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请天堂的母亲接纳我迟到的赔罪与祈祷

母亲已过世多年,时过境迁,不堪回首的陈年旧事,我都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唯独在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想起我曾对母亲的不孝之举,仍感到愧疚和不安…… ———作者

1984年,我(右)在当大队会计期间,与村委会王主任到南方参观乡镇企业时,在老虎洞景区合影 

“文革”时期的政治学习(资料图片)

   我的母亲生于1900年,卒于1990年,享年90岁。母亲虽然活到近颐期之年,算得上高寿,但她的一生,尤其是后半生,为儿为女,为这个贫困至极的家,含辛茹苦,终日忙碌,没能享过一天清福。

   天底下没有哪位母亲不爱儿女,也没有哪个儿女不爱自己的母亲。但我总觉得,艰苦岁月中的母爱和富裕年代中的母爱应该是有所不同的。犹如花,同是花,玫瑰花和苦菜花是不同的。也许,那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爱,是我这一代人才有的、才懂得的特殊形式的爱。

   不仅爱,我的痛、我的悔也与母亲有关。

   母亲出生于富贵之家,由于其兄在关内为官,有点儿权势,所以其父在家乡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绅耆之士,远近乡邻都尊称他为“五爷”,再加上他不苟言笑,一副庄严的面孔,令当地民众无不敬畏。当然了,家境也相当殷实,是全县之内的炫赫之家。

   母亲童年时读过半年私塾,因受世俗偏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其父就不让她继续读书了。听母亲说,她很愿意读书,还因这事哭了好几回,但始终未能如愿。

   母亲的一生记忆力非凡,到她85岁时的春节,我买了一副春联,教她读一遍,她能一字不落地念下来。她的超人记忆在当地是公认的,全村(自然屯)孩子的生辰八字,她都能准确地说出来,有的糊涂人忘记了孩子的生日,就来问她,她都说得一清二楚。一生经历过那么多磨难和打击,还能有如此好的记忆力,真是难能可贵啊!但母亲的最后两年竟得了老年痴呆症,我想这也是她一生伤脑筋过多,诸事操劳的缘故吧。  

   母亲和父亲的婚事,是经父母包办定的娃娃亲。因我家祖辈当时有几百垧土地(那时的一垧地相当于现在的10亩地),人口百十号,是个大家族,这桩婚事也算是门当户对吧。那时,识贫看富唯一的标志就是土地的多少。我家虽是地广财厚,但做官为宦的却无一人。有的即使读了几年书也未功成名就,只赋闲在家一事无成,甚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有的未成年就英年早逝了。所以,我家在当地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土财主。  

   母亲是刚满18岁和父亲结的婚,她比父亲大4岁。父亲那时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童,母亲却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用现在的尺度算,母亲那时就有一米七十多的个头儿,母亲的娘家人都是大个子;而父亲因我爷爷的遗传,只有一米五十多的身高, 所以母亲对父亲是很不满意的。  

   婚后,母亲的心情极度烦闷和悲伤,白天佯装笑脸孝敬公婆(奶奶读过私塾,对封建礼教很讲究),不敢怠慢,夜晚却泪湿枕头。在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是有丫鬟侍候的大家闺秀,陡然受到了清规戒律的约束,母亲能不悲伤吗?母亲也多次向其父提出弃夫另嫁的想法,但都遭到了百般阻挠。其父还毅然决然地说:“你活是人家的人,死是人家的鬼。”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没门”。因旧社会有个世俗观念,就是“好马不鞴双鞍,好女不嫁二男”、“马鞴双鞍无好马,女嫁二夫不贤良”,尤其家中又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做出有辱家规之事,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母亲只好听天由命,委曲求全了。  

   母亲结婚时,婆家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族就解体了,分成了十几个小家。我家以我爷爷的名义(独生子)分得土地50垧。分家之后,因那年月土匪猖獗,我家就从怀德县搬到了长春郊区西部的双庙子屯。

   斗转星移,似水流年,几十年一晃而过,不知不觉母亲已将近50岁了,膝下儿女也渐渐长大。这时,母亲也厌倦了奶奶的封建礼教束缚,又因叔父已长大成人娶妻生子,这样家里因一些琐事难免出现分歧,矛盾不断滋生,所以母亲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把家合理合情地分开了。当时我父母分得土地十几垧,因此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

