俭先，当年那件事，我想明白了，你没有错，错的是我…… ———作者

1969年，我和俭先（右）在大安北铁路机务段工作时的合影

翻开相册，一张张熟悉的黑白照片呈现在眼前，它们大多是我和俭先的合影，也有俭先的单人照。因年代久远，它们已经泛黄，且模糊不清。看着俭先熟悉的面庞，想着二十多年里对他的冷漠和伤害，我的双眼湿润了，内疚深深地折磨着我的良心。这张照片是俭先在白城铁路分局当干事时去北京出差照的，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天安门

我们在人前，需要面子，需要那些花哨的点缀，可是却常常忘了，朋友给予我们的那些难堪，恰恰在很多时候，是爱。可是，这么浅显的道理，我却纠结了二十多年才想明白。我和宋俭先曾是人尽皆知、形影不离的铁哥们儿，可是我们这对用“诚信”铸成的钢铁般的兄弟，在我们年逾知命时，却因我的一己之私，断送了我们几十年的友谊。此后，我们按照各自的生活信念和选择，分道扬镳，越走越远了……

相识

“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究竟谁怕谁。”在1958年大跃进的洪流中，我们二百多名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人，来到白城铁路分局白城火车站，做学徒工。这其中包括我和俭先。

　　我们这些学徒工，分别被分配到运转车间——学习制动员（俗称钩子手）、板道员、信号员；客运车间——学习客运员（组织候车室内旅客在室内候车、上下车、进出站口的秩序和清扫卫生等）、售票员；货运车间——学习货运员。货运员是企事业、工厂、机关等单位和个人的货物收发、存放、托运、管理等事务的服务性工作。

　　我和俭先被分配到运转车间，学习制动员工作。

　　制动员这项工作，在外行人的心目中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种，天天和死神打交道。其实不然，只要按照安全规则去做，是有惊无险的，就像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一个镜头：老洪飞车搞机枪——在飞快奔驰的火车上，快速地上去下来。这也是锤炼青年人勇气、细心的快乐工种，不妨我们重温一下《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就会自然地感受到这项工作的快乐。同时，它又是铁路运输各个阶层的组织者、管理者、领导者的摇篮。

　　我们在未进现场认师学徒之前，站领导把我们组织在一起，进行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学习，教授铁路工作的基本知识和车站职工工作的规章制度、站管细则，记一些应知应会的基础、技能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也参加车站大炼钢铁的活动。

　　我们边学习、边炼钢，进行了半个多月。一天休息中，忽然听到“别打了”“别打了”的呼喊声。我抬眼一看，是两位学徒工打起架来，并且都倒在乒乓球案子底下，互相撕扯着……

　　这时，我们学徒工的头头儿，二十八九岁的退伍准尉衔军官姜德祥和几个年龄相对比较大的学徒工（学徒工中年龄最大的二十八九岁，最小的16岁）跑过来，连拉带拽地把他俩从案子底下拖出，并把他俩分开。

　　姜德祥笑着说：“你们这两个小尕子，是好朋友，每当休息时都在一起玩乒乓球，怎么干起来了？”其中一个胖乎乎、娃娃脸的学徒工，左右晃着头，目光刺向另一个满脸稚气、长着一双细眼的学徒工，并用手比画着，说什么我没有听清。但我听见那个满脸稚气的学徒工用尴尬的声音慢慢地说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正在打球呢，他突然把球拍扔在桌子上，走到我跟前什么也没说，拽着我的衣领，挥拳就向我打来。我一闪，他没打着，我也动手了，就撕打到一起并滚到乒乓球案子底下了……”

　　姜德祥称他俩是小尕子，说对了，他俩才是16岁的少年啊！还真不能小觑这两个小尕子呢，30年后其中一个小尕子成了白城铁路重要站段列车段的一把手——党委书记。当然，这是后话了。

　　这两个小尕子打架的事，要是在家或者学校，是两个小孩子打架，算不了什么事的，可是参加工作了，就意味着他们是成年人了。虽然他俩打架对我们全体学徒工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站领导却比较重视此事，并本着惩前毖后的心态做了指示。我们学徒工的头头儿姜德祥按照指示，组织了全体学徒工大会。他俩在会上都做了检讨，站领导在会上对他俩也做了适当的批评教育，并没有给他俩处分，也没写进个人档案。全体学徒工由此受到了一次遵章守纪的教育。

