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福增的离去,是我心中最深的痛

 

想起福增曾说的话:“谁让咱俩是铁哥们呢?铁哥们就要患难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人真诚善良、质朴厚道的福增做到了,而我却没做到。 ———作者

本文作者来本报讲述他与福增的往事,眼泪一直在流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深夜梦醒,常常一身冷汗。只记得我拼命地跑,拼命地喊,拼命地想抓住什么。直到有一天,当我独自一人坐在家里,抚摸着满屋子的家具,欣赏着它们明亮的色泽和坚实的质地时,突然地,没有任何预兆,一阵深深的悲哀从心底深处涌出。没有任何时候像这一刻,让我深深地知道:我失去了我最宝贵的——我的知己王福增。

 

提起福增,往事历历在目。就从我俩相识说起吧。


  那是1962年,距今过去五十多年了。那一年,我在国营长春机械厂子弟小学(133厂小学)读四年级。刚开学不久,我们班新转来一名男同学。他个子不高,小眼睛,黑瘦;穿着一身粗布衣裤,操着一口外地口音。他就是王福增。


  据福增后来跟我讲,他老家在山东一个偏僻的农村,由于父亲病逝,家中无壮劳力,无法在农村生活,母亲就带着他和两个妹妹来东北长春投奔他舅舅来了。为了维持一家人生活,他母亲在133厂家属宿舍一栋楼的房山头儿临时用木板搭了一个简陋的小木房,给人修鞋。他家在二道沟缝纫机厂附近住,那里是一片脏乱不堪的洼地,路面都比他家房顶高。


  在班里我俩同桌,坐在最后一排。他没书,与我共用一个课本。由于长春和山东的教材不一样,许多东西他都不会,再加上他的学习基础比较差,每当老师提问他,他总是满脸通红地用山东腔调回答:“俺们那儿老师没讲过。”逗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别看他学习较差,但身体素质特别好,总爱跑啊跳啊,连走路都是小跑着,颠儿颠儿的,恨不得要飞起来。打篮球、踢足球、游泳……他在我们班是绝对的主力干将。因为我是班里的体委,他自然成了我的左膀右臂,我俩整天形影不离。有一次学校学生总值周,轮换到我当班。总值周主要负责一周内全校纪律和卫生的评比,以及周一早晨的升旗仪式。周六放学后,将国旗降下,周一早上升旗用。可是任凭我们几个值日生怎么整,旗就是降不下来,急得大家满头大汗。旗杆起码有十多米高,上哪儿去找这么长的梯子啊?正在这时,福增跑过来,看了看说:“旗叫滑轮卡住了。没事,我来!”说着他脱掉鞋,光着脚,然后往手心里吐了口吐沫,赤着脚,“噌噌”几下子就爬到了旗杆顶端,把滑轮推正。旗顺利降下来。福增头朝下,两腿夹着旗杆从上面滑了下来,博得同学们羡慕的眼光。


  一转眼,两年半的美好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六年级的下学期开始了。第一天第一节课福增没来上课,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我一天看不到他心里像缺很多东西似的,慌慌的没着没落,满脑子都在胡思乱想。一下课,我赶忙往修鞋铺跑,想去问他母亲发生了什么事。刚出校门,有人一把将我拽住。我一看是福增。我急忙问他:“你怎么没来上学?”他叹了口气说:“我不能念了,家里没钱,交不了学费(当时学费是每学期3块钱)。我妹妹有病还住院呢。我来是告诉你一声,还得赶紧到医院去替换我娘去。”说完,福增就赶紧跑了。


  福增退学之后,给我的打击很大,我就像丢了魂一样,整天无精打采,什么都引不起我的兴趣。记得有一天第三节是体育课,想到跟我同一水平的人也只有福增了,我玩得不痛快。上完课之后回到教室,第四节应是地理课,因为任课老师没来,班主任通知我们在班级上自习。我感到枯燥无味,索性到外边玩去。就这样,我抱着足球偷偷地溜出教室,跑到学校西边靠近粮店的空地上,一个人漫不经心地踢着球。我踢着踢着,一不留神,只听“当啷”一声,球打在粮店的窗户框上,吓得我赶紧抱起球,撒腿就跑。我一口气跑出几百米远,才回头看看有没有追兵上来。我定了定神,大口喘着粗气,心想:真倒霉,要是福增在我俩互相踢哪有这事?


