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

 我妈妈一看到钱,眼泪还在眼眶里,嘴上就笑了,直说:“这下好了,我老丫头有救了。” ———作者

1960年11月,我(后排左一)与爸爸妈妈大哥大嫂及侄子侄女们在长春留影


我活了81岁了,活得长,就会有一些人生感悟。我感悟最深的是:对爸爸、对妈妈,你不管做什么,都觉得还是不够,还是来不及……

小脚妈妈心里只有老人和孩子

   1936年,我出生在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吴滩镇大王村。我生下来就体弱多病,为了我能活下来,爸爸妈妈操碎了心。特别是我妈妈,她太不容易了。

   妈妈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虽然个子不高,但长得浓眉大眼,挺好看的。可是在那封建社会里,女人是没有地位和自由的,什么事都受社会习俗左右,比如女孩子到了四五岁都得把脚缠裹起来,使其成为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莲”。裹脚是个极其痛苦的过程,用白布剪成四五寸宽的布条,然后左一道右一道地缠,缠得特别紧,一点也不透气,而且一直得缠到成年后骨骼定型了才将布带解开。

   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子只能长身体,不让长脚,到了十二三岁时,个子长高了,但脚几乎还是那么大,脚趾头慢慢地弯到脚心里。按妈妈的个头儿,应该穿三十五六号的鞋,结果妈妈穿的鞋只有三四寸长,可想而知,那脚得小到什么程度?妈妈跟我说,缠脚那几年,她不知哭过多少回,遭老罪了,一走就疼得要命。但在那个社会里,这样的命运女孩子谁能逃脱得了呢?

   妈妈因为脚小,一辈子没有跑过一步。走都困难,哪还能跑呢?  

   尽管这样痛苦,妈妈还是担负起全部的家务,家里什么活都是妈妈干,因为爸爸整年都在海里打鱼,维持一家十口人的生活。我们家离海边有一百多里地,村边有一条大河通向海边,家里有一条破船,爸爸就驾船出海打鱼。一年中,爸爸只能收船回家一趟,回家后还要修船、补网,也是忙个不停,根本帮不上妈妈什么忙。  

   妈妈整天忙里忙外,晚上也得干活。爸爸出海期间,妈妈就在家里织渔网,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织,一直织到晚上十点来钟,把腰把累弯了,经常直不起来。  

   我们家几乎没有地,只有爷爷奶奶去世后的坟茔地,才几分大。记得有一天吃完晚饭,妈妈领着我到地里干活。妈妈踮着小脚一镐一镐地刨地,特别费劲。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妈妈还在那儿刨。快到夜里十点了,看我困得倒在地上睡着了,妈妈才不得不收工,背着我回家了。到家后放下我,她自己就坐在那儿揉她的那双小脚,显得特别痛苦。我当时虽然才四岁左右,但已经知道心疼妈妈了,心想:我快点长大吧,好帮妈妈干活。  

   妈妈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我最小,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在旧社会里我们家很穷,一天很少能吃上一顿饱饭,都是稀粥,一碗粥喝到底也剩不了几个米粒。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尽管那么穷,妈妈还要孝敬老人、关照孩子。给奶奶盛粥时,妈妈都是把勺子往锅底盛,这样能多盛点米粒给奶奶;妈妈喝一碗粥,碗底下剩的几个米粒还要倒给我。

三百块大洋救了我的命

   妈妈怀我的时候,因为整天吃不饱饭,再加上家务活太累,导致营养不良,没有奶水给我喝,所以我的身体非常不好,直到三岁了才能站起来。我总是病恹恹的,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在我五岁那年,社会上有一种传染病,叫“脾块病”。这种病就是肚子里长了一块可以摸着的疙瘩,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那疙瘩就一天天增大,人的脸也变得蜡黄,骨瘦如柴,最终送命。我们村上已经死了两个孩子,像我这样的病秧子是最容易被传染上的。

   妈妈后来对我说:“有几天你突然哭闹,脸色发黄,白天闹,晚上也不好好睡觉。我就觉得奇怪,你平时不闹人,这几天咋的了?”后来妈妈就用手在我肚子上摸呀摸,突然妈妈喊爸爸:“她爸呀,你快来摸摸孩子的肚子,怎么有点硬块呢?”我爸爸一摸,直说:“完了完了,正是那种脾块病,这可怎么办?家里没有钱,这不是要看着老丫头完吗?”说完,老两口抱头痛哭。

   从那天开始,妈妈整天背着我,焦虑万分,日夜不能睡觉。妈妈天天哭,没多久就得了中耳炎,听力下降,别人说话也听不清了。我看妈妈这样子心里很难受,劝妈妈说:“你别哭了,我不能死,以后我听你的话,好好睡觉,多吃饭,过些日子就好了。”  

