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我们需要经过多少人世的历练，才能明白这个道理？ ———作者

我父亲吴襄哉曾在罗汉寺旁开有一间“罗汉寺茶馆”。1942年秋，茶馆里来了两个新四军地下交通员，刚进店里没多久，日伪军就闯进来。在我父亲的授意下，虽然陆掌柜受到恐吓，还被打了十多下，受伤严重，但是他依然坚持与敌人周旋，帮助新四军逃离。此为罗汉寺茶馆遗址

父亲与母亲

　　我的父亲吴襄哉于1884年农历六月初八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县汉留乡一个地主家庭。他有五兄弟、八姐妹，在兄弟中排行老四。父亲小时候学习四书五经，科举只考中了个前清秀才。但在清朝末期清政府办了个银行学校，他在那个学校学习并毕业。毕业后他想到钱庄工作，由于未找关系，而未被录用。此事在父亲年轻的心中就留下了一个对社会不满的印象。

　　父亲在20世纪初期从祖父手中分得土地五十余亩及房产。那时父亲已结婚成家，从此开始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婚后相继生了两女一男，生活很是富足。原因是父亲在银行学校所学得的知识教会他钱能生钱，在当时社会中放贷来积累资金，积累多了就购买土地；另外父亲还开了一些商铺。在父亲的五兄弟中，除了父亲的大哥———我大伯在外为官（是浙江湖州知府）外，父亲是最富有的。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父亲已拥有土地三千亩、商铺十爿、酱园一座。在这过程中，父亲还曾同朋友吴奇贵在上海首先开办了煤气公司，经营过民族工业。在经营煤气公司时父亲看到来钱特别快，而工人工资很低，父亲深感对工人剥削太多，心中难受，故同朋友讲，工厂由朋友去经营，自己回去继续做经营地主。

　　父亲从上海回到老家后，一边将大部分土地出租，一边自己雇长工及短工伙计耕种二百亩左右田地。当时长工不下十人，还有女佣数人，这其中就有我的外祖母。

　　好景不长，在我父亲四十岁出头（大概在1925年）时，父亲的第一任妻子病故。在封建社会，大家族死了人是要大操大办的，所以就特别忙，人手也不够。那时我母亲十六七岁，于是外祖母就把我母亲叫来帮工。丧事办完后，我母亲就留下来成为一个侍候父亲的女佣。

　　在这里说一下当时我的母亲。我母亲出生在一个很苦的家庭，苦是来自于外祖父。外祖父从农村到上海做厨师，后来自己开了个饭店。本应该是个幸福的家庭，但紧跟着他抛弃了外祖母，在上海建立了新家庭。这样，我的母亲和舅父小时候就靠我外祖母供养，生活相当艰难。最难时，我母亲曾领着我舅父乞讨过。我母亲在十四五岁时去上海做过操丝工，经受了不少锻炼，所以我母亲是个非常善良而又能干的人，也就是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就因为母亲从小的经历，所以在父亲家干活处事都非常得当。在这过程中，父亲对母亲很是赏识，从而产生好感，愿意娶我母亲为妻。

　　此事在20世纪20年代可不是件小事，我父亲的续弦之事需要得到家族的认可。我父亲将此事向家族提出后，遭到激烈反对，说什么“门不当、户不对”，是败坏门风，不允许。但我的大伯开明，他不反对，但他无决定权。面对压力，我父亲坚持说：“穷富有什么，人都是平等的，我坚决要娶，我可以死相拼。”在我父亲的坚持下，家族只有顺从，但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告诉我父亲：“你后面所生孩子都不能上家谱。”我父亲说：“不上家谱，他们也是我的心肝宝贝。”就这样，我父亲和母亲于1926年完了婚。我父亲的第二次婚姻使他痛下决心与家族决裂，随后我父亲带着我母亲从吴氏家族大院中搬出，来到了与农民朝夕相处的关田庄，在那里居住了几十年。

父亲的教训

　　刚搬出吴家大院的父亲，是既欣慰又艰难啊！因为他要为前面的二女一子成家立业。我父亲是个好父亲，对我前面两个姐姐和哥哥给予了优厚的待遇。两个姐姐出嫁，每人陪送土地五百亩。对哥哥更是优厚，除了五百亩土地，还亲手帮他盖了六进十八间房。一进为一排三间，排与排之间有天井相连，每一排为厅房，全部是花门楼，在樊州镇上数第一，非常气派。

