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小妹做过的错事一直深埋在我心底，没有人知道，但时不时会啃噬我的心。 ———作者

我（后）与后续大伯母（左一）、我儿子（中）、大伯的合影，那时大伯50多岁

我二叔与我弟弟的合影

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女孩趴在窗台上，看窗外的人正在埋葬她心爱的小狗，不禁泪流满面，悲恸不已。她的祖父见状，连忙引她到另一窗口，让她欣赏她的玫瑰花园。果然，小女孩的愁云为之一扫而空，心情顿时晴朗……

　　这个故事让我想得多了些。人生之旅，我也曾开错过一扇“窗”。早在儿童时代，我为了得到某种东西，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当得不到时，我竟莫名其妙地不知所措，执拗地相信这都是别人的错。其实，我是开错了我的那扇希望之窗。在得到之前，希望寄予所希望的事物之上，越积越大；而一旦真的得不到，那种希望会随时被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所代替，心灵也会随之扭曲，以至于走向极端，做出让自己悔之无及的事情来。

“父子”情深

像我这样一个人，是不幸而有幸的。

　　我出生在双阳县（区）劝农山乡（镇）龙王村属下的一个小屯子，这是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我的亲生父亲于1948年7月去世，死时只有18岁。那时我父母结婚不到一年，母亲也只有18岁，且已经怀上了我。我于同年10月出生。

　　父亲去世后，我和母亲在外婆家居住。由于生活困难，我和母亲无法长期待下去，经长辈们一再劝说，我母亲才同意改嫁。

　　1952年，我4岁时随母亲来到同村的邵家。继父哥儿五个，在家排行老二，我叫他“二叔”。我二叔个子不高，但很会干农活，是附近有名的车老板。不管是谁赶车打了误，都来找我二叔。他乐于助人，有求必应，哪怕正在吃饭，也会放下筷子就去帮忙。只要二叔一站在车上，大鞭子一甩，你看吧，那三匹马就会翻蹄亮掌一起使劲儿，陷得再深的车也能拉出来。

　　我二叔对我特别偏爱，胜似亲生父亲。他有时下地干活，竟背着我扶犁翻地，被屯子里的人传为佳话。也有嘴尖舌快的人，提醒我二叔：“‘招拐子，养崽子，崽子长大打拐子’。你这样下去啥时是头？”我二叔听不进这些胡言乱语，任何想挑拨离间的人在他面前都没有市场。

　　二叔是我童年时的保护神。邻居孩子骂我是“带犊子”、“拖油瓶”，他马上就去找那孩子家长理论，让其闭嘴；有时我晚上做噩梦也连喊“二叔、二叔”，而不是喊“妈”。二叔每次上长春卖粮回来都要买点好吃的，每次分给我的都比别人多，弟弟、妹妹们见了直噘嘴。我母亲反对说：“你不能这样惯着他……”

　　邵家是村里的赤贫户，一家老小二十多口人都住在三间茅草房里，一到晚上，大家躺在炕上，唠家常、猜谜语、说笑话、讲故事。我四叔最会讲鬼故事，每当讲到恐怖处，吓得我把头藏在被窝里，生怕被“鬼”扭掉了脑袋。一家人生活和睦，尽管日子过得艰难，却也其乐融融。

　　1955年，我7岁，我二叔领我到学校报名上学。我大伯（我父亲的哥哥）曾给我起名赵经纬，因我二叔不认字，老师写成邵景伟。赵经纬摇身一变成了邵景伟，名、姓全改了，一直叫到现在。

