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5年年初，刚满16岁的我和一个大我17岁的已婚男人老李好上了。同年底，我生了一个女孩。这个孩子长得白白胖胖，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她在我的眼里就是个小天使，可爱极了，给我和老李增加了不少快乐。  

   可是，我的爱人、我的孩子并没有得到我娘家人的认可和喜爱，甚至还遭到我父亲的强烈排斥，原因可想而知，我和老李的结合是违背传统道德的。这个事情已经过去70余年了，还得从头说起。  

   我与老李是自由恋爱，开始于1945年初我家从关里搬到吉林省某县之后。

   我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父亲是个商人，很专制，很霸道，对子女管束很严。但在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下，我还有勇气做出忤逆的事，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

   老李不但是个有妇之夫，还有三个孩子。我家从关里搬来后，和他家住东西屋。他看我长得挺漂亮，又是水灵儿的黄花大闺女，就对我产生了爱慕之情。另外，他的老婆外号叫“四毛驴子”，跟他还是亲戚，是姨做婆，性格不好很驴性，所以他也不爱她。于是，他看着我好，我对他也有意，很快我俩就好上了。

   那时他晚上下班总往我家跑。他当时在县城的医院上班，是个行政人员，后来也做买卖了。过去都是炕，炕上有桌，桌上摆着茶水，还有花生、瓜子，他来了就和我父亲坐在炕桌旁喝茶水吃零食唠嗑。他文明，长得也挺英俊，我家刚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邻居又彬彬有礼的，我父亲对他印象挺好。我父亲有两个老婆，我和大哥是大妈生的，两个弟弟和妹妹是小妈生的。小妈是我父亲后娶的，比父亲小20多岁。老李来我家串门时，我妈一般都坐在炕里，我小妈一般都在地下，因为还有我小弟弟要照顾，小妈得管他。我则在里屋，但他和我父亲说的话我都能听到，也爱听，觉得他特别有见识。我家刚搬到县城时家里还有大哥大嫂，一共九口人呢。后来大哥大嫂带着我妈去哈尔滨生活了，这是后话。

   不久，我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小弟弟死了。这与老李的老婆有关。我家和他家不是住东西屋吗，过去那种老式房子，两家中间有一个公用空间，作厨房用，户外门也在厨房开。两家都有一个做饭的锅台，与自家的炕相连。那是个大伏天，可热了，老李的老婆弄那么大一个洗衣盆放在锅台旁，烧了一锅开水，整整倒了一大洗衣盆。倒完水，她就出门去干别的活儿了。我小弟弟当时还不到3岁，他从外面进来，一迈就没迈过去。他能迈过去吗？那么大一个盆啊！他一下子就栽倒在盆里了。

   这孩子一叫，把我小妈吓了一跳。当时我小妈的母亲从外地来家里串门没几天，小妈光顾着和母亲在院子里唠嗑了，没顾得上我小弟弟。这孩子当时还夹本书，对他姥姥说：“姥姥，我先把书放屋，你等着我去给你领花生仁。”伪满的时候，学校学生领花生，他就看见了。他姥姥说：“嗯”。他就往屋里走，然后一叫，坏了！我小妈吓得忙奔过去把孩子捞出来往医院跑。小弟弟在医院活了10天，由于全身烫伤，毒火攻心，死了。

   那时候烫死了就烫死了，老李两口子来家里赔礼道歉，他把他老婆也打了一顿，可是人已经死了，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我妹妹当时6岁，我记得她可恨老李那个老婆了，看见她就狠狠瞪她，要不就“呸”地吐她一口，小孩嘛。

   小弟弟死后不久，我家就搬走了。房东是个有钱的富户，这个房子好，是一溜五大间房子，其中四间在一块儿，住人，房山头那一间是仓库，放柴火、煤。我父亲、小妈、妹妹、大弟弟住前两个屋，我还是住最里面的屋。其实，在我家搬走前，我和老李就已经发生关系了，我怀孕了。

   自从老李的老婆烫死了我小弟弟，老李就不来我家了，我家搬走后他就更不来了。我父亲重男轻女，对姑娘不大关心，加之总在外面，没发现我有什么异样。我的两个妈应该有所察觉，但我不是小妈亲生的，她即使看出什么也不便挑明，我妈没有文化，又窝囊，结果也没人太在意我的变化。我们刚搬到新家时，天还没冷呢，后来天逐渐冷了，我就大肚子了。哎呀，这眼看都快生了，我看瞒不住了，就跑了。

