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是，冥冥之中，我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怠慢、伤害着父亲，借以发泄对他的不满…… ———作者

我年轻时的照片

我父亲生前留下的唯一照片

父亲离开我们33年了。这些年来，每当父亲的祭日，我就情不自禁地翻开父亲的照片——他生前留下的唯一照片。于是，止不住的泪水，滚滚而下，一泻千里，将我涌入无穷的忏悔和思念之中。

一

   我于1955年9月出生在湖南省衡南县隆市乡的一个小山村。父亲生于1933年8月，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衡阳师范学校，是一名小学校长。母亲是供销社干部。弟弟小我两岁。爷爷、奶奶在家务农及照看我们姐弟俩。六口之家，经济宽裕，农产品自给自足，其乐融融。  

   无奈好景不长，1959年，母亲以性格不合为由向父亲提出离婚。这对我的爷爷、奶奶无疑是致命打击。后来听我奶奶说，当时奶奶哭得很伤心，我父亲也哭了。我奶奶还找农村搞迷信的人画了一道“合”符，给我母亲喝了符水，想让我母亲回头。奶奶苦口婆心地劝慰我母亲看在一双儿女的份儿上放弃离婚的念头，最终无济于事。离婚的结果是：四岁的我和两岁的弟弟都随父亲，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我和弟弟的户口也落在了老家农村。  

   1961年，父亲娶了继母陈氏。继母生性温柔贤淑，知书达理。她先是当民办教师，后来改做裁缝，于1962年、1966年和1968年相继生下一男二女。继母心地善良，对待我们姐弟俩视如己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2年，父亲因两个“莫须有”的罪名——生活作风不慎和经济问题被学校动员“下放”农村。所谓生活作风不慎，是这样的。父亲所在的学校一共只有三名老师，其中有一名女老师。父亲和那名女老师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在一起，难免被人说三道四，可又没抓到什么把柄，更没有任何证据。所谓经济问题，是指学校账目有几十元没对上，一直也没查出来，就推到身为校长的父亲头上了。从此，书生意气的父亲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那时，中国正遭遇自然灾害，没了经济来源，家庭生活十分窘迫。学生出身的父亲，身体单薄，从小没干过一天农活，骤然面对农村繁重的田间劳作，显然力不从心；尤其对于犁田和耙田这些技术活，更是一窍不通，只好硬着头皮从头来过。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了四五年，父亲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冬天无法下地干活。不久，继母也患了心脏病，走路上气不接下气。这样一来，家庭重担全部落在爷爷、奶奶肩上。二位老人天天起早摸黑，面朝黄土，背朝天。由于山区土地贫瘠，收成微薄，加上人口众多，常常饥寒交迫。家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早餐是青菜米糊糊，清清淡淡，每人一大碗；中餐是红薯或萝卜丁煮饭。尽管如此，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布料，大多是奶奶用自种的棉花纺线，拿到小作坊去织成粗棉布，再买一毛钱的颜料染成黑色或蓝色。鞋子全是奶奶手工做的布鞋，有时连布鞋也没有。记得我在石滩读高小时，每天往返10多里山路，天天光着脚丫上学。等到下午放学回家，石板路被烈日烤得滚烫，脚板烫出一个个大血泡，只好用布条将桐子树叶捆在脚下，飞步跑回。我当时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队员，每次外出演出，没有鞋子穿，唐承民老师总是将自己的鞋子借给我。  

   一晃两年过去，读完高小理应去栗江中学上初中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我因父亲有“下放”这一历史问题，不能去栗江中学上学，人家不收。然后，我只能与一帮同样有家庭问题（地富反坏右）的“另类”同学被安排在石滩附近的周家祠堂读“农中”。我那时心里是多么难受啊！我不甘屈辱，于是辍学，在家天天出集体工，一有空就帮家里砍柴、挑水忙家务。

   除此之外，对我们家的另一个精神压力就是来自人们的歧视。小的时候，每当我和弟弟与人发生口角时，别人就会毫不犹豫地骂我父亲是贪污腐化分子，骂我们是有娘生没娘养的野人。从我懂事开始，幼小心灵就受到了如此伤害。

   父亲心疼我们，对我们的爱是爱在骨子里的。他自己平时节衣缩食，忍饥挨饿，有病不医，重活累活争着干，就是为了尽力使爷爷、奶奶以及我们这些孩子生活得好些，少受些苦。“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全国都在闹革命，工厂不冒烟，农民没心思种地，粮食吃半年就没有了，经常挨饿。记得我12岁那年，父亲在公社当文化辅导老师。有一天，我跑了6里山路去看望父亲，正值开饭。父亲端着自己的那份饭，粒米未尝，硬塞到我的手里。我当时饥肠辘辘，接过饭碗，美美地一口气吃了个精光，父亲忍着饿在一旁得意地看着我。那顿饭，可能是我这辈子吃得最美味的一顿佳肴，至今还在回味无穷。

