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戎马一生，遍体鳞伤，临终，骨灰里还有一颗子弹头…… ———作者

这是1966年春我回吉林市探亲时照的全家福，其中有叔叔、婶子、我、三个妹妹、三个弟弟，还有邻居胡家的小妹妹（后排我旁边梳小辫的女孩）

一

    我的爷爷、奶奶共有两个儿子，即我的爸爸和叔叔。我的老家在山东省沂南县一个村庄，那是著名的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

　　1931年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霸占中国领土。首先东三省沦陷，3000万同胞成了亡国奴，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继而日本侵略者又侵占华中、华东……开展“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无恶不作，丧失人性，令人发指。

　　我的叔叔和爸爸就是在这个最危险最关键的时候，分别于1935和1940年参加了八路军。他们是当地附近几个村庄抗战最早的亲哥俩，我叔叔当时年仅16岁。

　　有人形容戎马一生的革命军人为“百战身”，我的叔叔从参军到新中国成立，基本上是天天打仗，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百战身”了。

　　叔叔参军后始终在最前线，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十几年如一日，不停地在枪林弹雨中交锋，因此他也遍体鳞伤。许多次由于出血过多昏倒在战场上，输入战友的血后才苏醒过来，又重返沙场。

　　有一次，在与日本鬼子的厮杀中，叔叔和他的战友都受了重伤，倒在了血泊中，地上的血液在流淌，可见战斗何等惨烈。很快，他的战友鲜血流尽牺牲了，这时日本鬼子已经走远，却又回头往他们身上补了几十枪，唯恐不死。当时我的叔叔伤势很重，躺在已经牺牲的战友中间动弹不了，鬼子第二次扫射时，又一颗子弹射进叔叔大腿上方的胯骨上。就是这颗子弹，打进了叔叔髋骨深处，很难取出，并伴随了叔叔終生。

　　那次战斗，叔叔四肢均受伤，失去了活动能力，但，心还在跳动。命大的叔叔又活过来了，当他醒来后发现躺在八路军战地医院的山洞里，周身缠满绷带。

　　那次叔叔的伤，皮肤和肌肉算长好了，只是留下了伤疤。可是，那个子弹头却未能取出。由于当时治疗条件的限制，软组织愈合后，骨头里的子弹头并无大碍，形势紧张，轻伤不下火线，继续频频参战。用叔叔的话说，就是“‘带弹’作战，照样立功”。

　　在后来的战斗中，叔叔又多次受伤，也多次手术，从他身上取出了几十块弹片和子弹头，叔叔斗志顽强，命真大！新中国成立后，叔叔在1953年和1956年又两次手术取出了残余和遗漏的多处弹片，可是，那次日本鬼子射到他胯骨里的那个子弹头，因为手术难度高，始终未能去除。

　　1957年，我叔叔作为伤残军人，和婶子同时转业到吉林市。也是那一年，14岁的我从山东老家来到叔叔家生活。叔叔和婶子都是革命军人，战争年代没有养儿育女的条件和机会，直到1952年才开始有孩子，并连续生了6个，所以孩子都很小。

二

   新中国成立后，从战火轰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来的叔叔婶子，从没有孩子到后来的多子女，生活困难，经济捉襟见肘。在“三年困难时期”，更是饥寒交迫。孩子小，粮食定量少，却都能吃，缺粮更多。

　　为了延续生命，继续生活，必须计划用粮，否则就接不上溜儿。早晨下几两米煮粥，晚上再煮几两米的粥，计算好匀着吃。平时饿着肚子，必须坚持到月末。如果敞开肚子造，一个月的定量，几天就吃没了，不到中旬就得挨饿。

　　天气暖和时还好过些，上山、下乡撸树叶子、挖野菜添加食用。冬天更难，我们拿着带钩的铁丝，到孤店子村在覆盖着雪的菜地里顺着垄沟钩干菜叶子，拿回家。第二天早晨，叔叔早早起床，把我们捡的干菜叶子剁碎掺到玉米面里贴大饼子，一个人一个，谁也吃不饱。

　　我在吉林市第三中学上学，晌午拿着每天那固定的一角钱到校门口副食店买点儿地瓜饼干吃。那饼干红红的，很甜，一角钱4块，是最便宜的。只可惜那甜味不是红糖，也不是白糖，是糖精，虽然甜，但没有营养。

