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我的一封回信,严重地伤害了父母的心

 对父母的恩情是说不完的,也是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的。今天我说出往事,就是借此向父母表示感谢。 ———作者


1957年,作者(右二)与汽车厂基建处同志合影

作者近照


    我今年88岁了,已到人生暮年。我常常想,父母亲对我意味着什么?他们是一座山,常挡住我的视线,为了自己方便,我时常想绕道而过。等到这山塌了,我才突然明白,他们挡住的是被我们称为终点的那个东西,从此我的前面也就一眼望到头了。

母亲连生七女,生一个哭一次

  我的父母都是江苏省盐城县义丰乡人。母亲没念过书,但她心灵手巧,能在青布上用白丝线绘制出荷花莲子图案的大围裙,四个角上绣着如意。其工艺别具一格,美丽生动,无人不夸。

  父亲出生在王家舍,此舍无外姓,都是王氏宗祠的后代。它紧挨着蟒蛇河,东岸大堤风光极美。父母结婚时,父亲是教师,祖父又给了他不少田,小日子过得挺红火。

  在旧社会的农村里,拥有田产是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好条件。所以,生儿子也成了母亲的心愿。

  可是,事与愿违。母亲一共怀了七胎(五胎存活),都是女儿。我是第一胎,母亲虽然哭了,但还能承受。两年后母亲生二妹时,四婶儿也生了,是个男孩,叫王华章。两家大人早就商量好了,要换孩子。王华章抱回来后,特别能哭,母亲怕出事,又换回去了,把二妹抱回来。二妹挺乖,不哭不闹。可是,母亲在哭。

  而后,好心的亲戚策划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送子活动。一天,来了许多人,敲锣打鼓放鞭炮,送来一幅彩图,是七只小麒麟围着一只大麒麟,画面生动可爱。另外还有七个小红灯笼,烛光明亮,都挂在母亲的房间,房间顿时有了特殊的喜气。当时我还小,不解其意,只是很兴奋地盯着那七个小红灯笼看。突然,灯笼的一端起火了,大人立刻从宴席上赶来扑灭,最后只剩下小五个灯笼还在亮。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一幕,至今也忘不了。

  第七胎是五妹。母亲因痴迷儿子太久,生五妹时哭得最伤心,弄得外婆和邻居都来劝她。至此,母亲生育能力结束,想男孩的事成了梦想。现在想来,我们五姐妹和那五个闪亮的小红灯笼,是不是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不得而知。但送子活动纯属迷信,父亲从来都不赞成。五妹出生后,父亲就把那幅麒麟送子画撕下来,扔到灶坑里烧了。当时我正在烧火煮饭,被这场面吓了一跳。母亲也不敢吱声,只是默默流泪。

坚强的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

  1928年我出生在王家舍,当时父亲在离家十多里的秦南镇小学当校长。我7岁时全家随父亲迁到秦南镇居住了,我也在父亲所在的学校上学念书。

  四年以后,也就是1939年,父亲工作变动,调到楼王镇小学当校长,家里只有我一人跟着父亲过去了。

  到了1940年,父亲的工作又变动了,调到沙沟镇小学当校长。此时日本鬼子侵占了沙沟镇,敌机轰炸频繁,时局相当紧张。从此,父亲失业,我失学。此时我12岁。

  为了生活,父亲招了几个学生在家教书,我仍然跟父亲念书。父亲直接授课,对我抓得很紧,从古文到现代文学,都是挑选经典篇章给我念。早上教的古文,下午他就叫我背给他听,我不敢违背。古文不好念,累得我头疼。朱自清的文章好念,读起来顺口,好记也好背。

  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也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母亲因为生的都是女孩,又受封建礼教毒害很深,想儿子都快要痴呆了,常常为此哭泣;而父亲毕竟是知识分子,思想是开明的,对我们五姐妹从不歧视,到了上学年龄就安排学习,特殊情况下亲自授课,非常重视我们的文化教育。妹妹们之所以都能按部就班升学———有南京工大的、有南通医学院的、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学师范的,父亲功不可没。我则是父亲直接授课的“家庭大学生”。如果不是父亲亲自教我,我从12岁就失学,后来肯定不会有能力参加工作的。

