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也许不为人所知，但躲不过自己良心的审视…… ———作者

作者退休前的照片

   活了大半辈子之后，我越发觉得，人生就像旅行，行李总是越积越多。如果只是去旅行，不管是去国外还是国内，顶多就是在旅行期间提着沉重的行李；但如果走的是人生的旅程，那问题可就严重了。旅行的行李有形体，包包并不会变重。相反心灵的行李会增重，渐渐重压在自己身上。如果放任不管，心中的不安会渐渐膨胀，一旦生出“无法放下，不知如何是好”的念头，就有公开说出来的必要了。

 那次危险行程让我自责至今

    时间过去了15年。每到这个季节，一个冬季的积雪白天融化，夜间又结冰，我会回忆起那场交通事故。有二人受伤，一人失去生命。他们是我的同事。

　　15年前那个早晨，我刚到学校，同室的小赵老师说：“谷老师，你知道吗？他们要去岭南，要我也去。”岭南，是大兴安岭的南麓，那里有我们学校的办学基层单位。经常有人去检查工作、讲课、期末去组织考试。

　　我沉吟了一会儿，说：“10天前，市里几位老领导从黑龙江省回来，出事了呀！这个时候，路况……”我知道，那个路段出过一次事，一位我认识的老干部丧生。我参与了那个老干部发起的本地史志写作组，一起工作过。

　　同室的小赵听了我这个话，说：“那———我，我找个理由……”我说：“领导定下的，你不去？”小赵说：“都说祸不单行，我是害怕。唉，谷老师，你去和校长说说，推迟半月再去吧，现在真不是合适的季节。”

　　我说：“你可以自己去说，我去不太合适。”我和现任校长，曾经竞争过这个校长的岗位。我是这个分校的教师，而现任校长是上级学校要下派的，有人传说竞聘只是一个形式。那天的竞聘演说，我说的话领导也不爱听。新任校长来了以后，对我大会小会经常批评指责，也有旁敲侧击。特别是对前几个月分校领导岗位空缺，我们几个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完全给予批评、否定。

　　小赵恳求说：“你是老教师，说话有分量。”我被说动了，去了校长室。校长正在和一位主任谈工作，说：“谷老师，你有事？一会儿再来吧。”我说：“没啥，没事了，你们研究工作，我不打扰了。”

　　我本来就不想涉及学校的决策，他没再找我，我就更低调了。同室的小赵找了个理由，退出了那次行程。我告诫他：“是你自己退出的，别联系我的说辞。”

　　这位现任校长，有上级支持，做起事来年轻气盛。校门东侧本来是围墙，却拆除了，建起一排门市，要出租，或自己经营。不久，城建局的来了，要求拆除，因为门市一旦开业，会影响交通，那条门前的路很窄。后院有木工施工建车库，一堆木屑堆在教学楼下。有人看见那个中午木屑燃火，但是没有人去校长室提个醒。几天以后，下午刚上班，一位警察堵着楼门，不许进去。因为后院失火，正在抢救。

　　这样的事件，有过几次。有人便推断：“等着吧，还会出事儿。”

　　我想过，应该找分校的上级，说明我们这所分校的现状和隐忧。可是，我又犹豫着，怕我和现任校长曾经竞聘过这个职位，上级或许认为我是妒忌。对自己选派的人，一般都是支持、扶持的，也是人之常情。有几次，上级的领导下到基层分校，在会上表扬分校的工作有成绩，没提分校发生的问题，现任校长也踌躇满志。

　　因为这些压力，我就没有了再提建议的勇气。但内心很矛盾，有时觉得，还是应该负责，对工作、对人、对事负责。这样的心理状态，持续了很久。

　　对这次他们一行三人的出行，我心存侥幸。也许不会怎样，尽管这个季节山路结冰，事故多发，可是也没有封路。谨慎驾驶，也会平安，但愿校长不再自驾。前几个月，学校的车不见了，后来车开回来，崭新的样子。有人私下说过，是校长自驾出行，撞车了，才修好。

