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同学聚会，甚至母校校庆，我都希望能再见到她，当面向她检讨，给她道歉，请她原谅。然而，茫茫人海，大千世界，到哪里去寻觅她的踪影？ ———作者

　　我这人颇讲“哥们儿义气”，小时候特崇拜江湖侠士。生这么久，长这么大，走南闯北，从没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可谓“真爷们儿”也。然而，45年前，我却做了一件对不起他人的事。每每想起，总是愧疚不安。欲想道歉，呼之不来；想要忘却，挥之不去。特别是经历了恋爱，有了妻子儿女，懂得了感情，体会到了真爱之后，心中愧疚的包袱就愈加沉重……

　　那是1968年夏末，停止了武斗枪炮声的学校开始了“复课闹革命”。我因家搬迁，转学到了长春市某中学，比其他同学晚报到两个星期。

　　那时的学生在社会上闲散了几年，很不适应升入初中的学习生活，上课打打闹闹，秩序很乱。学校模仿军队建制，学年称红卫兵连，班级叫排。我转入的班排号第十六，因此，称为一连十六排。每排（班）五十多人，全学年（连）竟有八百多人。开学没多久，我班就被定为全校秩序最差班级，急需一位好班长。

　　“文革”前，选班长要思想好、学习好、纪律好，可当时就不行了。我转入十六排（班）之前，班里就有位这样的三好班长，可是他上任没几天，就被一些淘小子三拳两脚打得“辞了职”。

　　我的父辈们都是战争年代血战沙场抗击日寇的革命军人，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非常“勇敢”，且打仗不要命；儿时又在业余体校学会点拳脚，什么都不怕。刚到这个班，我就曾一拳将一个同学打了个“跟头”。为了“逞能”，我还曾从教室的二楼一跃而下……因此，我在同学中说话自然带有“权威性”，男同学都怕我。

　　大概是为了“以毒攻毒”吧，我入校没几天，班主任老师就破例让我当了排（班）长。

　　在我们十六排（班），有一位叫周晓军（化名）的同学，他十分调皮，是个捣蛋鬼。特别是他总爱给同学起外号，常把课堂搅得鸡犬不宁。他起的外号，幽默、讽刺，又切中要害，总能引得同学们笑个不停。如排（班）里一位姓崔的同学说话时有点不着边际，周晓军就叫他“瞎老崔”；仲军（化名）同学有点“口吃”，一着急半天说不出话来，周晓军就叫他“老笨军”……

　　更有甚者，一位姓景的男同学因消化不好，在上课时放了一个响屁，引得男女生哄堂大笑，周晓军当即脱口而出：“屁来子。”从此，景同学的这个外号就传开了，以至于几十年后同学聚会时，大家还津津乐道，用这个外号称呼他。

　　以牙还牙，周晓军也有外号。他在家排行老三，生来前额头硕大，像凸出的包，有同学就叫他“三奔儿娄”，他也欣然接受。

　　我虽不算帅哥，但生来肌肉发达，身强体壮，口才又佳，能言善辩，常在讲台上演说半个小时不带“穷词”的，遂获得“李铁嘴”的外号。我对这个外号还比较认可，因为这本无伤大雅，因而对周晓军此项行为“不予追究”。至于周晓军给女同学起的外号，搞笑又不雅，常让她们脸红脖粗，追着他又捶又打，甚至吐唾沫才算了事，在此就不便一一列举了。

　　事情正是由起外号引起的：那是1968年10月，国庆节后的第三天。学校为了培养我们和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感情，暂停上课和革命大批判，特别安排全连同学参加秋收劳动。

　　这一天，天气格外晴好，校园异常热闹。我和同学年的各排（班）同学一起，整装列队，唱着高亢的革命歌曲，向学校农场———长春郊区方向进发。

　　我是一排（班）之长，理所当然地走在队伍之外，领头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等革命歌曲，无疑很显眼。尤其我边走边强调纪律，对边走边对打闹的男同学提出批评，严厉制止，甚至伸出拳头予以威吓，一路下来，纪律总算很好。来到农场后，在大食堂，我又当着各排（班）的几百名同学的面做了“总结讲话”，引起不少外班同学的注意。我也感觉到了外班女同学羡慕的目光。须知，正向青春期过度的我，很封建、很骄傲，对女孩儿———哪怕是多么漂亮、多么恬静的女孩儿，一律不屑一顾。