　　二女出嫁和儿子结婚相继在1930年前完成，他们居住在镇上，生活无忧。按理说，父亲应该安心了，应该放心经营与母亲组成的新家庭了。但事与愿违，当时我哥哥娶的是高邮县城羊家的独生女，名叫羊惠。羊家是个相当富有的家庭，出嫁的陪送不比我父亲给大哥的少，黄金以斤来计量，所以生活非常富足。我嫂子是个大家闺秀，知书达理，非常贤惠，但由于当时婚姻都是父母包办，婚后两人性格不合，生活得不是很幸福。在嫂子生了一个女儿以后，我哥哥便有了外遇。

　　此人叫程闻英，是二姐的同学，是当时新派，常来我哥哥家。不久我哥哥与她有了感情，从此就成了我哥哥的情人，便长期住了下来，最后逼得我原配嫂子得了精神病。就这样，程闻英于1935年生了一个男孩，紧接着又生一子。由于我哥哥没有生活技能，全靠原来的财富生活，再加上我哥哥与程闻英双双吸着鸦片，坐吃山空，使经济一步步陷入困境。

　　程闻英这个女人本身就是个好逸恶劳、贪于享受之人，在我哥哥再无条件供她享受之时，趁我哥哥有病之机，在药中下毒，毒死了我哥哥。当时我三伯父是个律师，要程闻英抵命，我父亲未同意，因为还有两个孩子要人抚养，就未追究其责任。

　　由于程闻英的本性，时隔很短又将自己的小儿子毒死而逃走。这对我父亲是个极大的打击。人间最怕的事父亲都遭遇到了，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哥哥的事给了父亲极大的教训，那就是钱和技能哪个更重要。父亲曾多次和我们说：“钱能救人，钱也更能害人，没有正确的金钱观，将置人于死地。对你们我只培养技能，绝不给你们留一分钱。”

　　父亲的第二次婚姻和哥哥年轻生命的结束，在父亲一生中既是财富又是教训，正因为有如此的经历，才有后来二十多年父亲的成功。

　　从父亲和母亲组成家庭搬出吴氏大院后，就一直在与最底层的农民相处中生活，再加之母亲的经历，对父亲思想的转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我父亲除了收地租和自己经营二百亩土地外，还放贷，从搬到关田庄后，转变有五。转变一，表现在对待一个佃农王永财身上。他来租种父亲的土地时只有一条小船能挡风避雨，没有房子，没有农具。我父亲帮他盖了简易房，并给他农具。后来此人成了我父亲的好帮手。那时土匪多，一有风吹草动他就用船帮我父亲逃生。转变二，碰上荒年租子收不上来，从不逼租；遇上灾年来年农民无种育苗，父亲都能给他们种子。转变三，帮助无法生活下去的人渡过难关。在我很小的记忆中，我的家乡有个渔民叫周福友，一年秋天渔船坏了，无法生活下去。我母亲向父亲提出建议，给周氏在我们家场院中盖个窝棚，并供他们家一冬的粮食，来年开春帮他修好船继续打鱼。我父亲完全同意母亲所说，救了这一家人。转变四，父母结合后生了我们六个姐妹兄弟，我们小时学习是请先生来家教我们识字，农民的适龄儿童可以和我们一起学习。转变五，每到年关，开始放粮。每年的除夕每人一升米，春节初一到初五每人五个馒头，初六到十五每人一个馒头。这都是由于我父亲直接接触农民和娶我母亲后所做的事。

共产党的同路人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来到苏北到了我的家乡高邮县汉留乡，有很多部队的领导人就直接来到我们家找我父亲。这些人中我能记起的有：惠浴宇、粟裕、夏光、刘飞、谢友才、谢镇军、张孤梅、刘先胜、温玉成，还有施月琴、顾静、高敏、赵秀英、王平（由于年代久远，可能会同音不同字）等女同志，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同他们还有很多联系与交往。

　　新四军的首长来到我的家乡能直接来找我父亲，也是经过调查对我父亲有所了解而来的，也就是因我父亲的经历而选中了他。当时新四军非常艰难，需要帮助，他们就动员我父亲给予援助。我父亲从军队纪律，就认定这是一支能打走日本鬼子的好队伍。在一次求助中，父亲二话没说，答应一次捐出一个营的枪支弹药装备，并对当地有钱人急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支持新四军抗日”。