　　我与他俩虽然一起学习和炼钢十六七天，但只是面熟而已，没有交往，更不知道他们的姓名。现在才知道那个胖乎乎、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叫王一兵（化名），而满脸稚气的叫宋俭先，他是当年应届初中毕业生。

友谊

   我在学徒工大会上认识了俭先，他虽然因玩乒乓球打架受到批评，但没影响我对他的好感。特别是，我羡慕他乒乓球打得好。我也喜欢打乒乓球，这个小银球成了我们推心置腹的媒介，它专递着我们的心声，加深了我们的友谊，我们成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挚友。

　　我们在白城铁路火车站学习制动员工作近两年时，又随着集体调转到机务段的运转车间，开始新的工种——机车乘务员工作。

　　所谓机车（火车头）乘务员，指的是工作在火车头上的司机（大车）、副司机（大烧）、司炉（小烧）三种工作人员。从司炉干起，通过副司机的岗位到司机的岗位，一般得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的时间。还有一些人，干了一生也没走到司机的岗位上，因为这是关系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政治性和业务性要求都特别严的特殊工种，岗位的晋升必须要经过理论笔试、实际操作等严格的考核。特别是副司机岗位晋升司机岗位就更难了，它的考试由铁路局直接执行，有些副司机考司机时过不了理论考试这一关，在大烧岗位上干到四十五六岁时，自然就被淘汰改行了。

　　我和俭先从司炉做起，到司机岗位上只用了七八年的时间，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快的，用现代的词语说，就是火箭式的升级。

　　实话实说，我到了司机的岗位，与俭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俭先的无私帮助，也许我已进入了被淘汰的行列。比如关于机车热量这一项我是不懂的，因为我读到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而俭先是初中毕业生，他所学的热力知识回答司机的热力考试是绰绰有余的。想当初，俭先不知利用了多少个日夜，帮助我学习，使我的热力学理论考试过关了。看到我的进步，他比我还高兴。

　　我们的友谊从乒乓球开始，在工作学习中逐渐加深了。比如要寻找我们，只要找到其中一人，就知道另一人了。

　　我们俩就像亲兄弟一样不分彼此，就连找对象都能互相做一半的主。那时我们俩找对象的标准不同，我因为文化低，想找一个学历高一点的。我当时没爹、没妈、没兄弟，就我一个人，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条件很好找对象，姑娘都愿意找我这样轻手利脚的。记得我和俭先还是小烧时，俭先就已经相看对象了，我对他说：“我可不着急找，等开上火车以后再说吧，那时我二十七八岁，找啥样的没有啊！”因为开火车和烧火毕竟是两码事，姑娘肯定会选开火车的。俭先则不这样看，他希望找一个能干活的姑娘。虽然他不认同我的想法，但相对象时都问我的主意，我还给他搅黄两个对象，比如一个比他岁数大的姑娘就叫我给搅黄了。他和他妻子当初相处时我也不太同意，认为这个姑娘虽然很漂亮，但文化水平比较低，而且没有工作。可俭先不这样看，他说：“我看她的手很粗糙，一定能干活。咱还要找啥样的？这个就行了。”后来我找对象他也参与了意见，女方文化程度比较高，是中专毕业，俭先觉得她符合我的择偶标准。

　　记得有一次，我的未婚妻从她的家乡延吉市来白城探望我。在她来之前，我正准备出乘。我们机车乘务员除了病假外，其他的假必须在出乘前12小时才能准假。在我左右为难时，俭先退乘归来，于是便由俭先代替我来接待我的未婚妻。

　　这件事对俭先也不轻松，他们互相不认识，俭先也只是见过她的相片，我的未婚妻也是初来白城，对这里是陌生的。俭先很聪明，拿着照片，运用电影中地下工作者接头的方法，顺利地接到了我的未婚妻，并安排了食宿，一直等到我工作归来。

　　俭先为人诚实，不说假话，不办假事，但为了我也说了一次假话。我住在单身宿舍时，一次我患了感冒发高烧，一个人躺在宿舍里，没人照顾。俭先跟我一个宿舍，他退乘回到宿舍后，看到我病了并且很重，询问一下我的病情，就到另一个房间去了。他找到一位患痢疾的乘务员，说明我的情况，向他要点儿大便，拿到铁路医院进行化验检查。检查后大夫为俭先开了病假书。俭先凭着病假书在宿舍里护理我，一直到我病愈后他才销假上班。

