叔又活过来了，当他醒来后发现躺在八路军战地医院的山洞里，周身缠满绷带。

　　那次叔叔的伤，皮肤和肌肉算长好了，只是留下了伤疤。可是，那个子弹头却未能取出。由于当时治疗条件的限制，软组织愈合后，骨头里的子弹头并无大碍，形势紧张，轻伤不下火线，继续频频参战。用叔叔的话说，就是“‘带弹’作战，照样立功”。

　　在后来的战斗中，叔叔又多次受伤，也多次手术，从他身上取出了几十块弹片和子弹头，叔叔斗志顽强，命真大！新中国成立后，叔叔在1953年和1956年又两次手术取出了残余和遗漏的多处弹片，可是，那次日本鬼子射到他胯骨里的那个子弹头，因为手术难度高，始终未能去除。

　　1957年，我叔叔作为伤残军人，和婶子同时转业到吉林市。也是那一年，14岁的我从山东老家来到叔叔家生活。叔叔和婶子都是革命军人，战争年代没有养儿育女的条件和机会，直到1952年才开始有孩子，并连续生了6个，所以孩子都很小。

二

   新中国成立后，从战火轰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来的叔叔婶子，从没有孩子到后来的多子女，生活困难，经济捉襟见肘。在“三年困难时期”，更是饥寒交迫。孩子小，粮食定量少，却都能吃，缺粮更多。

　　为了延续生命，继续生活，必须计划用粮，否则就接不上溜儿。早晨下几两米煮粥，晚上再煮几两米的粥，计算好匀着吃。平时饿着肚子，必须坚持到月末。如果敞开肚子造，一个月的定量，几天就吃没了，不到中旬就得挨饿。

　　天气暖和时还好过些，上山、下乡撸树叶子、挖野菜添加食用。冬天更难，我们拿着带钩的铁丝，到孤店子村在覆盖着雪的菜地里顺着垄沟钩干菜叶子，拿回家。第二天早晨，叔叔早早起床，把我们捡的干菜叶子剁碎掺到玉米面里贴大饼子，一个人一个，谁也吃不饱。

　　我在吉林市第三中学上学，晌午拿着每天那固定的一角钱到校门口副食店买点儿地瓜饼干吃。那饼干红红的，很甜，一角钱4块，是最便宜的。只可惜那甜味不是红糖，也不是白糖，是糖精，虽然甜，但没有营养。

　　那天中午，我照样去买那4块甜饼干，忽然看到我叔叔站在学校门口，双手攥着一个煎饼卷在等我。我接过来看到煎饼里卷着粉条和炒菜叶，头儿上还咬了一口，是叔叔舍不得吃第二口，给我送来了。

　　1960年，我17岁，懂事了，看到家中生活困难，想退学干活儿挣钱补贴家用。叔叔、婶子都不同意我退学，让我先安心学习，相信党和政府会想办法发展生产，克服困难，提高人民生活。叔叔说：“坚持几个月后中学毕业了去当兵吧。我们俩和你爸爸都是军人出身，虽然转业三四年了，还挺怀念部队，想让你接长辈的班，参军保卫祖国。”我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因为我早就想当兵。我上小学时就经常唱“我有一个希望，是个美好的希望，等我长大以后和解放军叔叔一样，拿着长枪守卫国防……”

　　1961年，这个希望终于实现了，我应征入伍，成为解放军队伍里一名战士。我就像中学生考上了重点大学，既兴奋又充满了希望。我叔叔也替我高兴，尤其是我当了卫生兵，可把叔叔乐坏了，他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叔叔祝福我跨入了解放军行列，希望我做一个政治上、军事上都过得硬的钢铁战士，为我们这个军人家庭争光。叔叔再三嘱咐我，不仅要练就一身过硬军事本领，还必须刻苦钻研医术，熟练救死扶伤技能，为我军的救护医疗事业做贡献。

　　叔叔还回忆了在他参加的历次战斗中，由于缺医少药，救护不利、不及时，致使成千上万名战友，不该致残的残废了，或者牺牲在战场上，战斗力损失太大。

　　叔叔给我讲了两个例子。一是小张的故事。小张参军时才17岁，曾是我叔叔的警卫员(叔叔20岁就已经是营长了），经过战争的千锤百炼，成为战场上的精英，枪打得非常好，弹无虚发，差不多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有一次战斗中，小张的右臂受了伤。本来伤势并不重，却伤破了血管，止不住血，救护员就使劲把伤口用绷带缠紧。血虽然止住了，小张的手臂和胳膊却变成了紫色的，最后到后方医院截了肢。神枪手失去了功能，再也不能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了，成了伤残军人，多痛心呀！

　　二是林班长的故事。林班长是战斗英雄，也是我叔叔的战友。敌人的炮弹爆炸时，把林班长的肚皮豁开了，一堆肠子一下子从肚子里淌出来，很吓人。幸运的是，训练有素的救护队就在附近，当时就得到了处理，在战地医院缝合。仅20天工夫，林班长又回到了前线，又与战友们并肩战斗了。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可见医疗救护的重要性。

　　血淋淋的事实说明，军队的医疗卫生兵，必须有丰富的医疗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这关系到战争胜败，生死存亡。

　　叔叔的教诲，我牢记在心。我学习卫生医疗知识，和军事训练一样，刻苦认真，可以说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上了。

三

   1966年春天，我休假回吉林叔叔家探亲，这是参军5年第一次回家。走出火车站又看到了久违的站前广场，感到很亲切，急忙穿过很熟悉的大街小巷来到叔叔家。叔叔家还是那个一室半的平房，一家六七口依然挤在一个小屋里，过着艰苦的生活。

　　家人相聚，都很兴奋。叔叔第一句话就问我：“医术学得怎么样？”为了让叔叔高兴，我毫不客气地指着胸前佩戴的徽章说：“这是‘医疗技术能手’，这是‘军事特等射手’，都是全军大比武获得的成绩。”

　　叔叔拿着放大镜走到我跟前，仔细看了一遍这两个徽章，满怀希望地说：“太好了！我早就想写信告诉你，日本鬼子打进我胯骨里那颗子弹头，现在却疼起来了，每到阴天下雨，刺挠、疼痛越来越厉害，很难受。我想去师医院（我所在的独立师医院就是叔叔转业前所在师的医院）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现在你要是能做就更好了，你给我做，练练手，反正也是个残废人了，别有压力。”

　　我告诉叔叔我不是骨科的，我们独立师医院的医生经验少了一些，手术难度高，怕万一手术失败，对医院、对个人都不好，还是联系军区医院再做吧。

　　可我说联系军区医院，却由于学习、训练紧张等原因，没有联系，结果又拖了一年。

　　1967年春天，我再次回吉林市叔叔家探亲时，大街上战旗飘扬，口号连天。学生停了课，工人停了工，走向街头闹革命。两派组织的汽车上拉着被揪斗的走资派，扩音器震耳欲聋，陈述着走资派的罪行……

　　到家后，我发现叔叔突然苍老了，这个曾经在战场上一个人与两个日本鬼子拼刺刀的壮汉，而今瘦骨嶙峋，弯了腰，步履蹒跚，动作迟缓。特别是那条带着子弹头的腿，显得有点儿瘸，使我很心酸。

　　叔叔再次提出了手术的问题，并且说：“现在有两个难题，一是骨头里那颗子弹头总发作，疼、痒逐渐加重，真有点儿受不了了，需尽快手术取出子弹。二是两个造反派组织都在拉拢我，让我参加他们的行动（叔叔作为一个老革命、老英雄、老伤残军人，是两派争夺的对象）。如果参加‘红革会’，那么‘八三一’就攻击我；参加‘八三一’，‘红革会’也不放过我。不参加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干了一辈子革命，再被弄个反革命，多窝火呀！我很为难。”

　　叔叔还说，现在已经停发他的伤残军人补助费一年多了。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再把伤残金给停发了，生活更维持不了了。他已把这件事向吉林市公安局反映了，也写信向他在中央的老首长反映了。

　　得知叔叔的情况，我到吉林市公安局咨询，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的负责同志接待了我。这位领导说话很诚实也很客观，他说：“你叔叔的事，大家都很重视。老革命确实受委屈了！中央的老首长来两封信了，说袁子山（我叔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活过来不容易，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让给予照顾。可是现在的公检法基本瘫痪了，没有办法呀！请老前辈先等一等吧，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我回家和叔叔叙述了公安局信访办负责同志的回答，叔叔听后许久没出声。

　　我对叔叔说：“现在社会动荡，医院也受到冲击，真要现在手术的话也不是时候，怕做不好。权威专家人心惶惶，怕做坏了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叔叔说：“不要紧，我术前签字，下保证，做坏了和大夫没关系。”

　　叔叔着急手术不仅是为了尽快解除伤痛，也是为了避开两个造反派组织的争夺和纠缠。但是，我也没积极为叔叔办这件事。就这样，又拖了一年，直到1968年春天我到四平207医院进修心电图教程时，才向蔡茂院长报告了叔叔要手术取子弹头的事。蔡院长还挺重视，马上通知骨科，准备为叔叔手术取子弹头。

　　骨科专家李主任为了确保把手术做好，防止发生意外，仔细地向我了解叔叔的病状，询问叔叔的病情。比如：子弹在哪块骨头上、部位、靠近大血管的距离、身体状况。李主任经验丰富，医术精良，却还那么小心、细心，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实在让人佩服，是我学习的榜样。

　　这时候，我在207医院进修到期，可以休假半个月，正好回家把叔叔领来做手术，并在身旁护理。可到火车站后，我又惦记部队的医疗情况，想回去看看，等安排好了再回家接叔叔去医院做手术。

　　当时正赶上战士韩某某闹情绪不吃饭，连里领导让我给他看病。我去后他躺在炕上拒绝检查。知道他是在闹情绪，如果我直接劝他吃饭，他是不会听的，我就耍了一个愚蠢的小聪明，说：“指导员做你思想工作了吗？”他说：“没有。”我说：“没有你就不吃饭，看他管不管。”我假装和他一伙儿，取得他的信任，给他创造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我知道炊事班正在给他做面条，连领导将给他送饭，表示关怀。我想等连领导给他送完饭，给他个台阶下，我再劝他吃饭。

　　副连长给他送饭刚走，我马上过去劝他说：“你现在再不吃饭可没有理由了，连领导已经给你送饭来了，也就是做思想工作了，你再不吃就不对了。”谁知道我是自作聪明，事与愿违，他根本不理我，依旧不吃饭。

　　指导员知道我“支持绝食”这件事后，对我这一举动极度不满，立即找了几个常有病和我接触多的人，说我是混到部队的地主子弟，有反革命言论，已集团化，让他们必须反戈一击，否则就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指导员挑明揭发成分不好的袁佩余就证明划清了界线，将功赎罪，可以把一贯后进的复员鉴定改为先进。

　　我的两位常泡病号的战友常某某和赵某某当年要复员，复员鉴定决定着回乡后的工作安排，关系到今后的生活和前途。可是，他们入伍7年多消极落后的历史已无法改变，想得到个好鉴定，除非突然立个大功，一切缺点就变成了优点。如今，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来了，举报身边的战友是反革命，不就立功了吗？可是，我没有反动事例，他们就歪曲和编造了两条当时认为的“反动言论”，强加到了我头上。

　　于是，在指导员的组织下，一切很快策划就绪。最后我被判了7年徒刑，当上了现行反革命。判决书里说我：“苦钻医术，想成名成家，不突出政治，攻击文化大革命，走向了犯罪道路”。