   我得的脾块病快两个月了,因为没钱看病,状况很危险,肚子越来越大,整天高烧不退,脸也浮肿得厉害,连牙齿都松动得快掉了……妈妈心急如焚,到处想办法借钱,再不看病我就没命了。

   有一天,妈妈到她亲舅舅家借钱。他家是全村最大的地主,粮食多得吃不完,钱也多得花不完。他家离我们家很近,只有二十米远。记得妈妈背着我去找他,连说带哭:“舅啊,我老丫头病得要死了,求你借点钱给我们吧,好给她看病啊!”可是,那狠心的地主舅舅不但不借钱给我们,还恶狠狠地说:“哪有钱借给你?借给你也还不上,那么多孩子少一个两个的能怎么的?!”我妈妈一听,号啕大哭,把我背起来就回家了。我当时想,这地主咋这么坏呢?  

   一天早上,看妈妈在梳头,我问妈妈:“你梳头是不是要去外婆家啊?”妈妈说:“是。”然后,妈妈一把把我拉到怀里,泪流满面地说:“一会儿咱们去你外婆家,求你小舅想办法给咱们借钱,好给你看病。要是能错到钱,你就有救了;要是借不到,你……”妈妈再也说不下去了,哭得像泪人一样。

   我们家离外婆家只有一里地,可是妈妈脚小,再加上我有病,妈妈背着我走了两个小时才走到。外婆看我病得那个样子,一把把我搂到怀里,两眼流泪地说:“乖啊,你怎么病成这样了?”我妈妈早已泣不成声:“这不,我们今天来是想求她小舅想办法跟他朋友们借钱,好给她看病,要不就不赶趟了。”外婆一听,麻溜地去找我小舅,把我的情况跟小舅一说,小舅也来看我了。小舅一看我那个样子,也流下了眼泪,连连说:“我去想办法、我去想办法……”  

   小舅也没有钱,但他朋友比较多,都是一起在海里打鱼的哥们。小舅很快到几个朋友家借钱,借了好几家,借到了十几块大洋。小舅跟我妈妈说:“先拿回去给她看病,以后我再继续给她借。”

   我妈妈一看到钱,眼泪还在眼眶里,嘴上就笑了,直说:“这下好了,我老丫头有救了。”

   我们连中午饭都没吃,拿着钱就回家了,赶快找大夫看病。第二天就开始打针,连打几天针,病情就有好转了。我小舅隔几天就送来十块、二十块大洋,共借了一百五十块大洋。我连打了一个多月的针,身上不发烧了,也能吃点饭了,后来不用妈妈背了,一天比一天好。但我还没有痊愈,钱又不够了。

   爸爸又到我大姐的婆婆家去借(当时大姐还没过门)。该着我不死,本来他们家也没有钱,但就在前两天他家草场里的草卖了,卖了二百多块大洋。大姐的老公公二话没说,就拿了一百五十块大洋给我爸爸。爸爸连连说:“我老丫头的病彻底能治好了……”

   打了三个多月的针,三百块大洋花光了,我的病也好了,能吃饭能睡觉,身体恢复得很快。当时是1941年,那个时候,三百块大洋能买三亩好地,我家当时要有三亩好地,全家人就不会挨饿了。我妈妈说:“一家人还是团团圆圆的好,现在我老丫头病好了,大家挨点饿就挨点饿吧。”  

  

拨云见日,我们穷人翻了身  

   转眼到了1946年,拨开乌云见太阳,来了救星共产党,我的家乡开始土地改革了。土地改革时,我们家分了十几亩好地,从此全家人有饭吃了,不再挨饿了,也不用受我妈妈那地主舅舅的辱骂了,我们穷人翻了身。

   在这个时候,我对爸爸妈妈说:“我的病已经好了,又有饭吃了,别忘了我小舅和大姐的老公公,是他们救了我的命,得把钱还给他们。”我爸爸听了很高兴地说:“你还能想到这些很好,我准备今年还一部分,明年再还一部分就还完了,还准备多还一些,因为这么长时间了,知恩要报。”  

   爸爸特别重视对我们的教育,不但要我们有恩必报,还告诫我们要好好做人,向我大哥学习。我大哥是我父母的骄傲,他比我大17岁,1938年我两岁时他就参加八路军了,是黄克诚的部下。  

   记得我小时候,大哥队伍里的十几个同志有一次吃败仗没地方躲了,大哥就把他们都领我们家来了,吃住了好几天。后来敌人追捕得紧,大哥又领着他们去海边躲起来。建国后曾当过江苏省公安厅厅长、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黄赤波两口子,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也在我们家待过一段时间。  

