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母亲,我不该不愿接您的电话

 每当想起母亲,我都想忍住眼泪,却不知不觉间泪已成行。这是思念的泪,也是悔恨的泪。 ———作者

母亲走了,她永远活在我心里,她忙碌的背影总在我眼前挥之不去(资料图片)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儿子突然从外地打来电话,哭着和我说他想奶奶了,让我过去看他时一定要带上奶奶的照片。听着儿子在电话里哽咽的声音,我的心里不由得一阵发酸,连忙说,奶奶最疼你,你要好好工作,这也是奶奶最希望的。

  放下儿子的电话,我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母亲去世时是在春天,如今又一个春天即将来临,瑟瑟的寒风吹拂着大地,把时光带回到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

  母亲一生生了六个孩子,三女三男,我排行老四。记得那时我们家住在伪满皇宫院里,母亲的单位就在离家不远的市粮油加工厂,每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厂子晾晒粮食,金黄的玉米从厂子一直铺到家门口,又从家门口铺到地质宫广场,景象特别壮观,几乎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道风景。母亲在厂财务科当会计,每到这时母亲都要和工人们一起干活,扛炕席、缝麻袋、用木锨晒粮,母亲样样都抢在头里。晚上回到家,还要做饭洗衣服,照顾一家老小。那个时候,奶奶、姑姑和我们一起过,家里人口多,生活上比较困难。为了节省家庭开支,母亲经常带我们几个孩子到厂里拉稻皮儿,用来烧火做饭,把省下的钱给老人和孩子们买吃的,补贴家里的零用。回想那时候的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母亲是一个充满乐观的人,每次做饭摇风轮的时候,总能听见母亲的歌声。母亲这种生活态度和对困难的无所畏惧,在我童年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经得住人生的各种磨砺,克服一个又一个生活旅途中遇到的困难。

  我的一生曾两次远离母亲。第一次是在3岁那年的秋天。那是一个备战备荒的年代,母亲生下我们4个孩子之后,又生下了妹妹。父亲在省里上班,工作非常忙,基本顾不上家。母亲承担着全部家务,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生火做饭,待一切都忙活妥当,上班的时间到了。有时来不及吃饭,一手抱着妹妹,一手拉着我上班。母亲单位有个托儿所,开始母亲把我和妹妹都送到托儿所去,可我对母亲却显示出异乎寻常的依恋,说什么也不在托儿所待。母亲无奈,只好将我带到办公室,一边抱着我,一边工作打算盘。一次,母亲实在累了,把我放在身后的床上,我偏不干,母亲急了,打了我几下,又把我抱在怀里哭了起来。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是多么的不懂事啊!打那以后,母亲不再让我到身后的床上去了,一直抱着我工作。母亲实在忙了,我就偎在母亲的身边玩,有几次玩着玩着,靠在母亲的腿上睡着了。母亲终于带不动我了,便决定把我送到乡下的姥姥家。临走的那天,父亲和母亲都去车站送我,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母亲含着眼泪忙把一条用来包妹妹的毛巾被从车窗递给姥姥,说车上凉给我盖上点儿。母亲是个刚强的人,从不落泪,可这次她却哭了。后来我长大参加了工作,姥姥告诉我,当时我在车上哭了一道,可不管怎么哭,手里始终攥着那条毛巾被。我知道那是母亲给我的,怎么能丢呢?现在回头算算,那时的母亲才三十多岁,可在一个孩子的眼里,她却是我们的一切。

  姥姥家住在磐石县东部山区的一个小镇上,这里属长白山支脉,也是母亲童年时生活学习的地方,山高林密,土地肥沃。小镇上有许多土生土长的孩子,很快我便同这些孩子成了好朋友。我来到姥姥家的第一件乐事,就是赶着毛驴一圈圈地拉磨。毛驴在我的吆喝下不停地围着磨道转,我也因能驾驭毛驴高兴得忘记了想家。山区的野生动物特别多,遇到连续几天下大雪,野鸡、山雀便房前屋后地落。抓野鸡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雪地里撵,撵急了野鸡便一头扎在大雪窝子里,屁股露在外面冲着你,这时你便可稳稳地抓住它。孩子们对抓野鸡不感兴趣,他们把自己家的冰爬犁拿出来,套上狗,然后坐上去,一边喊着一边在雪地上尽情地飞奔。每当这时,伙伴们都开心极了,也有“人仰马翻”的时候。姥爷怕我想家,每到下雪时都要领着我去抓山雀。抓山雀的方法很简单,先在雪地上扫出一块空地,木棒系上一条细细的麻绳,用雪埋起来,直通屋里,当看见山雀落地后,将麻绳轻轻一拉,山雀使被扣到筛子里,这时就可以抓住了。烤山雀是我最爱吃的,做法是将山雀全身糊上黄泥,然后上火烤,待黄泥烧焦后,将泥扒掉,露出鲜肉咬上一口,香极了。

