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我的疏忽大意,让我痛失母亲

在母亲去世后这五十多年里,悔恨和自责一直跟随着我。 ———作者


1959年,本文作者(后排右五)的初中毕业照


1958年,我刚上初二时的照片


  感谢《新文化报》开辟这个“忏悔录”栏目,使我能有机会,也有勇气把闷在心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过失讲出来,对我的母亲忏悔。

  1957年7月6日,是我年仅47岁的母亲去世的日子。为什么五十多年来,我对母亲的缅怀依旧呢?那是因为,若不是我的过失,母亲也许不会死。


  母亲遭父亲抛弃

  《秦香莲》,又名《铡美案》,是戏曲舞台上最流行的剧目之一,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可我母亲的一生,比秦香莲还苦、还惨!

  母亲没有名,户口上叫高初氏,1910年生,与父亲高尚明的老家都在辽宁省营口县西植棉村。母亲1938年随我父亲从老家来到吉林市,住在船营区西大街中南胡同7号院内。

  1940年农历八月十七,母亲的长子出生,大名高吉帮———也就是我。1944年和1945年,我的两个弟弟也相继出生。

  父亲高尚明出外工作,母亲在家相夫教子。家里过得算不上殷实,可也其乐融融。

  自打我6岁时(1946年),父亲就很少回家了。我长时间看不到爸爸,就问妈妈:“我爸咋不回来呢?”母亲就哄我说:“你爸班上忙。”

  有一次,我看到母亲和邻居姜阿姨唠嗑,母亲边说边擦眼泪。后来,我发现母亲经常一个人偷偷地哭,还怕被我们看见,太委屈了。

  母亲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从那段时间起,再也没有了笑容。

  两个弟弟才一两岁,什么也不懂,时间一长,见不到父亲回家,也管母亲要爸爸。母亲开始是骗我们、哄我们,后来到了1947年,母亲才不得不说出真相,我们三个孩子才知道家里发生了大事。

  原来,父亲在外面又有了一个家,那个女人姓何,并且已与父亲生了两个孩子。父亲的新家在吉林市船营区北山街。

  因为父亲并没有与母亲脱离婚姻关系,那个时候偶尔还是回家的,往家交钱。我们娘儿四个的日子还算过得去。

  记得有天晚上,父亲带着那个姓何的女人一起回来了。父亲要取他的衣物,母亲不给,父亲就把我母亲打了,那个姓何的女人也帮着父亲打母亲。他们走了以后,母亲抱着我们哥儿仨失声痛哭。

  1948年初,父亲和他的新家就彻底地消失了,到底去了哪里,我们母子四人一点都不知道。在这里补充一下,当时我父亲是国民党吉林市公安局侦缉队的特伪人员,因为1948年3月9日吉林市解放,东北人民解放军收复了由国民党统治一年零十个月之久的吉林市(《吉林市沿革与大事》上面有相关记载———编者注),父亲随国民党政权逃到了长春市。“文革”时,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遣送下乡,此前在原长春市自来水公司工作。这些都是上个世纪70年代,组织上告诉我们的。至于父亲的其他信息,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娘儿四个的日子难熬

  父亲走了,母亲一个女人,没有经济来源,又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吉林市昌邑区东大滩住着我两个舅舅和一个姨,他们是从辽宁营口老家投奔我们家而来的。他们经常接济、照顾我们。新中国刚建立时,国家经济困难,老百姓的日子也是家家都苦,人家那是从嘴里省出来的粮食送给我们娘儿四个。事到如今,我依然对我的姨和舅们充满感激!

  吉林市还住着我父亲的亲弟弟———高尚仁,他也是从辽宁营口老家投奔我们家而来的。我父亲抛妻弃子,不知去向,他作为叔叔,理应能帮就帮。可他却对我母亲说了一顿谎话:“嫂子,我想做个小买卖,没有本钱,你家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先变卖了吧,帮帮我……”于是,他从母亲手中骗走了我们家中仅有的几件值钱东西,我记得其中有一件猞狸皮袄。从此,叔叔也在我们孤儿寡母面前销声匿迹、一去不返了。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回辽宁营口老家时,听叔叔的孩子说,叔叔在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退休。但愿他过得好。

  母亲常对我们说:亲戚供一饥,不能管百饱。我们娘儿四个苦苦熬到1949年9月份,实在过不下去了。母亲听说东北农村还要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能重新分地,如果我们娘儿四个有了土地,生活就有着落了。于是,1950年春节前,母亲抱着一线希望,领着我们兄弟三人回老家辽宁省营口县西植棉村投奔爷爷、奶奶去了。

  母亲的娘家人都已搬走了,老家只有爷爷奶奶可以依靠。辽宁南部农村的房子都是平屋顶,室内不吊棚,一铺通炕,中间用木板隔开,形成里外两个屋。我们娘儿四个就住在炕梢儿的小里屋,爷爷、奶奶住外屋。