   按当时政策,我家的土地数量是不够定为地主成分的,但因家里无干活的劳动力,土地全租给别人耕种,这就成了毫无疑问的剥削者。所以,就按最高档次,划为地主成分。

   其实,我家的土地虽已承租出去,却收不到租粮(那时以粮代替承租费)。过去有一项孝道叫“子不言父”,但我还是直言不讳地说说我的父亲。因我父亲个头儿矮小,头脑简单,又其貌不扬,是个没啥本事的懦弱之人,所以总是遭人欺负。于是,每到秋后收租粮之际,租地户就三番五次地推托不愿意交租粮。父亲要不来,就得母亲出去要。但母亲是个缠过足的小脚女人,行走困难,当时又是兵荒马乱的,土匪频繁出没。即使这样,母亲还得冒着极大的风险出门去催讨,结果也是收效寥寥,无济于事,最后也只好放弃了。还好,离家近一点儿的租地户能给一些,但按协议数量还是相差甚远。

   母亲在世时讲过,有一本村的租地户,是个品行不端之人,他的无赖行为人人皆知。这人欺软怕硬,见着他惧怕的人先躬身低眉,然后就哈哈奸笑,花言巧语,极尽讨好之能事。若碰上老实忠厚之人,他就耀武扬威,装腔作势地吆五喝六一阵。他深知我家软弱可欺,承租了我家几年地,租粮颗粒未给。后来,母亲好说歹说,总算把地收回来了。关于此事,他耿耿于怀,记恨在心。他是个投机分子,脑筋灵活,日本人侵华时,他给伪政权的保长当过联络员,充当了汉奸的角色,可到土改时,他摇身一变,成了土改积极分子。这样,他就有机会报复我家了。所以,他就肆无忌惮、想方设法地刁难我家。后来,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政府查出他以前在黑龙江省当过小股土匪头子,还背负着人命,被政府给镇压了。

   由于我家的情况特殊,又曾遭人刁难,在土改定成分时,也有很大争议。有的贫协委员仗义执言,认为我家不够定地主成分,应定为富农成分。但当时贫协内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最后还是定了地主成分。不过,母亲对土改政策很是理解,没什么异议。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间几年过去。大哥已长大成人,他和父亲都在生产队干活,我也已初中毕业,回乡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此后大哥结婚,分家另过。一切都很平淡,一家人相安无事。

   谁想到,1966年“文革”铺天盖地席卷全国,随之全国各地掀起了批斗“黑五类”的高潮,并把我们这些家庭成分高的人统称为“牛鬼蛇神”……

   当时的造反派无所不至,无所不为,竟然把我与世无争、愚钝无知的父亲和身为家庭妇女、年近古稀的母亲整整批斗了一个星期,每天都不放过。这一星期我的父母如过鬼门关,他们给我父母戴上用纸糊的大高帽,高帽上写着“牛鬼蛇神”;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我父母的名字,名字上打着大红叉。更有甚者,他们竟让我父母在批斗现场转着圈儿地爬,边爬他们边用木棍敲打着。他们还让半大孩子骑在我父母的身上。爬了几圈后,又让跪在新打断的砖头上。这一跪就是几小时,起来时我父母的两个膝盖都流出了鲜红的血。

   在批斗我父母时,有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这不是拿人当猴耍吗?”当时的情景让人记忆深刻,多年后屯里还有人提起。

   母亲是个坚贞的人,哪受得了这样的屈辱和折磨?况且又那么大年纪了,所以,母亲当时就有寻短见的想法。但“黑五类”如果非正常死亡,就会被认为反对“文革”,其家人还会遭牵连,被定为“反革命家属”等莫须有的罪名,孩子前途等都会受到影响。后来,经家人和亲属的劝慰,母亲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

   虽然父母遭批斗,受迫害,但不许子女有一点儿怨言,稍有不慎就会被揪出批斗。我在这样的形势下,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的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情绪无比低落。而且,不明是非的我,还把自己的处境归咎于父母,认为都是他们的错。特别是看着根红苗正的那些同学都被安置了工作,有的到供销社上班,有的去银行上班,还有的被安排到小学当老师……而我却天天跟土垃坷打交道,还得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而这样的一个身份,犹如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父母的出身造成的,心中对他们充满怨恨。  

   有一年春天,我和父亲在生产队干活回家吃午饭,在路上碰见队长和本村的一个大队干部,他和队长正在交谈。我和父亲经过他们身边时,队长把我和父亲叫住,让我们给这个大队干部家挑粪去。我说:“吃完午饭再去不行吗?干一上午活儿了,现在都饿了。”那个大队干部一听,把两眼一瞪,虎视眈眈地说:“不行,吃什么饭吃饭?限你们俩两个小时之内必须给我挑完,我家自留地下午还等着栽土豆呢,挑不完扣你们工分!”我鄙夷地看了他一眼,想说:“老驴老马干完活儿还得喂点儿草料呢……”可我的话没说出口,父亲怕得罪这位“山神爷”,拽着我就往他家走。唉!没办法,谁让咱出身不好了,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只好逆来顺受吧。

