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的亲人早已宽宥了我，可我却不能原谅自己，我要向我的亲人深深鞠躬真诚道歉，以使自己的心情好受一些。 ———作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长春饭店正门前，每天都有成排的自行车和等待二楼开门的顾客。此照片拍摄时间为1980年8月

作者生平第一张照片，拍摄于1964年暑假小学毕业时

人生架不住几个一晃，一晃书念完了，一晃结婚成家了，一晃退休6年“奔七”了，真不扛混啊！回想从农村到城里、从工人到管理者、从企业到机关，平平淡淡普普通通没做过一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事，没露过脸也没现过眼，但是却因为我的小气小性子做过几件伤害亲情的事。虽然我的亲人早已宽宥了我，可我却不能原谅自己，我要向我的亲人深深鞠躬真诚道歉，以使自己的心情好受一些。回想当年那些事，我常常扪心自问：“我那时咋那么小气、那么好耍小性子呢？”  

贫弱交加没妈疼，孤苦无助我自强

   1950年12月6日，我出生在距长春市20多公里的一个小屯子。我家从我这辈往上数，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爹打小就坐下了哮喘病，年轻时给生产队赶马车、喂马，挣整个劳动力的工分，一家5口人的口粮烧柴能领回来。我妈操持家务、伺候园子、养鸡下蛋卖钱买咸盐。我爹到40岁以后就赶不动马车了，队里让他放马，挣大半拉子分，别人挣10分，我爹挣7分。尽管日子这样难，我爹妈还鼓励我和哥哥妹妹“好好念书，念到哪儿供到哪儿”。一个大半拉子养活5口人，还要供3个孩子念书，即使是砸锅卖铁能卖几个钱啊！  

   如今50多年过去了，几个场景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交不起学费，我妈多次哀求住在本屯的班主任老师，才让我少交一半的学费1.5元；挨饿的那几年，一天早上我上学路过生产队时，我爹在碾坊压马料瞅瞅四下没人，把一块肥皂大的豆饼塞到我手里，我没等跑到学校就把那块豆饼吞进肚里；小学5年级时的五黄六月天，我妈梳头刮破头皮突患破伤风，病逝于长春208医院，马车把装有我妈遗体的棺材拉到地里下葬，堆起一个坟头；我和本屯一帮半大小子玩耍时，布衫在背后贯通性撕裂，被戏谑“说你命苦真命苦，穿个破布衫还露个脊梁骨”……我年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再也不跟他们玩了，上下学都是我一个人走。贫困的日子，没妈疼爱的痛苦，使我孤独自卑不合群。

   我暗下决心，发奋读书逃出苦海，改变命运拯救我家。1964年暑期，我考上了家乡的中学。学校离家十几里土路，都是架步量。雨天把鞋子夹在胳肢窝里，光着脚丫子跑到学校，在水坑里涮涮脚，穿上鞋走进教室；夏天带饭盒有时饭菜馊了，只能饿着肚子上课；冬季农家吃两顿饭，学校没有午休，上完课一口气跑回家；晚上点亮煤油灯，趴在靠北墙的柜盖上学到深夜，鼻孔常被油烟熏黑。  

   1966年暑假前，初三课本发下来了，“文革”风暴席卷校园，闹闹哄哄两年初中毕业，回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冬季征兵时我报名参军，因舅父是富农分子政审不合格把我刷了下来。此时和我同时毕业的两个同学，先后撂下锄把，去学校教学、到公社电管站上班。我爹只熟悉他放的那几匹马，亲戚中连个生产队长级的干部都没有，没有人脉求不到人，只会为我的前途着急上火。  

   《国际歌》的两句歌词“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激发了我奋斗的激情。白天我和社员们躬耕田野，晚上点亮煤油灯读书学习，写点小文章。多次投稿泥牛入海无消息，我不死心，非要闯出一条路。县里要搞文艺汇演，明确要求农民自创节目。文化站站长到学校请老师推荐作者，老师说我行。我被抽调到公社文化站搞文艺创作。虽然“拿鸭子上架”写了一个《单出头——拉水泵》，可剧本被县里的专家老师给枪毙了，没有参加上汇演，但打那以后我就没有回到生产队，而是在公社广播站作编播、在小学校当老师等。  

   1972年10月7日，《长春日报》三版头题刊登了我写的《小算盘与大目标》千余字小稿，新来的党委书记看到后，提议成立报道组，我成为公社有史以来首批报道组成员。我踏遍全公社13个大队94个生产队，写了许多新闻稿子，投送给报社、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还参与公社三级干部大会材料的起草、誊写等。1973年大学、中专院校招生，经推荐选拔程序，我参加高考。我无依无傍，更不会剜门盗洞托关系，苍天不负有心人，不懈的努力叩开了希望的大门。