　　那天中午，我照样去买那4块甜饼干，忽然看到我叔叔站在学校门口，双手攥着一个煎饼卷在等我。我接过来看到煎饼里卷着粉条和炒菜叶，头儿上还咬了一口，是叔叔舍不得吃第二口，给我送来了。

　　1960年，我17岁，懂事了，看到家中生活困难，想退学干活儿挣钱补贴家用。叔叔、婶子都不同意我退学，让我先安心学习，相信党和政府会想办法发展生产，克服困难，提高人民生活。叔叔说：“坚持几个月后中学毕业了去当兵吧。我们俩和你爸爸都是军人出身，虽然转业三四年了，还挺怀念部队，想让你接长辈的班，参军保卫祖国。”我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因为我早就想当兵。我上小学时就经常唱“我有一个希望，是个美好的希望，等我长大以后和解放军叔叔一样，拿着长枪守卫国防……”

　　1961年，这个希望终于实现了，我应征入伍，成为解放军队伍里一名战士。我就像中学生考上了重点大学，既兴奋又充满了希望。我叔叔也替我高兴，尤其是我当了卫生兵，可把叔叔乐坏了，他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叔叔祝福我跨入了解放军行列，希望我做一个政治上、军事上都过得硬的钢铁战士，为我们这个军人家庭争光。叔叔再三嘱咐我，不仅要练就一身过硬军事本领，还必须刻苦钻研医术，熟练救死扶伤技能，为我军的救护医疗事业做贡献。

　　叔叔还回忆了在他参加的历次战斗中，由于缺医少药，救护不利、不及时，致使成千上万名战友，不该致残的残废了，或者牺牲在战场上，战斗力损失太大。

　　叔叔给我讲了两个例子。一是小张的故事。小张参军时才17岁，曾是我叔叔的警卫员(叔叔20岁就已经是营长了），经过战争的千锤百炼，成为战场上的精英，枪打得非常好，弹无虚发，差不多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有一次战斗中，小张的右臂受了伤。本来伤势并不重，却伤破了血管，止不住血，救护员就使劲把伤口用绷带缠紧。血虽然止住了，小张的手臂和胳膊却变成了紫色的，最后到后方医院截了肢。神枪手失去了功能，再也不能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了，成了伤残军人，多痛心呀！

　　二是林班长的故事。林班长是战斗英雄，也是我叔叔的战友。敌人的炮弹爆炸时，把林班长的肚皮豁开了，一堆肠子一下子从肚子里淌出来，很吓人。幸运的是，训练有素的救护队就在附近，当时就得到了处理，在战地医院缝合。仅20天工夫，林班长又回到了前线，又与战友们并肩战斗了。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可见医疗救护的重要性。

　　血淋淋的事实说明，军队的医疗卫生兵，必须有丰富的医疗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这关系到战争胜败，生死存亡。

　　叔叔的教诲，我牢记在心。我学习卫生医疗知识，和军事训练一样，刻苦认真，可以说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上了。

三

   1966年春天，我休假回吉林叔叔家探亲，这是参军5年第一次回家。走出火车站又看到了久违的站前广场，感到很亲切，急忙穿过很熟悉的大街小巷来到叔叔家。叔叔家还是那个一室半的平房，一家六七口依然挤在一个小屋里，过着艰苦的生活。

　　家人相聚，都很兴奋。叔叔第一句话就问我：“医术学得怎么样？”为了让叔叔高兴，我毫不客气地指着胸前佩戴的徽章说：“这是‘医疗技术能手’，这是‘军事特等射手’，都是全军大比武获得的成绩。”

　　叔叔拿着放大镜走到我跟前，仔细看了一遍这两个徽章，满怀希望地说：“太好了！我早就想写信告诉你，日本鬼子打进我胯骨里那颗子弹头，现在却疼起来了，每到阴天下雨，刺挠、疼痛越来越厉害，很难受。我想去师医院（我所在的独立师医院就是叔叔转业前所在师的医院）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现在你要是能做就更好了，你给我做，练练手，反正也是个残废人了，别有压力。”