   我跑了，我觉得我两个妈都能知道我是找谁去了。后来，据我妹妹跟我说，我走后不久的一天，我父亲问起了我。过去我父亲出去做生意或打麻将回来，从来不问我的情况，他可能在外面听到风声了。我父亲的脾气很暴躁，一进门，他就直接进里屋了，过去他从不进姑娘的屋。一进屋，见里头没人，他就气呼呼地出来了，声嘶力竭地喊：“大凤呢？！”大凤是我小名。我小妈没敢吱声，这时我妈就说：“跑了！”

   哎呀，我父亲这脾气就跟我这俩妈发，什么“丢人现眼”、“还让不让人活了”、“她在哪儿？我去把她杀了，我去把她砍了，我去把她剁了”……光骂不解气，又跑去厨房找斧子，找不到斧子就拿起菜刀，不顾一切地往屋外闯。

   我两个妈能告诉他我在哪儿吗？我父亲闹了一阵子，就过去了。这下，我父亲也啥都知道了。

   我跑到外面，老李给我租了个房子，他平时总来看我。我生孩子时正好对门是个大夫，他给我接生的。后来吧，我妹妹就成了我的小通讯员了。有时候两个妈也惦记我，另外又知道我啥也没有，我妈和我小妈在我父亲不在家时，就偷着给做小孩的衣服、小孩的被，还有吃的啥的，包个小包，叫我妹妹给我送过来。

   我妹妹知道我住的地方，因为我曾带她来过。我妹妹一要来，我小妈就嘱咐她：“可看着点儿，别碰上你爹！碰上你爹你得想法躲。”我妹妹说：“好。”可有一回我妹妹真碰上我父亲了。她正往我那儿走，就听到我父亲老远儿跟人说话。哎呀，给我妹妹吓得夹着包到处躲。看路旁有个蒿草垛，妹妹就跑到那后边藏起来。听着父亲过去，走远了，妹妹才敢出来。还有一回，因为那年头普通老百姓没有糖吃，老李在医院能弄点儿白糖，我就给我妹妹包一小包白糖，揣她兜里了。那回她回家忘了把这个白糖包掏出来，躺在炕上就睡着了。晚上我父亲和我小妈就给妹妹脱衣服，好睡觉啊。一解开扣，发现兜里有包糖。我父亲一看：“啊!这丫头怎么还有一包糖呢？”把我两个妈吓得够呛，特别紧张，就跟我妹妹对口型，她们担心妹妹说漏了。妹妹睡得迷迷糊糊的，但她是挺精明的小孩，很沉着。她有个小伙伴叫苗文，家里有钱，我父亲知道。我妹妹说：“我去苗文家了，她妈给我的。”我父亲一听，合情合理，这就过去了。后来，我小妈说：“哎呀，给我吓坏了，这丫头还挺灵气的，这谎撒得有多好！”

   这个县城当时就有六道街，我娘家住在头道街，我住在六道街，相距挺远。头道街离车站近，六道街那边都没多少人住了。我妹妹一个6岁的小孩，来我这儿一趟至少得走半个小时才能到，那个时候也没有车。

   转过年来，过了正月，我的孩子已有几个月了，会哄人了。我手巧，什么都会做，给这孩子做的白衣服、白斗篷、花被子什么的都特别漂亮，加上小孩长得好，看着可招人稀罕了。老李就趁着我父亲不在家抱回来给我两个妈看看。一看，我两个妈、我大弟弟、我妹妹都喜欢。有一回老李有事，把这孩子撂那儿了，他说：“我一会儿来取。”这空当我父亲回来了，进屋一看：“啊？谁家的孩子？”我小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他：“你看这小孩好不好？”我父亲不喜欢别人家的孩子，但他一看，不由得夸奖起来：“嗯，这孩子真好！”又说：“这么水灵，男孩还是女孩？”家人都知道我父亲重男轻女，我小妈就说：“儿子，男孩。”我小妈糊弄他，也是为了安抚他。我父亲说：“哎呀，真好！”我父亲又问：“谁家的？”我小妈就笑了：“咱们家的。”我父亲一听，咣当一下把脸撂下来，不吱声了。他明白了，就走开了，去外屋坐着生闷气。

   这时老李回来了，见到我父亲，说：“大叔，大叔你好！”这是我走后他们第一次见面。我父亲没吱声，没搭理他。见此情景，我小妈连忙打圆场：“这孩子一点儿没闹没哭，刚睡醒。”老李说：“哎呀，你看，给你添麻烦了，那我抱她回去吧。”

二

   也是该着，到春天的时候，县城闹了一场传染病，死了很多人。老李的老婆和他的小姑娘还有儿子在几天之内都死了，家里只剩下老李的大姑娘。她叫小让儿，1938年生人，当年8岁。