　　由于我们是个大家族，有些特殊的关系，我大伯的二女婿是中统头目叶秀峰，我父亲是他的叔丈人，父亲就利用这样的关系营救过被关在苏州牢房里的新四军。父亲还利用这些关系为新四军购买军火。其中有一次父亲为新四军买了32支三八枪，因故未能马上交到新四军手中，就找人分两处埋了起来。当时我的家乡社会环境很糟，土匪横行，我父亲大部分时间不敢在家住。因枪支一事，父亲告知母亲，如果来抢，家中任何财产均可抛，唯独枪支不能交。偏偏就出事了，土匪来了，母亲将家中钱财都给了，他们就是不走，直接向母亲要枪。母亲说不知道，土匪利用家中抽水机用的煤油架起火要烧死她，母亲无奈交出枪支。此事给父亲带来了麻烦。有一天，当地民兵把父亲带到何家庄，要我父亲承认把枪卖给了土匪。父亲回答说：“你们可以杀了我，但我绝不能承认我卖枪。”当时不知何人将此事通报给我们二分区专员惠浴宇。惠随即派人赶到现场，批评了当地的民兵，放了父亲。

　　就此事，父亲对我们进行了教育。父亲说：“做错事要敢承认，没有做错事，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可承认。”父亲告诉我们做事要为人好，为人好是为自己好，害人就是害自己，要把它作为对自己一生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家教吧。

　　我父亲除自己参加抗日活动外，还把亲生子女先后送进革命阵营，以表示他跟共产党走的决心。1944年，父亲作出重大决定，把我在上海上中学刚满16周岁的大姐吴菊和14周岁的大哥吴越叫回来，送他们去参加新四军。父亲还动员周围的青年人参军，比如父亲曾动员在我们家做长工的沈天贵参了军。该人上世纪60年代转到安徽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撕破“双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我父亲和我不满13周岁的二哥吴北撤退了，母亲和我及两个妹妹未能走成。父亲临行时，对母亲和我说：“撤退是暂时的，一定还会打回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政府机关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父亲是开明绅士，他曾几次申请入党，当时的省长惠浴宇对父亲说：“吴老党外起的作用比入党强。”1944年、1946年父亲被选为高邮县第一、二届参政会议长，还先后担任江都县参政会副会长、苏皖边区临时议会参政员。新中国成立后，惠浴宇省长让他任江苏省文史馆馆长，父亲说：“我还是留在家乡做实际工作。父亲历任高邮县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副主席、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县政协副主席、苏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党给予了父亲应有的荣誉。

　　父亲的一生是得到了肯定的，是党的同路人，一些新四军的老首长，比如当年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在他的回忆录里，曾三次提到父亲对革命的贡献。再比如当年的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刘飞于1962年邀请我父亲母亲参加国庆观礼，登上了观礼台。在江苏省姜堰市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中，也有父亲的事迹介绍。

　　关于我父亲的事，现在在网上也经常能见到一些相关记载。

　　比如，在《江苏文史馆中的高邮人》一文中，有一部分是这样写的——

　　1941年，新四军开辟樊北地区时，吴襄哉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倾向革命，投身抗日，帮助抗日民主政府和新四军购买枪支弹药、安置伤病员、搜集情报等。1942年至1944年间，又多次献田献粮、创办小学、优抚军属，并送子女参加革命。

　　据离休干部金益成介绍：吴襄哉家里有许多田地、店铺、酱坊等家产，其家族在县境是个有名望的大家族，与国民党名流叶秀峰是亲戚。当开辟樊北地区的江高独立团第一次召开乡绅座谈会时，很多人接到请帖都不愿参加，唯独吴先生到会讲话。从此以后，团长谢友才、政委张孤梅和江高行署主任惠浴宇等领导同志就成了吴襄哉家的座上客。1984年初江苏省长惠浴宇在苏中革命斗争史座谈会上提到：吴襄哉在整个高邮县的影响大啊，事实上，高宝地区数得过来的几大家族，马家、朱家、吴家等等，相互间都有联系，像他这样身份地位的人能说一声“要赞成新四军抗日”，这的确有利于我们当时的新区开辟工作。起初我们在樊北地区建立政权，立下脚来，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得感谢吴襄哉的支持。