　　1956年，我大妈（大伯母）和我姥姥来到我家。我大妈拿了一大兜子麻花、糖果……都是好吃的。我大伯在长春市里住，是木匠，他和大妈结婚多年没有孩子，要把我接过去给他们当儿子。记得我母亲当时只会掉眼泪，我二叔却连说“不行”。他说：“这么大点儿的孩子离开妈怎么行？”但二叔经不起我姥姥的质问：“孩子在你这儿有什么前途？成天光着脚丫子，连双鞋都没有，你不让他上城里享福，让他在你这儿遭罪吗？”大妈更是能说会道，见缝插针地说：“孩子早晚得认祖归宗，上市里生活，别人想去都去不了，让孩子多见见世面，将来能有个出息，在你这深山老峪里见不到天日，不是坑了孩子吗？”我二叔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哪能说得过伶牙俐齿的大妈，只得答应让我先到市里住几天试试，不行再回来。我和母亲、二叔洒泪而别。

乐不思蜀

　　我随大妈去长春住了五天。这五天的生活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上顿粳米饭，下顿包饺子，天天细粮，顿顿有肉。我脱下了补丁摞补丁的上衣，扔掉了露肉的裤子，穿上崭新的衣服，心里美极了。

　　在市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电影。记得看的是《上甘岭》。我看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场面，听到了电影插曲《我的祖国》。我大妈领我在戏院里看了古装戏《三姐下凡》。三姐是玉皇大帝的三女儿，下凡生了杨二郎。托塔天王下界来接三姐回天宫，二郎神与托塔天王大战起来。那二郎神的三尖两刃刀使得神出鬼没，刺、劈、砍、砸，寒光闪闪；托塔天王的腿上功夫十分了得，出神入化。那打斗场面精彩极了。

　　当年的东盛路，虽然不像现在这样高楼林立，但是一到晚上则热闹非凡———有打把式卖艺的，有说书的，有说相声的，有演魔术的。记得那魔术师把两只空碗一合，对我说：“来，小朋友吹口仙气儿。”我对着碗一吹，当时就吹出一碗米来。太神奇了！

　　那时市里有小人书店，一分钱看一本。我看了好多本，有《李逵下山》、《燕青打擂》、《汉王东征》等，看得我爱不释手。

　　我大妈还领我逛商店，我要吃什么就买什么。我大妈逢人便夸我：“这孩子可聪明了，汉语拼音背得呱呱叫，古诗张口就来。你往北一指（大伯家北面有个煎饼铺），他就知道去买煎饼；你往南一拱嘴儿（大伯家南面有个麻花店），他就知道去买麻花。”有一次我和院子里的小孩打架，我大妈也夸我：“你听，我们孩子骂人多好听，脆生生的。”

　　这五天里，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不用再放猪了，不用再挖野菜了。一时间，我竟忘了远在农村，体弱多病，为我牵肠挂肚的母亲，忘了对我恩宠有加，百般呵护的二叔，真是人往高处走，鸟奔亮处飞啊！我被大妈抬举得分不清东南西北，竟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大妈是地球上最关心我的人，是我最应该依靠的人，我要给她当儿子，我要到极乐的地方过日子。所以，我最终选择进城与大伯大妈一起生活，户口也迁到了大伯大妈的户口本上。

兴尽悲来

　　我在市里上学以后，我二叔家的人对我都很关心，他们都特意到长春来看我。这本是人之常情，却引起了我大妈的反感，平静的生活掀起了波浪。一次我农村的大伯大妈（二叔的大哥大嫂）过来看过我之后，我大妈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以后农村再来人，不许你接近！”我愕然了，这是为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也没法回答，只能低头不语。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一次，我在外面玩儿，我大妈给我5分钱，说：“你上小人书店看书去吧。”我乐不可支地跑到书店，饶有兴趣地看了起来。过后才知道，原来我农村的三叔三婶（二叔的三弟三弟媳）来看我，结果扑了个空。也不知大妈跟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回去对大家说：“这孩子不理我们，躲得远远的，我们再也不去了。”我二叔生气地说：“能有这样的事吗？不可能啊！”