  这时,133厂广播站的大喇叭响了,午休时间到了。我想:赶紧回去看看吧,踢没踢坏玻璃?踢坏了几块?刚才只顾逃跑也没细看,不知情况怎么样。我蹑手蹑脚地来到了现场旁边,一看不好,我父亲和班主任老师都在那里,正谈着什么。也许班主任正向我父亲告我的状吧!逃课,还把人家粮店的玻璃打坏了,这家肯定是不能回了,一定得挨揍。三十六计走为上,我赶紧调头,飞快地向一条小路拼命地跑着,生怕我父亲把我抓着。


  也真凑巧,迎面正好碰到福增。他说:“庆余,你干啥去啊?”我说:“别提了,我惹祸了。”就把刚才发生的事跟他说了一遍。福增看着我那狼狈的样子问:“你还没吃呢吧?”说着,他像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两个热乎乎的馒头:“快吃了吧。”我这时正又累又饿,就狼吞虎咽地几口就把两个馒头消灭了。然后,福增笑了笑说:“走,到我家去。”


  到了他家低矮的房子里,那简直是世外桃源,开心欢乐代替了所有烦恼忧愁。我们从校内校外,到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不知不觉天黑下来。突然门外有个女人厉声地喊:“小三,开门!你这一天都死哪儿去了!”“哎呀不好,俺娘回来了,快躲起来!”他赶紧把我塞到他家最里边的小仓房里,然后去开了门。他娘进了屋,把他一顿臭骂:“你这小崽子,我让你给我买的馒头呢?害得我一天都没吃饭?”说着,他娘抄起笤帚劈头盖脸就打了过来。“娘,你听我说,”福增竭力用手挡住母亲的笤帚说:“中午我去给你买了,可到了饭店我一掏兜,钱和粮票都丢了。下午我就到处去找,也没找到,我也刚进屋。”他娘听到福增这么一解释,好像气消了一些。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吃的那两个馒头是福增娘的中午饭啊!害得她老人家干了一天活还挨了一天饿。


  这时,他的两个妹妹也都回家来了,开始生火做饭。我记得那天的晚餐是大锅熬的苞米面糊粥。吃饭时全家围着大锅台在喝粥,福增盛了一大碗,假装粥太热边用嘴吹着边悠闲地踱到小仓房门口,将粥倒在他事先放好的大碗里。然后,他装模作样好像刚喝完粥的样子又盛了一大碗,又像刚才那样将粥倒在大碗里。然后,他又回去盛粥。“三哥,你的粥怎么喝得这么快啊?”他大妹感到蹊跷,盯上了他,把正在喝粥的我抓了个正着。


  这时,我父亲正好找到他家。我只好战战兢兢地跟着我父亲的身后往家里走。福增怕我挨打,不放心,就在我后边颠儿颠儿地跟着。我摆手让他回家去,他不干。


  一路上,我俩耷拉着脑袋,没说一句话。上了楼到了我家,我爸一脚把门踹开,说:“我看你还敢逃学?我看你还敢打玻璃?”顺手抽出皮带就朝我打来。福增这时一把抱住我父亲的大腿,跪在地上,哭着求我父亲:“王叔,你不要打他!都怪我,是我让他逃学的,要打你就打我吧。”这时我父亲正在气头上,打不着我,就更生气了,对福增说:“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皮带重重地打在他的身上……


  多年之后,每当我俩提起这件事情,我都会感到对不起福增,而福增却说:“谁让咱俩是铁哥们呢?铁哥们就要患难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俩都渐渐地长大了。我继续读书,后来当了一名中学体育教师。福增退学后一开始给人家放羊,后来跟他舅舅的一个朋友学木匠活;慢慢地自己能打家具了,赚点手工费。


  我25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爱人。我俩相识两三个月就到了年底。原计划明年结婚,可是她家不同意,原因是明年是闰年,结婚不吉利,看来只能年底前办了。


  结婚,房子是头等大事。没有房子,我就在133厂西边杨家粉坊租了一间小平房,房租每月5块钱。租房当天,我找福增来帮我看房子,福增说:“房子还行,但你结婚也太仓促了,啥也没有啊,整得我都措手不及。我要知道你今年就结婚,怎么也得给你打套家具作结婚贺礼啊!可是恐怕来不及了。”


  谁能想到,就在我结婚的头一天下午,福增突然亲自拉着一辆大板车来到我的新房前。车上装满了家具:一个一头沉大写字台,两把靠背椅,一个高低柜,一个橱柜……


  福增说:“这都是给别人打的家具,还不是一家的……好在他们现在也不等着急用,我就把它们先送给你,以后再想办法给他们重打。”我急忙说:“那可不行!”福增说:“你就听我的,我自有办法。”