  刚开始回去,爷爷、奶奶对我们的态度还可以,可日子一长,加之生活困难,对我们就不像当初了。也难怪,一下子添了四张嘴吃饭,谁供得起啊!况且,爷爷、奶奶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西植棉村村如其名,盛产棉花,不产粮食,农民吃粮靠外买。辽南地区因可耕地少,人口多,当时的吃饭问题,要比吉林地区的农民还严峻。所以,对于我们一家四口,爷爷、奶奶不是不想管,而是实在管不起,因此冷言冷语的话时常说给我们听。母亲只有多干活,什么家务活、地里活、菜园子活……都是她一个人包了。可仅靠爷爷、奶奶两个人的土地,要想养活六口人,是不可能的,母亲只有到别人家找活干,换饭吃———开春,刨地、开犁;夏天,棉花地里薅草;秋天,采棉花……

  母亲已多年不干农活了,一起出工,跟不上别人。别人干到地头儿休息了,她才撵上;她刚要喘口气,别人又开始了下一条垄。尤其是采棉花的时候,母亲的手经常被棉花秆上的刺扎得血迹斑斑。

  母亲打工挣回来的有时是钱,有时是粮食,多数人家给的是带皮的高粱。母亲想办法把高粱碾碎,做米查子粥喝。米查子粥很难下咽,不好消化,排便像遭罪一样。我们哥儿仨拉不出屎,就哭着找妈,母亲就用手给我们去抠。现在想想,我们的妈妈也会排便困难,她所遭受的痛苦,一定不比我们少。

  农闲时,没有人家用帮工,我们连高粱米米查子粥都喝不上了。那时候,爷爷、奶奶已经不想再管我们了,也没能力管。怎么办?为了活下去,母亲带着我到邻村讨饭。我仍然记得,我们娘儿俩挨门挨户说好话,我拉着妈妈的衣角藏在她身后。每想起这一幕,我的心都在流血。母亲为了孩子,抛头露面不顾颜面去乞讨,这是让我多么伤心的事!母亲的行为,让我由衷地感受到了什么叫“母爱无边”。

  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尽头。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向在吉林市的姨、舅们写信求救,叙述了我们的生活惨状。于是,1950年冬天,在姨、舅们的关爱和帮助下,我们一家四口准备再搬回吉林市。

  西植棉村距大石桥火车站有近十公里的路,我们动身的那一天,是一位姓李的表舅赶牛车送我们上的火车站。公路上人多,车也多,农村的牲畜,当时很少见到过汽车,所以,汽车鸣笛把拉车的牛吓毛了。它先是从车上甩掉了我们三个孩子,然后载着母亲翻扣在公路旁的壕沟里。早已吓得满脸煞白的表舅,在众多好心路人的帮助下,从车棚子底下救出了母亲……

  这场车祸,从外表看,母亲只是受了点皮外伤,休息一会儿就继续上路了,可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母亲的腰却坐下了病根儿,一直疼,而且越来越重。

  第二天天将黑时,我们全家又回到了吉林市,暂时住在昌邑区东大滩街久远胡同45号一个有十几户人家的四合院里,这里是我姨的家。不久,母亲在我姨住处的西侧,租了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我一直住到结婚生子,才从这里搬出。

  重新搬回了城市,住处也有了,可一家人的吃饭仍是第一难题。东大滩街道政府了解到我家的困难后,帮助我妈到一个浆洗小组上了班。这个浆洗小组只有两个人,除了我妈,还有一个是我叫范娘的,她是一位烈士的母亲。范娘会裁剪,会缝制衣服,干技术活。我妈负责洗、刷,干粗活。因屋内没有上下水,所以干活的用水全靠母亲肩挑手拎。母亲的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夏天,花钱洗衣服的人很少,母亲只好卖冰果(类似于现在的雪糕)养家。用一辆小四轮车,装上一个一米见方的木箱,木箱内放一个铁盒,在木箱与铁盒之间,添充砸碎的冰块,这样再把冰果放里边,就不容易化了。

  母亲是缠过足的人,整天推着一个上百斤重的小车,走街串巷地卖冰果,还要大声吆喝“卖冰果了……卖冰果了”,每天晚上回到家,脚都肿了,嗓子也哑了。稍微休息一下,母亲还要忙家里的活:做饭、洗衣、收拾卫生……我们三个又都是男孩,根本不知道心疼妈,特别是作为长子的我,很少关心母亲的辛苦,真是惭愧。

  1951年初,母亲不顾自己多累多苦,也要送我上学读书(当时新学年入学是在春季,1954年以后改为暑期入学)。因为报名晚了,我们家附近的学校没报上,最后到离家较远的吉林市昌邑区第三小学校报的名。母亲为了让我们和父亲划清界限,把我的名字改为高志民,二弟、三弟后来上学时也改了名。

  我上学了,母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吃的苦也更多了。

  母亲在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头发就已花白了,腰弯得很厉害,身体前倾有三四十度,从后面看就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年人。

  仅仅是生活上的苦还好过,而病痛的折磨又岂是一个苦字了得?除了腰疼,母亲还有个心口疼(母亲总说自己心口疼,那时有病也没有条件去医院,母亲的病从来没被确诊过)的毛病,多年来一直折磨着她。一犯病,疼得轻时,母亲就一只手压着心口窝,另一只手照样推车卖冰果。母亲有病就是忍着,根本没有药吃,更不用说上医院了。

  这样苦的日子,这样多病的身体,母亲本应早点让我学个手艺,挣口饭吃,也可减轻她的负担,可是她不!