   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我的家乡一会儿是革命根据地,一会儿是敌伪区,形成拉锯战的状态。共产党来了,打土豪分田地,人民过上安稳日子。国民党反动派来了,老百姓就遭殃,受尽磨难。这种局面一直到1949年5月份国民党部队败退才结束。

   记得国民党部队盘踞的地方与我们家所在的村子只隔着一条河,说过来就过来。我妈妈挨过国民党兵的打,他们是来抢我们家粮食的。土改时我们分到了地,也打了不少粮食,可是粮食还没来得及藏好他们就来了。妈妈不让抢就拦着,一个国民党兵一枪托子就把妈妈打倒在地上了。我使劲地抱着妈妈,哀求他们说:“要打就打我吧,不要打我妈,我妈脚小站不住……”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村子里的人可进步了,150户人家中就有二十多名党员。我二哥也是其中的一员,他15岁就入党了,16岁已经当上了村长。我们家有四个党员,国民党部队离那么近也不害怕。记得河那边曾喊着我爸爸的名字公然叫号:“你出来!你出来!你一家子都是共产党!”他们虽然这么喊,却不敢轻易动我们家,因为我大哥是共产党部队的人,对他们有震慑力。  

   记得国民党部队败逃后,镇里面还给我们家送来一个大匾,上写“革命家庭”四个大字。

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到了1947年,我已经11岁了。村里办了一所小学,我开始上学了。

   当我拿起书包时,爸爸对我说:“为了救你,家里花了三亩地的钱,可是当时一家老小都饿着肚子,连你八十岁的奶奶也跟着挨饿,所以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辜负全家人的希望。”听爸爸这样说,我悲喜交加,悲的是,一家人为了我天天挨饿;喜的是,我没有死,现在还上学了。  

   我小学六年学得很好,得了好多奖状,还戴着红袖标在升旗台上指挥大家唱歌。我大姐看到了,说我真精神。她说:“我真没想到我小妹能有今天。”

   小学六年很顺利地毕业了,接着就上初中了。初中学校离家有三十多里地,刚离家这么远,好长时间看不到家里人,尤其是看不到妈妈,我心里总惦记着妈妈的脚疼没疼。后来爸爸知道了我的心思,总是隔几天就来学校看我。学校离家那么远,爸爸年岁已高,每次来学校都累够呛。我心里很难受,就对爸爸说:“我以后不想家了,你千万不要再来看我,学校放假我就回家了。”

   从那开始我就不想家了,专心致志地学习。记得我到学校写第一篇作文时,老师在全班念了,我很受鼓舞。老师也让我以后要加倍努力学习,争取得到好成绩。在数学方面,我学习有点费劲,但数学老师家离学校很近,有时利用晚自习时间给我辅导,使我学习成绩提高得很快。经过三年的努力,我顺利地考上了高中。

   上高中时爸爸又来看我一次。高中的学校离家二百多里地,由于水土不服,加上身体素质差,我突然便血,脸色煞白。我们校长知道后给我爸爸写信,说我病了。爸爸接到信当天就来看我了,到学校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还把我大哥给他邮来的参须(那时我大哥已在长春工作)都带给了我。爸爸还去买了一包冰糖和一个小茶壶,连夜把参须和冰糖放小茶壶里煮水给我喝。爸爸一直在学校照顾我喝了半个月,直到我痊愈才回家。    

   高中不比小学和初中,学习内容多了,知识面广了,也深了,学起来有点费劲,但我特别努力。记得在开始学俄语时,在32个字母中有一个“P”,需要用舌尖使劲打出来,可我怎么打舌尖也不动。幸亏老师教得好,告诉我在早上未起床前,躺在床上,脸朝天,昂着头,巧用舌尖,从嗓子里往外充气,再抬起舌尖,这时就会有效果了。我按老师教的方法,练了一个假期,终于练会了,但舌尖也练破了。开学时,老师问我练得怎么样,我麻溜地告诉老师我会打了,并念给老师听。  

   在各科老师的关怀下,我终于完成了高中学业,准备参加高考。这时,我的班主任老师找我谈话。他说:“根据学校领导班子研究,结合你平时各方面的表现及学习情况,学校决定保送你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你考虑一下,再和家人商量一直,尽快给我一个答复。”我一听心里很高兴,第二天就回家报喜去了。爸爸一听高兴极了,连连说:“去吧去吧,那是过去皇帝住的地方,又是毛主席工作的地方,我们农村孩子都没见过大世面,连火车都没看过,这一下子到北京念书,还能不去?”我哥哥姐姐们也都同意我去,尤其是我妈妈,笑得合不拢嘴,直说:“我老丫头这回出头了。”    

