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会有另一种观点存在。对同一个问题，贾老师与我们的看法不同，这并不证明他是错的。 ———作者

作者（中）和他的两位同事

编前：

　　这篇稿，除了表达作者对贾老师的愧疚之情，还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融入了语文知识。都是很准确的知识，但被某些语文教材忽略了。这个栏目，也应该百花齐放，展示不同风格类型。如果此篇文章能在学中文专业的师生中间，在中学的、小学的关心孩子语文学习的家长中间，引起关注，是我们非常愿意看到的。——编 

   那是20世纪80年代头几年，我们学校还是一所师范专科院校。教师年轻的多，年龄大的，是从外地旗县转来的，他们本来是中学教师。贾老师是从大兴安岭林区转来的，他儿子在这座小城海拉尔，他来这里，据说是为了辅导他小孙子的学习。他的工作迟迟没有着落。城里的中学，注重新来教师的学历和毕业院校的规格。贾老师是师范学校早期毕业生，不是学院。他后来取得的学历，是靠自考。他还读过广播电视大学。这样的学历，或许有些水分，但是也不尽然。

　　他进入这所师范专科，当时简称师专，据说是靠了他一位同乡。同乡是本地的一个部门领导，和教育部门通融，贾老师转到我们学校教中文，教语言类科目。 

贾老师的一些小习惯，与我们很有差距

　　贾老师为人谦和、低调，但是他内心也有坚持和自信。他和同专业的年轻教师，很有些差距，主要是年龄差距造成的小习惯。比如他的字，有时夹杂几个行草，听课的年轻教师，向上汇报过，说他板书不规范。他出题的考卷，那些问答题的句末，用一个表示疑问的语气词，他习惯用“么”。如“汉语的辅音一定做声母么？”年轻教师看着，很罕见。组长在审查的时候，建议他改成“吗”，即“汉字的辅音一定做声母吗？”

　　这些，贾老师都接受了。他一般不分辩，不争论。或许，这些本来就是两可。

　　那时，我们采用的标准教材都是名校编写的。比如《语言学纲要》，我们采用北京大学的。自己的学校层次不高，尽力往高处攀，也表现在教材的使用上。科主任也经常告诫，要吃透教材，研读教材，以标准教材为准，提高教学水平。

　　多年以后，我逐渐悟出，其实有些教材未必适合我们。那本《语言学纲要》，是两位南方籍的教师编写的，里面的内容，更适合南方籍的学生。我们学校在内蒙古北部，我们本该采用适合我们的教材，或者自己编写教材。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自信和能力。我们仰视名校，迷信名师。

贾老师讲课，有时偏离了教材的标准

　　贾老师讲课，有时偏离了标准。他教《现代汉语》讲授“汉字”部分的时候,给学生讲了“四角号码查字法”。在学生科代表的听课记录里，我们知道他的授课内容。我是语言类教学科目组长，我和组里的年轻教师说起，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一位教师说：“老掉牙的玩意儿，我姥爷会查四角号码。”另一位教师说：“贾老师这个岁数的，有的记不住字母表，不熟悉字母顺序，查字典老慢了。”

　　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只是偏离了教材。或许贾老师只熟悉四角号码，不很熟悉字母顺序，我这样想。可是，后来贾老师偏离教材的幅度，让人难以认可。

　　我在大学学的语言学科，就是以北大的《语言学纲要》为准。我工作了，教过这门课程，还是首选这本教材。贾老师来了，恰好讲这门课的女教师身体有些变化，大腹便便地再去上课，很不方便了。我们教研组争取贾老师的意见，贾老师接受了这门课。记得汇报给科主任的时候，主任还有些疑惑：“他，能行吗？”我说：“能行，他接受了。”我知道，科主任是怀疑这个老教师的英语程度。《语言学纲要》是概括了语言规律的，一般的教师，只要把汉语、古汉语、英语的共同现象或者规律，讲给学生，就可以了。

　　因为贾老师是新来的，所以科主任很关注他的课。学科代表是位女生，课堂记录很全面。课堂记录交上来，科主任看得很仔细。

　　关于“语音和语义”，教材只有一句，是很简要的一句———“语音和语义，没有必然联系”。有的教师略加解释，就像一个初生儿，命名的选择空间很大。比如“水”，汉语叫shui，英语叫water，概念是一个，发音不同。也有的教师，不解释教材里这句，因为它很简单明了。贾老师不同，和标准教材不同，和其他教师也不同。他大讲其联系。