　　我进了监狱，给我叔叔做手术取子弹头的安排，也就泡汤了。

　　叔叔继续受着伤痛的折磨，不仅如此，我的不幸遭遇，也给叔叔带来了沉重打击。叔叔为我奔波、上火，又无能为力。在我进监狱蹲到第三年时，我二哥写信告诉我，叔叔因急火入脑，造成颅干出血，去世了。在收集他的骨灰时，发现里面还有一颗子弹头。

四

   1979年，党中央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还了我清白。当时已出狱4年的我恢复了军籍，连同家庭成分一起获得了彻底平反。部队首长像接待英雄似的把我接回军营。

　　1981年初，我入伍后第三次回家探亲。火车到达吉林市，我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叔叔家，又看到了曾经住过的那幢旧房子，脑海里涌现的全是叔叔的音容笑貌、历历往事……

　　这个一室半的平房显得更矮小了，屋内还是那个砖火炕，红砖地面比以前更显得潮湿。屋地的一角是那台旧缝纫机，过去婶子下班回来就开始缝补衣服，9口人的大家庭，都穿新的谁家也穿不起。那时婶子的缝纫机就在炕头，我和弟弟妹妹们挤在一铺炕上睡觉，每晚哒哒哒的缝纫机声一直响到半夜，像一支催眠曲，把我们这帮孩子送入梦乡。

　　墙壁颜色灰白深浅不一，潮湿、霉变绘制的图案，如同天上的乱云，似画不成画，似花不是花。唯有正面墙上挂着的那个相框没有变化。相框的中间是我1966年春回来探亲时照的那张全家福。记得叔叔当时提出来照全家福是因为他看到我佩戴在胸前的两枚徽章而格外高兴。

　　房头的棚子里除了一些破凳子，还有那辆叔叔骑了20多年的自行车，它已经破烂得肢体不全，成了文物。那还是1966年我休假结束回部队前，叔叔推着这辆自行车送我，爷儿俩一边走一边唠，结果耽误了时间。怕赶不上火车，我要骑车驮叔叔走，可这辆旧车弱不禁风，招架不了。叔叔让我赶紧自己骑车往车站跑，说把车放在自行车堆里就行了。我当时还怕把车弄丢了，看来的确没丢，因为小偷嫌太旧。

　　这次我回来，只有二弟弟一个人在家。他告诉我：“爸爸在后期伤痛部位特别难挨，迫切盼望能手术。他每天撕掉一张日历，就要念叨一句‘我大侄儿就快回来了。’”我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我似乎看见了叔叔那引颈而望的身影，看见了叔叔那望眼欲穿的目光……

　　现在叔叔早已撒手人寰，常住天堂了，走时家境贫困，生活捉襟见肘，没有留下什么遗产，除了身上穿的那套旧军装外，就是身体里那颗还没有取出的子弹头。

　　我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叔叔的骨灰盒送回山东老家，入土为安。那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他与哥哥及战友们南征北战的出发地。

　　那时，我也是20年军龄的老战士了。我身着整洁的戎装，向这位革命前辈、我敬爱的叔叔，敬了一个沉重的军礼，双手从叔叔的儿子———我小弟弟手里接过骨灰盒，悲恸哭泣，泪雨滂沱……

　　我敬爱的叔叔，不孝侄儿对不住你！这么些年里，我都没有取出日本鬼子射到您体内的那颗子弹头，使您多受了不少苦，多遭了不少罪。叔叔，侄儿每想到这件事就追悔莫及，好像那颗子弹又射进了我的心脏一样。

袁佩余

母亲一辈子没怎么出过家门，最远的一次是1984年带着大孙子去北京看望正在出差的爸爸，并看望在那里学习的二哥。这是当时妈妈爸爸二哥大侄在天坛的留影

我的近照

    这篇文字是我发自内心的真实流露，我确确实实地感到对妈妈有很多愧疚。特别是妈妈生病后，我对妈妈的身体没有认真的关注，也没有给予全面的检查，以至遭遇了妈妈被误诊至死的结果，我的心里非常悔恨。

一辈子辛苦忙碌只为儿女

　　妈妈在我脑海里的印象，一边是整日忙碌的身影，一边是嘴角上慈爱的笑容。

　　我们家里当初是几口人呢？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年迈的祖父母有时也在家中住，所以家里最多时达9口人。挣多少钱呢？只有爸爸一个人一个月52.50元的工资，哪够花啊！我记事时就记得，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操持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待爸爸上班、哥哥们上学了，收拾完碗筷，妈妈就烧猪食喂猪、喂鸡鸭，再有点儿空，就洗衣服、做针线活儿，再有就是在家中的前园子侍弄地、种菜。我再大点儿，妈妈脱手了，就一日不落地到爸爸公司的家属厂去上班了，做零工、打铁、在车间“梳麻”（纺制麻绳之类的工作），还有就是经常去火车站干装卸火车的活儿。那时，临时工工资有日工1.32元、1.57元的，最重的体力活儿是1.86元，妈妈从不挑1.32元的轻活儿干，而是经常干1.86元的重体力活儿，就是为了多挣几个钱。后来，我们几个兄弟长大了，在一起算小时候家庭的收入账，二哥说：“总的看，妈不比爸少挣。”这些我们大家都同意。

　　想起妈妈，首先想起的是妈妈的摊床。1979年底，我当兵离开了家乡，这时正赶上改革开放，妈妈做起了第一批个体户，推手推车出起了摊床。这时，妈妈已经52岁了，但谁曾想这一出就是十几年。从家中到市场那是一段怎样的道路啊！有3里地长，中间要经过北干沟河一个大上坡、一个大下坡，河间的破桥有一段时间是被水冲坏了的，得拉车涉水过。而那大上坡有多长呢？有近200米长，手推车摊床上的货有多重？上千斤重。不要说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拉，就是一个小伙子拉，也得费很大劲。可日常中，都是妈妈一人或同爸爸一起来拉。东北的冬天有多冷？最低温度要零下30摄氏度啊！夏天呢，三伏时中午的太阳又一点儿不比南方差。出摊床一走出家门就是早八晚五，在外边一站就是10来个小时啊！可是，冬天哪怕它天寒地冻，夏天哪管它骄阳似火，妈妈几乎一天不落，风雨不误。

　　这种情形在我年幼的女儿心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一天，天下着大雪，刚会说话的女儿高兴地围着奶奶说：“哈，下雪了，奶奶不能出床子了！”当时，妈妈却叹口气说：“唉，下雪了，奶奶不能出床子了！”同样的语境，却是不一样的心态。这件事铭刻在了女儿幼小的心灵里，直到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忆并描述出来。

　　妈妈出摊床，在1981年就挣钱给家里买了洗衣机、电视机，又先后为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结婚、出嫁准备好了财物，办得风风光光。到了1990年，从摆摊的露天大市场，又搬进了商场里，由出摊床变成租柜台。直到妈妈临去世的七八天前，还在出摊床。

两件大喜事，让妈妈悲欣交集

　　应该说，妈妈的身体一直都是非常好的，从我记事开始，就从没住过医院。妈妈开始有毛病是在1986年———她59岁的时候。当时是胆囊炎急性发作，家里给拉到了长春，在吉大一院做了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但在做手术化验的时候，才知道妈妈还得了糖尿病。

　　我当时对糖尿病的相关知识比较欠缺，也不知道怎么治疗。听说这种病打胰岛素非常管用，但是又听说打胰岛素是终身的，能不打就不打。而且妈妈虽然有糖尿病，但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天天能出床子，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也就没有重视。

　　现在看来，这就给妈妈留下了最根本的隐患。从1986年发现妈妈有糖尿病，到她1991年因肠梗阻去世，一共有5年时间。在这么长时间时，我作为子女，应该增加这方面的医疗知识，起码应该了解糖尿病是个什么病，平时怎么做好日常护理，可我却从未在这方面下功夫，也没有领妈妈去医院检查一下。妈妈病危时，给妈妈诊病的医生曾说过，妈妈的肠梗阻与糖尿病有一定关系。糖尿病虽然很少会引起肠梗阻，但少数肠梗阻的患者，可能是由于糖尿病引起的植物性神经病变，影响了肠道平滑肌的蠕动，导致肠梗阻。

　　说起来，我只给妈妈买过一次药，那还是在妈妈去世前的几个月。我给妈妈买过一瓶颗粒状的中药，是治疗糖尿病的，但这时已经太晚了，妈妈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去世了。在妈妈去世之后，我还看见这瓶药放在爸妈家里的桌子上，我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名状啊！

　　说起来，妈妈的病还与我们家的两件喜事有关。

　　话说到了1991年的7月份，天不停地下雨，下得天昏地暗。就在妈妈临走前的一周左右，我们家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了两件喜事。一是在长春应化所工作的二哥经参加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生考试，考取了英国政府的全额奖学金，要前往英国留学读博士。当时我二哥去英国留学的通知、机票都下来了；二就是我，我当时在磐石县法院工作，经省法院选拔，要去长春交流工作，若是干好了，就有希望调到省法院工作。

　　这两件事对我、对我二哥、对我们全家来说都是石破天惊的好事，可谓双喜临门。我们家是普通人家，爸爸是工人，妈妈是家庭妇女，两个孩子能出人头地，家里人都喜形于色，却不知这对于我妈妈来说意味着什么。谁能想象在妈妈心中是什么滋味呢？一生所钟爱并为之付出一切的孩子，会离开她的身边，有没有一股急火？当时妈妈吃不下饭，有两天没大便。

　　可惜，当时我没有猜出妈妈的心思。那时，妈妈的糖尿病已经很重，虽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明显症状，但其实病毒已经侵蚀了她的肾脏、她的眼睛。妈妈患糖尿病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由于外表好好的，一直没有为家人、为孩子们所重视与精心地去呵护。可悲的是，这些是我年过半百之后才思虑清楚的。

　　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因为担心孩子再难早上瞅晚上看，因为担心自己的病灶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妈妈上火了，上了大火。就在二哥探亲回家离开县城的那个早晨，我记得那天是7月19日，天下着瓢泼大雨。我在火车站站台上送走了二哥之后，爸爸悄声对我说：“快回家看看你妈，你妈病了！”

　　我火速回到家，看见妈妈在炕上蜷缩着，看见我，眼睛勉强地睁开，我就连忙找个“倒骑驴”送妈妈去县医院。啊，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为自己的无知和缺乏经验而自责、为缺乏立即上长春看病的决断力而忏悔。上医院怎么就不能给妈妈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呢？最起码也得给妈妈做一个B超查一下啊！可我却轻信了找熟人、省钱，直接打起了点滴（输液）。以为打了点滴，就能治百病了，病就会好了！结果，那名事后因为误诊而得了一场大病的医生，4天后才发现妈妈的肠道已经不蠕动了，是患了肠梗阻！而4天中肠梗阻导致上下不通而弥漫的病毒，已经足以使人致命。再往下，再往下什么都来不及了。

妈妈对我这个老儿子格外难舍

　　说起来，妈妈16日那天还上我们家去了一趟，那时我已经结婚出去单过。上世纪90年代初生活不是很富裕，我还得感谢我爱人，她特意做了几个很好的菜，要给妈妈吃一顿好吃的。可妈妈只吃了几口，就说吃不下去，而这是妈妈吃下的人生最后一顿饭。回到自己家中，就再也没有成顿吃过什么饭了，先是肚胀，再后来就是肚子疼痛不已……

　　记得妈妈在我们家吃饭时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老儿子啊，你二哥要上英国了，他要走多远我不惦记啊，他15岁就出去上学，这些年始终在外，他跟你不一样……”妈妈没有往下多说，但我能理解妈妈的心情，她是惦记我，舍不得我。