   一天快中午了，老李领来了一个面黄肌瘦长得不丑不俊的小女孩。我一看到她心里就充满了不快，冷着脸看着他们父女。小女孩倒很机灵，甜甜地朝着我喊了一声：“妈！”她这一声妈让我感到很意外，还很反感，我怒气冲冲地对她说：“我不是你妈，你别喊我！”我指着坐在床上的我的孩子说：“我是她的妈。”老李站在一旁，似笑非笑地对他女儿说：“你叫大姑。”小女孩愕然地看看他，又看看我，怯生生地对我说：“大姑，你好。”  

   这孩子就这样走进了我的家。她很机灵会看眼色，每天给我看孩子，对这个同父异母的小妹妹十分爱护，很耐心地哄着她玩。说来也奇怪，这个年仅8岁的孩子，竟然会干很多活，眼里总有活，扫地、洗衣服、劈柈子、掏煤灰、生炉子、做饭……自从她来了我早晨不起来做饭，都是她做好了我才起来。但我是半拉眼角也看不上这个孩子，和她说话从来都没个好声气。  

   1946年下半年，老李要到长春做生意，我们全家就搬来长春了。1947年夏天，我父亲他们也搬来长春了。他们一开始来没租到房子，先住到我家。但我父亲、我小妈、我大弟弟、我妹妹共四口人在我家住不下，我就给小让儿找了个宿，叫她天天晚上去邻居家住。这邻居家姓盖。那天，老盖家媳妇跟另一个邻居说，他们家丢钱了，被我听到了。邻居们都知道小让儿在老盖家住宿。我那天就把小让儿叫到跟前，说：“小让儿，过来！”

   小让儿就过来了，怯生生的样子。当时是夏天，她那衣服没兜，上边是衬衫，下边是短裤。她是把这钱藏到短裤的松紧带里头了，我一搜就搜到了。不记得多少钱了，我倒没打她，但告诉她爸了。哎呀，老李是在院里打的，连踢带打啊，把这孩子吓得不是好叫唤。我小妈就拉着，她看着这孩子挺可怜。

   现在看这个事，我是这么想的。往往是后妈的孩子，十个有九个后妈都说孩子偷钱。小让儿是有这个问题，是偷了，可是她为什么偷？因为她从来也捞不着一分钱。而且，有后妈就有后爹。她都9岁了，院里和她般搭般儿的孩子都上学了，白天只剩下她屋里屋外地忙。老李同我商量，让她去上学，我不同意。他说：“你妹妹比小让儿小一岁都上二年级了，再不让她上学邻居都说闲话了。”我没好声没好气地说：“她要上学谁在家看孩子做饭？谁愿意嚼舌头就去嚼吧，我不在乎！”老李看我这样子，也不再张罗了。  

   1947年的冬天非常寒冷，上水管冻了，要用水就得去离家挺远的地方去挑，那里有一个地下井。老李外出不在家，只好我去挑，费了好大力气我挑回两个半桶水。第二天当我再要挑水时，小让儿就抢过扁担说：“大姑，我去吧。”“你能挑动？”“我少挑多去两趟。”我看看她那执着的样子，就把扁担递给了她。那个大井离我家足有一百多米远，又是一段上坡路，路上是踏平的积雪滑得很。那个大井的辘轳把很大很沉，我摇都很费力气，她这么小的人儿，能把水挑回来？我以一种好奇的心态在家等着她，说白了就是想看看她的热闹。过了有一个来小时，只见她满脸通红，头上冒着热气，艰难地把水挑回来了，挑的水不比我少。我既没夸奖她也没心疼她，还冷冷地说：“怎么去这么长时间？”第三天小让儿又去挑水，我大弟弟看见跟我说：“姐啊，小让儿才那么大，就上大井挑水，以后别让她去了，冬天井边滑……”当时我大弟弟15岁，他跟过去接过小让儿的扁担，替她挑回来。

三

   转过年来就到了1948年。这时全国几乎都解放了，东北只有长春还被国民党盘踞着。中央军委对长春采取“久困重围”的作战方针，城里的形势越来越紧张。特别是粮食，价格飞涨。我家的情况也非常不妙，粮食越来越少，到了6月眼看就接不上了。这时每到吃饭时我都斜睨着小让儿，注视着她，使她不敢伸筷子。她爸爸可能看不下去不忍心她挨饿，就把自己碗里的一点儿饭倒到她的碗里。我气不打一处来，同老李吵架，这孩子总是凄苦地低着头。后来老李的一个朋友帮了我们大忙，把这个孩子送到了孤儿院，这样我家吃饭少了一张嘴，她也有饭吃了。那时孤儿院吃的虽然不完全是粮食，但毕竟每天还有点儿粮食。  