   我和父亲来到他家房后一看,嗬!好大一堆的粪!两个小时能挑完吗?我正在为难地想呢,父亲让我赶紧去找筐和扁担。我到他家的院子找了两只最大的土篮子。我挑粪,父亲装筐。挑了一会儿我又去他家找了两个筐,这回一起挑四个筐。当时天气乍暖还寒,我身上只穿一件薄线衣,但已被汗水浸得呱呱透。快要挑完的时候,我让父亲去找那个大队干部来验收。不大一会儿,他就从院子里走了出来,手里夹着一支烟,嘴里还嚼着饭。他站在离我有三四十米远的地方,睥睨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大声说:“我说——把粪堆底儿都弄干净了啊!弄不干净别说我让队长扣你们工分!”说完,他扭身就回去了。粪全部挑完了,我让父亲把筐和扁担给他家送回去,我自己就先回家了。  

   到家我一头就扎在炕上了,浑身瘫软得像散了架子似的。这时母亲问我父亲干啥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吃饭。我一声没吱,闭着双眼躺着。母亲没有往下问,急忙放上炕桌,把饭菜端上来,叫我起来吃饭。我“嗯”了一声,还没等起来呢,就听“当——当——当——”,生产队出工的钟声敲响了。我猛地坐起来,越想越憋气,越想越委屈,随手就把饭桌掀到地上去了,并大吼:“吃什么饭!吃饭!整这么个破成分,让人家把我当驴使呢!受这份窝囊气!”吼完我下地把门一摔就走了。  

   我走时看见母亲愣怔地站在地上,两眼的泪水流淌在面颊上,嘴唇在颤抖,一动不动地就像傻了一样。这时父亲也回来了,看到这个场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愣怔地站在门口……

   当时正是春耕大忙的季节,不许社员随便旷工,旷一天罚五天工分,如家庭成分不好旷一天罚十天工分。因此我饿着肚子下午还得准时去生产队干活。父亲也没吃饭,我到生产队后他也到了。我们爷俩整整饿了一天,一直挺到天黑收工。

   母亲看我和父亲收工回来,又急忙地放桌子,把饭菜端了上来。我脱鞋上炕,狼吞虎咽地就吃了起来。这时母亲用胆怯的声音对我说:“饿坏了吧?都一天没吃啥了,别急,慢慢吃……”我还是带着一身的怨气,一声不吭地吃着饭。母亲看我不和她说话,最后“唉”了一声,就找借口干别的活儿去了。

   我填饱肚子刚想躺下好好地睡一大觉解解乏,这时又听“当——当——当——”,生产队的钟声又响了。不用说,又是学习,晚上都要学习与“文革”相关的文件,一天也不落。那年月人们就是过着这样单调乏味的生活:吃饭、干活、学习,周而复始地打发着日子。

   自从给那个大队干部挑粪之后,我总觉得心里委屈,他们怎么能把我和我父母相提并论呢?上边的政策不是对子女可以区别对待吗?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所以,我就天天想着怎么能摆脱父母的影响,走出这个是非之地。现在想起来,当时我是多么的可笑,又是多么的天真幼稚,那时的家庭成分粘上就抠不掉,到哪儿都一样。  

   由于我年轻头脑简单,就抱着走得远点儿,越远越好,脱离这种我不堪忍受的“黑五类”影响的幻想,给黑龙江省集贤县的远房表叔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上只说我想上他们那儿去一趟,但未写我有想去落户的想法。没过半个月,表叔回信了,说欢迎我去。我看信后,就喜不自禁地准备好行囊,第二天就出发了。  

   我抱着美好的幻想,第二天早早就起来准备上路。父亲和母亲也起得很早,当我背起行李要走时,只见母亲眼里含着泪水,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欲言又止。这时我鼻子一酸,眼泪一下子就淌下来了。我不敢再看母亲,猛地推开门,快步走了出去。当我走到院子时,就听母亲在屋内大放悲声,我的心霎时像刀绞一样的难受。我不敢再听下去,脚一跺,心一横,大步流星地走出家门。离开年迈的父母,背井离乡的苦涩之情难以言表。

   不到两天我就到了表叔家,一进屋表叔就愣住了,问我背个大行李干啥。我就把我想落户常住的想法说了。表叔听了直摇头,然后对我说:“孩子,你在我这儿住几天倒可以,可就你家那成分……”我看表叔没往下说下去,就惊讶地反问道:“咋的?你们这儿阶级斗争抓的也挺紧啊?”表叔小声说:“前些日子有个年轻人,也像你似的,家庭成分不好,因为批斗他父亲,他找造反派讲理,结果他也被没完没了的批斗,最后把他气得喝农药自尽了……”我“啊”了一声,没再问下去。表叔看我万念俱灰的样子,就说:“孩子,回去吧!回去之后好好地在生产队干活,别给父母惹麻烦。形势不能总这样,往后会好起来的……”我一看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况,第二天就踏上了返程的列车。  