　　相比较其他几个孩子，妈妈把我养大费了很多劲，吃了很多苦，因此也更加偏爱我。

　　我1960出生时，正好是国家困难时期。我们家当时有9口人，全家就靠我爸爸几十块钱的工资生活，明显是不行的。在我6个多月刚断奶的时候，妈妈就天天背着我到磐石钢铁厂去上班。我先天身体素质不行，那时正好是十一二月，天气非常寒冷，偏偏又得背出去背回来。妈妈说：“你啊，背出去就哭啊，一直哭到地方。”然后，妈妈工作，晚上再给我背回来，我一直都在哭。终于，我得了肺炎，当时都不知道是什么病。我浑身就都软绵绵的，头也抬不起来，气息微弱。当时舅舅上我们家串门，说：“这孩子不行了，扔了得了。”爸爸在屋地来回走，扔不扔他在下决心。可那天晚上妈妈就是不让扔，她始终抱着我不放。

　　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后街卖豆腐的陈豆腐倌儿推着手推车，上面装二板豆腐走街串户来卖。我学着电影《地道战》、《地雷战》的情节，在家中后院堆在障子边的玉米秸秆后边，高喊着“冲啊”，抓起炉灰渣向豆腐倌儿投去。我手臂扬起的瞬间，也知道闯下了祸，跑到离家中很远的地方不敢回家。后来，人是回来了，却不敢进院；进院了，又不敢进屋；进屋了，还是不敢抬眼看妈妈。哪知，妈妈只是瞪了我一眼，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嗔怪的笑意，一句话也没说，就端着碗盆什么的，忙活她的事去了。而且，爸爸回来时，也没有跟爸爸说。后来，我知道，为这事妈妈跟豆腐倌儿一顿道歉，不得不用家中仅有的几斤黄豆兑换了豆腐倌儿被灰尘渣弄脏了的二斤豆腐。

　　1979年8月，我参加高考第三次落榜了，从招生办查完分，往家里走时 每一步都十分沉重，遇到熟人恨不得把头埋在地缝儿里，不愿说话。当我走进家门时，见一家人团坐在一起在吃午饭。饭桌下的炕沿边上，放着一盆过水面条。当时，家人从在广播站当编辑的二嫂那里已经先我一步知道了我落榜的消息。进屋时，爸爸有些责怪地瞪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而妈妈却是乐呵呵地说了一句话：“给我老儿子来碗宽心面！”说着，就拿起碗，满满地给我捞了一碗。妈妈的这碗宽心面，当时我全吃了。

　　后来我当兵了，我妈妈有个惊人的举动，让我至今不忘。那是1979年12月2日，我入伍通知书发了，并于当日在县武装部领回了军装。当时全家人都跟着高兴，屋子里一片喜气。妈妈当天去长春舅舅家串门去了，回来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进屋后见我军装都领回来了，桌子上放着闪光的通知书，转了一圈，上炕了，背靠着窗户边忽然失声痛哭。从我记事开始就没见妈妈这么哭过，那哭声很大很响亮，那眼泪哗哗的就像珍珠似的往下掉，简直就是泪流满面。我当时挺不理解的，我当兵是经全家同意的，一切过程妈妈都知道啊，也是妈妈盼望的好事啊，妈妈怎么会哭成这样呢？我当时就跟妈妈说：“妈，您要是不同意我可以不去啊……”妈妈说：“老儿子啊，你不懂。”我当时确实不懂，我懂的时候都是我妈妈去世以后了。那时我年龄也大了，有些事好想，不经意地就想起这件事来。我从小体弱多病，妈妈生我养我付出了很大的辛劳，突然间看到她老儿子强壮得都能当兵了，能为国家做贡献了，这时候她终于忍不住痛哭流涕，这是悲欣交集的眼泪啊！

　　1981年夏天，我服役期间回家探亲，妈妈的举动也让我记忆犹新。我头一天打了电报，告诉家里第二天早上到。早上４点多钟，我下了火车，要到家的时候，远远就看见妈妈来接我了。妈妈好像是一夜没睡好，显得很憔悴，眼睛直直的，可当看见我，突然就扬起双臂张开怀抱，大步奔过来，紧紧地把我搂在了怀里！如果不是一生把孩子当做宝贝，把全部的爱和精力都投入到家庭之中，你很难理解这是怎样的情怀。

　　妈妈对我难以割舍，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在妈妈身边的日子比较多，除了当兵的时候出去了几年，我一直都没离开过妈妈，即使结婚之后也天天回父母家。帮妈妈干活儿，扒炉灰、和煤、劈柴火，这些活儿固定是我的事。总在一起，感情也深，突然间听到老儿子要到长春工作了，对妈妈来说简直是天大的事，妈妈一方面为我高兴，一方面又难以割舍。

妈妈没有等到天亮去长春

　　说起来，我妈妈自从19日去医院打点滴，20日住院，直到23日住院第四天才通过医生会诊，得知妈妈是患了肠梗阻。没确诊前要打一种通胃肠的针剂，但这种针剂县医院没有，医生让我们自己去县药材公司去问。我去找我在县药材公司当保管员的同学，买来了这种药，拿到县医院赶紧给医生打。

　　没想到，刚打完我妈妈就浑身颤抖，医生就吓得不敢打了，建议我们转院到长春。当时我心里特别的没有主意，在场的爸爸、大哥、妹妹也没有了主意。我们考虑我二哥要出国还没走，怕给他添麻烦，主要是怕他知道信儿后会影响他情绪，就犹豫了，想再等一两天我二哥走了我们再去。另外，就那几天，咱们吉林省的雨特别的多，因为下大雨磐石到长春的公路还被冲断了几段（当时还没有高速）。但是交通也没完全中断，起码火车还能走，而且到吉林市的公路还是通的，可以绕到长春。

　　这一考虑一犹豫就到25日了。当天早上我就看医生值班室的小黑板上标注我妈妈那个床号写的是“危重”，我心里就吃不消了。已经住院好几天了，怎么变成危重了呢？看来明天必须得上长春去治了。我就跟我们磐石法院的领导说了，领导给派了一台小汽车，我跟司机也都定好了，第二天早上走。我妹妹也跟她单位的领导说了，她单位也给派了一台小汽车。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第二天早晨天亮我们就上长春。

　　这时候怎么说呢，我眼泪哗哗的，追悔莫及啊！与此同时，我也给我三哥发电报了，医生已通知“危重”了，那就不是小事了。我三哥在吉林市，那个时候还没有座机和手机。记得我给三哥发的电文是：“十万火急，妈妈病重，速归。”

　　当天晚上还是下大雨，到了夜里8点多的时候，妈妈就感觉很不好，开始打氧气了。后来，医院把他们的内科主任也找来了。她是一个挺有名望的医生，就住在医院的家属宿舍，当时已是半夜12点。主任给妈妈看完之后一声没吭吱，表情沉重。妈妈还说：“主任啊，谢谢你啊，这么晚还把你折腾来。”

　　到26日两三点钟时，天还没亮，爸爸和我们四个孩子（我、大哥、三哥、妹妹）都围在妈妈身边，妈妈已经躺不下了，必须由我们四个孩子轮流抱着。那时妈妈已进入昏迷状态，我们都一句接一句“妈、妈”地大声叫着，她时而又苏醒过来。苏醒时妈妈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呀，我要去的那地方可好了，那才好呢，可你爸拉着我的手不让我去啊！”当时我正好坐在床上抱着她，是我拉着我妈的手。说完这句话妈妈就又昏过去了。

　　妈妈在最后的时候也是我抱着她，当时我就十分的着急，盼着天亮，天亮要赶紧送妈妈去长春。

　　可那黑漆漆的窗户好像永远也不见亮，天，还是特别特别的黑。这时妈妈又苏醒过来，冲着窗户就说了一句话：“天咋还不亮呢？天亮我好上长春。”妈妈说完这句话没有多长时间，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候，年仅64岁的妈妈怀着深深的遗憾和不舍，走完了她劳累忙碌的一生。这是1991年7月26日凌晨3时许。

　　当妈妈被送到太平间时，天，已经亮了，十分的明亮。可是，我的妈妈却没有等到天亮，我再也无法带妈妈去长春了。

　　说到这里，我是难过后悔得浑身直哆嗦啊！说到忏悔，第一就是我上面说到的，“父母在，不远游”。儿女发展了有出息了是要往前闯的，但是父母要怎么安顿、怎么照顾、怎么安慰，这确实得好好考虑，起码要做好父母的思想工作。无论在县城、在省城，还是出国，在哪儿干都不重要，是块料在哪儿都能过得挺好。人生也就吃喝穿用，花不了太多的钱，还是尽量留在父母身边，别让他们紧张上火。第二，要说我没有孝心狼心狗肺那肯定不是，但是就是有孝心也得增强知识啊，起码要有一些医学的常识，比如父母有病不但要张罗给父母看，而且要知道咋看能看好。做子女的不能只从表面看父母都挺好的，啥事不往心里去，到时候真的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第三，就是跟医生沟通的少，分析和决断能力还是差。当时也没想到妈妈会这么重，妈妈要是像第一次得胆囊炎那样发烧，烧得我心里没底，结果就得赶紧走，马上去长春看病。可当时妈妈这个肠梗阻没有发烧，我就忽视了。最后，父母重病住院，千万别不舍得花钱，一定要按程序走，该检查的全都检查到，之后心里好有个谱，该咋治咋治，必须得尽到心尽到力。我要是在妈妈刚发病的时候，就给拍个片做个B超（那时有B超了），而不是为了省钱找熟人看，就不会误诊了……然而现在说一千道一万也没用了，再也救不回妈妈的命。

郭春雨

我们家1959年的全家福。后排右一是我的叔叔，右二是我的父亲，前排左一戴红领巾的小孩是年仅9岁的我，中间坐着的老人是我的爷爷

那个牌位，我不该砸

　　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出生在嫩江边的一个小城的，那时候，这里叫大赉城。我家住在城南的公所胡同（现在叫新明路）。父亲哥儿两个，我叔叔在铁路上班，是小城铁路工务段的总会计师。我们兄弟姐妹7人，我是父亲最小的儿子，而叔叔别说是儿子了，连个姑娘也没有，这让我爷爷很是着急。

　　于是，由爷爷做主，把我们哥儿四个其中的一个过继给叔叔。先从老大送起，然后是老二、老三。三个哥哥年纪都比我大，不愿意去，各有各的招法。老大说：“我是长房长孙，我不能去。”老二淘得没边儿，真正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惹是生非的主儿。老三不时搞点儿小动作，主要是爱搞恶作剧。他们三个都不成了，最后才轮到我。那时候我4岁，根本不懂事，也不知道前面三个哥哥被“遣送”回来的过程，以为一开始送的就是我。于是，我便离开了那兄弟姐妹7人的欢聚日子，开始了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生活。

　　我实在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单单把我送出去，那一定是父亲不喜欢我，不要我了，才把我送人。记得那天他什么也没和我说，只是绷着脸，扯着我的胳膊拖拖拉拉地把我送到叔叔家，疼得我一路上哭哭啼啼。由此，我小小的心灵里便埋下了对父亲怨恨的种子。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爷爷做的主，父亲是不同意的，但他又是个孝顺儿子，爷爷说的话就是命令，他没有不从的。其实，父亲那天拼命拉扯我的样子，也是发泄心中的怨气，是对爷爷的无言抗争。

　　不久，二姐接我回家，我赌气说：“我不回去！”二姐说：“你不想爸爸妈妈吗？是他们叫我接你来的。”我说：“我当然想妈妈了，我还特别喜欢吃妈妈烙的韭菜合子。”二姐说：“那还不快走！回去晚了，韭菜合子可没了。”二姐也知道我得意这口儿，故意激我。于是，怨恨被韭菜合子取代，我迈着小步急匆匆地和她回了家。