  盐城解放后,民主政权建立,父亲又参加了教育工作,还是当小学校长。我不直接上学了,而是在家边劳动边学习。到了1946年,土地改革了,父亲把祖父留给他的田全部交给了政府。那时父亲还在离老家三里地的杨北舍买了30亩田,这是他在民国时期教书时挣钱买的。父亲要求政府给他留下了其中17亩人口田。

  此时的我已经18岁了,农田劳动的活几乎全部压在父亲和我身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8月我到盐城政府机关参加工作、父亲1950年调盐城县专区师范附小当研究室主任、校长为止。

  人走了,这么多的人口田怎么办?想要再种根本不可能。这时,父亲就把王华章安排去替他种田了。王华章在村里也一直以父母的承嗣子身份出现,就是没有正式手续。

  其实,父亲原有他的规划,即留二妹去杨北舍种田,并在那里成家立业。谁知事与愿违,二妹找了个对象是干部、知识分子,人家要求二妹赶快脱离农村去读书。二妹如鱼得水,从此离开家到盐城读师范了。剩下的三个妹妹一个个都那么聪明、要强,都上了大学,成家立业,远走高飞。

 父亲和我商量承嗣子问题

  我是1955年4月随丈夫调到长春一汽工作的。离开父母的那天晚上,父亲赶往我住的旅店看望我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抱起大外孙亲了又亲,眼泪直往下滚;又看看四个月的外孙女,一句话没说。三辈人在默默无声中离别了。父亲的心情是沉重的,他意识到我难以返回团聚。事实正是如此,当时27岁的我带着两个孩子千里迢迢来到了长春一汽,至今61年矣!

  1956年,父亲来信向我提出办承嗣子王华章的手续问题。

  父亲在信中写道:“你们五姐妹都在外地工作、学习,家中的事指望不上你们了。这些人口田无人管理不行,我安排王华章住到杨北舍替我种田,已经五六年了。我不给个合法的承嗣子手续不好,否则也对不起你四叔、四婶儿。这是我早已安排好了的事,给他一个合法手续,好安定人心……不知你意下如何?”

  父亲的这封信,就像炸雷一样冲击着我的脑神经,我简直接受不了。当时我就觉得父亲这是重男轻女,不要我们了,就喜欢他的王华章!当初父亲在家教我念书的时候,也有意培养过王华章,让他来我家念书的。母亲一见他来上课,就眉开眼笑,喜欢得不得了。从那时候起,我的心中就留下了阴影:女儿不是父母的心上人,儿子才是他们的最爱。

  至于其他想法,我没有。那17亩田我才不要呢!我知道种田是苦活儿,女孩难以承受。我所想的就是父亲变心了,他觉得指望不上我们了,要按封建传统制度搞合法的承嗣子手续,让王华章成为父母名正言顺的嫡长子。我越想越气,甚至火冒三丈!回信的时候,什么话够劲儿就回答什么。我写道:“父亲,你若给王华章办承嗣子手续,我就和你脱离父女关系,以后我啥也不管……”

  写完我就用挂号信发出去了。至于父亲看后会怎么想、不办这个手续会产生什么后果,我一概不考虑。

  想当初我们姐妹五人都陆续离开了父母,老人空巢了,日子不好过啊!父亲安排王华章去杨北舍替他种田,这么做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是完全正确的,王华章和父母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父亲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懂得事情应如何安排才算是合理合法,他是经过认真考虑才给我写这封信的。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竟坚决反对,甚至用“脱离父女关系”这样绝情的话来威胁他。

  在家时,我们谁也不敢挑战父亲的权威,甚至听到他的脚步声就规规矩矩的,怕他严厉的家教。然而,针对这个家庭中的大事,我竟然胆大包天,肆无忌惮地顶撞了父亲。后来我经过仔细分析,感到这是我的私心太重所致。我容不得别人加入这个家,这个家的孩子只能是我们五姐妹。什么儿子不儿子的,我根本不管这个。

  父亲知书达理,他有容我的海量。而后父亲来信,对我的称呼变了,称我为“琳儿”。我一看吓一跳,怎么我变成“儿”了呢?他对我下面的几个妹妹也都加了一个“儿”字。我明白了,这是我回信产生的后果,我的过激语言伤了父亲那颗敏感的心。他在后来的信中对他所提之事只字不提了,总是哄着我,叫我好好学习、安心工作、注意身体、把孩子带好……