　　校长带着一位负责教学的主任和司机，三人去了岭南。

　　那天早晨，我刚到教研室，小赵就低声告诉我：“谷老师，你判断真准。咱们的人，在过大岭时出事了。”我问了细节。据说，他们在途中下车，吃了一顿饭。再上车，校长就坐在驾驶位上，司机就让位了。过大兴安岭，路上结冰，车就滑到沟底，三人都有伤。我对小赵解释：“我那只是担心，不是断定，事故都有偶然性。”我不愿意背负预言者的名称，那样，别人会认为我是在盼着出事。

　　车上的三人被当地交警从沟底搭救上来，就近送到一个小城市的医院。教师们自愿结伙，一批一批地去医院看望了。回来说，校长伤势严重了。四天以后，他没有活下来，过早地离开了。其余两人转到本市的医院，一个月以后康复。

　　我对这件事，内心是很矛盾的，反思了很久，不乏不安和自责。如果我诚恳地、负责任地及早提出建议，推迟那次下基层考察的时间，等到路况好转再走，也许会被校长接受。

　　一个人尽管有缺点，他的生命，毕竟也是最重要的。

 二奶奶的坟没了我的愧疚又增一层

　　去年秋季，我从第二故乡回到第一故乡，距上次回去，时隔20年。故乡变化很大，几位记忆中的人故去了。地理环境也在变化，我少年时游泳的池塘，夷为平地，而且上面建了宅院。多数人不认识我，很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慨，毕竟离家已经六十载。其间回去两次，都没有久住。30岁时，刚到老家，就听说恢复高考，急忙回来备考，终于实现了读大学的梦。50岁时，回老家发送祖父；母亲又病重，回来照顾母亲。

　　这一次，是祖父去世20周年，按习俗，后人都应该回乡，到坟上走坟、祭祀、请阿訇诵经等等。

　　我到了自家的坟地，有些坟立了墓碑，标注着亡者的名字，去世的年月日，落款有后人的名字。有些坟则没有立碑，也没有及时添土，很小了。我寻找那位记忆中的二伯祖母（父亲的伯母———编者注），她是我离家以后去世的，她的坟我没有找到。我问几位亲属，他们解释说：“多少年了，风吹雨淋，都夷为平地了。”

　　二伯祖母的两个女儿早就远嫁他乡，所以没有人到坟上添土。她或许永远从家族的记忆中泯灭，销声匿迹了，好像家族里从来就没有过这个人。关于二伯祖母的记忆，我有早年的印象；关于她的戏剧性的遭遇，我的祖母私下里讲过，我也知道个大概。

　　我这位二伯祖母姓于，自幼没有亲娘，早早就当了家。当年，我的一位曾祖父去赶那个远集，到她家歇息。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位小女孩。小女孩在做饭，往一口大锅里贴饼子。大锅台高，小女孩矮，她蹬着一只小凳子，才够到锅里。曾祖父看见这一幕，被小女孩感动了，认定小女孩长大肯定会持家、会做活儿，能好好过日子。

　　曾祖父回到家，和家里人商议了，就托了媒人，去她家提亲，欲将小女孩许配给我的一位二伯祖父（父亲的伯父———编者注）。亲事就这样约定了，只等到二人都长大了，再成亲。

　　可迎娶的事还没议定，这位二伯祖母就被人送到了我们谷家，也没有娶亲的仪式。

　　事情是这样的。二伯祖母家里有了一位后娘，后娘生了一个小弟弟，不能干地里的活。她爹在外面做事，不经常回家。家里的土地，用了一个年轻的长工打理。年轻的长工和年轻的二伯祖母，就有了儿女私情。那一日，两人一起离家出走，去长工的远方的家，就是私奔。

　　走了一天，天黑了，两人投宿到张庄的一家客栈。张庄有乡公所，管理地方治安，也管着道德风化。那位乡长带了几个手下人，去查各家客栈，发现这一双小男女在一起，觉得事有蹊跷。当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儿女私情是有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就将他们带到乡公所审问，也用了刑。

　　那位不幸的长工，很快就坦白了。乡公所断定，他是拐带人口，送县府衙门拘押。再审问二伯祖母，她承认自己也有门户了，订过亲事，是谷家。这个张庄，离我们庄近，乡公所就没有送她回自己家，索性将她送到我们庄上，并找到村长，说明原委。村长听从乡长安排，怕我们谷家不接收，就给她找个靠山，认乡长作了干爹，成了乡长的干女儿。