　　当我们走进院子的时候，父亲已经等在门口了。父亲见了我，只说了一句话：“小四儿回来了。”就匆匆地出去买韭菜鸡蛋了。回来后，他又和母亲一起拌馅子包韭菜合子，还放了虾仁。怕边儿大不好吃，父亲用小碟子把合子四圈儿的边儿都切了下去，烙好后又用刀切成四牙儿，这才把香味四溢的韭菜合子端上桌。而我，早已等不及了。见我狼吞虎咽地往下吃，父亲又说了一句话：“慢点，别噎着。”然后，就守在旁边慈爱地看着我，见我吃完一牙儿，就给我添上一牙儿。

　　闯关东的后代家家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吧，“文革”前，我的家里常年供奉着祖宗牌位，那上边写着“奶母娘娘芮氏之位”。

　　我大惑不解，我家姓陈，她姓芮，奶母娘娘是谁？芮氏又是谁？我只知道王母娘娘，这怎么又出来了个奶母娘娘？还年年供着她？牌位上为什么没有我们陈氏先祖的名字？我小小的脑袋瓜里常常被这些问题弄得生疼。

　　“文革”破四旧，我觉得我家的那个牌位就是四旧。我就领着一帮同学（当时的红卫兵小将），来到我家中。那天，母亲正在做饭，她见我们个个气势汹汹，就从灶坑前站起身问我：“小四儿，你回来了？”我也不答话，上去就取那个牌位。母亲一把拽住我说：“小四儿，你要干什么？”我挣脱了母亲，理直气壮地说：“破四旧！咱们供着这么个牌位干什么？”母亲听说破四旧，惊慌地说：“那个牌位不是四旧，是我们家的恩人啊！”我说：“怎么不是四旧？咱们姓陈，她姓芮，怎么会是我们家的恩人？”母亲又拉住我说：“小四儿，你不知道，得抽空儿让你爸告诉你……”

　　什么恩人牌位？这分明就是四旧！我不由分说地把那个牌位重重地摔在地上。等父亲赶来时，“奶母娘娘芮氏”已被我们砸得稀巴烂，就差再踏上一只脚了。

　　母亲呆立在一旁，灶坑里的火漫了出来，肆无忌惮地烧着。

　　父亲属于寡言少语的那类人，我从来没看见父亲那么生气，他的脸都气白了，眉毛也竖立起来，气急败坏地朝我挥起手，口里喊着：“你畜生！你造孽！”可那只举起的手却没有朝我落下来，那愤怒的眼神瞬间含满了泪水。

　　他无力地坐在椅子上，哭唧唧地说：“人得知道感恩啊！”

　　奶母娘娘是谁？她对我们有什么大恩大德呢？父亲还至于这样吗？这一直是我心头的一个谜。

　　在一个不经意的晚上，当我的手轻轻触到一本薄薄的小本子，轻轻打开那发黄的、旧旧的，有着深深皱褶的《家谱》时，我才知道了奶母娘娘芮氏的来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简直是犯了“滔天大罪”。

　　原来，600多年前，我的老家在安徽的宣城，我的始祖陈迪在明朝的皇都应天府（今天的南京）给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当礼部尚书。此前，陈迪是朱元璋儿子———太子朱标的老师。朱标英年早逝，陈迪被委以重任，外放云南做布政使。朱元璋死前为孙子朱允炆的政权搭班子，招陈迪为礼部尚书，历史上称顾命大臣。

　　朱允炆的四叔朱棣（明成祖）不服气，发起靖难之役，从今天的北京挥兵南进，讨伐建文朝南京的朱允炆政权。4年之后，把朱允炆推下了皇帝宝座，改朝换代为年号永乐，史称永乐大帝。

　　这可苦了前朝的老臣们，心眼儿活泛一点儿的顺从朱棣也就是了。可陈迪不行，他是礼部尚书，受孔子儒家思想教育多年，是知书达理的人。是朱元璋让他做太子朱标老师的，是朱元璋召他辅佐朱允炆的，他不能背叛恩人高祖老皇帝朱元璋。

　　他始终认为，朱棣此举师出无名，是背祖欺侄，是大逆不道。他当然不能顺从，不但他自己不能顺从，他的家人也不能顺从。他认为大势已去，只有以死谢恩。他还约25人共同赴死，并写下词意悲壮的《五噫歌》：“仰瞻高皇兮，天语如闻兮，北军突然来兮，奈之何？吾甘白刃如饴兮，吾得以上告高皇于泉台兮！”他还写了《绝命之词》：“三受高皇顾命新，河山带砺此丝纶。千秋公论明于日，照彻区区不二心。”

　　他不管身家性命，一心赴死，但朱棣还需要他。方孝孺不肯为朱棣写登基的诏书，被朱棣处死后（朱棣杀了方孝孺一家十族共873人），他还需要陈迪这样的俊才巩固江山社稷。

　　他把陈迪请到金殿上和他套近乎：“我是先帝的儿子，你是先帝的旧臣，如今大势已定，你帮助我吧，我不会亏待你的。”陈迪连正眼都不瞧他一眼，昂头正色道：“我只知道我是高祖皇帝（朱元璋）的顾命大臣，让我辅佐建文皇帝，其他一概不知。”朱棣又说：“如今我侄子已经死了，你又是怎么想的呢？”陈迪凛然道：“既然皇帝已死，我只有以死谢恩。”朱棣说：“当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我也很需要你，你还是跟了我吧。”陈迪破口大骂道：“你个反贼！你个逆子！你连你爹的遗嘱都敢违背，连你爹立的皇位都敢推翻，你还有什么事不敢干！你是个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人，我岂能与你为伍！”古代的文人是最讲究气节的，当时来说，陈迪之举无异于“英雄壮举”。但他万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壮举却为陈家招来灭顶之灾，连他的儿孙也未能幸免。

　　朱棣急了，立刻下令把陈迪的儿子、孙子都抓来。他要耍皇帝的威风，他要让陈迪知道他朱棣的利害了。于是，他把陈迪连同他的六个儿子七个孙子都杀死了。

　　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的心疼痛了，感到彻骨的疼痛。疼痛过后，一种自豪感又油然而生。我为祖宗的大义凛然、我为祖宗的崇高气节、我为祖宗的忠烈正义、我为祖宗的视死如归而感到自豪。南京雨花台有个“木末亭”，里面有与明代陈迪同期死于“靖难”的江南大学士方孝孺墓等。木末亭上面的题字是“木末风高”，其意为“秀出林木，高风亮节”之意，即有称赞历代志士仁人高风亮节之意。我想，这四个字题给我的始祖陈迪也十分妥帖。

　　如此说来，我们陈家不是断了血脉了吗？芮氏的大恩就在这里。

　　原来，陈迪还有一个刚生下5个月的七子叫陈珠，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朱棣一伙北军更不知道。抓捕人的时候，陈迪亲眷都被赐死，亲戚180人被流放云南，是奶妈芮氏冒着生命危险把陈珠从花园的猫道（排水道）偷偷递了出来，隐姓埋名养到8岁。后来又有仇家告发，说陈迪还有个小儿子没死。但8年后，朱棣的政权早已稳固，他再和一个小孩子斗气，不是显得他太小家子气了吗？便故作大方地说了一句：“当时彼此是各尽其心，叫他到登州戍边去吧。”一个8岁的孩子，能打仗吗？能守卫边疆吗？答案是否定的，不过是变相流放罢了。又是芮氏带着我的二世祖陈珠千里迢迢风餐露宿从南京来到蓬莱，自此终身未嫁，悉心照料陈家后人。

　　那可不是现在啊，飞机坐不上有火车，火车坐不上有轮船，实在不行还有汽车。那时候，他们连马车也坐不起啊，他们是用步从南京量到蓬莱的！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行走和生存的，没有人知道他们遭了多大苦，受了多大罪，也没有人知道半路上还有没有人像伤害他们，这一切都无从得知。

　　我遗憾、我震惊、我惶恐、我歉疚，古书戏文中的情节竟然出现在我们家中。这种如诗经《蓼莪》———“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的大恩大德，我报之不及，怎么还做出了如此不恭的举动？我为我的行为懊悔不已。

　　那些天，我非常害怕天黑。一到黑天我睡觉时，恍惚中就有个穿古代服饰的老妇人立在床前瞪视着我，且目光如炬。她什么也不说，就那样瞪视着我，直到我喊叫着吓醒。我唯恐祖宗先人怪罪我，便急于弥补我的过失，亲手做了奶母娘娘的牌位给父亲送过去。父亲不接也不说话，他默默地瞅了我半天才说：“不供了，咱把它供在心上吧。”

　　芮氏病故后，南京和蓬莱的人们为了纪念她，在她住过的巷子口立了一尊玉石雕像，并将这个胡同叫石婆婆巷。现在南京和蓬莱均有石婆婆雕像和石婆婆巷弄，都是纪念奶母娘娘芮氏的，并把她尊称为儿童的守护神。

　　而我们陈家就更加感谢奶母娘娘芮氏了，是她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陈家留下一线血脉，虽然至今我们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扪心自问，我当时确实做了一件错事。父亲，我不该砸了那个牌位的！

那一刻，我不该离去

　　十几年后，我还做过一件无法释怀的愧疚事，也是对我父亲。

　　当时，我已娶妻生子，父亲想看看孩子，我却一直借口孩子太小而没有抱回去给他看。这里有我们住得太远（我在外地工作），感情淡漠和我工作太忙等原因，但潜意识里我还记恨着他当初把我送了人呢，以致他重病了还没有看到我的孩子。但我知道，他是一直想见他的孙子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度很孤独，但他从不对我们说什么，更没有抱怨，他依然那样寡言少语。

　　父亲的病重了，他却不肯去医院，大家凑了些钱给他治病他也不用。大姐说：“还有卖房的钱呢，你就花吧，治病要紧啊！”父亲却摇摇头，有气无力地说：“那钱不能动。”

　　在父亲弥留之际，我来到他的病榻前看他。他已不能大声说话，眼角干干的，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灵动。

　　他瞪着干涩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好像要把我刻在心上。我也望着他，我们就那样对望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坐了一会儿，他的手微微动了一下，口里轻轻吐出两个字，我贴近他才听清他说的是：“走吧。”我诧异地望了望他，见他并没有责怪我的意思才明白，父亲不是在撵我，他是怕耽误了我的工作。

　　那时候，我已经在铁路的一个单位负主要责任了，单位里确实有些事，我看他不像就要走的样子，便匆匆赶回了单位。我走了，但我却感觉到，父亲正瞪大眼睛死死盯着我的背影。他自己一定意识到，他再也看不到我了。

　　盛夏时节，车务段院子里的树上蝉鸣一片，更增添了我心中的烦躁。我望着那树，心想，这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树不全靠了树干的支撑、树根的滋补吗？不然它何以这样繁茂？何以这样葱郁？那我的根呢？我的干呢？

　　我突然觉得，单位里所有的事都不重要了，我得回去陪父亲，这回他再怎么撵我，我也不走了。

　　然而，一切都太迟了。当我领着孩子踉踉跄跄地赶回家时，父亲已经走了。他的孙子在他的灵前哇哇地哭，我跌倒在父亲的灵前，泪水也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我该给他赔罪，我太不懂事了。