　　还有一事更令我难忘。在我的家乡大安市北郊，新建的大安北铁路机务段投入了运营。我借此机会请调到大安北铁路机务段工作。我和俭先分开后，互相非常想念，并感到工作生活上失去许多。半年后，俭先事先没与我商量，也请调到大安北铁路机务段了。这件事说起来很容易，做出来是很难的。白城是俭先的故乡，他为了我们的友谊舍去了自己生长的地方，这个行为是多么温暖啊！

　　友谊是点缀青春的圣洁的乐曲，是无比美好的青春赞歌。哪想到，我们这钢铁般的友谊，到头来却被我的私心攻克了。

反目

   我和俭先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进步很快，在火车司机岗位上工作了一段时间，就先后进入到干部队伍中，从事党务工作。

　　俭先干得比我好，先后担任白城铁路分局宣传部长、白城铁路机务段党委副书记、白城铁路列车段党委书记等职务。

　　1994年，在俭先任白城铁路列车段党委书记期间，上级领导根据运输工作的需要，决定将直接运输站段或参与直接运输的大站段（所谓大站段，指职工人数1500人以上的站段）升半级，我们叫“翻牌”，即由原来的科级单位晋级到副处级单位。这个整体升级是一种水涨船高的方式，即被升半级的站段党政一把手，由正科级晋升到副处级，站段所属的副职由副科级晋升到正科级，各科室的主任由股级晋升为副科级。

　　俭先所在的白城铁路列车段属于这次升级的站段，我所在的单位白城铁路医院虽然也是科级单位，但它属于铁路的附属服务性单位，职工才500多人，升级是没有份儿的。

　　事情也非常巧合，在没有升级前，白城铁路列车段党委的一名组织助理员（股级）调出，此职位出现了空缺。我心里一亮，觉得这是老天赐给我的一个良机，我只需与俭先说一声，去他们段填补组织助理员的空缺，我就可以自然地从股级提到副科级了，因为我当时的工作正好也与组织助理员是同级。

　　我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当时我们提职的条件讲究“四化”，即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和革命化，而我只具有革命化这一个条件，其他三化都不达标。当时我已经53岁了，不够年轻化。我初中只念一年多，没毕业，知识化不够；我是机务出身，也谈不上专业化。所以，我想要单独提职上来，那只是永远不醒的梦而已。

　　可是，当我把这个想法说给俭先时，万万没有想到他却说：“升级与不升级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就是从股级到副科级呗，工资也不增加，还是原来的工作。列车段的工作不太适应咱俩，我在这里也感到有压力，要是在白城铁路机务段，你不说我也会想到你的，因为那是咱俩的本行和专业……再说，你已经53岁了（我比俭先大一岁）……”

　　本来看上去很有希望的一件事，突然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我心里立刻冷到了南极，怒火也随之燃烧起来。好你一个宋俭先，我去列车段，还用我说吗？是你应该主动办的事！你还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搪塞我，说白了，就是怕我影响你呗。我一个平级调动你怕啥？这算啥事啊！也不是你们“翻牌”以后你硬提我半级？真是胆小鬼！

　　这时，“私”字在我的头脑中泛起，满脑子都是自己对俭先的好，把俭先对我的友谊抛到九霄之外去了。

　　我越想越心寒，泪水汩汩地在内心流淌，并想起一首诗：“天下云游事不周，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出喜变忧……除了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这首诗很给力，我决心与俭先一刀两断，从此不再往来。当时我虽然满腔怒火，但没有燃烧到脸上，所以表面上还是很平静的。我这个表面平静的假象，使俭先以为我对他的观点认同了呢，也没有在意。

　　因为这件事，我心里再也没有俭先了，可是俭先却始终如一地对待我们的友谊。退休后我家搬迁到长春，我也没有告诉他，俭先也不知道。后来俭先为了找到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从我过去的同事那里得到我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如获至宝似的立即给我打来电话。从那时起，每逢年节，俭先都打电话向我问候，而我却以敷衍了事的心态对待俭先的热心，不冷不热地应付一下就拉倒了。后来由于手机的普及，我家的固定电话取消了，我仍然没告诉俭先。俭先不知道我的手机号，我也没留他的电话，从此我们便失去了联系，至今已经七八年了。