　　庄稼泛黄，苞米吐穗。我们开始在农场进行秋收劳动。白天，放倒秸秆，拣回苞米穗；晚上，男女生各睡各房的大通铺，打打闹闹，叽叽嘎嘎，夜不爱眠。

　　最不安分的就是周晓军，他趁这全连十六个排（班）相对集中的时候，联络班里几个淘气包，忙开了给各排（班）的女同学起外号。此等天赐良机，他岂能错过？

　　当中午或黑夜降临时，同学们拖着疲倦的身子赶到农场大食堂就餐，周晓军等几个淘气包却早早地来到食堂，坐在门口，对进来的每位女同学品头论足。他们时而窃窃私语，时而哄堂大笑，直弄得女同学们红着脸、低着头，赶紧走过去，胆大的则回头“呸”地甩过一口唾沫，他们也全不在乎。

　　那是到农场第四天的中午。收工后，同学们纷纷走向食堂，正准备吃午饭。这时，忽然听到周晓军等人一起喊：“前高峰！前高峰！”原来，从外面走进来一位身穿白衬衫、蓝裤子的十分漂亮的女同学。她高高的个头，丰满的体态，显出少女特有的早熟。那隆起的前胸，正成为周晓军等几个淘气包的笑料！

　　“一二———前高峰！”“一二———前高峰！”

　　周晓军们的喊叫声夹杂着口哨声此起彼伏，惊动了食堂，不少同学驻足观看，有的则掩嘴偷偷地笑。

　　面对男同学的嘲讽，那双峰耸起的女同学慌忙地紧跑了几步，坐在角落里躲起来，两颊羞得绯红，眼里噙满了泪水……

　　这件事很快就有同学向我“告状”，说周晓军又给外班女生起外号了。“周晓军，站起来！”我走进食堂，等同学们入座以后，开始发起威风。

　　男同学都怕我，周晓军也不例外，他乖乖地站了起来。我大声呵斥了他几句，又让他坐下了。此刻，我看得出，角落里那个女同学的脸上露出感激的神色，大概是觉得我替她出了气。

　　晚饭后各排（班）做完小结，便是睡觉前的自由活动时间。我正在宿舍做笔记，忽听外面有人找我，赶忙出去，是十四排（班）副班长———一位大眼睛、长辫子的女生。她姓宋，曾是我的小学同学。她对我说：“有人在篮球场等你，有事要和你谈，请你马上去。”我忙问是谁，她诡秘地笑笑，说：“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月明星灿，蛙叫蝉鸣，更衬托出篮球场的静谧。

　　篮球架旁，一位轮廓分明的女孩儿站在那里，活脱脱一个青春美少女的雕像。显然，她是在等我。我披着黄军装，戴着褪了色的军帽，穿着黄色胶鞋，很庄重地走了过去。原来她正是那位午饭前受到我排（班）周晓军等人嘲笑的那位女同学。只见她站在那里，低着头，不时地摆弄着长长的发辫，显得很忸怩。

　　“找我有事吗？”待走近以后我问，并故意和她保持一米以外的距离。

　　“嗯”。她轻声应和。

　　“什么事？是我班同学欺负你了吧？我已经批评他了。”我摆出一副领导者的架势，显得很仗义。

　　“是———不过———你也批评他们了。”

　　接着，她嗫嚅了半天，好不容易又挤出两个字：“谢谢！”

　　“不必，以后谁再欺负你，就找我。”我说这话时，看到她用感激的眼神望着我，随即又低下头，半晌不吭声。

　　我不由得有点紧张，忙向：“你，还有事吗？”

　　“……”“有事说话呀？”“……”“怎么不说话？”她木讷着，沉寂良久，仍未回答。我有些急了：“那———就到这儿！我要走了。”

　　我转身要走，她赶忙迈前两步拦住我：“别———别———我———我想———今后———”

　　“今后什么？”我不解地问。她用鞋蹭地，又不言语了。

　　“有什么事？你就尽快说吧！”我似乎有点不耐烦。

　　“我———我想和你———和你处朋友，请———请你帮助我。”

　　她费力说出的话语使我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义。我脑袋顿时“轰”的一下，惊呆了，想不到这话竟出自一位如此漂亮的女同学之口！

　　但我很快警觉起来：现在社会这么复杂，有的女孩儿学坏了，人家叫她们“马子”，会不会她也是？

　　一种似乎受侮辱的感觉立刻传遍我全身。我甚至想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排长陈喜遇到了美女特务曲曼丽，被她的阵阵香风吹得晕头转向……

　　我发怒了，几乎连珠炮似的吼出：“请你自尊些，放正经点！我们是同学，是‘战斗的友谊’（当时这话很时髦）！你有事找我行，但我没必要和你处朋友（当时‘处朋友”是“搞对象”的代名词）！”说完，我转身急步回到了宿舍。

　　那一夜，我睡得很香，很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而自豪。

　　不料，第二天一早，十四排（班）姓宋的女同学就急急地敲门喊我出来，像是要声讨我。我忙系上衣扣来到走廊，她劈头盖脸就埋怨起我来：“你昨晚对她说了些什么？你干吗欺负她？害得她整整哭了一宿，眼睛都肿了……”