　　孩子在哭，而我的心在流泪。我知道，父亲其实是希望我留下来的，他更希望早日见到他的孙子。我匍匐叩拜在地上，好长时间没有爬起来。

　　送走父亲，叔叔把我们兄弟姐妹7人叫到一起，拿出一个报纸包，里面用白纸又包了7个小包。叔叔把它们分别交到我们手上，说：“这是你们的爸爸一生的积蓄，他要我交给你们，留个念想吧。”我们都默默地接过来，原来那是父亲卖房子的钱。他就是在弥留之际，也还惦记着为我们做点什么，给我们留点什么。我打开纸包，里面有700元钱，好像还带着父亲的体温。

　　父亲一生勤勉，连看病都舍不得花的钱，原来是要留给我们的！每个人700元钱，不偏不倚，4900元，这就是他老人家一生的积蓄了。攥着父亲一生的积蓄，我的心在流泪。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想：父亲，您大可不必留钱给我们的，您留给我们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其实，我早已意识到我一直在您无言的慈爱中行走，可是我却没有珍惜您的爱。

陈一丁

   父爱无边。无论我们走了多远、离家多久，无论我们失败或风光得意，总有一双饱含深情的眼睛，始终在默默注视着、追踪着我们。他不会因你一时的荣耀而忘乎所以，他不会因你长久的挫败而沮丧懊恼，他更不会因你的怨恨而心存芥蒂。他只关心你是否平安无恙、是否健康快乐、是否顺利成长。许多年中，我们是否也和陈先生一样，曾为自己对父亲的疏忽大意与冷漠麻木感到过愧疚与自责？

母亲走了，她永远活在我心里，她忙碌的背影总在我眼前挥之不去（资料图片）

一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儿子突然从外地打来电话，哭着和我说他想奶奶了，让我过去看他时一定要带上奶奶的照片。听着儿子在电话里哽咽的声音，我的心里不由得一阵发酸，连忙说，奶奶最疼你，你要好好工作，这也是奶奶最希望的。

　　放下儿子的电话，我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母亲去世时是在春天，如今又一个春天即将来临，瑟瑟的寒风吹拂着大地，把时光带回到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

　　母亲一生生了六个孩子，三女三男，我排行老四。记得那时我们家住在伪满皇宫院里，母亲的单位就在离家不远的市粮油加工厂，每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厂子晾晒粮食，金黄的玉米从厂子一直铺到家门口，又从家门口铺到地质宫广场，景象特别壮观，几乎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道风景。母亲在厂财务科当会计，每到这时母亲都要和工人们一起干活，扛炕席、缝麻袋、用木锨晒粮，母亲样样都抢在头里。晚上回到家，还要做饭洗衣服，照顾一家老小。那个时候，奶奶、姑姑和我们一起过，家里人口多，生活上比较困难。为了节省家庭开支，母亲经常带我们几个孩子到厂里拉稻皮儿，用来烧火做饭，把省下的钱给老人和孩子们买吃的，补贴家里的零用。回想那时候的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母亲是一个充满乐观的人，每次做饭摇风轮的时候，总能听见母亲的歌声。母亲这种生活态度和对困难的无所畏惧，在我童年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经得住人生的各种磨砺，克服一个又一个生活旅途中遇到的困难。

　　我的一生曾两次远离母亲。第一次是在3岁那年的秋天。那是一个备战备荒的年代，母亲生下我们4个孩子之后，又生下了妹妹。父亲在省里上班，工作非常忙，基本顾不上家。母亲承担着全部家务，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生火做饭，待一切都忙活妥当，上班的时间到了。有时来不及吃饭，一手抱着妹妹，一手拉着我上班。母亲单位有个托儿所，开始母亲把我和妹妹都送到托儿所去，可我对母亲却显示出异乎寻常的依恋，说什么也不在托儿所待。母亲无奈，只好将我带到办公室，一边抱着我，一边工作打算盘。一次，母亲实在累了，把我放在身后的床上，我偏不干，母亲急了，打了我几下，又把我抱在怀里哭了起来。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是多么的不懂事啊！打那以后，母亲不再让我到身后的床上去了，一直抱着我工作。母亲实在忙了，我就偎在母亲的身边玩，有几次玩着玩着，靠在母亲的腿上睡着了。母亲终于带不动我了，便决定把我送到乡下的姥姥家。临走的那天，父亲和母亲都去车站送我，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母亲含着眼泪忙把一条用来包妹妹的毛巾被从车窗递给姥姥，说车上凉给我盖上点儿。母亲是个刚强的人，从不落泪，可这次她却哭了。后来我长大参加了工作，姥姥告诉我，当时我在车上哭了一道，可不管怎么哭，手里始终攥着那条毛巾被。我知道那是母亲给我的，怎么能丢呢？现在回头算算，那时的母亲才三十多岁，可在一个孩子的眼里，她却是我们的一切。

　　姥姥家住在磐石县东部山区的一个小镇上，这里属长白山支脉，也是母亲童年时生活学习的地方，山高林密，土地肥沃。小镇上有许多土生土长的孩子，很快我便同这些孩子成了好朋友。我来到姥姥家的第一件乐事，就是赶着毛驴一圈圈地拉磨。毛驴在我的吆喝下不停地围着磨道转，我也因能驾驭毛驴高兴得忘记了想家。山区的野生动物特别多，遇到连续几天下大雪，野鸡、山雀便房前屋后地落。抓野鸡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雪地里撵，撵急了野鸡便一头扎在大雪窝子里，屁股露在外面冲着你，这时你便可稳稳地抓住它。孩子们对抓野鸡不感兴趣，他们把自己家的冰爬犁拿出来，套上狗，然后坐上去，一边喊着一边在雪地上尽情地飞奔。每当这时，伙伴们都开心极了，也有“人仰马翻”的时候。姥爷怕我想家，每到下雪时都要领着我去抓山雀。抓山雀的方法很简单，先在雪地上扫出一块空地，木棒系上一条细细的麻绳，用雪埋起来，直通屋里，当看见山雀落地后，将麻绳轻轻一拉，山雀使被扣到筛子里，这时就可以抓住了。烤山雀是我最爱吃的，做法是将山雀全身糊上黄泥，然后上火烤，待黄泥烧焦后，将泥扒掉，露出鲜肉咬上一口，香极了。

　　在我远离母亲的那几年里，母亲经常给姥姥、姥爷写信，询问我的情况，并叫我听姥姥的话，好好学习。后来母亲又生下了弟弟，就更忙了，但她还是坚持给我写信，并时常寄些钱来。多年后我才知道，母亲当时寄的钱都是她平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终于，1971年秋季即将过去的时候，我又回到母亲身边。可这时的家已不在省城了，一家老小已随父亲走“五七”道路插队到了永吉县口前公社乃子街大队。记得是哥哥去姥姥家接的我，还没等我到家，母亲就开始忙起来，杀鸡、做饭、洗衣服，像迎接贵宾似的迎我回来。当我愣头愣脑地站在母亲跟前时，母亲呆住了，看了我半天，一把将我抱在怀里，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下来。一晃几年不见，我都快赶上母亲高了，母亲心里怎么能不难受？

　　回到母亲身边以后那些年，我深深体会到了母亲独立支撑门户、操持家务、照顾一家老小的难处，所以尽量帮她多做些家务，喂猪、种地、上山打柴火，样样抢着干，直到1977年（那时我们家又搬回省城，）我考入沈阳军区文工团之后，第二次远离了母亲。

　　那个时候，能考上文艺兵比今天出国留学还了不起，我的心里无比喜悦。在即将离别的日子里，我多数和同学、老师在一起，去照相馆照相，去同学家里聚会，很少能想起母亲。或者是在潜意识中，我不敢去想，那滋味是很不好受的，我又何尝不依恋她呢？母亲这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大姐死了，二姐和哥哥下乡当了知青，妹妹和弟弟还在读书，在她的眼里，当时年仅17岁的我是全家唯一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她舍不得我却又不得不放我走……

　　在我离家的前一天，母亲没有上班，她和姑姑一起去了学校，替我向老师们辞行。晚上母亲特意为我包了饺子。那个年月不逢年过节是难得与饺子谋面的，我撑得直打嗝。第二天早上，母亲又煎出油汪汪的一大碗，默默地看着我吃，可我这时却难以下咽了。当离别就在眼前时，却发觉自己的双脚有些沉重。这时倒是母亲眨着眼泪笑了笑，忍了忍心说：“多吃点儿，到部队后别想家。”

　　一晃四年的军营生活结束了，我又回到了家乡———长春。这时的家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二姐结婚生了孩子，哥哥参加了工作，妹妹、弟弟也相继考上了大学。后来，我也结了婚，有了儿子，一家三口虽然出去单过，但仍时常得到母亲的接济。那时我和妻子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过一百多元钱，月月花不到头就光了。我每到发工资前就打怵，情绪低落，这时也就更加想到母亲的不容易。回想从前一大家子人（1972年以后，姥姥、姥爷也被接到了我们家）生活在一起，每到发工资往母亲手里一交，不管数额多少，那心安理得的轻松和能够回报母亲的欣慰，也算人生的一大乐事了。但却不知最作难的还是母亲，上上下下一大家子人，一到吃饭时屋里就像唱了戏，但粮食从来没有不够吃过。此外，从老到小的穿戴，她精针密线地缝缝补补，老老小小才总是单是单、棉是棉。还有，远亲故邻的大事小情，这一切都靠母亲绞尽脑汁维持着。她的头发不到50岁就白了，后背也一年年地变驼。这看似平凡普通的一切，当年我生活在她身边时也并没有怎么看重，有时甚至由于菜里油水太少还掉过脸子。“细水长流”是她的口头禅，然而这一切在我们做子女的眼里，又全是被那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所淹没了，只有到了自己独撑门户的时候，才会从艰难中渐渐领悟她常说的“居家过日子”，并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而是同样充满了哲理和不屈的奋斗精神。

二

   我一向以为，我第一次见到的那个人———我的母亲，会在人生旅途中一直陪伴着我。但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

　　几年前的一天早晨，母亲突然打来电话，在电话里听到我的声音，母亲便大声问：“你和你媳妇到哪儿去了，电话也打不通，妈妈有病要死了，你们还管不管？”我知道母亲说的是气话，我妻子在医院工作，当年我找她潜意识里也是为了家里人看病方便，她也在婚后承担起了照顾全家老小健康的责任。在我心里母亲还是像往常一样，打电话来让我妻子领她到医院检查一下，病也就好了，并没有更多的在意。晚上回母亲家看见母亲躺在床上，说白天她吃什么吐什么，现在已经没事了，让我和妻子回家休息。可我还是坚持让母亲去医院看看。母亲说再说吧，她好多了。我知道母亲是不想让我过多地为她分心，第二天还是让哥哥和妻子把母亲接到医院进行了检查。我由于单位有事，一直忙到中午才想起母亲的事，刚要准备给医院打电话，妻子却把电话打了过来，告诉我有些思想准备，情况可能不太好。我当时听了心里一沉，立刻向医院跑去，为母亲做了身体全面检查，结果显示：“胆囊占位性病变，并已经转移到肝部和十二指肠！”医生会诊结果有两个，一个是将占位性肿块摘除，一个是进行空肠改道，解决吃饭问题。我一下惊呆了，一面安慰母亲说没有什么事，一面带着片子去沈阳某医院找戴教授，为母亲会诊，并准备做切除术。当时，我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之中，我的选择是否正确，关系到母亲的生命啊！回到长春，我再次请几位专家会诊，一部分专家建议将肝、胆、十二指肠病变部分全部切除，另一部分专家的意见则是选择保守治疗，怕母亲下不了手术台。