悔悟

   近一二年，我在社区看《求是》杂志，里面有一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论述，使我提高了认识。抚今追昔，当年俭先不同意我调入他所在的单位是正确的，是俭先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这个决定当时在我和一般人的心目中，会觉得俭先不够哥们儿义气，没有情义。特别是我，想得更简单，自己只是平级调动，他们段又有空缺岗位，并不是为了我的调入将他人挤走而特意为我安排的岗位，他怎么就不帮忙呢？可事实真的像我想的那样吗？有句话说得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又不是俭先，也没有做过他那样的工作，不晓得俭先在那个职位上有多么难做；固然平级调动到他手下并不是很难的事，但作为他的朋友，我做人做事要懂得分寸，不该让俭先为难。其实，俭先的决定用心良苦，他是在避嫌，更是对我的关心爱护和对我们友谊的珍视。倘若把我调入到白城列车段，那是后患无穷的。

　　据说，俭先退休的前一年，一位同志从其他站段调入白城铁路列车段，并担任重要职务。这件事却给俭先在工作上带来一些小麻烦，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俭先是在退休前插入自己的人在为自己安排后路呢，其实这件事与俭先没有丝毫关系，是上级正常调入的后备干部正式启用。从这件事联想到当年，如果我真的调入俭先那里进了班子，大家又都知道我们俩是铁哥们儿，我们的一言一行一定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肯定会有人认为俭先在拉帮结伙，我们俩会处于“满身是嘴也说不清”的窘境……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指的是人要审时度势，决定取舍，选择重要的事情去做。有的事是必须做的，有的事又是绝对不做的。俭先做事是有原则的，从不求他人为自己办事，但是为了我，他破例一次去求了人，因为他觉得那是他作为朋友应该为我做的事。记得那是我刚从大安北铁路机务段调到大安北铁路医院党委班子工作不久，一次因涨工资的事我无故被卷入矛盾漩涡之中，后来还被降职使用，情绪十分不好。俭先得知后，通过了解事情的真相，为我不该受到的委屈而愤愤不平。他找到有关人员反映了我的真实情况，又多次为我申诉……经过三四年的不懈努力，我得以复职。

　　难道这不是俭先对我的帮助和关心吗？可是因为俭先没有满足我要升半级的私心，我把他对我的好全忘了，以怨报德，还把他对我说的肺腑之言视为敷衍了事和搪塞之词，我辜负了俭先对我的一片真心与诚挚，多么可恨啊！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识好人心……

　　我们习惯借友谊的名义将想法强加给别人，结果可能未解自己的心结，又添了他人的心结。我非常痛恨自己，因一己之私断送了我与俭先几十年的深厚友谊，我已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对俭先的态度是极其狭隘的，是让俭先心寒的。我深知，俭先虽然表面上若无其事，其实他的内心也一定非常痛苦，他那种泪水往心里流的滋味，都是我造成的。可俭先却把我对他的伤害深深地埋在心底，一如既往地对待我们的友谊。尤其在我执迷不悟、固执己见的时候，俭先却更加珍惜我们的友谊，千方百计地寻找我，始终不放弃地在等着我把事情想明白。我想，俭先至今都在打听我的消息……

　　俭先，我挚爱的好兄弟！我现在非常想念你，可我也不知你身在何处（俭先的大儿子在通化，他退休后可能白城、通化两地住）、身体怎么样、凤琴（俭先的老伴）怎么样、孩子们都怎么样……我在长春通过《新文化报》“扪心”栏目向你致歉，对不住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件事，我想明白了，你没有错，错的是我，是我误解了你的心意，我在深深地自责，不该那样对待你。

　　俭先，不知你现在是否还坚持打乒乓球，别忘了，小小乒乓球可是我们兄弟俩相识、相知、相惜，直至今日仍然想念的纽带啊！

有斌

　　人在自己的生涯中, 要接触各种各样的机缘,结交众多的朋友。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人在拼命奋斗时对同甘共苦的朋友的思念，大概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吧！朋友知我心，我也知朋友心，向着同一目的、胸怀同一志向，携手共进的美好友情，是世上的无价之宝。祝愿有斌和俭先兄弟俩尽弃前嫌，友谊长存。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