   比如，在2012年的《扬州晚报》上，有一篇《古镇汉留穿越2000年》的报道，其中有一部分是这样描述的——

　　汉留镇，革命老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从前的汉留人，除了到汉留的老街上去参加庙会外，逛街赶集还有另外一个好去处——罗汉寺。新中国成立前，开明乡绅吴襄哉在罗汉寺旁曾开有一间“罗汉寺茶馆”。茶馆生意一直很好，特别是天气炎热的时候，赶集赶累了的人们总要停一停，到路边的茶馆里去喝上几碗茶。这个不大的茶馆里，还曾经发生过当地人保护新四军的故事。吴襄哉开设茶馆后，请陆森林做掌柜。开设茶馆时，吴襄哉就关照陆掌柜，新四军常在这一带活动，不管白天夜晚，只要他们来，都要好好招待，所有的账都归店里。1942年秋，茶馆里来了两个新四军地下交通员，刚进店里没多久，日伪军就闯进来。虽然陆掌柜受到恐吓，还被打了十多下，受伤严重，但是他依然坚持与敌人周旋，帮助新四军逃离。

   再比如，一篇名为《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忆新四军十八旅敌工科科长谢镇军》的文章，其中有一部分也提到父亲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1943年初，分区和地委机关移到樊川以北地区。樊川、永安等据点的敌人经常进行袭扰，为保障我分区机关活动的发全，分区领导决定趁我军在军事上对樊川之敌进行打击之后，由谢镇军负责，对樊川伪独立旅旅长夏铄武施加政治影响，做争取他的工作。谢镇军派敌工科人员通过调查了解到，高邮县二区关田庄的吴襄哉是全县很有影响力的地主名绅，他在全县有较大的经济实力，在敌伪军中也有较多的人际关系。吴襄哉以爱国抗日开明著称，但对共产党心存疑虑。谢镇军进入樊川伪化区，亲自登门拜访，多次与吴襄哉推心置腹，促膝谈心，反复说明共产党抗日政策，说明当前打击日寇是我民族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兴亡的大事，我军争取伪军的目的是使之与我军一起抗击日寇……谢镇军真诚细致的工作，新四军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战的政策及艰苦斗争的精神感动了吴襄哉，使他逐渐消除了对共产党新四军的戒备，愿意为抗日救国出力。他主动想办法，利用他的影响力找到当时东汇镇伪镇长，通过他向伪独立旅旅长夏铄武传话。几经周折，促使夏铄武同意派亲信请谢镇军到樊川谈判。

　　在新四军谈谈打打拉拉策略的指导下，经过多次谈判，限制了伪军在樊川的活动范围，保证了分区活动的安全，扩大了我军的影响，并在夏铄武部各据点伪军中建立了关系网，对其部中、下层军官进行长期争取、瓦解工作。1944年在我军攻打下永安镇据点后，逼使驻樊川、八字桥夏铄武部伪军全部自行撤走。吴襄哉后来一直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他曾多次主动打探敌情，为新四军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冒着风险掩护我民运干部开展工作，保证党的秘密交通线安全。他的行动，对高邮地区其他士绅影响很大，带动不少伪、顽乡长转变立场，众多绅士明确表态，以实际行动支持参加抗日。正是这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后期，苏中地区90%以上的伪军不敢与我为敌。

   由于父亲的选择和领路，给我们儿女带来了当今的幸福生活。我大哥吴越是抗战的军人，在空军部队离休，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我自己也从大学退休，尽享天伦之乐……

　　父亲病故于1966年7月1日凌晨。在父亲生病的最后时刻，连续让家人给我发了六封电报催我回家见最后一面（我在外地工作）。由于当时“文革”已开始，政治形势紧张，我未选择回去。此事五十多年来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无法释怀。关于不能回去的具体细节，我就不多说了。人生不可逆，唯择为难。行迹在东，不能复西。王国维“人生过处唯存悔”之句，将挂一漏万的懊恼，说得多么透彻。我们都冀求人生的圆满，然而，有谁能够？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我们需要经过多少人世的历练，才能明白这个道理？我借此栏目向父亲表示忏悔。父亲，女儿对不住您。

吴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