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大集体时代,两位包队干部心中的愧悔

 

1972年,刘大辉摄于昔阳县招待所

   他们都是从农村大集体时代走过来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长河里,有无数个故事,但是挥之不去的是那段到农村当包队干部的生活。在这里,一南一北两位作者分别讲述了自己在包队生活中鲜为人知、感受最深、最重要的一段生活经历。在这一段经历里,再现了那个时代风风雨雨磕磕碰碰丰富多彩的真实画面。这里有他们的苦辣,有他们的酸甜,也有他们的痛苦和不安。      ——编者

 

自食其果,我曾打死农民一只鹅

    上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吉林省东丰县小四平乡任团委书记。有一次,我在春季检查保苗护青时,为把一群鸡鸭鹅赶出集体的耕地,扔了一块石头,赶巧打中鹅头,居然把社员家的一只鹅打死了。这件事几十年来一直令我记忆深刻,歉意萦怀。  

 

一口更大的锅

   那是1972年的春季,我19岁了,作为小四平乡的团委书记,包村包队住在这个乡梅河村的第四生产队。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这个梅河村是全县唯一一个保持以全村即生产大队为基本经济核算单位的“样板”。

   当时全县几百个村、几千个生产队,都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分配方式,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上级为了标榜“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坚持让梅河村保留以村即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因此,梅河村这个“大锅饭”比其他村、队的锅更大,也更挫伤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当时梅河村的七个生产队分别劳动,劳动方式与其他村一样,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劳动“大帮哄”,而分配方式却是全村统一核算分配,社员连自己的工分值多少钱也不知道,都由村里核算。

   当时的农村实行工分制,也就是集体劳动评工记分,每个社员每天按照生产队长分派的活,干完了活,到了晚上,记工员按出工时间或按劳动量给每个劳动力一一记工分,最后逐月累计,交由生产队会计核算,家家户户便可按所得的工分进行分配,分粮、分钱。那时同一生产队里的社员工分也不一样,而且不固定,而是以集体评议的方式决定每人每天应得多少工分。评议的依据,主要看每人在劳动中的长期表现和现实劳动量,其次,还要看性别、年龄、劳动能力等方面,最后,生产队长全面衡量,评定下每个社员的工分。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工分评定是那个年代衡量劳动力的劳动标准,对一个家庭、社员来说都十分重要,直接涉及一个家庭的生活状况。评定好了,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评定不好,社员出工不了力。评定工分是关系到养家糊口、衣食饱暖的大事,这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都很难运作,尺度和分寸也很难把握,梅河村却以村为基本核算单位,这种分配方式多劳多收不多得,产生的危害、对社员劳动积极性的挫伤,要比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更严重。

   因此,梅河村各生产队的社员,还有各生产队的队长,都有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怨气,即抱怨自己的生产队“生产一碗荞麦,换回一碗荞麦皮”。这就形成了一个历时十余年,人们已见怪不怪的现象,即开大会时,各级领导干部都气壮如牛地表示:梅河村是“集体经济的高级形式”,梅河村代表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代表了“学大寨”的方向,而散会后听到的却是一片抱怨声,社员不但出工不出力,对集体的经营和财产更不关心。

   春耕播种后,地里的庄稼苗陆续出土。我到各生产队地里发现,凡是社员住宅周围集体耕地里,庄稼苗总是缺苗断条,或成片有草无苗,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无疑,集体田地里,不是庄稼种子被社员家饲养的禽畜吃掉了,就是出苗后庄稼被禽畜祸害了。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村队干部、社员们都已见怪不怪了。  

   毕竟,社员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要生产,要收成,是我们乡干部的重要任务,或基本任务。可是在梅河村,由于实行“以大队为核算单位”,集体田里缺苗断条的情况比其他的村要严重。为了保护生产队的庄稼,我和梅河村的干部分别到各生产队,布置和安排管好各家的家禽,保护集体青苗的任务。

   一天上午,我来到了梅河村二队。这个生产队的队长姓董,绰号叫“董大撸”。听这个绰号吧,就知道这个人干活毛糙。这个绰号是他在土改后分到了土地,自己单干时“荣获”的。一个在自己家干活都毛三草四、粗粗拉拉的人,“荣获”这个绰号也不足为怪。他在集体统一经营时当了生产队长,带领百多号人种集体的地,由大队统一核算,能是个什么毛糙景象,可想而知。我看到这个生产队集体的田里,缺苗断条比别的生产队还严重一些,就立即去队部附近,想找“董大撸”队长研究,一方面要加强对集体青苗的保护;另一方面要准备查苗补种。