学习烹饪进饭店，亲人未曾沾我光

   高考回来我处于极度兴奋中，憧憬着我的大学梦。9月底我收到的却是长春市财贸学校烹饪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査1971年修订重排本《新华字典》368页，解释为：烹饪，煮熟食物。我们屯子中的老农说得最直白：“就是学厨子，挺好呀，厨房有人好吃饭。”我实在不想念这个心里不喜欢的中专，我爹苦苦地劝我说：“去吧，咋的城里也比屯子强。”  

   我依了我爹的话，用自行车驮着行李来到长春火车站前广场，上了学校接站的嘎斯车。站在车上不知拐了多少个弯儿，来到了位于宽平大桥东南的长春市财贸学校。1973年10月8日开学典礼后，经过两年文化课、专业课的学习、实习，1975年8月毕业。10月初我持一张“固定工调配证”，和另一名同学经市商业局、市饮食服务公司劳资科两次换信，到长春饭店上班。  

   当时长春饭店是省、市财贸系统的先进单位，老百姓亲切地叫它“国营食堂”。二楼是中餐部，设有吉林风味餐厅、山东风味餐厅、溜炒菜餐厅和两个高级餐厅。一楼设有馄饨部、饺子部、小吃部、正厅部。近600人的长春饭店，组织健全管理严格，经常对职工进行拒腐蚀永不沾教育，对“吃、拿、送”现象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二楼中餐部，人们简称为“国二”，是上午11点开门。每天近10点，四面八方的人就向长春饭店赶来，在正厅门口围着几层人等待开门。门一打开，人们就像打冲锋一样往二楼跑，有的甩掉了手表，有的被开着的窗户碰到了头，有的因为抢一把椅子发生争吵……原因极其简单，那时人们肚子里都没有油水，全市国有饭店仅20多家，到就餐条件好、烹饪技术高、米面油肉供应相对较多的“国二”改善生活，成了人们的首选。  

   元旦放假回老家，我带回了酱菜和20个戗面馒头。正吃饭时，住在东屋的老爷过来了。老爷是我爷的亲弟弟，我爷他们哥儿五个，老爷排行老五。哥儿五个就老爷念过书，在生产队当过会计。屯子里的人说老爷“念过伪满国高，写的水笔字可以当字帖”，过年时屯子里的人夹着红纸求老爷给写对子，老爷也教我写水笔字。  

   奶奶说：“这馒头真好吃，像棉花那么暄乎。”说着，奶奶递给老爷一个。老爷吃过说：“真没吃过这么暄乎的馒头。”接着对我说：“等过年时让你大叔上城，到你们饭店买点。”我说：“行。”  

   腊月二十七的中午，大叔（老爷唯一的儿子）找到了我。大叔典型的农民打扮：头戴狗皮帽子，身穿黑色棉袄棉裤，腰扎黑色布带子，脚穿黑色棉水靰鞡，肩上斜挎黄色帆布书包。当时我正在材料组的案子上剔肉，围在案子边剔肉的几个人同时瞅向他。大叔脸上掠过一丝难堪，笑着对我说：“我买馒头来了。”  

   我放下剔肉刀，撩起围裙擦了擦手，带着大叔上二楼开票。我从大叔手里接过10斤粮票、5块钱递上去，收款员扯下一张“10斤白馒头”票，把馒头票和余下的2.25元给了我，我又给了大叔。那时馒头2两粮票5.5分一个，10斤馒头50个。  

   我领着大叔来到米面组，那是生产馒头的白案厨房，也是“走后门”取馒头的地方。随着馒头机的旋转，一个个馒头滚落下来，面案师傅把馒头整齐地摆在木板上。一排蒸锅哧哧地冒着热气，馒头熟了打开蒸锅，把馒头扣在案子上扯下屉布，再摆上生馒头上屉蒸。  

   有几个人在排队，大叔从书包里拿出面袋子排在最后。我说：“大叔，你在这儿等着吧，我得回去剔肉。”  

   我隔一会儿到米面组看看，大叔还在等。快下班了，大叔的馒头也没有拿到手。付货员无奈地跟我说：“刚排到你大叔，商业局里来人买了100个。要不然让大叔明天再来，或者看看谁手头有现成的先让大叔拿着。”