   当时我小妈就在孤儿院里当教员。我小妈是带着我妹妹先去的孤儿院，小让儿有我小妈和我妹妹关照着，处境还算好。

   到了9月，城里粮食紧张的形势越发严峻了。以高粱米为例：1948年5月每斤0.53元、6月2日每斤43元……9月10日2800万元（东北流通券），6月到9月三个月间上涨700倍。

   看来只有出了卡哨到解放区才能活下去，于是我家决定出城。走的时候老李要去孤儿院把小让儿接回来一起走，可是我坚决反对。我当然有理由，我们仅有七八斤粮，最大限度只能维持六七天，再增加一口人，如果不能及时出卡哨的话，那活命的可能性岂不是更小了？小让儿在孤儿院还能活命。老李不死心，拒理力争：“听说孤儿院的粮食也越来越少了……”我说：“死活那就看她的命了。”后来，老李还是依了我。我们走时也没告诉小让儿。自从小让儿离开家到孤儿院，我一次也没去看过她，至于她爸爸看没看过我就不知道了。  

   等我们出城时，孤儿院吃的已非常困难，天天都有饿死的孩子。我妹妹要不是有我小妈，小命就难保了。我妹妹娇气，不像小让儿这样的孩子，能吃下去点儿糠啥的。妹妹就吃小妈那份教员分得的菜团子，小妈不吃给妹妹吃。  

   说起来我们的命运还不错，出卡哨时没太遭罪。国共两军的卡子中间，是不规则的真空地带，是一片较大的区域。里边有菜地、荒地、小树林、高粱地等，还有一些没有走的原住户。我们三口人出了国民党军的卡哨后，在真空地带找了一间房子住下了。房东是个女的，这女房东给我看孩子。我和老李干啥呢？当时不是秋天吗？我和老李就去大地偷毛豆，带来的那几斤粮食很快就吃光了。毛豆所在的地方属于解放区，我们钻铁丝网出外偷再回来。有一回我们正在地里偷毛豆时，赶上解放军这边放卡哨，老李拉着我就要出去。我说：“不行！还有孩子呢？！”那时候都饿红眼了，保命要紧。老李说：“不要了！”我说：“不行！”要不怎么说自己生的就不一样呢？

   我们忙回去抱孩子，是和房东一块走的，可是到卡哨时已经关上了，没出去。后来还算不错，亏着解放区的毛豆救了我们，偷回来就和房东一块煮毛豆吃。这样，我们在房东家待了十多天，又赶上放卡哨才出去了。第一站到了米沙子镇，那里就有吃的了。这家伙，可见着饭了，老李就吃撑着了。我用筷子往他嗓子眼儿里捅，把吃的都吐出来，才保住一命。

   后来我们去了辽宁，老李的老家在那边，我们投奔他哥哥去了。

   再说我们出城后，我父亲和我小妈商量，说这不行，我们也得出城找活路。我小妈和我大弟弟都心善，提出带着小让儿一起走。可我父亲不干，我父亲说：“她亲爹都不带，咱们就这点儿粮，都不知道能不能够活命，不带了。”就这样，他们也没带小让儿走，把小让儿自己扔在了孤儿院。他们走也没告诉小让儿。

   我父亲领着一家人出城，事先还买了辆推车。因为我父亲是个商人，也不懂这车好不好，买的时候被人骗了。要出城那一宿大家根本没睡觉，忙着装车，半夜才往外走。那天是八月十五，月亮很圆很亮，可是一出胡同口，那车就坏了，装的东西都掉下来。哎呀，把我父亲和大弟弟急坏了，后来等天亮了才找到修车的人，修好了都是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了，这才出发。结果过了东大桥卡哨时，又正赶上解放军那边也在放人，所以我父亲他们没打奔儿就出来了。

   我们在辽宁待了半年，秋天去的，转过年——1949年春天我们又回到了长春。回来老李就去孤儿院去接小让儿了，我当时没阻拦。这个孤儿院在西三道街上，里面收留的都是婴儿以及小学以下的儿童。这个孤儿院在长春的三个孤儿院中最大，收留的孩子最多，有许多是被出卡哨的父母遗弃的孩子，来的孩子都非常虚弱，所以这个孤儿院的死亡率较高。老李去找时没有找到小让儿，但小让儿还活着。孤儿院有孩子的档案，一查，说这个孩子被人领养了，是外省的一个农民家。当时有领养人的地址和姓名，老李都记下来了。老李就想去找小让儿，当时也是完全可以找回来的。