 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1961年,我因患肝炎长期休假治病,当时极为思念父母,就带着三岁的小儿子由老乡领着同回盐城看望父母。此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因开劳保工资———按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领工资,经济拮据,只带了50元的回程路费。父亲更是困难,向我求援,因为田上急需用款买种子。我就把50元都给了父亲。我住几天就下乡看望孩子的爷爷奶奶了,他们也是一样穷困,我们住了几天赶快走。最后把我的一块怀表送当铺换了50元,买票回长春。

  这样的探亲,令我心情沉重,此情此景终生难忘。我还痴心地想,等我病好了、条件好了再回去看望老人们。可我做梦也没想到,和父亲的这一别,是永别,此生没有再见。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66年,“文革”袭来,全国大乱。老父亲成了“造反派”的重点斗争对象。一时间,昔日的荣誉和辉煌都被“造反派”罗织的“走资派”“黑专家”等“十大罪状”所代替,父亲被关起来,文斗加武斗。所谓“文斗”,就是以一支烟、一碗粥为条件,逼父亲写交代材料。所谓“武斗”,就是运用车轮战术,花样繁多,百般折磨。用拳头打,每次批斗都动拳头。一次打在父亲的嘴巴上,打掉了两颗牙。让父亲弯腰九十度站在滑梯上示众。冬天把父亲关在寒冷通风的仓库里睡觉。就这样,他们利用种种手段,随意对父亲施加人身污辱和迫害,致使父亲内伤吐血,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可怜的老父亲,他桃李满天下,曾代表省市参加“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是教育战线上的有功之臣啊!

  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老父亲得了肺源性心脏病,腿冻伤不能走路,病情逐渐恶化,于1973年5月10日去世。

  老父亲去世前给我写信留下遗言,几乎都是安慰我的话。说他“还好”,叫我“放心”;叮嘱我“丧葬一切从俭,别浪费了,一切要想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央有文件落实政策了,这时我的五妹给我邮来挂号材料,我阅后才知道老父亲受“造反派”迫害的一系列情形。

遵父遗愿,补办承嗣子手续

  1973年5月21日,我接到南京二妹、五妹的加急电,告知:“大姐,等你一起速回盐城附小参加追悼会。”

  我立即请假,可处长不批准,说我是支部委员,不能走,走了开会时会缺人。后来我们科主任又为我请假说情:“王琳章的父亲没男孩,她是大女儿,你就让她回去处理父亲的后事吧……”处长才同意我走。可是一切都晚了,耽误了我和两位妹妹一起回去的最佳时间。我到南京时她们都到盐城了,等我再坐一天汽车到盐城车站时,两位妹妹已带着黑纱在接我。她们说:“大姐,追悼会已经开完了,亲人们都回去了……”

  我到了父母的家,见母亲在床上呆呆地坐着,守着父亲的骨灰盒。我一看到骨灰盒,立即扑上去揭开盖子,一边摸着父亲的骨灰一边痛哭不止、诉说不停。次日,我们三姐妹在校领导的安排下将父亲安葬在指定墓地。送葬者只有我们姐妹三人,五妹抱父亲的骨灰盒,二妹和我随后。这三人的送葬队伍走街上,显得特别凄凉。

  下面的事就是去农村老家看亲戚。老家距盐城60里,我们先坐轮船,然后步行十多里到达老家。王华章知道后,夫妻俩撑着小船来接我们去杨北舍。去杨北舍必须要过一条大河,就是蟒蛇河。就在船上的时候,王华章夫妻提出让我们给他补办承嗣子的手续。王华章对我说:“大姐啊,大爷已经去世了,我们在杨北舍住着,名不正言不顺的……”

  王华章是父亲安排到杨北舍替他种田的,王华章也知道父母早已认他为承嗣子的事,但父亲想办正式手续的想法被我1956年的那封信驳斥了回去。这事除了我和父母,其他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三姐妹立刻翻脸,都“嗷嗷”的啊,一致同意不能给手续,称父亲没交代过此事。本来我们是带着礼品去他家拜访的,可在船上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们就不打算去了。