   回到家后,我什么也不说,第二天就去生产队干活了。当然,父母看我回来了,都特别高兴。这趟黑龙江之行,使我懂得了很多道理,全国各地都是如此,不光我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还懂得了这样的形势与父母的出身没有关系,我不能把埋怨一股脑儿地都施加到父母头上。虽然我想通了,对父母的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但我并没有为自己怒掀饭桌和想方设法逃离年迈父母的不孝之举道过歉。

   母亲为了安慰我,缓解我的颓唐情绪,求东告西,四处张罗让人家给我介绍对象。有好心人说给介绍,然后便没了动静。我厚着脸皮去问介绍人,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女方知道男方是我都嗤之以鼻,看来我是“三伏天的死鱼——臭得不可闻也”。有的女方还把介绍人给痛骂一顿,认为是侮辱她家了。

   关于对象的问题,我也看得很重,因为当时像我这样快到三十岁的人,还没找到媳妇的已是寥寥无几,除非有残疾的人,再就是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了。有一次在陌生的场合闲聊时,人家问我:“结婚了吧?小孩几岁了?”我当时窘得脸红脖子粗。怎么说呢?说还没结婚呢,真难为情,说已结婚还没要孩子呢,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所以,我吭哧了半天,也未说出个所以然来,最后人家就不好意思往下问了,弄得我很尴尬。

   后来,我大哥的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是个有气管哮喘病的“大庙”不愿收“小庙”不敢留的剩女,年方23岁,但人家根红苗正,是贫农家庭。当时介绍人问我行不行,我不假思索地说:“行!行!行!”我的原则是,别管身体好不好,娶到家里就是宝;别问长得俊不俊,咋也强过打光棍。我还有资格挑剔人家吗?  

   就这样,我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这就叫:瞎子找盲人——谁也别嫌弃谁,她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儿。婚后,我们有了一双儿女,由于她身体欠佳,俩孩子都是我母亲倾注全部心血抚育长大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地到了1979年。这一年,否极泰来,好事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因生产队原有会计奉调大队(村委会)当主任,这样就得另找人替补。会计这个美差是人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但人人都有希望竞争,唯独我连想都不敢想,因那时农村落实政策比较晚,就我家那成分我哪敢做这个梦。不料,大队的主任是个关心国家大事,政治超前跟得上形势的人,也是个任人唯贤的人,他对我这人了如指掌,认为只有我能胜任这个工作。所以,他极力推荐我接替会计职务。

   当时有些人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因循守旧意识很浓,还对家庭出身持有偏见,所以反对我当会计的大有人在。但经过大队主任的不懈努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走访德高望重之士,最后代表大队召集社员大会,由大队书记宣布,由我接替生产队会计工作。  

   开完社员大会我回到家把大队任命我当会计一事一说,全家人都不相信,以为我在开玩笑。我态度严肃地说:“这是真的,是大队书记刚才在社员大会上宣布的。”这时全家人才相信了我的话,都喜出望外。我母亲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兴得不知道说啥好了。

   我当了一年生产队会计,由于工作积极肯干,给生产队创造了不少财富,第二年就把我提拔到大队仍做会计工作。在大队工作了几年,因汽车厂征地,那时还考虑子女接班的问题,我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大队,到汽车厂上班去了,现早已退休。  

   我父亲是1983年去世的,享年79岁。父亲一生软弱可欺,坎坷劳累,却还能活到这个岁数,太不容易了。当时看着躺在棺椁内面容依旧安详平和的父亲,我不由悲从中来,泪如雨下。

   弹指光阴,转瞬之间,母亲也已逝去将近三十年了。母亲是在1990年夏秋之交去世的。去世当天,天气突然大变,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随即暴雨倾盆,足足下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又马上雨过天晴,艳阳高照。我想,这也许是苍天为母亲所遭受的屈辱而流泪,而后又为母亲晚年欣逢盛世而欣慰吧……

   如果说我心中有一种永远的痛,那就是失母之痛;如果说我心中有一种永远的爱,那就是对于母亲的爱;如果说我心中有一种永远的悔,那就是对于母亲的伤害。人们说时间会带走一切。不,时间不具有那么大的力量。有能带走的,有带不走的。这痛,这爱,这悔,就是时间无能无力的。当然,最初的天旋地转痛不欲生没有了,但并没有消失。尤其夜深人静时分,或冷雨敲窗,或风声骤至,我愈发感到内心深处对母亲的怀念、对母亲的爱。我知道,这种爱已化为无可替代、无法冲淡的永恒。只要我活着,便有这种爱,和这种爱引起的痛和悔。

   我天堂里的母亲,请您接受儿子迟到的赔罪与祈祷吧。

   崔秀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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