  在我远离母亲的那几年里,母亲经常给姥姥、姥爷写信,询问我的情况,并叫我听姥姥的话,好好学习。后来母亲又生下了弟弟,就更忙了,但她还是坚持给我写信,并时常寄些钱来。多年后我才知道,母亲当时寄的钱都是她平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终于,1971年秋季即将过去的时候,我又回到母亲身边。可这时的家已不在省城了,一家老小已随父亲走“五七”道路插队到了永吉县口前公社乃子街大队。记得是哥哥去姥姥家接的我,还没等我到家,母亲就开始忙起来,杀鸡、做饭、洗衣服,像迎接贵宾似的迎我回来。当我愣头愣脑地站在母亲跟前时,母亲呆住了,看了我半天,一把将我抱在怀里,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下来。一晃几年不见,我都快赶上母亲高了,母亲心里怎么能不难受?

  回到母亲身边以后那些年,我深深体会到了母亲独立支撑门户、操持家务、照顾一家老小的难处,所以尽量帮她多做些家务,喂猪、种地、上山打柴火,样样抢着干,直到1977年(那时我们家又搬回省城,)我考入沈阳军区文工团之后,第二次远离了母亲。

  那个时候,能考上文艺兵比今天出国留学还了不起,我的心里无比喜悦。在即将离别的日子里,我多数和同学、老师在一起,去照相馆照相,去同学家里聚会,很少能想起母亲。或者是在潜意识中,我不敢去想,那滋味是很不好受的,我又何尝不依恋她呢?母亲这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大姐死了,二姐和哥哥下乡当了知青,妹妹和弟弟还在读书,在她的眼里,当时年仅17岁的我是全家唯一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她舍不得我却又不得不放我走……

  在我离家的前一天,母亲没有上班,她和姑姑一起去了学校,替我向老师们辞行。晚上母亲特意为我包了饺子。那个年月不逢年过节是难得与饺子谋面的,我撑得直打嗝。第二天早上,母亲又煎出油汪汪的一大碗,默默地看着我吃,可我这时却难以下咽了。当离别就在眼前时,却发觉自己的双脚有些沉重。这时倒是母亲眨着眼泪笑了笑,忍了忍心说:“多吃点儿,到部队后别想家。”

  一晃四年的军营生活结束了,我又回到了家乡———长春。这时的家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二姐结婚生了孩子,哥哥参加了工作,妹妹、弟弟也相继考上了大学。后来,我也结了婚,有了儿子,一家三口虽然出去单过,但仍时常得到母亲的接济。那时我和妻子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过一百多元钱,月月花不到头就光了。我每到发工资前就打怵,情绪低落,这时也就更加想到母亲的不容易。回想从前一大家子人(1972年以后,姥姥、姥爷也被接到了我们家)生活在一起,每到发工资往母亲手里一交,不管数额多少,那心安理得的轻松和能够回报母亲的欣慰,也算人生的一大乐事了。但却不知最作难的还是母亲,上上下下一大家子人,一到吃饭时屋里就像唱了戏,但粮食从来没有不够吃过。此外,从老到小的穿戴,她精针密线地缝缝补补,老老小小才总是单是单、棉是棉。还有,远亲故邻的大事小情,这一切都靠母亲绞尽脑汁维持着。她的头发不到50岁就白了,后背也一年年地变驼。这看似平凡普通的一切,当年我生活在她身边时也并没有怎么看重,有时甚至由于菜里油水太少还掉过脸子。“细水长流”是她的口头禅,然而这一切在我们做子女的眼里,又全是被那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所淹没了,只有到了自己独撑门户的时候,才会从艰难中渐渐领悟她常说的“居家过日子”,并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而是同样充满了哲理和不屈的奋斗精神。

 

   我一向以为,我第一次见到的那个人———我的母亲,会在人生旅途中一直陪伴着我。但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