　　这位二伯祖母，就这样和自己喜欢的人分开了，到了早有婚约的婆家。婆家全家像摊上事儿似的，没有一点儿娶亲的喜庆。曾祖母时常指桑骂槐，小姑子们时时讥讽嘲笑。我的那位二伯祖父，也没有好看的脸色，在第三天，狠狠地打了不娶自来的二伯祖母一顿。是曾祖母辈的几个劝说着，安抚了二伯祖父：“你把她打坏了，乡长那里怎么交代？乡长是她的干爹，你不是不知道……”

　　过年，庄上亲戚和邻居有请近几年过门的新媳妇的习俗。曾祖母只派我的祖母和祖母的几个妯娌去，即使点名请，曾祖母也不让这位二伯祖母出去做客。“别再让人评头论足，丢人还没丢够吗？”曾祖母这样自言自语。

　　后来，二伯祖母的爹知道了女儿的下落，托人给谷家捎话，要来补送嫁妆。谷家回绝：“用不着。调教出这样的闺女，还有脸来？”她爹找到乡长，也给乡长送了一份礼物，答谢乡长办事妥当，把女儿送到谷家。是乡长陪同，她爹赶了车，载着当时流行的嫁妆，送到谷家。乡长登门，谷家只好接待。她爹赔着笑脸，说足了感谢的话语。

　　上面讲的，是发生在民国早年的事。那时还没有我，家族的人从来不提这些“家丑”。是我祖母讲给人听，我也听到的。祖母讲这些陈年往事，有时还描述细节：“那人一双亮眼，眼珠儿转动得快，像一对珠子滚动。人家从小没有亲娘，也裹成了一双小脚。淡白梨花脸，头发黑黑的，发着亮光……”在我想象里，这位二伯祖母，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出色的美女。

　　我六七岁时，二伯祖母五十多岁。那时已经分家，二伯祖父过早去世，他们的两个女儿也出嫁了，二伯祖母一人守着自家的宅院，很孤独。本家族的人，对她仍旧冷淡，她也不和别人多接近。那天，我在场院玩，跑掉了一只鞋子。自己穿不上，拿着鞋，找到二伯祖母。她正在场院里掰玉米棒子。她给我穿上鞋，问我：“小子，你叫我吗？”我说：“你是……”她说：“叫二奶奶。”我叫了。她很高兴，用场院里的高粱秆儿，剥了皮，再用那瓤子给我插成了一个“官帽子”———是戏台上的官儿戴的样式，戴在我头上。她说：“小子，好好长，长大了念书，你能当官儿。”

　　我戴着“官帽子”，回到自己祖母的屋里。家人都问我：“谁给你弄的？”我说：“我去场院玩，二奶奶给做的。二奶奶还说……”祖母不高兴了，说：“谁是你二奶奶？你少往她跟前凑合！好鞋不沾臭屎，知道不？记住！”家族的人，说到二伯祖母，都没有辈分的称谓。有的说：“后院那个。”有的说：“二老嫲嫲子。”“老嫲嫲”是当地的方言，指那些老年女人。

　　我再见着二伯祖母，她招呼我的小名：“山子，慢着，别再跑掉了鞋。”我受大人的影响，就呲儿她：“不用你管，二老嫲嫲子。”我就从她面前过去了。她对我的态度，也很淡定，并没有回击。

　　我10岁离开家乡，到了东北投奔爹，就很少回家乡了。二伯祖母去世，是父亲听在东北的乡亲说的。父亲那天说：“二伯母无常了，才听说。”母亲接了一句：“二老嫲嫲子吗？”父亲说：“是啊！”我那时已经成年，但父亲的心情我捉摸不着，他说：“她这一辈子……”父亲没再往下说，似乎有些难评论，或者有些同情，或者有些责备。

　　后来，家族里的两位叔叔写家谱家史。他们写了一些家族中的历史变迁，写了他们记忆中的几件大事。

　　一件是关于现在这百十人的老祖先———我的高祖（曾祖父的父亲———编者注）的。老人看护自己的地，不许一位乡邻在自家地里放羊，争执起来。那时我那位二伯祖父还是个小孩，跟在他祖父身边，也开口骂了放羊人。放羊人动手打小孩，我的高祖上前护着，放羊的一巴掌落在我的高祖头上。高祖倒地，再也没有起来，一命归天了。