 

首发命中

   梅河二队坐落在一条大山沟的中下部,它上面山沟里的山梁上就是梅河三队。二队农户和人口都比较多,从上到下,距离有七八里地。山沟下面平洼地种些水稻田,中部是山坡地,种玉米、高粱、大豆。二队的队部,就建在这条大山沟的中部。我先走进队部的院子,空无一人,却看到队部周围的耕地里有附近社员家饲养的成群的鸡鸭鹅,它们从周围社员家里跑出来,进入集体耕地里,正在自由自在地打食儿。

   我立即驱赶。赶了几块地,也没有人出来帮忙。我顾了东顾不了西,赶出了这块地,它们又跑到另一块地里照吃不误。想找人帮忙,又不知道劳动力具体在哪条沟岔里干活。我轰赶它们的时候,不时有农家的老人、妇女出来观望。见这么赶也没成效,更没有人前来帮忙,我生气了,捡起一块石头,抬手就向被我赶着跑在田里的一群鸡鸭鹅扔了过去。

   小四平乡地处山区,我和乡政府的小伙伴曾几次枪精弹足地进山打猎,多是空手而归。可是这次扔石头打鸡鸭鹅,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准、那么巧,就这一块石头,却正打中一只大鹅的头部。以往,我曾在乡里食堂看到别人杀鸡鸭鹅,有时杀得满身是血,那鸡鸭鹅也不容易杀死。这次我亲自打中的那只鹅,竟一石命中,当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谁曾想,驱赶这些家禽时没人帮忙,一旦打中,马上就有几个农家妇女跑过来,生产队的保管员也出现了,他们都喊着“打着了”“打死了”。

   那个二队60来岁的保管员老汉走到地里,把打死的大鹅提着头拿起来,走向队部。

   虽说那是为了保护集体的青苗,可毕竟打死了社员家里的鹅,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就叫出生产队的保管员,让他领着我去找集体干活的大帮人群,因为队长一般都在那里。在一条山沟找到干活的劳动力人群后,我立刻找到“董大撸”队长,批评他没有管理好社员家的家禽,没有保护好集体耕地里的青苗,让“董大撸”队长立即开会,督促各家管理禽畜,保护青苗。“董大撸”队长立即安排,还准备了一些玉米、高粱种子,提前育上一些苗,准备趁哪天下雨,移苗补栽。  

   “董大撸”虽然带人干活毛糙散乱,但还是很听干部的话,也算负责的人。他的哥哥曾经是解放军,还出国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中美“板门店”谈判驻地的警卫连长,后因娶地主的女儿为妻,被开除了党籍军籍,当时也在队里劳动。我常和“董大撸”的哥哥叙谈战争年月的往事,与他们很是熟悉。“董大撸”队长开会时对保护青苗说了不少狠话,又罚又骂,还安排一组女劳力在稻田附近育玉米苗,准备补栽。

 

自食其果

   按当时各级干部到农村生产队工作一律吃派饭的规矩,这天中午,“董大撸”队长安排我到队部附近一家农户吃派饭。

   在春天这个季节,当地农家粮食、蔬菜都处于青黄不接中。社员生活普遍困难,“糠菜半年粮”,就是许多社员家过的日子。我走山路去一些村、屯,多次见到有些在田间集体劳动的社员,一边劳动,一边吃着上面救济的麦麸掺野菜。这个时候,许多社员家要用山里长出来的野菜充粮。那时,我任乡里团书记一年多了,遵守群众纪律,与社员同甘共苦的观念还是牢固的,对派饭野菜当粮有思想准备。中午时分,我由队部老保管员领着,到派饭的人家吃饭。

   这家人是一对30多岁的夫妻,家中没有老人。在炕上放吃饭的小桌子,先端上来玉米粥、玉米面饼子,还有一小盆山上采来的 “刺老芽”。这野菜是一种带刺灌木打包儿的叶子,吃前用开水焯一下,略带些苦味。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这已是很好的伙食了。

   因为我是乡里青年的头儿,常参加团员、青年的会议,经常寻找总结青年中的好人好事,发展青年入团,青年们多数认识我,关照我,我吃派饭的伙食一般要比其他乡干部的好些。到了山乡水果成熟的季节,我是乡机关里吃水果最多的干部。渐渐地,我对这种乡亲们特别的关爱,已习以为常了。

   尽管如此,接着派饭这家端上的一盆菜,还是让我吃惊不小。端上来的是一小盆炖鹅肉。我们下乡干部有纪律,不能吃肉、蛋,我忙对这家主人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不能吃这鹅肉,有这盆野菜就行了。”

   哪想到,这家主人笑着对我说:“你吃吧。这只鹅今天吃队里的青苗,让你赶上,一石头把它打死了。是它该死,与你有缘,你吃吧。”

   听到这些话,我心里有些难过,是为穷苦、善良的农民。我打死了他家一只鹅,他没有对我仇恨,反而做成菜给我吃。不用说群众纪律,就他这一番话,像针一样扎着我的心,我哪里还能吃得下去?