  看着摆放好的满屋子家具,福增开心地笑了,说:“这才像个新家样儿。可惜啊,高低柜刚打完,油还没有来得及刷,有白木茬儿也不好看啊!这样吧,我先用黄色底漆涂料刷第一层,等你结完婚再把亮油刷上,那就更漂亮了。”说着,福增就用涂料刷起来。


  看着他忙碌的身影,火一样的情怀,我再没有别的话讲。那个年代谁结婚能有这么多家具?福增让我成了最富有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福增为了给人家补打这些家具,吃了不少苦头。比如写字台,他跟人家雇主说:“老张啊,你看我下料下少了,把腿做短了,你容我点时间重新下料,保证给你打好。”他到处跟雇主撒谎,拖延交货时间。时间可以往后拖,没有木料怎么办?为此他东拼西凑,拆了东墙补西墙,费尽了心思。为了弄到木料,他甚至能给人磕头作揖。比如看谁家有块好板子,他就去讨要:“老李啊,你这块板子给我吧,你家里有啥活我帮你干都行。”比如有人再找他打家具,他就跟人家说:“这些家具我都白给你打,手工钱不要了,你多给我点木料就行。”为了补打拖欠的那些家具,他起早贪黑地干,却一分钱也没挣着。


  福增的每一个好,对我来说都是惊心动魄的。


  我结婚是在冬季,烧煤取暖做饭又是一个大问题。我结婚的那个年代,一切都凭证供应,好一点的煤每户只供应半吨。因为我没有煤证(新户只能明年才能有),买不到好一点的煤,只能买一些劣质的无烟煤末。没有好煤打底,根本不爱燃烧。有一天傍晚,福增来到我家。我正在烧饭,用大蒲扇对着炉口扇着,满屋都是烟,可炉内的火苗像萤火虫似的,忽隐忽现。福增说:“这怎么行?怎么也得有点好煤打底,火才能烧起来啊!”过去粗粮多,都是苞米、高粱米,本来就不爱熟,做一顿饭需要很长时间。


  那天后半夜里,我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是福增。十冬腊月,他只穿一件白粗布褂子,还背着一个大麻袋。福增一进门,把麻袋往厨房地上一抛,一屁股跌坐在麻袋上:“哎呀妈啊,累死我了!”说着,大口喘着粗气。我问他:“你背的是什么?你棉袄呢?”“是我给你弄的煤,棉袄在麻袋里,走热了穿着不得劲。”我又问他:“你从哪儿弄的煤?”他说:“就在我家前面二道沟煤厂。”我说:“你傻啊,万一让人抓住,那可怎么办?”福增说:“没事,后半夜打更的都睡觉了,我就爬了进去;什么煤好,我就给你装什么煤。这下你做饭就不用愁了。”看着他那火红的脸膛,发梢上的白霜,以及眉飞色舞的表情,一股巨大的暖流涌遍我的全身,泪水也夺眶而出。


  福增啊,二道沟煤厂距杨家粉坊足有十几里地,你为了我,不惧风险,顶着严寒,送来了无价之宝,世上所有的财富也不及你的真挚情谊啊!

 


       自那天福增给我送煤之后,回家就病倒了,得了重感冒,咳嗽得很厉害,很长时间才好。但身体状况大不如以前了,落下了咳嗽的病根儿,有时下午还发烧,木匠活也干不动了。过去的木匠活与现在不同,全靠体力。


  福增没有正式工作,家庭条件也不好,城里姑娘找不到,后来找了一个农村姑娘结了婚。在那个年代,农村人嫁到城里,没有户口、粮食关系和各种供应证,粮食和副食品,只能到黑市上高价购买。这样就更加重了他的经济负担。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为了生计,他们两口子在长江路北面军人招待所门前摆摊卖各种包。福增在倒骑驴车上焊个铁架子,把要卖的包挂在架子上。他媳妇看摊他去进货。进货主要去广州、福州等地,那里货源多,进货的价格也比较低。因为资金少,一次进不了多少货,都随身带着,每次往返得10天左右。那时火车速度也慢,不像现在。为了节省费用,他从来都不坐卧铺,晚上睡觉只拿两张报纸铺在硬座下面。恶劣的环境,过度的疲劳,使他的身体越来越差。我多次要陪他到医院看看,他却总是以各种借口搪塞我:“不用,你也挺忙的,我这得赶紧进货,那边等着卖呢。”“这边又要断货了,等我回来就去。”后来看我逼紧了,他说:“我自己已经到医院看过了,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肺部有点炎症。老毛病了,吃点消炎药就好了。”我也就听信了他的话。实际上他那时已是肺结核晚期了,我却全然不知。