　　贾老师讲课时，举过的语音联系语义的例证很多，似乎信手拈来：

　　汉语表达气温低，选择了“L”这个辅音做开始的音位。凉、冷、凛冽，采用一致的声母。凉、冷、凛冽，是一组近义词，语音也有些近似。

　　表示和“热度”有关，采用声母“R”，日、热、燃，和热度有关。

　　汉语的“水”采用声母“Sh”，影响了“湿”和“涮”。水、湿、涮，声母一致。英语的water，采用【u】这个音位，影响了wet（湿）、wash(涮)。可见一个基本概念命名，会影响相关概念的发音。

　　科主任和课程组长，也没有深入理解这些，只是觉得这些内容偏离了标准教材，几乎是和教材大相径庭。主任让我和贾老师沟通，让他别讲得太偏。 

我试图说服贾老师，但有些难度

　　我试探着和贾老师探讨。我说：“水、湿、涮，在汉语和英语里，发音很不一样，所以，教材说语音和语义没有必然联系，应该承认教材。”

　　贾老师说：“书里说得不错，宏观上没有必然联系，但具体到一个语种，就有明显的联系了。语音和语义，有一些规律性联系，不是杂乱无章。”

　　我说：“水、湿、涮，有点儿联系，是否有些偶然性呢？”

　　贾老师说：“三个字，如果显得不够多，我又想到一个字———涉。涉也是Sh声母。水、湿、涮、涉，在英语是W开头，water，wet，wash，wade。在具体的语言里，语义有联系，语音也可能有。

　　我看出了他的执著和自信。他不被标准教材束缚，我行我素地授课。这一点，和我们当时的教学理念迥然不同。我想说服他，有些难度。

　　贾老师也看出了我的意思，在接下来的授课中，收敛了很多。多年以后，我才领悟到，一位有真知灼见的教师，很难得。一位成熟老练的教师，首先注重的是传输知识，不是依从教材。当时，我们的教学理念，是很有局限性的。因为自己的学校档次低，一味地仰视名校，自卑多自信少，就不会有所建树。

　　到了下一个学年，科主任调整了任课教师。我讲授《语言学纲要》，贾老师还教《现代汉语》。现代汉语的教材，也是名校的版本。考虑到现代汉语内容比较规范，只讲有限的知识，教师不至于跑偏。

　　然而，贾老师有他自己的授课习惯。

　　通常，教学“语音”一章，教会学生熟悉当时《汉语拼音方案》的五项内容，即字母表、21个声母、39个韵母、声调符号和隔音符号；再纠正少数学生的地方口音，比如东北的学生，平舌和卷舌分不清，西部来的学生，韵母in和ing混同。

　　贾老师讲到21个辅音声母的时候，又偏离了我们的要求。他将传统的“声训”引入声母学习。他强调，声母是分组的，前4个———bp mf，是唇音，其余都是舌音。舌音又分若干组。一组声母，有时对应着一组意义。

　　bpmf，联系很多语义，其中的共性，是联系“否定”。b———不，别，甭。p———叵，叵的字形，是“可”字的反向；叵的读音，是“不可”的合音，“不可”读快了，合成一个音节。m———没、莫、殁、靡、蔑、冇、免。f———非、弗、否、负。还有几个动词，如“违背”、“背叛”、“叛变”、“翻覆”、“避免”，声母都用“唇音”，都有否定意义。

　　贾老师断定，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否定”意义，都使用唇音。他问学生有没有问题。有一个提出，“无”字也是否定意，正确的读音是wu。贾老师说，他正要释疑这个问题。民国的时候，承认唇音有5个，有一个f的浊化音v，无、勿、未、微，声母本来是v。新中国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迁就了老北京的方言音，“无”字读wu。《汉语拼音方案》再修订时，或许应该改一改了。

　　贾老师这次课，不但突破了标准教材版本，而且批评了《汉语拼音方案》。《新华字典》等新中国的官方字典，都是按着《汉语拼音方案》审音注音的。

　　科主任认定，贾老师错了，责成我和他交流意见，从相同专业的角度。我尝试着，找出贾老师的偏颇。

　　我和他讨论了几个小问题，切入正题说：“bpmf，再加上一个v，或许联系否定语义，但是‘孤证不为定论’，是梁启超说过的。能说一组声母必定联系一组意义吗？”

　　他说：“语音和意义，联系是有的，也不是‘必然’。不是像数学公式那样的必然，联系还是有的。既然孤证不为定论，就再找出另一组。gk h是一组，叫舌根音。汉语里表示失水、少水、缺水，使用gkh。例字你自己想想。”

　　我想到了一个“干”字，干燥的“干”。贾老师系统地举出例证：“g，有干，有杠头馒头的‘杠’（gang，读去声）；k，有口渴的‘渴’，干枯的‘枯’；h，有干涸的‘涸’，干旱的‘旱’，做菜汤熬干了为‘煳’。”