   可老李回来跟我一说， 我不同意他去找。我以一个继母的心态当然是不愿意要别人的孩子，况且这个孩子已经有人收留了，我想还是不要让她再回到这个家了。“你一定要她回来我就走！你带着你两个女儿过吧！”我同他闹了一夜，最后还是我胜了，他没去找他女儿。从那以后，老李再没和我提起过小让儿。

   50多年以后，已80多岁的老李在弥留之际，很吃力地对我说：“我曾背着你去找过小让儿，但按留下的地址没有找到……”说着，泪水从他的眼镜后面流淌下来。我们一起生活几十年，我从没见过他流泪，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流泪。我这才知道，在老李的内心里，小让儿这孩子一直都是他的痛。

   说起这个事的时候，我的心里很难受。倪萍有个节目叫《等着我》，我一看这节目就想起小让儿来。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小让儿是不会回到这个家了，她一定很恨我。一这样想，我的心里就忐忑不安。

   早在我70多岁的时候，这种心灵的折磨就开始了。我的胆子变得特别小，不敢一个人在屋里待着，我害怕。我妹夫曾跟我妹妹说：“你姐是不是有点儿受良心谴责啊？”我妹夫没说错，我知道自己做了不可饶恕的事，所以才越到老年越是良心不安啊！我妹夫去世后，有一年我妹妹生病，让我去她家陪她两天。妹妹每天要去医院打针，她走时需要把我领到院子里坐着，因为我不敢自己在她家里待。我80多岁的时候，我老姑娘平时在我家陪着我，照顾我。老姑娘有时需要到街里买日常用品或办点啥事，都是趁我睡觉的时候赶紧出去再赶紧回来。有一天下午我在睡梦中醒来，发现老姑娘不在家，喊两声也没人应，我意识到家里就我一个人了，顿时心慌起来，忙拿出电话本给我儿子打电话：“你老妹妹把我自己扔下了，你快过来吧！”

   我是一个多么残忍的后妈啊，那么可怜的一个孩子我都容不下。我虽然没有打骂过她，但我不让她上学，吃点啥喝点啥我都不给她，叫那么点儿的孩子扒灰倒灰生炉子劈柈子挑水，最后还把她给扔了，那还得咋的？！

   我对这个孩子从来不笑，一叫她干啥，就把眼睛一瞪，吐出一个字：“去！”比方说让小让儿给孩子买糖去，就把钱塞给她，然后说一声：“去！”小让儿就得乖乖地去，晚一点儿都不行。

   我就没让她玩儿过。按理说小让儿那么大的小姑娘在院里跳跳皮筋踢踢口袋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小让儿从来没玩过，除了干活就是看妹妹。仅有一次，我妹妹来找小让儿去庙会，那是在我小妈和妹妹的一致请求下我才允许的。我小妈给我妹妹的钱，妹妹买了两个凉糕，给了小让儿一块，也许这就是小让儿童年最快乐的一份记忆吧？小让儿特别愿意跟我妹妹一起玩，我妹妹还教给她写自己的名字，我看见了却把小妹妹一顿哏叨：“你闲着没事了？”然后对小让儿说：“写那个干啥？干活去！”

   后来粮食不够吃了，我给小让的饭非常少，给我自己的孩子不但吃得饱，穿得也漂亮。我还在出卡子时不顾小让儿的死活，把这孩子给扔下了，后来还不让她爸爸找。

   如今，我虽然有一群儿女，但我仍旧感到孤独寂寞，因为我的心里就没安宁过。我不能理解自己当年怎么那么没人性？能无微不至地关心疼爱自己生的孩子，却不能把爱给小让儿一点点，害得她小小年纪就吃了那么多的苦，有家不能回。我还使我的丈夫为此痛苦一生，最后满怀遗憾地离开人世。想起这些，我就好后悔。特别是近十来年，我总是在纠结、痛苦之中度日，盼望早点儿了却残生。如果有来世，我一定痛改前非，做一个合格的继母。  

   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小让儿本该像我妹妹或像我的那些孩子一样，躲在父母的怀抱里，撒娇玩闹，任性淘气，又或不顾一切地发一顿脾气。这一切是普通孩子最自然不过的生活，却是小让儿不可企及的奢望。一次次被亲人抛弃的童年，又将给这个孩子的身心烙下怎样的印记？我现在还无法得到答案，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能还小让儿一个美好的童年了。

   不知可怜的小让儿是否还健在，也不知我还有没有当面向她忏悔的机会。如果她还活着，也年过八十了，我希望她有个幸福的晚年。

   鲐背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