  1956年上半年,我姨的儿子———我表哥到我家对母亲说:“国营江北机械厂办了一个技工学校,不收学费,管吃管住,一个月还给十几元钱。你就别让志民念中学了,他技校毕业,早点工作,还能帮帮你。”可我母亲坚决不同意,执意让我念初中、高中……她的执著,遭到姨、舅们的非议:“饭都吃不上了,还非要让孩子念书?”

  1956年,我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吉林市第三中学,成了一名中学生,并且还当上了班长。当年,小升初还是比较难考的,母亲非常高兴,多年来,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她的三个孩子就是她活下去的希望,为了我们哥儿仨将来能有出息,她甘愿粉身碎骨,奉献一切。


  母亲之死

  时间到了1957年。这年7月5日上午,天气晴朗,这是母亲卖冰果的好天气。可是到了中午,突然下起大雨,而且越下越大。

  我下午放学回到家,看到母亲蜷缩在炕上,旁边放着湿漉漉的衣服,嘴里不停地哼哼着,满脸的痛苦状。我立刻问:“妈,你咋地了?是不是又犯心口疼病了?”母亲点点头,有气无力地说:“让雨浇的。”

  母亲拿一个枕头压着心口窝儿,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趴下,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连口水都喝不下。这样一直折腾到晚上九点钟,母亲已是精疲力竭了,也不叫、也不哼哼了,好像睡着了一样。我们兄弟三人紧张、害怕的心情也跟着放松下来,都悄悄地上炕睡觉了。

  我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也随着我们的入睡开始发生了。睡梦中,我被母亲的翻滚撞醒,俩弟弟也醒了。我赶紧开灯问:“妈,你咋地了?”母亲没有应声,像明白,又像不明白,双眼紧闭,咬着牙齿,脸色青白,整个人佝偻成一团。

  其实,母亲当时已经昏迷了,我本应马上去叫人,把母亲送到医院治疗,可我却以为母亲睡一觉就会好了,不会有什么大事,就自作主张,跟俩弟弟说:“妈的心口可能不疼了,明天就能好,咱们睡觉吧。”两个十来岁的弟弟,相信了我这个错误的判断,企盼着妈妈明天一早醒来就病好了。

  我们哥儿仨是被人叫醒的。第二天早上,天已是大亮了,我姨等人进到我们屋,看到母亲的样子,顿时慌了。那个时候,母亲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了,无论别人怎么呼叫,她一点反应也没有,只是呼呼地喘着粗气,四肢直挺,只剩一口气。

  姨、舅们马上求人,借担架,把母亲抬到吉林市中心医院。虽然医生们抢救了一上午,可为时已晚,母亲还是在7月6日中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结束了她47岁的悲苦人生。至于母亲的死因,究竟得了什么病,因为那时医疗条件差,医生最终也没给个说法。

  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我姨把我们哥儿仨叫到她屋里,深情地对我们说:“你们哥儿仨听着,在外边别跟人打架惹祸的,好好念书。咱们以后是一家人了,我管你们。”

  从此,我姨成了我们哥儿仨的再生母亲,她也是我们哥儿仨的恩人。我姨和姨父于1986年相继去世。

  如今,我从吉林市搬到长春市已有八九年了,但我年年都要回到吉林市,上我母亲、我姨、我姨父的坟前祭拜一下。虽然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这样做心里会舒服些。

  在母亲去世后这五十多年里,悔恨和自责一直跟随着我。每次想起母亲,我都心如刀绞,追悔莫及。那天半夜里,我被母亲的翻滚撞醒,若能大声呼救,喊来姨和舅们,及时把母亲送往医院,母亲就能提前六七个小时得到抢救,也可能不会死。是我的疏忽大意和年幼无知延误了母亲的病情,使母亲失去了最佳治疗时间,造成了母亲的死亡。我当时已经16岁,也算是个大人了,可我却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母亲……

  还有机会尽孝的人们,千万不要让“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憾事折磨自己。

  高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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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
访客 虽然不同时代,但同样做为儿子,回想过去,我也是没有认真体会父母的辛苦,作者的忏悔,警醒着身为人子的我们,感谢作者! 感谢编辑!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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