　　我较难说服贾老师，完不成主任给的任务，就说：“贾老师，这些知识，太难理解，也不在教材以内。学生接受理解有困难，不如避开。”

　　贾老师却说：“其实，这些问题很浅近，一点就通，不是多么高深，只是没有被注意，是教材的盲点，也是一般教学的盲点。我只是普及了应该知道的知识，弥补了教学的盲点。”

　　我说：“学生要是把‘无’字，拼音成vu，会造成混乱吧？”

　　他说：“学生还得依据《新华字典》拼音‘无’字，不要求学生背离教材和字典。但是，教材是有局限的，任何书本，都有局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说的。我们了解教材的不足，不去补充，不是对知识应有的态度。”

　　我感觉到了，要说服他，有些难度。他继续刚才的话题：“刚才谈到了舌根音gkh，还有个异读字的问题。”

　　我说：“异读字，不就是字义不变，在不同词里，读音有变异吗？给gei，在‘供给’里，读ji。”

　　贾老师说：“异读字，是舌根音和舌面音的对应，你发现没有，就是gkh分别对应着j qx。g对应j：‘给’异读成gei和ji。‘更’，在有的人的口语里，读jing，打更，五更天。‘街’jie，有人读gai。k对应q：‘客’ke，有人习惯读qie，请客。h对应x：‘恐吓’的‘吓’读he，‘吓人’的‘吓’读xia。‘巷道’的‘巷’读hang，‘小巷’的‘巷’读xiang。gkh是古音，衍化出jqx，衍化不彻底，所以有异读。”

　　我说：“你说的这些例子，《新华字典》只承认一部分，如‘给’有异读。有些字典里没有认可，只是不规范的口语音。如果照这样讲给学生，也会造成混乱。”

　　他说：“口语是活的，字典编写完，出版了，就是死的了。字典落后于活的语言。”

　　我说：“我们教学，以字典为准则。偏离了，就是语文的错误。”

　　贾老师却不以为然：“汉语有个‘非……不可’句式，经常省去‘不可’，还是原来那个语义。‘非’就有了强调肯定意义，在热播的电视剧里，经常有‘非’表示强调肯定，口语也一样。‘非’的肯定意义，已经约定俗成了。字典再修订，或许也不会认可这个约定俗成。如果学生说出这样的句子，写出这样的句式，只有‘非’没有‘不可’，我们可以纠正，但是可能徒劳无益。因为一些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也省略‘不可’了。”

　　我琢磨着他的话，思绪有些乱。他总结说：“还是孟子说得对，‘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字典也一样，全按字典，就压制了活的口语。”

我如实汇报与贾老师的争辩内容，导致贾老师没课可教

　　我踌躇着，琢磨着，是否该向科主任汇报，如果汇报，都汇报哪些。最后，我还是如实汇报了。

　　科主任听了贾老师对字典的说法，很感意外，说：“这怎么可以？他也太狂了！”

　　科主任又翻阅着学生上交的课堂实录，说：“这样授课，知识全乱了。你告诉他，必须依照标准教材，依照字典。审音必须按《新华字典》。否则，就是误人子弟，就是破坏教学原则。”

　　我在贾老师和科主任之间，掂量着怎样调和，最后，还是倾向了科主任的意见。我把领导的意见，传达给了贾老师。贾老师说：“我就是这样，只服从知识，教材只是个参考。”

　　到了下一个学年，科里又来了新教师，就没有再给贾老师排课。闲散了几个月，他找到人事科，申请提前退休。人事科征求中文科的意见，主任同意。他就退休了，还不到六十岁。

　　事情过去几年后，我自己在教学中，每每又遇到和贾老师探讨过的一些问题，这时就想起了他。随着知识的积累，我觉得一门课程的知识空间，是很大的。在这个大空间里，教师着重讲什么，显示一名教师的专业修养。教师的最高境界，是知识的深度，准确度。现成的教材应该是教学的参照，即使是《新华字典》，即使是《汉语拼音方案》，也不应该是教学的准绳，束缚我们对学科的探讨。如果匍匐在前人的脚下，恪守已有的文献资料，没有突破，没有己见，知识就没有了更新，学术就没有了发展。

　　总会有另一种观点存在。对同一个问题，贾老师与我们的看法不同，这并不证明他是错的。当初，如果我站在贾老师一边，让他发挥他的长处，对教学的提升是有益的。得到一本教材很容易，遇到一位有独立见解的教师，比较不容易。在此，我向贾老师致敬，并真诚地表达我的悔意和歉意。

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