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有病，不管是轻是重，只要父亲知道一点消息，肯定会放下一切，千里迢迢地来看我、呵护我，而我却做不到。 ———作者

父亲生前照片

作者年轻时候

    一晃，父亲已去世41年了。这其间，我常常见父亲对我怒目，对我训斥，对我摇头，对我不屑；当我准备向父亲道歉时，父亲却倏然不见。我猛一惊，摸摸枕头，湿湿的，眼边还淌着泪水，原来是一场梦。我对不起父亲，三年没见父亲，就连父亲离世也没送上最后一程……

  父亲的悲惨童年

　　我的父亲1909年出生在农安县烧锅公社团圆大队。这是一个大家庭包含的小家庭。说是大家庭，是因为父亲一出生就和他的爷爷奶奶、叔叔大伯、叔伯哥姐等几十号人生活在一起；说是小家庭，是因为他有亲生父亲母亲，还有同父同母的哥哥姐姐。父亲本来很幸福，可是刚满一岁时，一声枪响击碎了这个小家庭，也给大家庭带来灾难。时年29岁的我爷爷死了，清政府地方官员抓胡子乱放枪，我爷爷被流弹击中。

　　打了三年官司，赢了：一是赔钱，二是偿命。父亲的大伯叔叔们商量之后决定赔钱，理由是我父亲这股人没有了劳动力来养活，赔钱可以解决生存问题。之后，不幸接踵而至。父亲的爷爷奶奶因自己最疼爱的儿子没了，悲愤忧郁而死；父亲4岁时我奶奶被家族卖掉；我只有六七岁的姑姑做了童养媳；我只有十来岁的大伯在地里干活，叫疯狗咬死……

　　孤苦伶仃的父亲开始了非人的生活。没有了父母哥姐的呵护，不谙世事的他被排挤到了家族所有人的最底层。谁都可以骂他，谁都可以打他，谁都可以虐待他。小一点的时候放猪，大一点的时候放马。夏穿不上单，冬穿不上棉，春夏秋冬光着脚板。夏天好过，冬天可就难了，只要猪马排便，就马上把脚伸在里面暖和一下。这样的日子每天也是提心吊胆地过着，一旦猪马出点事故，父亲的遭遇可就连猪马都不如了。一顿棍棒暴打是不可避免的，之后便是逐出家门，一连几天甚至十几天无处栖身，无处果腹。饿了，找几棵秸秆放在嘴里嚼嚼；夜里，钻到柴火垛里睡觉；害怕，偷偷钻到猪圈里以猪为伴。

　　一年夏天，父亲的脚底扎进一根针，由于感染，整只脚肿得像一个特大的馒头，不敢着地，只能用一只脚跳着走路。就这样也无人问津，父亲照样还要放马，好在将马赶到草地后，无人看见时可以骑在马背上。这件事后来被父亲的姑姑知道了，她从十几里外的家中赶过来，和她哥哥弟弟们吵了一架，毅然把父亲接到她家，从此结束了父亲的悲惨生活。

　　父亲在他姑姑家白吃、白住、白干活。姑父是一名兽医，有好多医药书，父亲就拿来认字、学习。姑父很仁慈，喜欢好学的父亲，有时间就教父亲识字、打算盘。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生产队里当出纳；每到过年，十里八村的人都找父亲写对联，这些技艺都是那时学的。

　　有关父亲的这些事，我都是从母亲口里知道的。据母亲说，她家和父亲家沾点亲，她从她父辈那里了解到父亲的身世。有时出于好奇，我央求父亲给我讲讲他的遭遇。他先是摇头，然后长叹一声，悲戚地走开，不再理我。

　　对此，母亲总是责怪我捅了父亲的最痛处。她告诫我说：“以后你不要在他的伤口上再撒盐了！你不知道，他回忆一次就要难过好几天。”我领教了，不再去问，并暗下决心，好好学习，工作挣钱，让父亲吃得好，穿得好，好好享享女儿的福。可是，我工作初期，挣的钱入不敷出，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父亲没吃着我的，没喝着我的，没穿着我的，至死也没因我而享过什么福。

    辛勤劳作，养育儿女

　　父亲心灵手巧，地里活样样精通。春天耕种，夏天铲蹚，秋天收割，冬天贮藏，毫不含糊。记得我家的地总是侍弄得干干净净，没有杂草，秧苗长得油绿茁壮，粮食产量比别人家都高，我们一家总能吃得饱穿得暖。