  过了河,上了岸,见王华章的母亲———我四婶儿靠在墙根儿站着,正愁眉苦脸地瞅着我们。我们只是简单地跟她打了声招呼,也没说上几句话,不冷不热地将一包礼品塞到她手里就转身走了。后来一想起那小老太太的可怜样儿、伤心样儿,我就忍不住难过掉泪。

  这件事一直搁置到1988年,与父亲去世相隔了15年。王华章的弟弟专程来长春一汽,到我家替他哥哥王华章说情。他说:“大哥在杨北舍住了三十多年了,一直替大爷种田,他是舍弃原住址到的杨北舍。现在的局面是,村官说无手续的人要搬走……”

  我听了这个情况,明白事关重大。王华章搬走往哪里去?原住址已被重新按人口划分掉了,再回去已不可能。此时,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动。

  经过严肃认真的思考,深感这事出在我身上,否则父亲早就办妥了,不会有今天的后遗症!“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立即行动,查找父亲留下的所有资料。翻开“自传”,详细阅读,发现里面白纸黑字写着“……我的承嗣子王华章在杨北舍为我种田……”我就立即拍板,把父亲的自传复印六份,并执笔在自传的首页写上:“同意父亲接受王华章为承嗣子。”我代替四位妹妹签上了名字。村政府、乡政府接到此资料,承认了我给的手续,王华章他们全家可以在杨北舍长久地定居了。

  因城建用地,父亲的墓迁了三次,最后我决定按父亲遗嘱,让老人家落叶归根,魂归故里。2007年,盐城附小领导以及原文教界的老领导参加了父亲的迁墓仪式。王华章租车来接附小领导,忙里忙外,尽显承嗣子本分,得到众人的赞扬。

  1988年末,我去南京探望老母亲(她与二妹一家同住)。她老人家笑脸相迎,谈到承嗣子手续的事对我竖起大拇指,非常感动。临别母亲为我送行,竟握着我的双手,连连祝福我“百年长寿、百年长寿”。我强忍离别之情说“过年再来看您”。当时母亲87岁,身体健康,我们五姐妹打算等母亲90岁大寿一起回去为老人家祝寿。谁能想到,母亲于1989年1月21日就病故了。王华章得知消息,立即赶到南京料理母亲的后事。

  我再也看不到老母亲了,可她祝我“百年长寿”这句话总在我耳边回响。这是她老人家的母爱心声,也是对我发自肺腑的感激之言,我永远忘不了,也深感受之有愧。唉!可怜的老母亲,她最喜欢的侄儿王华章的承嗣手续就是我在1988年给的。母亲痴迷儿子几十年,一定等了我好久,盼了我好久,我这个决定帮她实现了有个儿子的愿望。可我怎么这么糊涂呢?这么多年,为什么我就不能早一点懂得母亲的心,早一点帮她实现这个愿望呢?!

  尤其对老父亲,我更是悔不当初。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总是发自肺腑地鼓励我背出的每一篇古文、写出的每一篇现代文。每当我问及他的看法,他总是再三斟酌,推敲言辞,就像面对一个读书的天才。我的每个决定,哪怕是错的,他也会郑重对待,认真考虑我的感受。如果没有他赋予我的这等自信,12岁就失学的我恐怕难以胜任后来的工作。他对我的信任,是单纯地相信,认为我是独一无二、出类拔萃的。这种信心的建立,皆因我是他最器重的长女。自从他知道我对他提出的承嗣子问题表现过激后,他肯定生活在内疚中,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不然他不会突然改口叫我“琳儿”,并把我们姐妹都称“儿”。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爱我们这些女儿。其实,他一直都是相当出色的父亲,他给予我们的爱要远远大于我们给他的。我后悔当初没有遵从他的意愿,同意他让王华章做承嗣子的主张。但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在爱与理解之间,在激烈与极端之间,花去的代价,是我以怨怼与伤害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了。

  如今,父母的承嗣子王华章已86岁高龄,四世同堂,其乐融融。对他,我再也没做过违背父母意愿的事。作为他的大姐,我和妹妹们共同决定,每年春节各邮500元补助费资助他……我就是想让九泉之下的父母放心,绝不会再对他们的承嗣子另眼相看了,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王琳章

留言列表
发表评论
来宾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