　　这时的我，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为了尽快摆脱母亲因疾病带来的痛苦，延长她的生命，在同住院医生商量后，我作出了一个至今连我自己也不知对错的决定：打开腹腔看，如果能切除就尽量做切除术，如果不能切除就进行空肠改道。在将母亲推往手术室的时候，母亲静静地躺在车上，我心如刀绞，俯下身去轻轻地吻了一下母亲的脸颊，告诉母亲一定会好的，请她放心。这时的我才深深地感到我为母亲做得太少了，为什么不早一点儿为她检查，早一点儿，再早一点儿……

　　术中医生出来过一次，是为母亲做病理，诊断结果为腺癌，并告诉我癌细胞已经转移。当时我的脑袋嗡的一下，不知如何是好。凡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腺癌是恶性度很高的、病人后期最疼的一种疾病。当母亲从手术室被医护人员推出来的那一刻，看到母亲苍白的脸，我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可这时的母亲精神状态却非常好，醒来的第一句话就问我：“给我切掉了什么？”我安慰她：“该切的都切掉了，妈妈放心吧。”不久母亲出院了，为了能够让母亲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和妻子去商场为母亲重新购买了床和电视，并将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放大装框，挂到她的房间里。为了延续母亲的生命，我又从朋友那里弄来各种药品和保健品。父亲在药书上看到了一种植物叫“料掉子”，对治疗癌症有效果，我就每天坚持让母亲喝。除了为母亲定了医疗方案，还为母亲制定了食谱和健身计划，可是母亲的病情还是一天天在恶化。这期间我去北京开了一次会，回来后母亲便不行了。

　　我给父亲打电话，让他再来看看母亲。父亲来到病房，老泪纵横，他拉着母亲的手说：“你要好好养病，你是咱们家最坚强的人，家里人都需要你啊！”

　　母亲对父亲的爱是无私的，甚至比小说中描写得还令人动容。我听父亲说，母亲当年和父亲认识的时候给父亲写了一百封信，吐露自己的爱慕之情，但是这一百封信母亲从来没有寄出过，自己用一个小手绢包起来一直藏着。一次母亲不小心将信丢失了，让同事拾到拿去交给了组织，这时父亲才知道母亲对他的感情。当时组织问父亲，对母亲有没有那种意思，如果没有就将母亲开除。父亲当时正在和其他的女人谈恋爱，在这种情形下他别无选择，只好答应母亲的婚事。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后来的日子里，母亲为父亲作出了许多牺牲。记得“文革”期间，父亲当什么官我不知道，只记得他和其他一些省里老同志戴着大牌子游街，造反派几次到我们家里抄家，找父亲的罪证。母亲为了保护父亲，怕父亲自杀上吊，天天陪着父亲，为父亲做好吃的。母亲省吃俭用，每顿饭都是吃孩子们剩下的，对付几口就完事了。为了改变父亲的处境，母亲当时参加了厂子里的红二总部工宣队。本来母亲是不想参加的，但为了保护父亲，她依然参加了这个由工人组织起来的造反队伍———保皇派。但母亲毕竟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在为父亲同反对派的争执中，母亲被气得精神失常了，回到家看到我们，便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当时把我们几个孩子都吓傻了。现在想起来，母亲对父亲的爱真是太伟大了。后来母亲又随父亲下乡插队，受了很多苦和累。

　　母亲对孙辈的爱，也同样无私得令人唏嘘。即使母亲在退休之后，也曾多次到外面找工作，给人家打工。当时母亲的压力非常大，因为她的孙子、孙女、外孙女们都渐渐地长大了，母亲是个要脸面的人，每个孩子入托上学时都要给拿些钱。她是想多挣些钱给孩子们，让她的大孙子、二孙子、孙女、小孙子、大外孙女、二外孙女生活学习得更好些，上名牌大学，将来有个出息。在这之前，她老人家省吃俭用已经为每个孩子攒了一万元钱。在母亲病重住院期间，她对自己的疾病却充满了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一定会好起来。在她看来，她的生命不会就此完结，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记得她曾和我说，等她病好了还要继续找工作攒钱，再活10年，一个孩子再给两万……

　　不论在哪里，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母亲都在不停地操劳着，直到她后来实在干不动了。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每天都待在家里，不可能再出去打工了，但她也闲不住，为一家人缝制拖鞋。给大人缝完了，给孩子缝，给孩子缝完了，又给亲朋好友缝，最后她干脆坐在马路边，边缝边卖，然后把钱存起来，给自己的孙辈们！

　　在母亲临走的前两天，正赶上我儿子高考进入最后的阶段。我怕儿子因母亲的病情恶化影响到他的高考，但还是征求了他的意见，是否到医院再看看奶奶。儿子半天没说什么，转身走了。晚上放学，儿子突然出现在奶奶的病房。儿子看到奶奶的那一瞬间，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看到奶奶病成那个样子，儿子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奶奶的脸和肿起的手。为了让奶奶放心，考上一个好大学，儿子抑制住自己的悲痛，和奶奶做最后的告别，然后离开病房，说去学校上晚自习了。儿子在离开病房后，一个人又在医院的院子里走了好几圈，他不忍心离开奶奶。

三

   母亲的辞世使我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之中，心中常有一种空空的感觉。在母亲走后的日子里，我时常想起母亲每天早上打来电话，让我妻子给父亲开药、问我儿子学习怎么样，是否能考上大学……我是多么希望能再接到母亲的电话啊，哪怕是我不想听的内容……

　　在母亲病危期间，她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你总是不愿意接，甚至把电话挂了？”我张了几次嘴都没有回答上来。我知道母亲问这话的意思，她是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才这样问的。说句心里话，此前，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一个爱唠叨又特爱管闲事的人。张家孩子有病了，她去给找医生；王家老人瘫痪了，她又帮着护理……并把这些事都和我说，让我和妻子如何如何帮助他们。每次母亲打电话找我说这类事，我都极不耐烦地说不上几句就把电话挂断了。我非常不理解，每天诸事缠身的母亲，缘何那么热心过度。在我的记忆中，在爱管闲事方面，我对母亲的见解有很多地方是排斥的。这种排斥不仅是源于情绪，而且还来自理性。虽然我那时不愿意说，但我心里明白，自己是反感她的做法的。我会把这种反感稍稍遮掩一下，让其变成不耐烦。

　　母亲在病危期间对我说的这句话，让我心如刀绞，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上午。我悔啊，悔得无地自容，就为了不愿多听一句母亲的唠叨，我竟然深深地刺伤了母亲的心！记得母亲帮衬西家、贴补东家时，看我们不理解，总是跟我们说：“我帮了别人，你们几个孩子遇上什么难事，也会有人像我一样搭把手。”直到这时，我才懂了，母亲不过是用朴素的善念和一生的善行，为儿女积攒起余生的人品和福气。母亲博大的胸怀，无私的爱，再也无从寻找。

　　如今，母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我始终没有忘记母亲病危前对我的责问，每每想起都无法释怀。世上的情感千万种，唯有内疚最吞噬人心，更何况面对的是一个即将辞世的老人，留给我的只有永生永世再也无法弥补的悔恨。

　　母亲，儿子想您！

老李

一只被遗弃的狗

　　“大黄”，是一只狗。它有一身淡黄色皮毛，身长一米五左右，站起来有半米多高，好似外国品种，但非名贵血统。简单说，就是一只被人遗弃后又被我家收养，用来看门的大黄狗。

　　这一切要从我家开超市的时候说起。2006年7月，我高考后，下岗多年的父母承兑了一家社区小型便民超市。这个超市地理位置不错，坐落在小区中心一块空地上，单独的一幢房子，售货面积约50平方米，里面还有三间屋子和一个洗手间，可以住人也可以当库房。我们搬了进去，从此以后这个超市就成了我的家，并且一住就是7年。

　　2008年4月的一天上午，我妈正在看店，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子牵着一条雄性大黄狗来到店里，搭讪道：“阿姨，我是附近学校的大学生，在这小区租房子住，马上毕业了，即将离开这座城市，您能收养这只狗吗？”我妈说：“我家已经收养两只狗了，不能再养了，你再问问别人吧。”这个人什么也没说，买了几个鸡肝便牵着狗离开了。下午，我妈在店门口打扫卫生，发现一只脖子上拴着狗绳的大黄狗正在小区里失魂落魄地跑来跑去，鼻子紧贴着地面不停地嗅着，似乎在寻找它的主人。而这只狗，正是上午那个学生模样的人牵来想让我家收养的狗！

　　几天后，这只大黄狗再次来到我家门口觅食，它已经成为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我妈就把她所知道的关于这只狗的情况跟我爸说了，应该是那天狗主人喂它饱餐了一顿“散伙饭”后，弃它而去。我爸喜欢小动物，也爱养小动物，他当机立断：“这样的话，咱就把它收留了吧。”从此以后，我家又多了一位新成员———大黄，另两位分别是“小黑”和“豆豆”（都是长不大的小狗）。

兢兢业业的“忠诚卫士”

　　在我的特殊训练下，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大黄就成为了看家能手。我爸在售货大厅的地上铺了个棉垫子，这个棉垫子就成了大黄休息的“床”。之所以让大黄值夜，为的就是劳累了一天的家人们可以睡个安稳觉，休息好。大黄可真是一名忠于职守、认真负责的“岗哨”，认真得甚至有点儿过分。每天晚上10点闭店后，只要门口有异常情况，甚至发出一点儿超乎寻常的声响，大黄都会像触电一般从“床”上弹起，第一时间奔到门口，冲着外面“汪汪”大叫，发出警告。由于大黄太过认真，起初确实起了一些反面作用。家人一晚上会数次被大黄的警报声吵醒，我爸起来到门前一看，都不是真正有情况，每每虚惊一场，反倒休息不好。而且，睡在里屋我爸床上的两只小家伙听到外面大黄一叫，它俩也不明就里地在被窝里跟着起哄，屋里顿时狗叫声一片，这样一来搅得家里整夜不得安宁。我和我爸都因此训斥过大黄，告诉它不要草木皆兵，太过紧张，可它似乎根本听不懂，只要晚上靠近我家几米内有一点儿异常声响，它都会第一时间发出警示，始终如一。

　　时间久了，我们会根据大黄发出吼叫的时间长短和激烈程度等特征来判断外面的情况。如果大黄只原地叫几声就偃旗息鼓了，通常是门口有人或车经过。如果大黄冲到门口“汪汪”叫，就是门口有人或车短暂停留。如果大黄冲到门口，激烈地吼叫不止，这个时候肯定是有异常情况了。我爸或我会穿上衣服，来到门口察看，一般都是有人深更半夜买东西或是喝醉酒找不到家或是有其他事情需要帮助。在我们都熟悉了大黄发出警报的规律后，大黄与我们磨合得更好，也不会影响休息了。后来，就连躲在被窝里睡觉的小黑和豆豆也摸出了规律，不是大黄异常剧烈地叫，它俩绝不在温暖的美梦中跟着乱起哄。

　　与大黄相比，这两个小家伙真不知要幸福多少倍。大黄就睡在大厅的水泥地上，寒冷的冬天，大厅没有取暖设施，又是一楼，一天有近一半时间敞着门，而且店门也关不严实，冷风飕飕往屋里钻，室内温度也就在零度上下，地面有多冰凉可想而知。而大黄就趴在一个破了的棉垫子上睡觉，还要值夜班。现在想来，大黄真不容易，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休息，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不容有失的工作态度，得到的报酬仅仅是家里的剩饭剩菜和5毛钱一个的鸡肝。我相信，这种极限工作量是任何一个人都达不到的吧？而且这种状态一直维持了5年。