   那时我想，我这一生的求学生涯可能就此画上句号了。可1969年春天，我家来了一位贵人，他就是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杨崇凯老师。杨老师说石滩完小附中新增了初中班，要我继续上学。我听了喜出望外，第二天就去报了名。杨老师那时已当校长，看到我家九口人吃饭，又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十分同情，不但自己给钱给粮票接济我家，还每年给我减免学费。

   屋漏偏遇连夜雨。1969年寒假，我去了花桥供销社的生母那里，没玩几天，就接到家里的噩耗，说我继母吐血不冶。我顿觉天崩地裂，眼泪夺眶而出，立马收拾行装赶回，可惜未能送上继母最后一程。

   继母生前常常帮人缝制衣服，赚点零钱贴补家用。没了继母，家里吃盐、点灯都成了问题。父亲无奈，硬赶鸭子上架，接过继母留下的剪刀、针线，继承了继母的手艺。好在父亲聪慧，悟性高，很快就能挑着那台破旧缝纫机走村串户，赚些油盐钱了。

   1971年春，我初中毕业，该升高中了。同学们大多被分在衡南七中，我左等右盼，却盼来了栗江完小附中的通知书。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知为何没上衡南七中。老师安慰我，说是将文艺骨干留在该校，我半信半疑。半年后才知道，这个班里的同学，大多数都是家庭历史不清白、社会关系不纯洁，或是没背景的老实农民的子女，原来我是被打入了“另册”。

   上世纪70年代，城乡差别很大，我因户口一开始就落到了农村，要想脱农，比登天还难。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我母亲的一句玩笑话，羁绊了我的前程。在我出生后不久，母亲常抱我去大队开会，本大队一位干部也抱着儿子到会，其间常开玩笑互称“亲家”。这本是一时的说笑而已，并无他意。可到了我上初中那年，该大队干部竟托人到我家说媒，说是我母亲当年的许诺。我和父亲觉得荒唐，便不畏权贵，当即严厉拒绝。这样一来，该干部恼羞成怒，视我们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处刁难。生产队干部积极迎合，也给我父亲小鞋穿。在那“文革”时期，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之我父亲有所谓的生活作风不慎和经济问题的“前科”，动不动就会被人抓辫子、扣帽子。所以，我父亲处处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尽管如此，还常常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记得有一天，父亲对着田里一大片枯死的秧苗说：“这次小苗带土移栽好像没有成功。”这话很快被汇报到生产队干部的耳朵里，这位干部如获至宝，当晚召开全队社员大会批斗父亲，罪名是：否认科学种田。  

   那时大队干部一手遮天，主宰全队人员的“生杀”大权，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可想而知。记得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我去花桥生母那里玩，赶上大队要组织宣传队参加公社演出，干部就逼我家人催我回家参加宣传队，否则后果自负。家人不敢抗命，年迈的奶奶在自己的三寸金莲上捆上稻草，冒雪行走６里山路到公社找我的同学罗维福打电话叫我回家。花桥离我家有110里路，为了不让父亲再穿小鞋挨批斗，我第二天就冒雪乘车回了家。那些年，与大队干部关系好的大多都被保送参加了工作或上了工农兵大学，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所以绝不异想天开。

   1972年，我面对自己的处境，经过反复而又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毅然违心地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离乡背井，到生母所在的花桥公社插队落户。记得离别前夕，全家哭声一片，特别是父亲，堂堂七尺男儿，泣不成声。是的，我们家虽然贫寒，但却和睦温馨，大家齐心协力，患难与共。三位长辈，处处疼爱我，关心我，事事尊重我的意愿，哪怕是面对权贵的威逼，宁愿自己被牵连、受凌辱，也不强迫我委曲求全。父亲对我特别疼爱有加，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其他几个都没读什么书，父亲却千方百计让我多受教育。面对这种亲情割舍，犹如生离死别。临走前，我在床上睡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痛定之余，我对着三位长辈发誓：“你们对我的爱，我刻骨铭心终生不忘。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的心将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第二天，我含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至亲至爱的家人，离开了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到了花桥，我每月都要写一两封书信回家问候。  