   她提醒了我，饭店已分给（卖给）每个职工50个过年的馒头，我的那份就挂在三楼独身宿舍阴面窗台上。我刚想说让大叔把那50个馒头拿走，转念又想不行，越到年跟前馒头越不好取，我亲眼见米面组蒸馒头的地方，有拎着面袋子排着长队等馒头的、有拿着经理批条不排队就取走馒头的、有火气大没取到馒头骂骂咧咧的……我过年时取不出来馒头咋整？

   于是，我就对大叔说：“你明天再来一趟吧。”大叔很失望，阴沉着脸走了。从第二天起，连续几天我去米面组都未见大叔来。

   春节放假，我带着50个馒头回家。我问大叔：“馒头取回来了吗？”大叔说：“别提了，那天我等到下班了也没轮到我，我就走了。走到市医院东边那个胡同，不知从哪儿冒出三个小子把我围住了，叫我别动，把钱拿出来。我看到一个小子拿着刀比画着，我吓蒙了，就把手里攥着的馒头票和那两块多零钱都给了他们。接着他们又把我的书兜、衣兜、裤兜都翻了一遍，看我真没钱还骂了一句‘屯二迷糊真穷’。我兜里分文没有，走到六马路你大姨家住一宿，第二天坐生产队马车回来了。”老奶说：“早知道馒头这么难买不去好了。”我听后真有无地自容之感，却没有说出我的小心眼儿之事。  

   现在想来，当时我要是把那50个馒头给大叔带走，大叔就会免遭小混混一劫，全家人就可以在过年的时候高高兴兴地吃暄乎馒头了。联想起我上中学时，老爷教我写毛笔字，放学回家老奶把焖好的高粱米豆饭盛给我一碗的情景，心里仍然很不是滋味。我甚至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和遗憾——我老爷一家没有借到我一星半点的光。

   类似的情形在我身上又发生了一次。

   我妈没的那年，我的亲妹妹才9岁，长大后嫁给近郊娘娘庙屯一个瓦匠。妹夫凭着这门手艺，拿着瓦刀和大铲蹲市场、站马路边儿，干些贴瓷砖、刮大白的零活打短工，有活就有钱没活就没有收入。妹妹在家伺候孩子操持家务。一家四口人还有两个念书的孩子，日子过得够紧巴的，仅能维持温饱，吃顿肉改善一下生活，是件很奢侈的事。  

   两个孩子多次跟我妹妹说：“妈呀，你上饭店找我二舅买点红烧肉呗，还能多给点儿。”妹妹不肯答应，对两个孩子说：“你二舅刚去人都认不全，人家能多给吗？别给你二舅找麻烦了。”  

   架不住孩子总磨叽，一个炎热的下午，妹妹倒了两趟公交车来找我，手里拿着一个紫檀色的陶瓷小罐，要买一块钱的红烧肉，给两个孩子解解馋。  

   她来得真不是时候，前几天我同学来吃饭，我跟抓菜的（掌管菜量的人）说了，给抓的菜量多了点被发现，中餐部拿此事当典型，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一个借到局里的理论骨干发言上纲上线，批判抓菜的人“多给多付，慷社会主义之慨”，买菜的我“多吃多占，占社会主义之便宜”。我的检讨尚在审查中，饭店上下都被紧张的气氛笼罩着，这次谁也不敢照顾我了。  

   我买了一块钱的票，把小罐和菜票递给抓菜的。他拿着勺子在盆里盛出来大半勺，用手掂掂抖掉几块装进小罐里，又掂掂小罐觉得多，再用筷子夹出两块。一点没有多给，与普通顾客比，只是没有排队买票而已。

   妹妹从二楼往下走时，还用手掂掂那个小罐，满眼无奈地看看我。我当时确有掏出一块钱再买一份的想法，但转念一想又放弃了。我每月才开33块钱，当月买半导体花了21块，兑换职工食堂饭票用了5块，兜里只剩7块钱了。  

   直到现在，有时吃红烧肉，我眼前还会跳出那个紫檀色的小罐，惭愧啊！我作为一奶同胞的哥哥，让妹妹全家尤其是两个少不更事的外甥失望了，他们也是一点没有借上我的光。  

老姑对我恩情重，我却耍起小性子

   老姑和我同年生，比我大一个月。她虚岁16那年下庄稼地，顶整个劳动力干活、挣整个劳动力的工分，耕种锄割十分劳累。我初中一年级春季运动会，学校要求穿蓝裤子白衬衣，奶奶借遍全屯子没借到合适的白衬衣。老姑听说会计给儿子买了白衬衣，就到会计家花3块钱把白衬衣买来，我穿上十分高兴。老姑嫁到城西范家店菜社后，我上城就到老姑家，老姑总是掂掇点好吃的让我和老姑父喝点酒。我到长春念书以后，去的次数就更多了。  