　　叔叔们在家史资料里叙述这位先人，满怀着崇敬和怀念。

　　还有一件事，是叔叔们听在北京的亲戚说的。北京有一位官员，自己讲是陵县谷家的分支，而且是我们家这一支的，几代以前，逃荒离开的老家。后来人家发达了。我的一位曾祖父去了北京认亲，受到了那位官员的热情接待。临别，赠送给曾祖父一些银两，还有两匹好马。从那时起，家里的境况又上了一个台阶，日渐富裕了。树大招风，后来的事很不顺利。我的一位排行老大的曾祖父，几次遭遇土匪绑票。家里只好卖地，拿钱赎人。家境再好一些时，又是一次遭遇土匪，或绑票，或明抢。几起几落，家产所剩无几，到1947年土改时，划了个“中农”成分。

　　家史里还讲述了一位女性，是我的一位老姑奶奶。老姑奶奶天生智障，终生未出嫁。每年秋季收割庄稼，老姑奶奶也能去地里。打场时，老姑奶奶也在场院。庄稼丰收，我们家粮食出得多。那时的人迷信，说这位老姑奶奶是一位有福气的人，才使得我们家年年多收粮食。邻村一个小户人家，有个儿子早已成年，娶不上媳妇，就来我们家提亲，要娶我这位智障的老姑奶奶。我们家的老人不允婚，不舍得她出嫁，是怕她嫁到婆家会受气被欺负。

　　我这位老姑奶奶相对我的二伯祖母，只是一段家族的往事，也没有什么值得流传的。我倒是觉得我的二伯祖母才真的是一位值得一提的奇特女子。

　　叔叔们就把资料寄给我，由我综合成册。我想到了这位二伯祖母，事情过去多年，或许应该重新评说，就在电话里问：“我二奶奶那些事儿，我也知道，也可以写进去，是吧？”他们说：“哎呀，写那个干啥？别写！不能写她，就当没有这么个人。”

　　我没有再坚持，深知二奶奶的事使家族蒙羞，大家讳莫如深。家谱写成了，附有家史，涉及二伯祖父，写到他的配偶，我只写了“于氏”俩字。

　　她的坟，竟然也夷为平地了。这位二伯祖母，没有留下痕迹，从家族里消失了，消失得很彻底。

　　我年幼时，很不通达事理，没有像对长辈一样尊重她、安慰她、同情她。后来我长大离家了，没有在信里询问她的情况。再后来，我写家谱家史时，屈从了两位叔叔的意愿，没有多记录她一个字。现在，只能用这篇文字，表达我的遗憾、我的不安、我的抱歉。

　　二伯祖母的事，是她青春时的叛逆，年轻时的个性化追求。那时还是民国早年，如果再晚些，到了抗战时期，我们家乡是老解放区，发生二伯祖母这样的事，出现这样的人，就是反封建婚姻、追求自由解放的典型。早年，有几出戏剧，就是颂扬这样的人和事。如果是今天，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年轻人自己恋爱，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别人不能干涉，也不能歧视。

　　愿二伯祖母的在天之灵，能宽容我幼年的无知和后来的失敬。

　　以上是我人生中所经历的两段故事。这两段故事在一些人看来也许觉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过错，也不应该有什么不安和愧疚，但我相信另有一些人会表示理解并有同感。生而为人，总有一些事情相连。有些事情，也许不为人所知，但躲不过自己良心的审视，尤其当午夜梦回时，也是良心靠灵魂最近的时刻。真的，清白的良心是一个温柔的枕头。枕着这个温柔的枕头，我们得以安然入眠。

　　唉！人生的行李无法打包周全，不能保证“准确、安全、万事俱备”，因此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放弃旅行。但心灵的行李却无法放弃，一旦背上了，就是个棘手的问题，情况不仅会加速恶化，也不会有刹车。所以，我觉得说出来上面这些事，也许心灵的不安将会离我愈来愈远吧。

谷胜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