　　我无法解释，只是怔怔地望着宋同学，没做任何回答，可心里却像打碎了的五味瓶，不知啥滋味。

　　可不是，割苞米时，我看到了那位女同学那双又红又肿的眼。以后，凡是要和我碰面的场合，她总是先躲得远远的，不愿意再见我。

　　15天的农场生活很快结束了，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学校。可是，我并未看到那位女同学的倩影。

　　不久，秋季征兵，听说她穿上军装走了。她能歌善舞，该不是去了部队文工团吧？此后，姓宋的女同学告诉我：“她走之前，曾对我讲，在这个世界上，她最恨的人就是李刚。”

　　她叫张倩。这个名字竟使我一生无法忘记。

　　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走向成熟的我不由得开始了对自己的痛恨：我当初做了些什么？竟将一个花蕾充盈，含苞待放的少女心上，插上了一柄冰冷的利箭！

　　我后悔，深深地后悔。

　　她当初提出“处朋友”时，我如委婉谢绝，好意安抚，那该有多好！可是我却没有那么做，恶毒地误会了她，伤害了她那颗纯真无瑕的少女心。

　　假如我当初能和颜悦色地与她交流，并和她友好交往，共度青春期的人生，即使不“处朋友”，她也不会那么伤心哭泣，并早早地离校远去。是我，残忍地用狂风暴雨击碎了她心中那片晴朗的天空。

　　只因我那时充其量才14岁，根本不懂爱情，甚至连友情都不懂。我的做法是否会影响她今后的恋爱、婚姻，以至于整个人生？我不得而知，但越是深想，越是不安。

　　负疚，无言的负疚，一直埋藏在我的心底。每逢同学聚会，甚至母校校庆，我都希望能再见到她，当面向她检讨，给她道歉，请她原谅。然而，茫茫人海，大千世界，到那里去寻觅她的踪影？

　　即使在睡梦中，我也在问：“那位美丽的女孩儿，你在哪里？你还恨我吗？”没有回音，没有信息。

　　当年那位花季的少女，你在哪里？纵使相见，早已容颜改变，形同路人。倘若你仍在宇宙间、地球上、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或这座城市的“远方”，请允许我向着“远方”，真诚地说声：“对不起！”

　　李刚

■相关名词

红哨兵

　　红哨兵，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期与70年代初期的一个特殊群体，也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学生们的特有故事。

　　1966年开始的“文革”，当其到了60年代末期时，即已经进入一个调整期，派别斗争好像结束了，但红色后代的培养体系还是存在。当时将学校的红色后代分成三个层次：小学生就叫红小兵，中学生叫红卫兵，在中学生里，还专门成立一种红哨兵。

　　那么，“红哨兵”的任务是什么？一位曾当过红哨兵的作者回忆道：

　　“记得是1970年春，那时我们刚刚上中学二年级，学校即宣布要成立红哨兵纠察队。有幸的是，我入选了学校首批30个红哨兵的行列中。学校给我们每人佩戴一个“红哨兵”的袖章，同时也明确了我们的任务。

　　“每天早上6点，我就得从家里匆匆吃罢早饭，背上中饭要吃的一碗饭和菜，一路急走7里多的乡村小路，在7点以前准时赶到学校。然后，我们是10人一组去承担各自的红哨兵责任：一组站在校门口检查学生到校情况；一组在校内教室、食堂与操场等不同地方检查清洁；另外一组则要排成一队走出学校大门，到公社革委会所在集镇的集市贸易上和街道上检查清洁，并检查来往的自行车有无牌照（那时的自行车必须要登记并上一个牌照）。8点时，三个小组的成员各自回班上课。中午与下午放学后，还要再履行一道这样的程序。

　　“当时我们红哨兵成员，还有一项另外的任务，就是为当时公社革委会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动服务。譬如，若公社要开一个批斗大会，我们就要提前到场，除了协助公社武装部组织的基干民兵在会场四周站岗放哨外，要将敲锣打鼓、扛着大宣传招牌来的不同大队的革命群体带到指定地点听会。在会议进行当中，我们还要轮流带头挥拳呼喊事先拟好、印好的口号，如‘打倒×××！’、‘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若是一旦广播里发布毛主席发表的‘最新指示’，我们马上就要到镇上主要街道去张贴大幅的红色庆祝标语。同时，还要马上分头在钢板上刻写蜡纸，用手推油印机印刷粉红色、绿色的彩色传单，不停地向来往行人发放还散着油墨味的‘最新指示’。有时，还要几个人站在一起，手举红宝书、手持一个铁皮喇叭高声诵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壮声威，或者是边打着竹板边读现编的宣传‘最新指示’的顺口溜……”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