　　三叔三婶来过不久，有一天我走在放学的路上，有人告诉我说：“你大妈告诉你放学到同学家写作业。”我不知其中奥妙，就去同学家了。作业很快写完，我回到家一看，农村又来人了，而且不是别人，正是我二叔。此刻我早把大妈告诫我的话忘到九霄云外，不顾大妈的阻拦，径直扑向我二叔怀里，哭了起来，连说：“二叔，我想你了！”这一切，都被我大妈看在眼里，恨在心上。此后，我大妈对我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

　　1957年春天，我大妈有了自己的孩子，是个女孩。这孩子长得太好了，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炯炯有神；粉红的小脸圆乎乎的，人见人爱。我大妈欢天喜地，乐得合不拢嘴，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大伯也心满意足，更加卖力地干他的木匠活儿。他为养家糊口起早贪黑，不舍昼夜，小日子过得充满生机。从此，我大妈也有了骄傲的资本，再也不用担心我大伯张罗和她离婚了。

　　有了小妹，本来是件天大的好事，但是对于我来说，好景已经到了尽头。自从有了小妹，我大妈对我开始“挑肥拣瘦”，说什么：“你姓赵，跟人家老邵家人亲近什么？”她还逢人便说：“这小子太不听话了，你让他向东，他偏向西，你让他打狗，他偏骂鸡。”我清楚地记得，我爷爷来我家看我和小妹，我大伯让我爷爷多住几天，我大妈背着爷爷唠叨说：“这年头粮食不够吃，一帮吃闲饭的，木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粮食没了，将来喝西北风啊？”我当时虽小，但对大妈的话很敏感，心里不是滋味，觉得自己是这个家里的多余人。大妈一旦和我来气的时候，就对别人说：“我家木匠就是损种，没有土豆找个茄子提溜着，隔层肚皮隔层山，人家将来长大了还能养活他呀，想得美吧！人家还有妈呢，人家还有二叔呢……”自从有了小妹，大妈对我的态度判若两人，背着大伯对我横眉立目，令人胆战心惊。我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和待遇。令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我大妈对我节衣缩食，不但不再给我买衣穿，还不让我吃饱饭。记得大妈对我约法三章：早上一个不大的苞米面窝头儿，中午没饭，晚上随便吃。为啥晚上随便吃？因为大伯在家。

　　我每天饿得饥肠辘辘，度日如年，晚上都是含泪回家。晚饭的时候，我都是敞开肚皮吃。我大妈对我大伯说：“孩子不能吃得太多，像个大肚蝈蝈似的多难看。”有一天晚饭，我一连喝了6碗粥，我大伯父见状问大妈：“孩子中午没吃饭吗？”大妈一时语塞，应付大伯说：“今天我和孩子中午都没吃。”同时，大妈示意我不要说出真相。

殃及池鱼

　　一个星期天下午，当时正值夏季，小妹有五六个月大了。我大妈吩咐我说：“你在家好好哄孩子，我去买菜。”谁知大妈一走，小妹便哭起来，我怎么也哄不好。

　　因为中午没饭吃，我已是十分饥饿，心烦意乱，面对这个不懂事的孩子，越看越来气。我心想：事情就坏在你的身上，自从有了你，世界就不美丽了；是你给我带来了痛苦，是你给我带来了灾难，是你取代了我的位置，是你剥夺了我的幸福！我饿成这样都没哭，你却哭个没完没了！于是，趁大妈不在，我长期积压的怒火此刻暴发了，对着小妹的大腿内侧狠狠地掐了一把。

　　孩子顿时哭岔了声，险些背过气去。也许她已痛到了极点，那哭声让人撕心裂肺，毛骨悚然。我望着无辜的孩子，看着她委屈的小脸儿，晶莹的泪珠，一阵负罪感顿时袭遍了我的全身。多么可怜的孩子啊！我的遭遇与孩子有什么关系？我把孩子抱起来，到外边去晒太阳。我亲吻着她的小脸，连说：“小妹别哭了，大哥再也不掐你了；如果再掐你，我烂手指头！”