　　我告诉叔叔我不是骨科的，我们独立师医院的医生经验少了一些，手术难度高，怕万一手术失败，对医院、对个人都不好，还是联系军区医院再做吧。

　　可我说联系军区医院，却由于学习、训练紧张等原因，没有联系，结果又拖了一年。

　　1967年春天，我再次回吉林市叔叔家探亲时，大街上战旗飘扬，口号连天。学生停了课，工人停了工，走向街头闹革命。两派组织的汽车上拉着被揪斗的走资派，扩音器震耳欲聋，陈述着走资派的罪行……

　　到家后，我发现叔叔突然苍老了，这个曾经在战场上一个人与两个日本鬼子拼刺刀的壮汉，而今瘦骨嶙峋，弯了腰，步履蹒跚，动作迟缓。特别是那条带着子弹头的腿，显得有点儿瘸，使我很心酸。

　　叔叔再次提出了手术的问题，并且说：“现在有两个难题，一是骨头里那颗子弹头总发作，疼、痒逐渐加重，真有点儿受不了了，需尽快手术取出子弹。二是两个造反派组织都在拉拢我，让我参加他们的行动（叔叔作为一个老革命、老英雄、老伤残军人，是两派争夺的对象）。如果参加‘红革会’，那么‘八三一’就攻击我；参加‘八三一’，‘红革会’也不放过我。不参加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干了一辈子革命，再被弄个反革命，多窝火呀！我很为难。”

　　叔叔还说，现在已经停发他的伤残军人补助费一年多了。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再把伤残金给停发了，生活更维持不了了。他已把这件事向吉林市公安局反映了，也写信向他在中央的老首长反映了。

　　得知叔叔的情况，我到吉林市公安局咨询，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的负责同志接待了我。这位领导说话很诚实也很客观，他说：“你叔叔的事，大家都很重视。老革命确实受委屈了！中央的老首长来两封信了，说袁子山（我叔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活过来不容易，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让给予照顾。可是现在的公检法基本瘫痪了，没有办法呀！请老前辈先等一等吧，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我回家和叔叔叙述了公安局信访办负责同志的回答，叔叔听后许久没出声。

　　我对叔叔说：“现在社会动荡，医院也受到冲击，真要现在手术的话也不是时候，怕做不好。权威专家人心惶惶，怕做坏了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叔叔说：“不要紧，我术前签字，下保证，做坏了和大夫没关系。”

　　叔叔着急手术不仅是为了尽快解除伤痛，也是为了避开两个造反派组织的争夺和纠缠。但是，我也没积极为叔叔办这件事。就这样，又拖了一年，直到1968年春天我到四平207医院进修心电图教程时，才向蔡茂院长报告了叔叔要手术取子弹头的事。蔡院长还挺重视，马上通知骨科，准备为叔叔手术取子弹头。

　　骨科专家李主任为了确保把手术做好，防止发生意外，仔细地向我了解叔叔的病状，询问叔叔的病情。比如：子弹在哪块骨头上、部位、靠近大血管的距离、身体状况。李主任经验丰富，医术精良，却还那么小心、细心，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实在让人佩服，是我学习的榜样。

　　这时候，我在207医院进修到期，可以休假半个月，正好回家把叔叔领来做手术，并在身旁护理。可到火车站后，我又惦记部队的医疗情况，想回去看看，等安排好了再回家接叔叔去医院做手术。

　　当时正赶上战士韩某某闹情绪不吃饭，连里领导让我给他看病。我去后他躺在炕上拒绝检查。知道他是在闹情绪，如果我直接劝他吃饭，他是不会听的，我就耍了一个愚蠢的小聪明，说：“指导员做你思想工作了吗？”他说：“没有。”我说：“没有你就不吃饭，看他管不管。”我假装和他一伙儿，取得他的信任，给他创造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我知道炊事班正在给他做面条，连领导将给他送饭，表示关怀。我想等连领导给他送完饭，给他个台阶下，我再劝他吃饭。

　　副连长给他送饭刚走，我马上过去劝他说：“你现在再不吃饭可没有理由了，连领导已经给你送饭来了，也就是做思想工作了，你再不吃就不对了。”谁知道我是自作聪明，事与愿违，他根本不理我，依旧不吃饭。

　　指导员知道我“支持绝食”这件事后，对我这一举动极度不满，立即找了几个常有病和我接触多的人，说我是混到部队的地主子弟，有反革命言论，已集团化，让他们必须反戈一击，否则就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指导员挑明揭发成分不好的袁佩余就证明划清了界线，将功赎罪，可以把一贯后进的复员鉴定改为先进。