   我连忙解释:“我不是故意的……本想扔石头把一群鹅赶走,谁知就打中了……”这家主人还是劝我吃,可我没有这个心思。我吃了一块玉米面饼子,喝了一碗玉米粥,没有吃一块鹅肉。交谈中,我得知这家养了十几只鸡、三只鹅,这次被我打死了一只鹅。估计他家也和其他社员家一样,要靠家中的鸡鸭鹅下蛋卖钱,买些灯油、食盐、小孩的文具等。临走,我留下了一元钱,说是给他家小孩买几个本。在他的一再推托、感谢中,我离开了他家。

 

悟了又悟

   那一段时间,我包梅河村(大队)住在与二队隔着一道山梁的第四生产队。我住的“堡垒户”户主,是队里喂牛的饲养员,已60多岁,我称他修大爷。他家大娘早已去世,老人身板硬朗,和蔼慈祥,带着他儿子、儿媳和两个姑娘一起生活。下午,我从二队回到修大爷家。

   修大爷见我有些沉闷,问明了原因后对我说:“二队那个队长‘董大撸’,干活、管事都毛三草四,生产队让他们弄得快成‘大荒片’了。那些社员兴许是有意往生产队地里放青,你打死一只鹅,也好教训教训他们。”修大爷让我不必太介意,说正是鸡鸭鹅下蛋孵雏的季节,说不定哪些人家又孵出多少小鹅,要向生产队的耕地里放青呢!

   然后,修大爷又告诉家中大嫂和老姑娘,晚上杀了一只鸡,加粉条、蘑菇,再焖一锅高粱米饭,为我“压惊”。吃饭时,修大爷又把住在不远处,绰号“老坚决”的一位老社员请来,与我们一起吃饭。

   这位“老坚决”是梅河村一位姓党的老农民,在全乡可是无人不晓。“老坚决”这绰号的来历,承载着他英雄般的奉献与经历,源于他响应党的号召特别坚决,到了“豁出去”的程度。这年已经60多岁的“老坚决”,在解放战争中交过双份的公粮,给解放军前线运过粮草。解放军打锦州时,他随冲锋的部队上前线抬过担架。抗美援朝时,他是出国过江的民工。

   上世纪50年代,党号召合作化,他把自己家在土改中分到的一台大车,还有自己的三匹高头大马,第一个赶进了合作社,入了社。“老坚决”这光荣的绰号,早已传遍了山乡。我当知青在生产队劳动时,就听说过“老坚决”的模范事迹,还与他在乡里一同开过表彰会。  

   “老坚决”满脸皱纹,牙齿都快掉光了,虽然精神还好,可是比我两年前在乡里和他一起开会时背又驼了不少。由于口中没有几颗牙,他已吃不动鸡肉了,我给老人家夹粉条、蘑菇,让他慢慢吃。

   我和修大爷、“老坚决”吃这顿饭,又说起了农家的大鹅、集体的庄稼、生活的艰难……

   目力所及,农民们对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已经不那么热爱和珍惜了。有着勤劳、朴实传统的农民,任由生产队长、大队(村)干部拿多少条“规定”,又惩又罚又吓唬,也不愿出工参加集体劳动,或者出工不出力,因为实在没啥干头儿。  

   生产队主要的“动力”骡、马、牛,许多都是一只眼瞎,或双眼瞎的,多是社员们打的。集体的耕地,不但越种越荒,而且越种越少。播种或铲、趟地时,今年扔半条垅,明年留下一个“荒地格子”,一些小块的沟坡地就慢慢的荒芜了。有些越种越荒、越来越贫瘠的山坡地,又被林场用请大队(村)、生产队干部喝顿酒的代价,派人栽上了树苗,变成了国有林地,谁也不心痛生产队耕地的流失。