调皮捣蛋，知错能改

　　大黄也不是没有缺点。由于我当时在读研，住校的时间比较多，父母对它疏于管理，久而久之，它也养成了一些“痞子”习气，偶尔也会调皮捣蛋，犯错误。比如，有时它会站在店门口的路上，冲着一些路过的人，诸如收废品的、醉鬼等给人感觉面相不太好的人“汪汪”叫，虽然不会去咬人，但确实挺惹人烦，也会惊扰到小区其他居民。只要我在家，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追出去，呵斥大黄，用笤帚教训它。可是，这时的大黄已俨然成为一只长期混迹江湖的“老油条”，任凭我站在门口怎样呵斥，它都跟没听见似的，依旧我行我素，不听管束，追着人家乱叫。因为它知道，站在门口的我对它鞭长莫及。我拿着笤帚追赶出去，它见势不妙，立即逃之夭夭，不见踪迹，我也是无计可施。待一会儿风头过了，它又跟“没事人”一样，悄悄溜达回来，企图蒙混过关。我岂是眼里揉沙子的人？抄起笤帚迎头痛击，大黄心里早有防范，闪躲灵敏，撇出去的扫帚也是挨不着它的毫毛。虽然打不到它，但也给了它足够的震慑，只要我在家，它不敢拦路欺人了。

　　后来，我爸在家门口空地上用木头栅栏圈起了一块不到10平方米的空地，养了十几只小鹌鹑。这时，大黄却做起了“黄鼠狼”的勾当，趁家人不注意的时候，轻松地越过栅栏，跳进鹌鹑窝，叼出小鹌鹑，到外面弄死之后就扔掉。一连作案五六起，后来露出“马脚”，东窗事发，我妈发现大黄的罪行，并告诉了我。我决心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家贼”。我假装不知情，暗中观察，待它再次越入栅栏，伺机作案时，我突然从屋里冲到近前，对着大黄就是一脚。这一脚结结实实踢在大黄肋骨上，大黄惨叫一声，夹着尾巴钻入草丛。天黑以后，大黄弯着腰，夹着尾巴，蹑足潜踪，几乎身体贴着地面呈爬行的状态准备进屋。我不解气，关门抄起扫帚就打，还喊着：“让你再祸害人！”大黄无处可逃，只是颤抖着趴在地上，抖作一团，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让人既气愤又心疼。从那以后，大黄明白鹌鹑也是自家财产，家里再没发生过“鹌鹑被咬”事件。

祸不单行，面临转折

　　时间一转眼从2006年来到了2013年，我也从一个刚高考完的高中生成为一名即将毕业的研究生。这时，超市已伴我走过了7年时光。

　　在2012年末至2013年初这段时间，我家可说是祸不单行。先是被工商局检查罚款，后又被规划局责令限期拆除养鹌鹑小栅栏。这期间，奶奶病重，命不久矣。我爸需要经常去照顾奶奶，我也是每周都去看望奶奶，家里的重担更多地落在了我妈一个人肩上。我爸把豆豆放在单位寄养，而单位却意外失火，豆豆在火灾中窒息而死。小黑在我的悉心照料下产下了5只小狗崽。有一天晚上，一只小狗崽意外卡在了家里的暖气管与墙之间的缝隙里。我为了解救小狗崽，掰坏了暖气管，闯了大祸。暖气管年久失修，根部已经腐烂，我这一掰，导致热水外溢，赶忙叫来我爸，我爸用木块堵，哪知漏点越来越大，呈喷泉式喷溅。最后我爸找来泵房的管理人员，停了泵，水才止住。而我家已是汪洋一片，有些货物也被淹了，还好没造成太大损失。从这以后，我妈责令我立即把小狗崽都送人，我也只好忍痛割爱。送走了5只小狗崽后，狗妈妈小黑又得了“狗瘟”。刚把小黑治好，我又得了一场感冒，咳嗽不止，气管有些炎症。

　　那时的我，白天在家写毕业论文，晚上则沉迷于网络。为了逃避父母的干扰，我以“我研究生都要毕业了，在家跟你们摆弄几个破酒瓶子有啥出息”的理由，提出不想干超市的想法；同时也提出，不想在超市那艰苦环境里住了，要搬回我家原先的房子（同一小区里的二楼，之前一直出租，刚好空闲出来）。父母一听我说的也有道理，就简单装修了一下，让我住了进去。结果，我的无知和固执葬送了自己。

　　由于刚装修完不久，窗台等处的油漆还未干透，室内油漆味很大。可我为了晚上上网没人打扰，不顾一切地住了进去，这就好比自己走进了坟墓。由于我正处在感冒未痊愈，气管有炎症的阶段，油漆的剧烈刺激性气味使我难以入眠，仅仅三个晚上，我就已经呼吸困难，不得不去医院急诊就医。大夫一看胸片，确诊为过敏性哮喘。“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从此我就落下了哮喘的病根儿，每犯一次都愈加严重。

　　从医院回来，我又住回了超市。我妈得知我的病情，很是忧心。但我当时还没完全认识到这病的严重性，以为像感冒咳嗽一样，一阵子就过去了。这时已经到了2013年3月，我奶奶走完了84岁的人生，我在超市里完成了标志学业结束的毕业论文，我妈也办完了单位退休手续，要开劳保工资了。这时的我们，都面临着转折和选择。我妈的身体因多年操劳过度出现了一些问题，萌生了不想干的退意。我爸架不住我妈的唠叨，同意将超市外兑。我妈劝说我赶紧把小黑也处理掉，说住楼以后不能再养它们，太脏；而且我还有过敏性哮喘，对我身体不好。在我妈的一再要求下，我也动摇了，同意将小黑送给一个姓谭的邻居。那天我妈抱走小黑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它。

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超市匆匆忙忙就兑出去了，我们一家三口搬进了同一小区的二楼里居住。当然，还带着为我们看了5年家的大黄。大黄知道家里出现了变故，自觉地一次也不回超市了。我爸就在阳台给大黄铺了个垫子，成为它的睡床。大黄活动没以前自由了，再也不能无拘无束、尽情地在草地上奔跑、玩耍。起初，大黄还是习惯性地敏锐警戒，以至于白天有人在楼道里走，它都会“汪汪”发出警报。我只是耐心地拍拍它的头，告诉它不要紧张，咱们的环境变了，不用像以前那样高度警戒了，而且这样会影响到其他邻居的。大黄好像听懂了，以后只在晚上有比较大的声响时，它才发出一点儿轻微的吼叫，音量不大，不会吵到邻居，但足以提示家人。我能感觉到，大黄看到小黑和豆豆都不在了，家也搬了，作为一只曾经被遗弃过的狗，它特别怕再次被遗弃，所以表现得特别乖。

　　2013年4月份，我因着凉突发高烧，直接烧成重度肺炎。正值27岁最强壮年龄的我，虚弱到走路都已晃悠，接连去医院打了半个月点滴，身体才逐渐好转。5月份，大病初愈的我如期参加了学校毕业论文答辩，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圆满毕业。可是，当我兴高采烈拿着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回到家里时，却没有受到大黄一如既往地热烈迎接，家中空无一人，死一般的沉静。仔细一找，大黄不见了，大黄真的不见了！我找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找不到大黄的踪影，连它睡在阳台的垫子也不见了！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我妈才告诉我，她和我大姨把大黄送人了，那人在兴隆山那儿住。我不依不饶，问我妈为啥，我妈说：“你有哮喘病，过敏性的，你大姨说，狗就是过敏源，必须送走。”面对此种说法，任凭我怎么解释———我的病跟狗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妈都不认可。我虽然心里极不愿意，但是一想我妈也是为我好，送走大黄应该也和送走小黑一样，过一段时间就不会那么痛了。所以，我只有默默忍受。

　　但，奇迹发生了。送走大黄一个星期以后的一天早上8点左右，我起床后去门口取报纸，开门的一刹那，我惊呆了，活生生的大黄正蹲在新家的门口，一声不响地等我们开门！我兴奋的感觉无以言表。大黄一跃而起，扑到我的怀里，亲我、舔我。我仔细一看，大黄浑身很脏，一看就是经历了很多风雨磨难，四个脚掌都磨出了血，不知它走了多远的路，经历了多少艰辛危险。它是怎么从100多里以外找回来的？它是什么时候到的家？是夜深人静的深夜抑或黎明，怕打扰我们休息，坐在门口等到天亮？据说，那天我妈和我大姨把大黄塞进车的后备箱，那个人开车拉着大黄就走了。等到了兴隆山农村，那个人一打开后备箱，大黄嗖地窜出来就消失了。算了一下，大黄应该是整整走了7天7夜才找到的家。

　　大黄回来后，我们一家三口都非常兴奋。我郑重地跟我妈说：“再也不能将大黄送走了，我们要一直养着它！”当时我妈不置可否，我也粗心大意了，我想应该不会再有事了。可好景不长，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又发现大黄不见了。我当时就急了，马上给我妈打电话，我说：“你把大黄整哪儿去了？”她说：“让你大姨、大姨夫开车拉德惠去了……”我当时疯了一样给我大姨打电话，我声嘶力竭地吼道：“你要不把大黄给我弄回来，我跟你断绝关系，以后再不登你的家门！”可是，一头是我妈，一头是我大姨，名义上都是为我好，狠话我也说了，我还能怎样？病刚好后不久，我骑着自行车，疯了一样，一路狂奔，一天骑行120余公里，来发泄心中的愤懑。可是那又能怎样？换不回我的大黄了！

　　从此以后，无数个夜里，都会梦到相同的情景，就是大黄在我身边，大黄回来了。可是，大黄再也没有回来。

　　而我，又怎能因此而怨恨我妈？又怎能和我大姨断绝来往？人，总要顾全大局。扪心自问，我有愧，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是我自作自受，自作孽所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引起。如果我不因瞎折腾得了哮喘病，大黄就不会被送走，大黄是因我而遭难。而且，他们两次把大黄送走，我都选择默默承受，我为了保全自己，不顾大黄的死活。再往下想，我曾经下狠手打过大黄，毫不心痛。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

　　善始者众，善终者有几？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养狗，因为太伤心。

　　2017年，我有幸成为一名正式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是在地处山区的县城，但离开长春，离开那个让我伤心伤身的二楼，未尝不是清除记忆、重新做自己的一个好选择。好想忘了这一切，可做了亏心事的我，心里总会很痛很痛。

　　来到县城，曾陪领导下乡检查，当看到有的农民家里的狗所吃食物和所处生存环境之恶劣，甚至在后腿已经被冻残的情况下仍忠诚看家守院的情景，不禁泪湿眼眶……

　　我所能弥补大黄的，唯有更加孝敬父母，珍惜亲人朋友，强健身体，摆正心态，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要以不容有失的工作态度，笃实担当的工作作风，忠诚履行好公职人员职责，积极乐观地工作生活下去。

　　在医院里，经过16天漫长治疗，我的呼吸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即将出院。我希望这次漫长的治疗能够根治我的疾病；我希望这篇对大黄的怀念文字可以治愈我的心伤；我更希望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能平安、快乐。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一只狗和一个人有区别吗？一棵树和一株草有区别吗？一片云和一朵花有区别吗？我觉得没有。一切都是自然的孩子，只是大家面貌不同、性格不同、语言不同而已。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如果不爱，请勿伤害。

朱滟泽

袁佩余大夫正在给病人做B超检查

    我是一名医生。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踏入医疗门槛，至今整整57年了，在风风雨雨、跌宕坎坷中，从未间断过学习医术和从事医疗活动。我今年77岁，早已进入老医生行列，依然在临床一线忙活，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天天与患者打交道。回忆半个多世纪的医疗生涯，酸甜苦辣，滋味多多。