   有一年老姑家杀猪，老姑父坐4路摩电到学校找我回家吃猪肉。1975年傍年跟前，我爹病情加重来长春治病，住在老姑家。一铺火炕我爹占了一半。我爹躺在炕上额头青筋凸起，嘴唇紫黑，艰难地喘着粗气。我爹怕“老”在人家炕上，就催促上医院。老姑父弄来小驴车，铺上棉被，我爹坐在车上我把着，老姑父赶着驴车沿着西安大路向东行进。毛驴四蹄的铁掌钉敲打冰冷的马路，嘚嘚地响，引来行人奇怪的目光。208医院、市医院、中医院等都告知“没床位”，最后在新民大街的医大三院住上了院。住上院也没救得了我爹的命，1976年正月十三凌晨，我爹因“肺心症”离世。老姑父把准备盖房子用的木板给我爹做了棺材，使我爹入土为安。  

   因为老姑老姑父对我们家好，所以老姑家的事我也是尽全力帮忙，但我却时常跟老姑闹脾气。比如老姑家盖房子备料，冬天我借来大卡车去范家屯拉石头，冻得脚生疼，夏天去黑嘴子砖厂拉砖，晒得胳膊生疼，遇到排队等候、脚被砖头砸了等情况时我就跟老姑耍小性子。但老姑总是让着我，从不跟我计较。

   房子施工时，帮工的人手多，我就用自行车驮着馒头送去。有一天我穿着白色的回力鞋，车圈擦得锃亮，驮着一面袋子馒头往城西赶。进屯子的路全是稀泥汤子，那稀泥汤子没过脚踝，我挽起裤脚推着车子慢慢地走，鞋子车子全被稀泥糊满。到了老姑家，帮工的人坐了好几桌，菜已上桌，就等着馒头开饭。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你咋才来呢？”我就生气地把馒头袋子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走了。老姑怔住了，表情特别尴尬。帮工的人问：“你侄儿咋的了？”老姑说：“他心情不好，耍驴子了。”

   我当时心情极度不好。1979年的九、十两个月，是我人生从高峰跌入低谷最晦暗的两个月。9月5日，我接到了长春师范学院（现长春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11日报到，14日坐在大学课堂里上课，28日被退回长春饭店。10月13日礼拜六晚5点多，趁寝室同学少的空当，我去学校取回行李。我的大学从9月5日到10月13日，满打满算才38天。我被退回的原因是，当年不招已婚生。报名时饭店管政工的可能不知道招生政策有变，给我报上名参加高考，让我经历了悲喜两重天。再联想自己为了复习功课，求人到市医院开诊断书，开不来诊断书就自己狠心用刀自伤手指开诊断书的往事，心里就很酸楚。回到饭店，有人说我逃到“圈儿道”外又被抓回来了。他们说的很形象，学校在东环城路，人们习惯称环城路为圈儿道。  

   回来后饭店让我烧冬季采暖锅炉，我穿着破旧的蓝绠绳布工作服，跟着水暖工师傅拎着管钳子到各个厨房、餐厅检修供暖设备。以前不认识我的人认识我了，说我太可惜了，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给退回来了。有的甚至愤然骂道：“哪个人那么坏，把人家结婚的事给捅出去了,毁了人家前程。”我心情糟糕透了，跟谁也不说话，精神接近崩溃，饭店的人以为我得了精神病，视我如怪物。给老姑送馒头，弄脏了白回力鞋和自行车，还遭到帮工的质问，苦恼又憋气，就把多日积攒的邪乎气撒到了老姑身上，跟老姑耍起了小性子。  

   以上这些事都是我年轻时的过失。其实，深挖起来，我年轻时小气小性儿的真正动因来自于我的自私。当然，人或多或少都是有自私心的，但自私心要适度，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不仅仅用“自私”二字可以涵盖了。因为一旦小气已成为惯性，一切与利益相关的事或物在我眼里就统统都是排他的。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但是那个戴着狗皮帽子，身穿黑色棉袄棉裤……排了一天队也没有买到一个馒头的大叔失望的表情、那个提着没装满红烧肉的紫檀色小罐的小妹无奈的表情、老姑脸上那无比尴尬的表情，不仅没有消退，反而随着岁月的推移而越显清晰。他们使我懂得该怎样做一个不自私的人——纵然在世情变幻的生活中。

   这些过失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思考：我们都不是可以改变乾坤的人，但我们是否可以守住一些东西，牺牲些小利益，让身边亲人们的表情明朗起来？

   二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