  我和福增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0年10月中旬。那时,我们教育局分给我一套两室一厅福利房,虽然偏远了点,但终归有了自己的住房。下班后我急急忙忙找到了福增,他也为我感到特别高兴。


  在离他家不太远的地方,我们找了一家小酒馆。因为高兴,我们都喝了不少酒,喝得也非常尽兴,感觉到苦日子总算熬过去了,幸福生活就要来临。

 

  吃完饭我扶着福增,刚走出酒馆门口,一股冷风袭来,我俩不禁打了个寒战。福增赶紧扶住旁边一棵树就呕吐起来。我以为他喝多了,赶忙跑过去,边帮他敲打后背,边埋怨他说:“看,最后一杯酒不让你喝你偏要喝。”他摆摆手说:“没事,高兴。”然后在不远的一棵大树边坐了下来。他把身体靠在我的身上说:“庆余,咱们相处快有三十年了吧?我和你没处够啊!”我也附和一句:“我也是啊!”但这时,我没察觉出他话里的含意。一阵冷风吹来,看着他那虚弱的身子,也怕他再着凉,我说:“福增,太晚了,咱俩回去吧。”他说:“不!再待一会儿。”我说:“等我把房子收拾完了,咱俩再好好聚聚。”他苦笑一下。


  我扶着他,慢慢把他送回家。第二天早晨,我穿鞋准备上班时,发现鞋帮上有一些污渍,污渍中带有已干的血迹。但这只在我眼前一闪而过,我没有想太多。


  到了学校,学校给我们几位分到房子的老师放了一段时间假去收拾新房。新房装修了20多天,收拾完后,我高高兴兴地去找福增。市场摊床没有出,他媳妇也没在。据周边的摊主讲,他媳妇有日子没来了。我跑到他家,他家锁门,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我的心头。


  我后来又找到他大妹家。他大妹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咋才来呢,我三哥已经没了!”我一听,哎呀,心里那个滋味啊,无法用语言形容。他大妹说:“你那天把他送到家,半夜他又吐了血……”原来,福增早就知道自己得了肺结核,他告诉家人不让我知道,怕我为他担心。在这之前,他咳过好几次血了,这一次最严重。他大妹说:“我三哥临终时就想见你,还呼唤着你的名字……我们给你学校打电话,学校收发室人说你不在,没来上班。”那个年代通讯不方便,有事只能往单位打电话。我家具体住在什么地方,她也不知道,况且我还老搬家。


  福增走了以后,悔恨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我想起那时他那么困难,哪管我给他买张卧铺票,让他少遭点罪对身体也好啊!他买不起,我条件比他好得多,我买得起啊!可是我什么都没有为他做。


  让我难受的事还有很多。我刚结婚,福增上我家来,他视我为亲兄弟,不外道,大大咧咧,有时累了,到屋往新铺的炕被上一躺;有时喝了,到屋拿起瓢就从水缸里舀水喝,喝剩下的水也不倒掉,随便往缸里一泼了事。我倒没啥,我爱人就不高兴了,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他也看出来了,以后就不到我家来了,而是到学校找我。为啥我俩最后一次喝酒要到他家附近喝而不在我家,就是这个原因。


  福增如果不给我背那个煤,能得这个病吗?别看他瘦,以前身体可是相当结实啊!让我心里最过不去的事是:最后见面那天,我已经发现他身子特别虚弱,就应该领他上医院看看,而不是把他送回家。还有第二天早晨,我发现鞋帮上的血迹也没当回事,对他不闻不问,安心去营造自己的安乐窝,忙了20多天才想起他。可是一切都晚了,我没能送他最后一程。其实,我早就应该带他去医院看看,他总是咳嗽,一到下午就发烧,可那么多年了,我咋没领他去医院看看呢?我的学生家长有在大医院当医生的,我完全有条件帮助他啊!虽然他总是搪塞,不跟我去医院,但我应该知道他是个特别要强的人,他经济条件不好,没有那么多钱治病,他是不想给我添麻烦才不去的啊!如果我诚心给他看病,咋地也能把他弄到医院,就是拽也拽去了。他的病能够好好治治,也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走得这么早。他才40岁啊!


  往事不堪回首,让我无奈和心酸。想起福增曾说的话:“谁让咱俩是铁哥们呢?铁哥们就要患难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人真诚善良、质朴厚道的福增做到了,而我却没做到。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先生赠给同志瞿秋白的对联,堪称古今咏颂友谊的绝唱。我也深有同感。我这一生中,能有一个像福增这样充分理解自己的真朋友,夫复何求?

  

 庆余

 

标签: 哥们 肺结核

作者:喃喃 分类:朋友 浏览:1334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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