  几年前的一天早晨,母亲突然打来电话,在电话里听到我的声音,母亲便大声问:“你和你媳妇到哪儿去了,电话也打不通,妈妈有病要死了,你们还管不管?”我知道母亲说的是气话,我妻子在医院工作,当年我找她潜意识里也是为了家里人看病方便,她也在婚后承担起了照顾全家老小健康的责任。在我心里母亲还是像往常一样,打电话来让我妻子领她到医院检查一下,病也就好了,并没有更多的在意。晚上回母亲家看见母亲躺在床上,说白天她吃什么吐什么,现在已经没事了,让我和妻子回家休息。可我还是坚持让母亲去医院看看。母亲说再说吧,她好多了。我知道母亲是不想让我过多地为她分心,第二天还是让哥哥和妻子把母亲接到医院进行了检查。我由于单位有事,一直忙到中午才想起母亲的事,刚要准备给医院打电话,妻子却把电话打了过来,告诉我有些思想准备,情况可能不太好。我当时听了心里一沉,立刻向医院跑去,为母亲做了身体全面检查,结果显示:“胆囊占位性病变,并已经转移到肝部和十二指肠!”医生会诊结果有两个,一个是将占位性肿块摘除,一个是进行空肠改道,解决吃饭问题。我一下惊呆了,一面安慰母亲说没有什么事,一面带着片子去沈阳某医院找戴教授,为母亲会诊,并准备做切除术。当时,我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之中,我的选择是否正确,关系到母亲的生命啊!回到长春,我再次请几位专家会诊,一部分专家建议将肝、胆、十二指肠病变部分全部切除,另一部分专家的意见则是选择保守治疗,怕母亲下不了手术台。

  这时的我,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为了尽快摆脱母亲因疾病带来的痛苦,延长她的生命,在同住院医生商量后,我作出了一个至今连我自己也不知对错的决定:打开腹腔看,如果能切除就尽量做切除术,如果不能切除就进行空肠改道。在将母亲推往手术室的时候,母亲静静地躺在车上,我心如刀绞,俯下身去轻轻地吻了一下母亲的脸颊,告诉母亲一定会好的,请她放心。这时的我才深深地感到我为母亲做得太少了,为什么不早一点儿为她检查,早一点儿,再早一点儿……

  术中医生出来过一次,是为母亲做病理,诊断结果为腺癌,并告诉我癌细胞已经转移。当时我的脑袋嗡的一下,不知如何是好。凡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腺癌是恶性度很高的、病人后期最疼的一种疾病。当母亲从手术室被医护人员推出来的那一刻,看到母亲苍白的脸,我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可这时的母亲精神状态却非常好,醒来的第一句话就问我:“给我切掉了什么?”我安慰她:“该切的都切掉了,妈妈放心吧。”不久母亲出院了,为了能够让母亲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和妻子去商场为母亲重新购买了床和电视,并将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放大装框,挂到她的房间里。为了延续母亲的生命,我又从朋友那里弄来各种药品和保健品。父亲在药书上看到了一种植物叫“料掉子”,对治疗癌症有效果,我就每天坚持让母亲喝。除了为母亲定了医疗方案,还为母亲制定了食谱和健身计划,可是母亲的病情还是一天天在恶化。这期间我去北京开了一次会,回来后母亲便不行了。

  我给父亲打电话,让他再来看看母亲。父亲来到病房,老泪纵横,他拉着母亲的手说:“你要好好养病,你是咱们家最坚强的人,家里人都需要你啊!”

  母亲对父亲的爱是无私的,甚至比小说中描写得还令人动容。我听父亲说,母亲当年和父亲认识的时候给父亲写了一百封信,吐露自己的爱慕之情,但是这一百封信母亲从来没有寄出过,自己用一个小手绢包起来一直藏着。一次母亲不小心将信丢失了,让同事拾到拿去交给了组织,这时父亲才知道母亲对他的感情。当时组织问父亲,对母亲有没有那种意思,如果没有就将母亲开除。父亲当时正在和其他的女人谈恋爱,在这种情形下他别无选择,只好答应母亲的婚事。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后来的日子里,母亲为父亲作出了许多牺牲。记得“文革”期间,父亲当什么官我不知道,只记得他和其他一些省里老同志戴着大牌子游街,造反派几次到我们家里抄家,找父亲的罪证。母亲为了保护父亲,怕父亲自杀上吊,天天陪着父亲,为父亲做好吃的。母亲省吃俭用,每顿饭都是吃孩子们剩下的,对付几口就完事了。为了改变父亲的处境,母亲当时参加了厂子里的红二总部工宣队。本来母亲是不想参加的,但为了保护父亲,她依然参加了这个由工人组织起来的造反队伍———保皇派。但母亲毕竟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在为父亲同反对派的争执中,母亲被气得精神失常了,回到家看到我们,便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当时把我们几个孩子都吓傻了。现在想起来,母亲对父亲的爱真是太伟大了。后来母亲又随父亲下乡插队,受了很多苦和累。