　　父亲的手艺活更是出众。编筐窝篓，织席打绳，没有不会的，就连女人擅长的穿针引线，描龙画凤，他也拿得起放得下。

　　从我记事起就没见父亲闲过一天，白天在地里干活，夜晚在家里织席编筐……

　　即使冬天农闲，父亲也不闲着。为了给自己多挣点工分，父亲贪黑起早给生产队打马缰绳、打车套、编筐。这些活干完之后，就开始在家编炕席。白天把高粱秆的叶子刮净破成三瓣，刮去里面的瓤（父亲管它叫篾子），夜里点上煤油灯用准备好的篾子编织炕席。一夜编织一领，第二天上午背着炕席到离家七八里地的集市上卖掉。一领炕席卖5元钱，一个农闲季节，他能挣上一二百元或更多点。这些钱使家庭生活宽裕了许多，我和哥哥妹妹一年的学杂费也解决了。

　　在那新中国成立不久，重男轻女思想还根深蒂固时，父亲积极支持我念书学习。在我念书那个时候，班级里的女学生很少，小学时一个班四五十人，只有11个女生，中学时一个班只有8个女生。到考学时，女生报考的很少，即使有的报了，而且考上了，父母也不一定让她去上学。当我要到几十里地以外的城镇应考时，父亲提议给我做一双新鞋，说穿新鞋能考出好成绩，吉利。于是，父亲做鞋底，母亲做鞋帮，只用一天时间两人就给我赶制出一双新鞋。我穿着新鞋上路、考试，真的如父亲所愿，我拿到了上一级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父亲拿着录取通知书，看着我满意地笑了。之后他又是一阵忙碌，在大夏天，顶着蚊虫叮咬到处割榆树条，剥光了皮，编制各种花筐到集市上买，给我挣学费钱。

　　为了使我们生活得更好，父亲想方设法挣钱养家。父亲特别爱好文艺。他不仅会吹箫，还会吹笛子，拉二胡，打鼓。记得大跃进时，农村兴起唱二人转，我们所在的大队也成立了二人转剧团，父亲被剧团邀请去伴奏。为了不耽误生产，剧团演出都是在晚上。一个大队方圆几十里，当四五个剧目演完，也到了深夜。农村没有路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里赶，很辛苦。母亲经常劝他不要再去了，父亲总是轻松地说：“没事，当锻炼了。再说，在剧团里也不白干，大队给记工分，家里也多了一份收入，两全其美。”

　　这就是真正无私的父爱，一辈子为了子女，牵肠挂肚，辛辛苦苦，家里家外，忙忙碌碌，似乎这就是父亲生命的全部。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父亲不善言谈，他主要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教育他的子女，影响着他的孙辈。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梦想……这是父亲的馈赠！

　　记得成立人民公社时，土地归公，父亲兢兢业业地在队里干活。因为算盘打得好，字写得好，社员们一致推选父亲当生产队出纳员；又因为父亲为人老实可靠，又让他做仓库保管员。身兼两职，父亲做得井然有序，账目从未差过，仓库从没丢过东西。

　　有一次，父亲查出账目多出5元钱，告诉了生产队长。队长说：“你再查查，不会多的。”会计也来帮忙，结果还是多出5元钱。队长、会计都说：“这准是你自己的钱了，你收起来吧。”父亲没要，坚决充公记在生产队账本上了。他经管的仓库，物品很多，他从来不让我们进去拿东西。就连三年困难时期，我们饿得头晕眼花，他都没往家带过一粒粮食。父亲公私分明，以社为家的高贵品质一直影响着他的子女们，我和哥哥妹妹从没贪过公家的便宜和别人的便宜。

　　“门前车马非为贵，家有读书不算贫。”记得每当春节，父亲都用毛笔在超大的红纸上写上这副对联，很张扬地贴在大门上。通过这副对联，足见父亲是何等重视文化知识，何等酷爱学习了。就是这副对联，潜移默化地鼓励我和哥哥孜孜不倦地学习、进取。为了鼓励我们学习，父亲曾心情沉重地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清朝末年抓壮丁，抓到了一个农民，这个农民要照顾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就倾其家产，打点礼物送给抓壮丁的头头儿，让他放了自己。头头儿得到礼物说：“好吧，你可以不当壮丁，但是你得给我送一封信。”农民把信送到了，自己却被当场留下当了壮丁。为什么呢？原来信中写的是：“信到壮丁到。”农民斗大字不识半升，他被骗了。讲完后，父亲沉吟一会儿，像是总结又像是告诫我们：“假如他认识字，能被乖乖地抓了壮丁吗？所以，人活在世上，必须识文断字！”父亲经常对我们说：“人没有学不会的知识，干不好的活计，就看你想不想学，愿不愿意干。”记得我小学时老师上美术课让学生画只蝴蝶，我怎么也画不好，只好回家求助父亲。父亲拿过画笔，只一会儿工夫就在我的图画本上画了一只特别好看的大蝴蝶。我拿过来，贴在胸口上，又蹦又跳地高呼：“这回我的蝴蝶准在全班拿第一！”父亲一把抢过去，严厉地看着我说：“这是你画的吗？”我看着父亲那犀利的目光，乖乖地站好，惭愧地低下头。父亲撕下蝴蝶，铺在桌上，指着画本说：“自己画。”我嗫嚅着说：“我———我画不好。”父亲严肃地说：“画不好才学呢，学了慢慢就画好了。”在父亲耐心地指导下，我终于画了一只大蝴蝶，虽然没有父亲画得好，却得到了父亲的夸奖。我把蝴蝶拿到学校，美术老师把它挂在黑板上，让同学们照着我的蝴蝶画。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从此我爱上了画画。我的爱好影响了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又影响了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在大学里选择了和美术有关的建筑专业。