　　我的两位常泡病号的战友常某某和赵某某当年要复员，复员鉴定决定着回乡后的工作安排，关系到今后的生活和前途。可是，他们入伍7年多消极落后的历史已无法改变，想得到个好鉴定，除非突然立个大功，一切缺点就变成了优点。如今，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来了，举报身边的战友是反革命，不就立功了吗？可是，我没有反动事例，他们就歪曲和编造了两条当时认为的“反动言论”，强加到了我头上。

　　于是，在指导员的组织下，一切很快策划就绪。最后我被判了7年徒刑，当上了现行反革命。判决书里说我：“苦钻医术，想成名成家，不突出政治，攻击文化大革命，走向了犯罪道路”。

　　我进了监狱，给我叔叔做手术取子弹头的安排，也就泡汤了。

　　叔叔继续受着伤痛的折磨，不仅如此，我的不幸遭遇，也给叔叔带来了沉重打击。叔叔为我奔波、上火，又无能为力。在我进监狱蹲到第三年时，我二哥写信告诉我，叔叔因急火入脑，造成颅干出血，去世了。在收集他的骨灰时，发现里面还有一颗子弹头。

四

   1979年，党中央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还了我清白。当时已出狱4年的我恢复了军籍，连同家庭成分一起获得了彻底平反。部队首长像接待英雄似的把我接回军营。

　　1981年初，我入伍后第三次回家探亲。火车到达吉林市，我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叔叔家，又看到了曾经住过的那幢旧房子，脑海里涌现的全是叔叔的音容笑貌、历历往事……

　　这个一室半的平房显得更矮小了，屋内还是那个砖火炕，红砖地面比以前更显得潮湿。屋地的一角是那台旧缝纫机，过去婶子下班回来就开始缝补衣服，9口人的大家庭，都穿新的谁家也穿不起。那时婶子的缝纫机就在炕头，我和弟弟妹妹们挤在一铺炕上睡觉，每晚哒哒哒的缝纫机声一直响到半夜，像一支催眠曲，把我们这帮孩子送入梦乡。

　　墙壁颜色灰白深浅不一，潮湿、霉变绘制的图案，如同天上的乱云，似画不成画，似花不是花。唯有正面墙上挂着的那个相框没有变化。相框的中间是我1966年春回来探亲时照的那张全家福。记得叔叔当时提出来照全家福是因为他看到我佩戴在胸前的两枚徽章而格外高兴。

　　房头的棚子里除了一些破凳子，还有那辆叔叔骑了20多年的自行车，它已经破烂得肢体不全，成了文物。那还是1966年我休假结束回部队前，叔叔推着这辆自行车送我，爷儿俩一边走一边唠，结果耽误了时间。怕赶不上火车，我要骑车驮叔叔走，可这辆旧车弱不禁风，招架不了。叔叔让我赶紧自己骑车往车站跑，说把车放在自行车堆里就行了。我当时还怕把车弄丢了，看来的确没丢，因为小偷嫌太旧。

　　这次我回来，只有二弟弟一个人在家。他告诉我：“爸爸在后期伤痛部位特别难挨，迫切盼望能手术。他每天撕掉一张日历，就要念叨一句‘我大侄儿就快回来了。’”我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我似乎看见了叔叔那引颈而望的身影，看见了叔叔那望眼欲穿的目光……

　　现在叔叔早已撒手人寰，常住天堂了，走时家境贫困，生活捉襟见肘，没有留下什么遗产，除了身上穿的那套旧军装外，就是身体里那颗还没有取出的子弹头。

　　我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叔叔的骨灰盒送回山东老家，入土为安。那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他与哥哥及战友们南征北战的出发地。

　　那时，我也是20年军龄的老战士了。我身着整洁的戎装，向这位革命前辈、我敬爱的叔叔，敬了一个沉重的军礼，双手从叔叔的儿子———我小弟弟手里接过骨灰盒，悲恸哭泣，泪雨滂沱……

　　我敬爱的叔叔，不孝侄儿对不住你！这么些年里，我都没有取出日本鬼子射到您体内的那颗子弹头，使您多受了不少苦，多遭了不少罪。叔叔，侄儿每想到这件事就追悔莫及，好像那颗子弹又射进了我的心脏一样。

袁佩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