一

   我上的是军医学校。早在1960年我当学生的时候，有一课就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镂骨铭肌。当时我们在203医院实习，为了让学员们认真学习，切实掌握医疗本领，一位临床指导老师走向讲台，无比沉重地讲了一个让人痛彻肺腑的误诊病例。

　　这是个悲惨至极的医疗事故。一位产妇，因为子痫难产，虽然极力抢救但是未见转机，这时产妇闭上了眼睛，意识丧失。脉搏未触到，面色苍白，一时停止了呼吸。这时接产医生惊慌失措，急忙中听诊：产妇和胎儿心音均未听到，生命体征消失！这位已经惊恐慌乱的医生，竟然据此结论“母子均死亡。”就这样，产妇被推进了太平房。第二天早上运尸体时，打开太平房门，发现产妇跪在水泥地上，抱着还连着脐带的婴儿冻成了“冰雕”，身下是一摊冻成冰的血液！产妇的双手已经磨掉了手指尖，太平房的铁门布满了抓挠的血痕。产妇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当即昏倒了过去。接产医生目睹这个悲惨的现场，双手抓着自己的胸部，哭泣着跑到顶楼，愧悔着哭喊道：“我该死！我该死……”她跳楼自尽，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可是，一切都晚了，致命的悲剧已经造成。很显然，这是一起严重的医疗误诊事故，医生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和法律的追究。不过，这位医生已经给自己判了极刑，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悲痛、悔恨和同情。

　　记得老师讲完这个事故时，压低声音，沉重地说：“一次错诊造成产妇、胎儿和医生三条生命的离去，悲惨啊，悲惨！”最后老师提高了嗓门，以无比悲伤、沉重的声音问道：“同学们，当你们走上临床治疗的时候，也会做庸医，也会这样马虎大意吗？！”大家异口同声地噙泪回答：“不会！”

二

    1962年我从军医学校毕业，曾在临床做过内科和外科医生，后来因为在治疗结石病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近40年专门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结石病。

　　1990年11月，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举办的“全国胆道疾病学术会议”上，两个观点的争论曾相当激烈。外科专家们认为，胆囊结石、胆管结石，外科手术是最彻底、最迅速、最好的治疗手段。而许多内科和结石病专科医生、中医专家不同意这个观点，并列举了很多例子，证明保守治疗无副作用、无损伤、疗效高，外科手术会却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和持久伤害。

　　我亲身经历一个病例。有位厂长，是胆囊泥沙性结石，手术摘胆之后引发了肝内外胆管结石。后来又到省级医院手术取石，当省级医院告诉他不能再做手术时，他又到北京去做手术。前后一共做了16次手术，腹腔内外全是瘢痕，脏器功能严重损伤，身体已经极度衰弱。最后，他来我院服用中药维持现状。

　　1996年4月和1998年5月，在美国旧金山、洛杉矶召开的第三届、第四届世界传统医学优秀成果大奖赛中，我的论文和成果获得了国际金奖、国际优秀成果奖。在获奖前辩论时，西方有的外科专家提出了质疑。当他们看到服用我研制的“利胆排导合剂”排石过程的视频———胆囊收缩变小，胆总管括约肌扩张……感到神奇，也认同了中国的中医疗法。

　　我认为，关于胆囊结石是手术治疗还是保守治疗，要根据具体病情、病症、生理解剖功能和结构来决定。如果是团块状胆固醇结石，手术以后复发率并不高，如果症状比较重，也可以手术。但是，胆囊在人体内是一个有用的器官，把它摘除了将影响消化功能。现在研究证明，胆囊也是一个提高免疫功能的器官，摘除胆囊后免疫功能低下，人体各种毛病会经常发生，抵抗力降低，得了病恢复缓慢。

　　胆囊结石的成分和饮食有关，吃肉食比较多的地方，比如大城市，特别是新疆、内蒙古地区，胆固醇结石也相应比较多。我在美国会后义诊时，发现他们的胆固醇结石发病率很高。而我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农村和边远地域，以素食为主，多数都是胆红素结石。以前人民生活困苦，一年到头很少吃到油腻食物，肉食更少见，所以那个时代的肝胆结石基本上都是胆红素结石。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逐渐提高，所患的胆红素结石减少了，胆固醇结石却增高了，以前多发的蛔虫残体结石甚至绝迹了。

　　胆囊泥沙样多发性结石，我不主张手术。无论剖腹摘胆术，还是微创摘胆术，肝内外胆管会再生结石，现在的腔镜保胆手术取不尽，也保不住，术后很短的时间内会再生结石，给身体造成更大的危害。

　　胆囊泥沙性结石，多数都是混合性胆色素为主的结石，来自肝脏的胆汁。胆汁里的胆红素碰到钙离子，就会形成胆红素钙结石。沉淀在肝内胆管，就叫肝内胆管结石，沉淀在胆囊，就叫胆囊结石。胆色素结石、胆固醇结石，这两个病的饮食预防恰恰相反。胆固醇结石需要低脂肪、低蛋白饮食，以素食为主；而胆红素结石，蛋白、脂肪、肉食，需要适当增加。

　　外科医生主张切除胆囊，原因之一是预防胆囊癌。但是，许多专科医生和结石病研究人员以大量事实证明，即使切除了胆囊，结肠癌的发病率也是1%。

　　我治疗过的3万胆结石病例中，服用利胆排导合剂后，确实没发现胆囊癌并发症。但是，胆囊癌毕竟是一个不明原因的恶性肿瘤，不敢说通过利胆排导合剂治疗，就能避免产生胆囊癌。几十年来，我每天都能接诊胆囊结石患者，我的原则是，除了部分胆固醇结石之外，没有特殊情况都不提倡手术治疗，尤其是胆囊泥沙性结石。因为这种结石的手术后果不理想，弊大于利。

三

   胆囊结石患者，都不愿意手术，也往往请医生给拿主意，选择治疗途径和方法。我都是根据具体病情、病程、身体状况，如实地向患者讲明手术的利与弊，以及术后的近期疗效和远期疗效，掰开揉碎地答疑解惑，请患者自己拿主意。虽然如此，百密一疏的情况还是发生在了我身上，也成为我从医至今无法弥补的憾事。

　　2015年5月初，从南京市过来一名叫文仲仲（她家在吉林市）旳患者，女性，56岁。早在2010年，她曾来我院治疗结石病。当时彩超显示，胆囊泥沙性充满型结石。她经常发作疼痛，疼痛严重时伴有恶心呕吐，体温升高。初次来诊时，她就伴有这些症状。

　　那一年里，她多次来我院治疗。她很尊重医护人员，同时，她的所作所为也很受人尊重。比如有一次，结石嵌顿在胆总管，产生剧烈胆绞痛，痛得她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由同事搀扶着来急诊时，正赶上医护人员在吃中午饭。看到这种情况，急诊室医生、护士立即撂下饭筷处理急诊。她却说：“我来的不是时候，你们继续吃饭吧，我先坚持，挺着。”这句话让我们非常感动，都知道胆绞痛是“四大痛”之一，病人很难坚持住，怎么能让她挺着呢？！经过急诊处理很快止痛，又经消炎，排石化石治疗，一个疗程结束，她的胆结石基本排净了。

　　仲仲在留院观察治疗过程中，晚间发作剧烈疼痛，她不出声、不呻吟，怕影响邻床患者休息。白天邻床的患者吃药没有水，她主动端水让病友服药。她住的病房，地面清洁，卫生很好，医院的清扫员说：“文仲仲在这儿住院，我可轻松了。”

　　像每一位治疗好转的患者一样，仲仲很高兴，很满意。患者满意，医生就心情舒畅，治疗效果不理想，患者心情消沉，医生心里也难受。经过巩固治疗，仲仲旳多发胆囊结石全部排除了。她一再表示感谢，医生、护士们却非常感谢她接受治疗，谨遵医嘱的有力配合。通过治疗，双方都产生了美好印象。痊愈之后，她又去南京亲戚家打工了。

　　此后的5年时间，她一直感觉很好，胆囊再也没有疼过。可是，5年后，她感觉右上腹疼痛，并且有逐渐加重趋势。周围的同事们说她颜面有些发黄，她自己怀疑结石病又犯了，遂特意从南京飞回吉林市，来我院复查、治疗。

　　她来到诊室，第一句话就很有礼貌地对我说：“袁大夫，你还认识我吗？我的胆囊结石又犯了，还得麻烦你呀！”说实在的，我真不敢认了，因为她以前的皮肤是粉红色，现在却成了灰黄色，也显得老了，不过说话的声音我能听出来。她以为这次还会像前几次那样很快就能治好，说：“我请了10天假，好了就回南京打工。”

　　我发现她身上的黄疸比较深，怀疑胆囊结石下到胆总管堵塞了，就劝慰她说：“没关系，服药很快就好，不影响你工作。”没想到，当我给她做彩超检查时，竟吃惊地发现她的胆囊里不仅又生了一堆泥沙性结石，竟然还有两个肿瘤，很可能已经转移了！我很惊讶、恐慌，顿时出了一身冷汗，知道这人完了，得了绝症。

　　仲仲是我几十年从医生涯中第一个胆囊结石癌变的患者。我心情很沉重，建议她到中心医院住院进一步检查和治疗。仲仲从我的汗水中意识到她患的可能不是好病，顿时显得心情压抑，不像每次那样，临走时向我寒暄表示感谢。这次检查后，她只说了一句话：“我还想吃结石药。”她希望还是单纯结石病，吃我的结石药就能好，可是希望成了失望。她很失落，静静地、悄悄地拿着我的彩超报告，离开了医院。我很难过，透过窗户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胡同的尽头。

　　2010年仲仲第一次来我院看病时，是否咨询过她的结石病用不用手术，我已无法记得了。但是，根据文献统计，胆囊结石的癌变率为1%，而在我的3万病历中，癌变率等于零。所以，以我的自信和侥幸，是不会建议她手术的，从而，给仲仲造成了致命伤害。如果当时建议她做摘胆手术，5年后仲仲的不幸和灾难可能就避免了。我的悔痛无法补救，只能刻苦学习和钻研医术争取根除癌变率。

　　她住进中心医院，已经是癌症中晚期，恶性病灶广泛转移，即使手术也无济于事。住院近半个月，她就进入病危状态。我去看望她时，她缓缓地睁开眼睛，用那蜡黄的眼球凝视着我，半天没有出声。然后，她吃力地抬起胳膊，握着我的手向我告别。她说：“我没几天活头儿了，我不想死。当年你怎么不让我去做手术呢？”

　　我几十年的医疗生涯，听惯了康复者感谢和赞美的声音，当时听到仲仲的话，犹如天塌地陷，使我坐立不安，无处自容！她的话虽然有气无力，声音很小，然而却像隆隆作响的雷鸣，震慑着我的灵魂，拷问着我作为医生的良心。今后遇到这样的病，我该怎么处理才妥善呢？尽管胆结石的癌变率是1%，但对于这个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幸、倒霉和灾难。

　　仲仲临终前对我说的话，像锥子一样刺进了我心脏，我觉得格外伤痛。看到她病入膏肓，我为自己当初没建议她去做手术而感到万分悔痛。作为医生，我很惭愧，尽管我曾想尽办法，穷其所能，治愈了她的胆结石，但我依然没有办法阻止她胆结石的复发，更无法阻止癌症的脚步。面对仲仲弥留之际对我的质问，我轻轻地对她说了声“抱歉”。我的这声“抱歉”，在仲仲的生命面前，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

　　如今，仲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快4年了。作为医生，我也要谢谢仲仲，可敬的患者！她让我更深刻地理解疾病、理解生活、理解生命。在与病魔斗争的道路上，我与她曾携手前行。

袁佩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