父亲给我留下37斤粮票

　　1974年农历9月份，妹妹突然来我家做客。第二天，妹妹在兜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纸包，放在手里神情凝重地攥了很久，然后轻轻地一层一层地打开。我看着妹妹打纸包的神态，随意地问：“什么宝贝东西，包了这么多层？”妹妹没回答，还继续打她的纸包。最后一层打开之后，露出的是一沓粮票。“粮票？”我惊叫一声。在那个什么都凭票供应的年代，有了粮票就等于有了吃的，辘辘饥肠就能得以缓解。妹妹解释说：“这纸包是爹包的。爹在道班上工作过几个月，因为工作强度大，活很累，道班每天都给工作人员补助几两粮票。爹没舍得都吃了，给你攒起来，一共37斤。”妹妹说着，将粮票递给我。

　　我握着这37斤粮票，像握着父亲的手，暖暖地传遍我的周身。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哽咽着问：“爹还在道班上工作吗？妹妹低垂下眼皮，声音低低地说：“没有，好久没有了。他三年前就不干了，有病了，病了三年，很重……”我急切地说：“那我得赶快回去看看他！”妹妹抬起泪眼，摇摇头说：“不用了，不用了，爹已经走了！是今年农历8月8日接近中午的时候……”我抓住妹妹的双肩，拼命地摇晃，大声地咆哮：“你说什么？你说什么！爹病重，为什么不告诉我？”妹妹擦擦眼泪，看着我说：“爹不让告诉你，说你的孩子小，路又远，生活困难，怕你知道了回不去，干着急上火，再急病了……”

　　当时，父母与哥哥一家住在长春市郊区大房身老飞机场附近。他们是1971年从农村老家搬过来的。我1967年中专毕业被分配到白山市江源县一个偏远的山沟小镇工作，离长春虽不算太远，但交通却很不便利。结婚后我和丈夫的工资放到一起才63元，三个孩子最大的不足5岁，最小的只有几个月，生活很拮据。公婆家人口多，有四个小姑子，大的只有十多岁，小的还在吃奶，公公又体弱多病，一家子急需我们接济照顾。我的父母常常嘱咐我：“你婆婆家困难，经常给他们邮点钱。”因为父母从来没管我要过一分钱、一点东西，还经常帮助我，又有他们的这句话，我就没再考虑父母的需求，只是一心照顾公婆家。我心想，等小姑子们长大了，家庭生活好了，再来孝敬自己的父母吧！可这一等，等来的却是父亲的衰老和离世，等来的是我对自己一辈子的痛心疾首！

　　父亲没病的时候为我着想，有病的时候还为我着想，可见他多爱自己的女儿。我在妹妹那里陆陆续续地知道，父亲在有病之后一直想念我，不断地念叨：“不知她什么时候回来？”当要过年时，他念叨：“今年过年应该回来了。”后来病重了，他每天都拿着我的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再后来，看着看着就泪流满面，号啕大哭。最后眼泪哭干，只有声没有泪。那种干号的痛苦，是怎样的撕心裂肺！父亲，我是永远看不到了；他的恩情，我是永远报答不了了。父亲留给我的是终生的遗憾和自责。

　　后来，不管是看着父亲的照片，还是回忆父亲的往事，我常常扪心自问：难道父亲有病三年，你就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吗？实际上，哥哥在给我的信中，经常提到父亲身体不太好，但从来没提到父亲想我，并且在信中还经常强调：你工作忙、孩子小，没事不要急着回家。有哥哥的嘱咐，再加上沉重的生活负担，我就只好忧心忡忡地工作、忧心忡忡地操持家务，尽量把父亲的病往好里想。现在我常常换位思考，假如我有病，不管是轻是重，父亲不管家里家外怎样忙，怎样脱不开身，也不管生活怎样困难，只要他知道一点消息，肯定会放下一切，千里迢迢地来看我、呵护我，而我却做不到。他病得那样重，首先考虑的还是我———他女儿的切身利益，担心我能不能吃饱……

　　我对不起父亲，这种痛彻心扉的愧疚之感，将伴随我的有生之年。

李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