   我为自己打死了社员家赖以生活的一只大鹅而深感愧疚,也为社员出工不出力的“大锅饭”分配方式而深感无奈。

   这正是:自从乡村办“大锅”,田间野草比苗多;大夸集体真优越,地不生粮好放鹅。

   时过境迁,物换星移。今天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我悟了又悟,最后想在这里说的是,大集体时代,是我们中华民族一段不容忽视的历史,它有价值,有意义。虽已成过往,但往事应回首,应珍惜,回首和珍惜既是纪念,也是反思,这段历史毕竟是我们民族和国人走过的厚重而艰辛的历程。这段历史虽然永不再来,但为了过好今后的生活,更好地开创未来,做好“中国梦”,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历史,去回忆它,再现它,让它成为一面镜子,一本教材,让后人看看历史、照照如今,让后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各自汲取所需要的养分。

刘大辉

 

糊里糊涂,我曾逼农民拔掉山坡上的南瓜秧

   1976年1月,上山下乡4个月的我,刚满19岁,就被公社调派到农村工作队驻枧潭大队(现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高桥镇枧潭村)代竹山生产队工作。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对农村工作一窍不通的包队干部。

 

进山

   那天,阳光灿烂,春风和煦。生产队的女队长来知青队接我,黎琴、杨素琴、朱吉慈三个朋友送我下队。我们从枧潭商店后边开始翻山,沿途尽是芭茅草,一条小路就在深不见人的芭茅草丛中蛇一样地蜿蜒。在穿过一片低矮的油茶林后,终于见到了零零星星散落在山窝里的人家,那儿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吃过午饭,我目送朋友们越过山头,她们的身影在远山绿丛中渐渐地消失,而我却被抛在陌生的小山村里,一股难以言状的无所适从的孤独感紧紧纠结在心头。“姐姐花——姐姐花——姐姐花”,杜鹃鸟一声声悠长凄凉的啼叫在山窝里回荡,我不由潸然泪下。我被那种从未有过的孤寂包围着,难受极了,这种感受至今记忆犹新,一如昨日。

 

政治学习

   进队的头一晚,生产队政治学习见面会。社员们很是好奇,听说公社派了个知青妹子来管他们,想看看是哪路小神仙。生产队长对我作了简要介绍,招呼大家大事小事都要听我的指挥,尤其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出生产队的地盘一律要跟我请假。一下成了这些百姓父母官的我,不知所措,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我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马上宣布读报纸。这是在公社办培训班时,公社书记教的一招。

   那时候,对“三自一包”的口诛笔伐正如火如荼,“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正是那时候的杰作。

   我不知为什么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连省城来的工作队头头们都搞不大清楚,让我们这些小毛孩子如何去了解?于是,我跟着瞎胡闹,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硬是逼着村民把种在山坡上的南瓜秧全拔了……

  

度春荒  

   那段家家吃不饱饭的苦难岁月,令我刻骨铭心。缺粮,当时是中华大地的通病,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乡里人。春荒,对农民尤其严峻。面对全队70多口人的口粮,有两个月没着落,我急得睡不着,第一次觉得肩上的担子千斤重,这时候我才晓得这个包队干部不是好当的,也很后悔让村民拔掉了南瓜秧。  

   我住在老百姓家,在农户家中轮流搭餐,一天三餐玉米粥,常常饥肠辘辘,还得每天出工,挖荒砍山,种包谷栽红薯。  

   农民的生活真的很艰辛。面对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困无助的父老乡亲,我的心里很难受,深感自己做错了事。如果我不让他们拔掉那片南瓜秧,他们起码还有点儿盼头,于是我决定下山找粮去。

   我跑到公社找高书记耍赖,不给返销粮就不归队,又跑到县城求父亲出面找计委要饲料粮(陈年玉米)。功夫不负有心人,找了5000公斤粮食,我带着20多个劳力雄赳赳地从粮店挑回了赖以生存的粮食。分粮的晒场上过节一样的热闹,望着村民们乐得手舞足蹈的样子,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为这么多人做了一件好事,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和自豪在我心中荡漾,我为不负众望而欣悦。  

   民以食为天,这话一点儿不假。打那以后,村民们对我好极了,小卓长小卓短的叫着,很是亲切,争着接我吃饭(我的饭在村民家中轮流吃)。当时村家中好一点儿的东西就只有鸡蛋而已,我便经常有鸡蛋吃,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山里的农民淳朴得很,你只要为他们做点儿好事,他们就敬重你,视你为神明,而我曾做的逼他们拔掉南瓜秧的坏事,他们似乎不记得了。公家的事也好,私人的事也好,他们都来找我商量。我的调解能力、组织能力,在此得以长足的发展。  