费劲攒点钱和粮票,父母都没花到

   在大学里学习更紧张了,我起早贪黑地学,非常刻苦。但我当时的年龄比一般同学要大四五岁,再加上身体底子薄,学起来很吃力。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完成了学业。这时我心里算计着,我是用三百块大洋换来的人啊,当时家里人为救我都挨了不少饿,这回该是我报答他们的时候了,特别是我的父母。

   我大学毕业后投奔我大哥来长春工作了,离江苏老家有三四千里地,平时不能照顾二老,只有过年时攒点钱给他们邮去,微不足道。有一次,我给妈妈邮块布料叫她做件布衫穿,妈妈穿上布衫逢人就说:“这是我老丫头给我买的,我老丫头有用了。”那时,我父母的生活又陷入了困境,因为人民公社化,早年分的地都归集体所有了,家里没有劳动力,几乎没有收入,全靠哥哥姐姐们资助。

   我小时候生在贫穷的家庭里,那穷苦的日子永远忘不了。平时我很注意节省开支,每月工资49块5毛钱,该不花的不花,该花的也不多花。可是那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多少年也不涨工资,就那么几十块钱,除了一家生活开支,几乎没有剩余了。我攒了30块钱、40斤粮票,足足攒了两年,老费劲了。我每月从资里攒两块钱,还要从大孩子身上省钱。大孩子一岁的时候,我不找保姆,每天把孩子自己锁在家里,长达五个月,这样可以省点钱。那时全国粮票也很紧缺,不是有粮就能换的,得到单位开介绍信——有出省出差证明才能起出来,而只有全国粮票到老家才能用。我是想趁回家生二孩子的机会,把这些钱和粮票给二老,他们一定很高兴。  

   我是在1967年冬天回家生孩子的。因为这点钱和粮票攒得不容易,我可当回事了,在回老家时包了一层又一层,揣在怀里生怕丢了。谁知我刚到我婆婆家(离我妈妈家有十里地),就听说我爸爸病了,妈妈身体也不好。平时我哥哥、姐姐都不告诉我家里的情况,怕我着急。我趁还没到生孩子的日子,就回家了。到家一看,爸爸咳嗽不止,骨瘦如柴,一点也不像爸爸原来的样子了;妈妈的腿摔坏了,不能下床走路,疼得利害。二老病到这种程度,我都不知道,感到非常内疚。看我哭得伤心,妈妈忙说:“你别哭了,要生孩子了,哭坏身子可要不得。你待两天就回婆婆家生孩子吧,等生完孩子再回来。”

   我在婆婆家生完孩子第30天(满月)时,我侄女哭着来找我,说她爷爷病重,不能吃东西了,还说她奶奶不光是腿疼,肾炎又犯了。我一听,二话没说,抱起孩子就往妈妈家赶。一进门就看爸爸已经奄奄一息了,大夫说爸爸得的是肺癌,已是晚期。我一听犹如五雷轰顶,寻思爸爸没有几天日子了。

   爸爸去世后,我整天以泪洗面,总觉 得自己对不起爸爸。爸爸那么疼我,他有病时我却没有办法服侍他。现在妈妈又病成这样,我决定好好服侍妈妈。每天早上我四点起床,做点热乎饭菜给妈妈吃。吃了一段时间,妈妈高兴地告诉我,早上吃点热乎饭菜身上暖和多了,也觉得舒服多了。

   我想多服侍妈妈一些日子,可是才一个月不到我单位就来信了,叫我赶快回去上班。我接信后想了很多,妈妈为我操碎了心,现在她有病了,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我怎么能忍心离开呢?

   见我迟迟没走,哥哥姐姐们都叫我回去,说妈妈由他们照顾,我的工作不能耽误。妈妈也说:“你回去吧,你在家也不能让我这病好了。记住,忠孝不能两全,你好好工作我才能安心。”  

   我临走时抱着妈妈痛哭一场,当年妈妈为我所付出的一切,又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历历在目。穷的时候,碗底下几个米粒妈妈都倒给我;我有病时,妈妈把耳朵哭聋了,眼睛哭花了;为了不让我哭,整天背着我,把腿都站肿了;怕我病死,就连从不来往的地主舅舅也去借钱,结果被人家辱骂一顿……

   我回东北小家不到三十天,二哥就来信了,告诉我说:“妈在你走后由肾炎变成尿毒症,不几天就去世了。”我看完信,哭得死去活来,喉咙哭哑了,好多天都不能说话。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可父母却未得我什么济,就连我省吃俭用费了好大劲攒下来的一点钱和粮票,二老都没有机会花到,它成了折磨我后半生每一天的致命遗憾。这件刻骨铭心的事过去五十年了还是挥之不去,每当想起我都心酸不已,心痛不已。

   这世上有一种爱,是无法计算,也无法还付的;它不是写在脸上,挂在口边,它从来都是藏在最深处,像洋葱一样,一层层地剥开,让你流泪……

  王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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