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母亲,我不该不愿接您的电话

       每当想起母亲,我都想忍住眼泪,却不知不觉间泪已成行。这是思念的泪,也是悔恨的泪。 ———作者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儿子突然从外地打来电话,哭着和我说他想奶奶了,让我过去看他时一定要带上奶奶的照片。听着儿子在电话里哽咽的声音,我的心里不由得一阵发酸,连忙说,奶奶最疼你,你要好好工作,这也是奶奶最希望的。

请天堂的母亲接纳我迟到的赔罪与祈祷

      母亲已过世多年,时过境迁,不堪回首的陈年旧事,我都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唯独在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想起我曾对母亲的不孝之举,仍感到愧疚和不安…… ———作者

      我的母亲生于1900年,卒于1990年,享年90岁。母亲虽然活到近颐期之年,算得上高寿,但她的一生,尤其是后半生,为儿为女,为这个贫困至极的家,含辛茹苦,终日忙碌,没能享过一天清福。

 

母亲的“铁石心肠”,曾让我对她心生敌意

       我终于明白,母亲对我的严厉,对我近乎苛刻的要求,都如同幼时她给我服用的一服服中药,虽然苦口,却是医病的良药,在我的成长历程中不至于让我偏了道,错了方向。 ———作者

       我和母亲的关系,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很僵很硬那种。她对我总是苛刻而又严厉。

  幼时我的体质非常柔弱,经常腹痛,每痛起来,感觉好似五脏六腑都被绞在一起。母亲给我吃了各种药,包括中草药。对中药我潜意识里非常拒绝,每次喝药,尽管我紧闭牙关,母亲总是用她有力的大手使劲掐我的两腮,父亲趁机将药倒进我嘴里。



这辈子都没让母亲省过心,我不是孝子

      希望每个人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像我一样,遗憾地说:“妈妈,身为您的儿子,我很抱歉。” ———作者

      当子女长大成人,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了,当父母能从子女的世界上剥离开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超脱地看待他们的得失,并耸耸肩不在乎地说“这是他们的生活”时,我不知道这对父母来说算不算一段美妙的时光。如果算,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母亲,她并没有这一段美妙的时光,只因为她有我这样一个不省心的儿子。

 

标签: 母亲

作者:喃喃 分类:亲人 浏览:342 评论:0

妈妈,请再爱我一次

       台湾作家蒋勋说:“尽管我的妈妈很亲,但母爱有时候真是暴力,因为她不知道这个爱对一个青少年来说是多大的负担。”这是那段时间内,我对母亲的看法:为了我好,但束缚太多,接近暴力。———作者

       毛毛是我的小名,我的母亲喜欢这样叫我。我因青春期叛逆而伤害母亲的一些事,说起来应该止于2011年,当年我是长春市某实验学校七年二班的学生。现在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我和母亲的生活也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但我曾经的种种不懂事,我母亲曾经的种种艰辛,还历历在目。它们激励我、警醒我,要知耻而后勇,做个让母亲省心的孝顺女儿。

我的错误决定,使母亲没过上舒心日子

    人年纪越大,越能体谅父母,可很多人,却再也没有报偿的机会。 ———编者

    1994年重阳节这天,母亲突发脑溢血,深度昏迷了两天两夜后与世长辞。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眼窝渗出两滴泪珠。来帮忙料理后事的老人们讲,这种现象很少见。时至今日,母亲眼窝的那两滴泪,仍然让我心存不安,总忍不住想:在母亲的两滴眼泪里,会不会包含着失望和伤心?母亲对我,会不会一直带着埋怨呢?

为播种,我放弃了生命垂危的母亲

    人生无常,岁月流逝,每当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时的情景,犹使我心有余痛,悔恨不已…… ———作者

   1987年阴历三月初七,母亲享年66岁。而我,对不起一辈子历尽艰辛、受苦受难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没有念过一天书,普通得像土一样。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听母亲对我们说,她的命很苦,甚至他们哥儿仨的命都苦。母亲3岁就没了父亲,她根本就不记得爹爹是什么样子。姥姥共有他们三个孩子,大舅老大,大姨老二,母亲最小。

再难,也不该把母亲送进敬老院

   母亲想父亲,她每晚都点支香烟,插在北屋烟灰盒里,陪父亲吸完,地板上是一摊泪水啊! ———作者

   我的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又是饱尝人生三大不幸的苦命人。

   俗语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当我步入老年,往80岁的门坎儿爬时,才懂得我的母亲有多么不容易。


我欠母亲一句“对不起”

    妈妈啊,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呢? ———作者

    在我28年的人生经历中,有一件事情令我十分愧疚,那就是:我曾经不知道我应该愧疚。

  唉,这句话说得那么吊诡,简直不像我这么年轻的女孩说的。但这却是我此时最深刻的人生感悟。

我不服母亲管教,险些走向歪路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今后的时光里好好孝敬父母,就如书上所说的那样:“做人臣者,当忠;为人子女者,当孝。” ———作者

    1973年秋,我10岁时,由于父亲在工作中如实汇报了工作,说了真话,被“红革会”(“文革”时期的一种组织)错误地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于是,我家从原吉林省大安县城,下放到大安县城所属的红岗子乡南岗村———也是我的姥姥家,实行劳动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