   我在花桥插队了两年，深得队上干群的赏识。1974年，我被派去湘黔线修铁路，分在衡南县指挥部女子班。半年后调到衡阳地区指挥部通讯组当话务员。当时是我们家最难熬的时候，我同父异母的小弟弟，当年才12岁，为了能有口饱饭吃，去跟别人学补锅。每天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备尝艰辛。我父亲对这件事是很难受、很内疚的，但由于生活所迫，没有办法。每次小弟弟出门，我父亲都送到村口，千叮咛、万嘱咐，生怕小弟弟照顾不好自己。补锅被很多人认为是“屋檐脚下蹲，一脸墨黑尽灰尘”的职业，没有什么出息。我们湖南著名地方花鼓戏《补锅》讲的就是年轻人学补锅被丈母娘看不起的故事。我在此期间，每每想到家人忍饥挨饿，想到父亲饱受疾病折磨，自己总是节衣缩食，经常寄钱、寄粮票、寄衣服回家，以解燃眉之急。  

   我在通讯组工作不到一年，领导看我表现不错，将我作为入党对象培养。可那时入党是必须通过政治审查的，调查组去到我的隆市乡老家调查父亲的历史及社会关系，队里的干部将我父亲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说父亲一是有“下放”的历史污点，二是不务正业，缝衣服赚外快，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三是对现实不满，破坏“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等等。这份调查报告，在我的档案中留下了永远洗刷不清的污点。就这样，我的入党问题即刻告吹，后又因此无法被推荐上大学。铁建工程结束时，别人都被安排了工作，而我却被拒之门外，最终还是回到了花桥原籍，重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  

二

   一连串的沉重打击，将我击入万丈深渊，体无完肤；而且那时我在农村插队，身边没有亲人，总是在被窝里偷偷哭泣。我在痛苦和绝望之中挣扎，久久不能自拔。这时，我开始静静地反思家庭的问题，并由此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埋怨，我把问题的症结一股脑儿降罪到父亲头上。我的埋怨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父母的离异令家庭支离破碎。父亲虽是顺从我母亲的意愿，但自己做人窝囊，没主见，人云亦云。二是埋怨父亲不珍惜那份教师的工作，不该“下放”农村，造成家境困苦，不但搞垮了自己的身体，拖累了爷爷、奶奶，而且还害苦了我们姐弟俩。三是埋怨父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错将我和弟弟的户口落到农村，造成我们姐弟永远无法脱农。我的这种埋怨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甚至根深蒂固，不可磨灭。

   父亲待我的好，因他的坎坷经历对我产生的不良影响，在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留下了太多空白的罅隙。这些罅隙无限延展，被我紧紧捏在手中，作为“罪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在他的面前一一抖搂。“你对我的爱再深，也终究是影响了我的前程。”我要这样对他说。我想像他听到这些话时痛苦的神情，觉得很满足。但是我终于没有对他说出这样的话。我知道自己不忍心使他痛苦，无法对他追究。那些罅隙，只在我一个人的心里，不可告人。而冥冥之中，我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怠慢、伤害着父亲，借以发泄对他的不满……  

   又过了一段时间，根据国家政策，像父亲这种情况的人大多都得以平反复职，于是父亲也在为复职之事四处奔波。父亲叫我去县教育局找领导帮忙，那位领导曾是我的老师。可老师说他帮不上忙，我就回去了。其实，我还有一些同学在县里的要害部门任职，如果我去找他们，解决父亲的问题也许不是太难的事。但我敷衍了事，碰壁后就觉得自己人微言轻，没有再做努力。此事最终父亲没能如愿。  

   1976年，我到了衡南县化工农药厂做亦工亦农合同工，就是拿国家工资，户口仍在农村。两年后，我与我丈夫恋爱、结婚。我家公请一位朋友帮忙，解决了困惑我多年的户口问题，同时我的工作也调入了财务科任会计。后来我又奋斗了三年，参加全国自学考试，取得了财经专业的大学文凭，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  

   由于我对父亲的埋怨日益加深，对父亲的关心也在渐渐淡化。

   有一次，我父亲来厂里宿舍看我，我那时住在厂里。我工作的地方与父亲的家相隔六七十里路，父亲在下车时不小心把脚崴了，肿起来不能走路了，我也没带他去医院。那时我们厂医务室啥药都有，也不用花几个钱，但我连医务室都没带父亲去，甚至没有弄点药水给他擦一擦，反正就当没看见一样。

   我家附近的栗江有个煤矿，那时候我们厂里天天出三四辆车去拉煤。而栗江离我父亲住的乡下家里只有15里路，但我很少回去。有一次，我帮家里买了一袋化肥，就托司机将化肥送到栗江一个亲戚家，让亲戚再送到父亲家里去，而我本来可以借这个机会回家看望一下父亲的……  