  

大队开会

   那时大队经常要开会,第一次去大队开会的经历让我毛骨悚然。从我们生产队到大队部至少有10里路程,翻山越岭,沿途要经过4里的山路——穿越2里低矮的油茶林、2里没人深的芭茅丛,还要走6里的公路。

   一天,我接到通知要工作队员去大队部开会。到生产队一个多月了还没见过公社干部,我有好多事要请示他们,所以兴高采烈地跑去开会。哪个晓得农村开会晚上9点才到齐,东扯西拉到12点多才散会,我在枧潭和别人分手后就开始翻山往回返。

   冬天的夜漆黑一团,路越走越窄,茅草越来越深,4里山路荒无人烟,身后沙沙作响。我的心一阵阵发紧,身上细汗慢慢沁出。一阵风吹起,草动树摇更加剧了我的恐怖。我想起队长临行前叮咛我说:“小卓,回来时如果害怕就把衣服解开,大声唱歌,我们听到后就来接你。”于是,我情不自禁地颤声大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当穿过油茶林时,只见人形一样的东西在树上晃动,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怕得几乎闭了气,没命地一路狂奔,声嘶力竭地尖叫……  

   寂静的山村被我的尖叫撕破,一直不放心等着我的队长,立马打着火把大声吆喝着出来接我。  

   看见队长,我不禁放声大哭,脸上的泪水和着汗水把头发浸得湿淋淋的,棉衣也被汗水浸透了。这堂课上得我险些吓破了胆,令我终生难忘。  

   第二天,我返回去再看,原来是那油茶树上挂着的野葛藤条在随风飘荡。

   胆子是练出来的。  

  

好姐妹  

   我的住户是这年新任的女队长,三十几岁,初中生,比我稍矮一点儿,不漂亮但身体健壮。她泼辣能干,办事干练,很能吃苦。她丈夫是老高中生,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六四,很是精明,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女队长家庭成员简单,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22岁的小姑子名叫艳儿,没老人。山里人都住木屋,他们把一间新修的木屋让给我和艳儿住。我的饮食起居他们照顾得很周到,而且我和艳儿的文化、年龄差不多,也谈得来,慢慢地我就像是他们家人一样,也不再感到寂寞孤单了。  

   艳儿也是高中生,只大我3岁,身材细长,瓜子脸,有点儿雀斑,斯斯文文的样子。我们朝夕相处,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每当我去公社开会、去知青队或是回县城,她都要在我回来的时候来坡上接我。艳儿相亲了,男方在更大的山里,不通公路,比这儿更穷。艳儿郁郁寡欢,可我却帮不上忙。半年后我招工进了城,她也嫁了过去,自此我们便失去了联系,不知艳儿的生活可好?  

  

找化肥  

   公社让我们推广杂交高粱,并给我们生产队派来了一位山东师傅。据说高寒山区种高粱能高产,可以解决缺粮问题。小苗一天天长大,但跟人一样面黄肌瘦。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个人养猪,公家养猪场的几头猪又带死不拉活的,哪儿有什么粪便?所以,肥料又告急了。

   也许是我心里对逼乡亲们拔掉南瓜秧一事无法释怀,想多多补偿自己的过失吧,我又主动带着生产队长跑去县城缠着父亲要计划。虽然我父亲是生产资料公司经理,但我父亲说了不算,当时的计划是很严的,还要计委主任批条子。当然,我背后有父亲撑腰,计委主任也得给面子了,于是很容易就批到了5吨尿素、5吨碳酸氢铵。  

   那高粱、那包谷、那稻子,上了肥料就一个劲儿地长啊长,田里、地里、坡上,粗壮的禾苗绿油油的,多招人喜爱啊!秋天来了,高粱穗子沉甸甸的、玉米棒子壮壮的、稻子黄灿灿的,一片丰收景象。

   收获是喜悦的。公社书记来了,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立马招集全公社干部、大队长到我们队开现场会,我得了个“小丫头了不起”的表扬词。

   我上山下乡三年,在知青队待的时间不长,但是这一年在枧潭大队代竹山生产队的包队经历让我一辈子受益匪浅。它使我变得坚强、独立、果断、勇敢,为我应对以后艰难的人生路程夯实了基础,更让我懂得了反思己过的重要性。

   我牵挂你们,代竹山的父老乡亲。

   我感谢你们,代竹山的父老乡亲。

   我愧对你们,代竹山的父老乡亲。  

卓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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