　　我把对大妈的恨，发泄到一个只会以哭反抗的襁褓里的小妹身上，我真的做错了，这也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一课。正是：“今生不幸遇大妈，哭得眼睛差点瞎。心中怨气没处泄，小妹无端挨了掐。”

悔恨终生

　　1957年年底，我放寒假回到农村的家，把大妈对我不好的事跟家里人说了。我二叔再也不能沉默了，找我外婆大闹了一场，不顾我大伯的坚决反对，为我办理了户口和粮食关系，把我从市里接回乡下。记得我当时在一面街小学念二年级，学习很好，转学时班主任胡老师很舍不得，哭着说：“这孩子回农村念书白瞎了。”

　　不管怎么说，我又回到了母亲身边。“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是个宝。”这话千真万确。在市里一年，我虽然受尽了委屈，但有时也想小妹，想她可爱的模样。我走的时候，小妹已经开始在大妈的怀里牙牙学语了，特别爱笑。

　　有些错误，生活从来都不再赐予改过的机会。

　　一转眼，时间过去了16年。其间，我和大伯一家断绝了一切来往，原因有二：一是我二叔坚持不让我去市里见大伯，怕大伯再把我留下；二是赶上“文革”，我大伯成分高，是富农，我二叔怕我受牵连，影响前途。我的人生轨迹与城里的大伯也没有任何交集。我在农村高中毕业后，当上了一名教师，后来结婚生子，过着平淡幸福的小日子。直到1973年秋季，在我大妹的结婚宴席上，我才和大伯不期而遇。我看见大伯和后续的大伯母领着4个孩子———两男两女，我小声问大伯：“我小妹来了吗？哪个是？”只见我大伯叹了一口气说：“你的小妹在你离开后，4岁那年因病不治夭折了。”接着，大伯又说：“你原来的大妈不会侍弄孩子，有一次，她站在炕边上，孩子张着小手向她扑去，她却鬼使神差地躲开，孩子重重地摔在地上……脑袋摔出了毛病。孩子4岁那年又得了中毒性痢疾，没能治好。孩子没了，我也和她离了婚……”

　　我现在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我的小妹、母亲、二叔、大伯、大妈、后续的大伯母都已先后去世，但当年多愁善感的母亲、勤劳质朴的二叔、背着工具箱的大伯、反复无常的大妈、宽厚善良的后续大伯母，仍在我眼前挥之不去，特别是对深受委屈的小妹，印象更深。我对小妹做过的错事一直深埋在我心底，没有人知道，但时不时会啃噬我的心。多亏贵报这个栏目，使我有了一个倾诉的平台，找到了一个向小妹忏悔的途径，我要把埋在心底的话留给世人。

　　我千不该万不该掐小妹那一把，也许小妹早就不疼了，可我一想起这事儿就心疼。灵魂的煎熬远比肉体的创伤更让人恐惧，那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疼痛。如果小妹还活在世上，我就不这么闹心了，可老天对她太残忍，太不公平，她竟然那么短命，我连向她当面道歉的机会都没有。我那狠狠一掐，对只有短短4年人生的小妹的杀伤力该是多么巨大！那是她来到人世间经历的最可怕、最痛苦的一刻啊！这是我这辈子干得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小妹，请小妹饶恕我这个不懂事的大哥吧！

　　中华民族有勤劳、勇敢、善良的传统美德，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现在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当我们在电视里看到幼儿园的老师虐待儿童时，我们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能将施暴者生吞活剥；一旦他们受到法律严惩，我们无不拍手称快。当我们面对幼稚的孩子，天真的儿童时，深知他们需要哺育，需要关爱，需要呵护；而我却对那么幼小的小妹施以“暴力”，怎能逃得过良心和道德的惩戒？怎能不陷入深深的内疚和忏悔？我那个在世上仅活4年的小妹，竟遇上了我这样一个无情的大哥———虐童的人，小妹是何其不幸，我又是何其残忍！

　　愿所有活着的人啊，都能问心无愧地活着，尽职尽责地活着，对得起别人也对得起自己。

邵景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