   即使是在他病情加重以后，无钱住院治疗，我也表现得漠不关心。有一次，父亲来厂里找我，本打算去县医院住院治疗，可那时我拿不出钱。我和丈夫的月薪都是28.5元，又有小孩和保姆，生活十分拮据。我东借西凑，为父亲拿了60元入院费。父亲由我大妹陪同，到了县医院，经检查，医生说父亲的肺胸病十分严重，60元根本于事无补。医院不收，父亲只好回家，我也麻木不仁，没有想办法再给父亲张罗钱治病。就这样，父亲的病情一拖再拖，日益加重，实在不行了，去栗江区医院住了几天，等稳定了一点，就出院了。  

   父亲出院后在家里那段时间，我明知父亲不行了，却未写过一封信询问过父亲的病情，也未在经济上给予过任何资助，更没有回去看过他一次。父亲是个宽厚之人，自己不管多苦多累总是体谅儿女的难处，从未向我开口说钱的事，我也就置若罔闻。父亲病重这么多年，全身浮肿，气喘吁吁，大多都是奶奶和小妹照顾，我却从未到床前侍奉过一天汤药，也很少回家看望。  

   其实，父亲出院以后给我写过一封信，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封信，也是父亲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父亲是在多么艰难的时刻写的这封信。他明白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是在向我交代后事。他说，“我身体不行了”、“已经按乡下的习惯看好了风水”、“我走了以后，就埋在××山头”。可我根本没有把父亲的信当回事，根本没在乎，也没有跟我家里人说。后来父亲去世，没有埋在他指定的那个山头。我对父亲的愧疚，真的没法弥补。  

   1984年农历八月十四日是个黑色的日子。一大早，奶奶去叫我父亲起床，可怎么叫都没能叫醒他。就这样，父亲的生命时刻表永远定格在51岁。父亲是爷爷、奶奶的独苗，白发人送黑发人，二老悲痛欲绝，哭声撼天动地。  

   我于当天黄昏才接到电话，由于离家较远，无车不能当天返回，我心如刀绞，彻夜未眠。难道父亲就这样无情地抛下双亲和儿女毫无眷恋地走了吗？我再也没有父亲了！我在床上辗转着，哭肿了双眼。从晚上十点到次日凌晨三点，我再三思考这些年来我所埋怨父亲的三个问题，通过几个小时的反复思考和认真分析，我渐渐地从迷茫中苏醒过来，继而作出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诠释。第一，父母离异是夫妻感情彻底破裂，父亲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挽留得了，强扭的瓜不甜。第二，父亲“下放”农村是被奸人所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父亲是真正的受害者，从精神到肉体所受的打击和摧残最大，比谁都难受。第三，我们的户口错入农村是父母二人的一时疏忽，并非主观故意，更何况谁都无法预料日后国家政策的变化。想到自己错误地歪曲和埋怨了父亲多年，以致造成自己对父亲的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使原本就命运坎坷的父亲雪上加霜，我就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无法原谅自己。  

   第二天天还未亮，厂里派车送我回家。未到家门口，我就远远地看到了父亲的灵堂，众弟妹头上顶着长长的白布，哭天喊地过来迎接我。我连滚带爬，号啕大哭，跪在父亲的灵前，好几个人撑扶都无法起身。我父亲生前的一幕幕在我脑海中像过电影一样重现。1980年我生了小孩，小孩只有几个月时，第一次回我老家过年。当时我父亲有病，家里穷得饭都吃不上。我带小孩回家，父亲从身上掏出一张崭新的10元钱票子给我小孩做压岁钱，这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时候10元钱对我父亲来说是天文数字，因为我家连几块钱的积蓄都没有。这10元钱我父亲用手绢包住，不知攒了多久的零钱才换成一张大票……平生以来，父亲对我的爱，点点滴滴，如潮水涌上心头。我哭着、嚎着，肆无忌惮地在地上打滚。我呼天抢地，怨苍天对父亲不公，让这么宽厚仁慈，才华横溢的人英年早逝；我捶胸顿足，恨自己心胸狭隘，不可理喻地误解父亲，对父亲不敬不孝。

   过了许久，我痛定思痛，不停地扪心自问：这些年我对父亲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我的反哺之情有没有父爱的十分之一？为何在我背信弃义之后父亲还那样胸怀坦荡，若无其事地一味迁就我、宽容我？一连串的反思，使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父爱如山，父亲伟大。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也是人间最大的悲哀。失去之后再去追悔，一切都将无法挽回。善良的人们啊，请记住我这沉痛的教训：珍惜亲情，珍惜当下，别让自己后悔。

   王珍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