  母亲对孙辈的爱,也同样无私得令人唏嘘。即使母亲在退休之后,也曾多次到外面找工作,给人家打工。当时母亲的压力非常大,因为她的孙子、孙女、外孙女们都渐渐地长大了,母亲是个要脸面的人,每个孩子入托上学时都要给拿些钱。她是想多挣些钱给孩子们,让她的大孙子、二孙子、孙女、小孙子、大外孙女、二外孙女生活学习得更好些,上名牌大学,将来有个出息。在这之前,她老人家省吃俭用已经为每个孩子攒了一万元钱。在母亲病重住院期间,她对自己的疾病却充满了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一定会好起来。在她看来,她的生命不会就此完结,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记得她曾和我说,等她病好了还要继续找工作攒钱,再活10年,一个孩子再给两万……

  不论在哪里,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母亲都在不停地操劳着,直到她后来实在干不动了。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每天都待在家里,不可能再出去打工了,但她也闲不住,为一家人缝制拖鞋。给大人缝完了,给孩子缝,给孩子缝完了,又给亲朋好友缝,最后她干脆坐在马路边,边缝边卖,然后把钱存起来,给自己的孙辈们!

  在母亲临走的前两天,正赶上我儿子高考进入最后的阶段。我怕儿子因母亲的病情恶化影响到他的高考,但还是征求了他的意见,是否到医院再看看奶奶。儿子半天没说什么,转身走了。晚上放学,儿子突然出现在奶奶的病房。儿子看到奶奶的那一瞬间,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看到奶奶病成那个样子,儿子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奶奶的脸和肿起的手。为了让奶奶放心,考上一个好大学,儿子抑制住自己的悲痛,和奶奶做最后的告别,然后离开病房,说去学校上晚自习了。儿子在离开病房后,一个人又在医院的院子里走了好几圈,他不忍心离开奶奶。

 

   母亲的辞世使我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之中,心中常有一种空空的感觉。在母亲走后的日子里,我时常想起母亲每天早上打来电话,让我妻子给父亲开药、问我儿子学习怎么样,是否能考上大学……我是多么希望能再接到母亲的电话啊,哪怕是我不想听的内容……

  在母亲病危期间,她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你总是不愿意接,甚至把电话挂了?”我张了几次嘴都没有回答上来。我知道母亲问这话的意思,她是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才这样问的。说句心里话,此前,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一个爱唠叨又特爱管闲事的人。张家孩子有病了,她去给找医生;王家老人瘫痪了,她又帮着护理……并把这些事都和我说,让我和妻子如何如何帮助他们。每次母亲打电话找我说这类事,我都极不耐烦地说不上几句就把电话挂断了。我非常不理解,每天诸事缠身的母亲,缘何那么热心过度。在我的记忆中,在爱管闲事方面,我对母亲的见解有很多地方是排斥的。这种排斥不仅是源于情绪,而且还来自理性。虽然我那时不愿意说,但我心里明白,自己是反感她的做法的。我会把这种反感稍稍遮掩一下,让其变成不耐烦。

  母亲在病危期间对我说的这句话,让我心如刀绞,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上午。我悔啊,悔得无地自容,就为了不愿多听一句母亲的唠叨,我竟然深深地刺伤了母亲的心!记得母亲帮衬西家、贴补东家时,看我们不理解,总是跟我们说:“我帮了别人,你们几个孩子遇上什么难事,也会有人像我一样搭把手。”直到这时,我才懂了,母亲不过是用朴素的善念和一生的善行,为儿女积攒起余生的人品和福气。母亲博大的胸怀,无私的爱,再也无从寻找。

  如今,母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我始终没有忘记母亲病危前对我的责问,每每想起都无法释怀。世上的情感千万种,唯有内疚最吞噬人心,更何况面对的是一个即将辞世的老人,留给我的只有永生永世再也无法弥补的悔恨。

  母亲,儿子想您!

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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