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老师，如果您看到这篇文章，请务必联系我啊！您借给我的那套《红楼梦》，我还没还呢！ ———作者

1985年，本文作者在长春老火车站前留影

每年的教师节来临，看到孩子们张罗着为他们的老师筹备纪念品的时候，我也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老师，特别是我中学时期的班主任吕庆荣老师。我对不起吕老师，对他做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虽然已事隔四十多年，却一直闷在我的心里，老是折磨着我。我实在想把它讲出来，否则我内心永远不得安宁。

作文水平是这样提高的

　　1965年春季，我就读的德惠县第×中学二年二班，在新学期开始后，换了班主任。他是教语文的，名字叫吕庆荣，二十六七岁，个子不高，梳着小分头，戴着一副白边近视眼镜，走起路来身子有点摇晃。无论课堂还是课后，他都是先微笑后说话，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

　　吕老师的课讲得特别好，课文中的一字一句都讲得非常清楚。尤其是文言文，他除了能深入浅出地逐字逐句讲解，还能引出一段动人的历史故事，让我们听来格外受益。所以，每逢上语文课，教室里总是鸦雀无声，同学们个个都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课。

　　一年以后，我们升入三年级，吕老师对我们的学习要求更严了。他让我们上晚自习，每晚都要自习到八九点钟。吕老师始终如一地陪着我们，从来没有提前下班一次。那时的老师都是任劳任怨的，没有任何补贴，学校食堂连晚饭都不准备。

　　吕老师经常组织全校性的作文讲评会，各年级同学都可参加。先由吕老师推出几名作文水平较高的学生写出自己的作文，然后所有参加讲评会的同学对这些作文品头论足，直抒己见。经过讲评后，再把这些作文和讲评稿都贴在学校的墙报上，供同学们鉴赏和阅读，大大提高了全校学生的作文水平。

　　我每次都参加作文讲评会，是个积极分子。无论是在讲评会上发言谈见解，还是会后写讲评稿出墙报，哪样也少不了我。谁都知道，我是吕老师的得意门生。

　　谁能想到，在后来的“文革”运动中，我这个经吕老师一手辅导出来的作文水平较高的学生，把他私下对我的好心提醒和关切，写成大字报上纲上线批判，想来真让吕老师寒心。

一张大字报给恩师定了“罪”

　　1966年的6月，那场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我就读的中学也毫不例外地被卷了进去。刚开始，同学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文革”，整天只是学着学校对过儿一个高中的大哥大姐们，随梆唱影地写些批判“四旧”的大字报，贴在学校的走廊里。而且我们三年级的很多同学白天写大字报，晚上还坚持回宿舍复习文化课。当时吕老师特别关心我们几个平时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在背地里偷偷地找我们谈话，告诫我们：“千万不要把文化课扔掉，运动过后，你们还要升高中考大学的……”

　　就在吕老师与我们谈话没几天，学校走廊里的大字报内容突然变了，由批判“四旧”，变成了“揭发批判”本校的一些老师。这些大字报的作者大都是平时学习成绩比较差、被老师批评教育过的学生。他们坐在教室里冥思苦想，无中生有地编出一些揭发、批判老师们的材料，写出一张又一张大字报。他们写出“×××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表”、“×××是教育战线上的黑帮分子”等等，其“罪名”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我们的班主任吕老师则是不少学生“揭发批判”的众矢之的。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发展，各种名头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什么“红色造反兵团”、“革命造反总部”等等。我们学校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尽管当时红卫兵组织如此之多，刚开始时参加红卫兵还是有较大难度的，只有一些家庭出身好、在运动中“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学生才能加入。我当时在学校里还是条件比较好的：革命烈士子弟、贫农成分、班级团支部组织委员。可是，这些条件还不够。一位红卫兵头头儿对我说，我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但必须写出揭发批判班主任吕老师的大字报，因为我是他的得意门生，我的话更有力量。

　　平心而论，吕老师平时确实对我不错，特别是对我作文水平的提高费了不少心。他之所以对我好，一是因为我是革命烈士子弟，二是因为他知道我母亲一个人领着我过日子，不容易……

　　我思绪万千，内心非常纠结，我怎么能写出揭发批判吕老师的大字报呢？如果昧着良心去写，我又能揭发什么？批判什么？也不能无中生有地胡编乱造啊！可是，不参加红卫兵组织，一向积极要求进步的我，又怎能心甘情愿呢！再说了，当时在同学们眼里，当不上红卫兵，就比别人低一等，就是在政治上落后的学生。这些私心杂念在我内心深处堵得满满的，促使我头脑发热，终于违心地写出一张揭发批判吕老师的大字报。

　　我记得那张大字报的标题是《我揭发，我批判》。揭发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吕老师在“文革”运动中，找我们几个学习好的学生背地里谈话，要我们不能扔掉功课，告诉我们将来还是要考大学的。然后我又“上纲”、“上线”批判吕老师，说他这么做，就是“有意阻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用吕老师教给我的写作知识，把他批得“体无完肤”，也把他彻底推进“资产阶级黑帮分子”队伍里去了。

　　那张大字报贴出后，招来许多师生围观，大家议论纷纷，谁都想不到我会写出揭发批判吕老师的大字报，谁也不会想到我给吕老师的“帽子”扣得这么重。“有意阻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在当时可是“大罪”。多亏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不那么敏感、不那么正规，这张大字报如果贴在社会上别的什么地方，吕老师或许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我因为“卖师求荣”，也被一些有正义感的同学指着脊梁骨唾骂，承受着良心的折磨。

　　现在想来，虽然吕老师被打成“黑帮分子”，不完全是因为我写了这张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但是这张大字报贴出后，肯定加重了他的“罪行”。因为就在这张大字报贴出后的第二天，吕老师就被赶进学校的隔离室，胸前戴上了一块用白布写的“黑帮分子吕庆荣”的大名签……

　　拜我所赐，吕老师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和学校里的其他“黑帮分子”关在一起，隔离反省。在隔离室里，他夜以继日地写检查、作交代，没完没了，还要不时地被揪出去示众，过上了“牛鬼蛇神”的日子。所谓隔离室，是学校里的红卫兵，把那些打成“黑帮分子”的教职员工，统一圈到一个大教室里。平时他们吃饭和出去大小便，都由两个红卫兵看守着，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

　　随之而来，我也顺利地加入了红卫兵。戴上红卫兵袖标的当天晚上，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对是错，更不知道以后该怎样面对吕老师。

　　在吕老师被隔离反省的半年多时间里，每次看到他站在“黑帮分子”的队伍中被批斗的时候，每次看到他戴着那个“黑帮分子吕庆荣”的大名签走在学校走廊里的时候，我都不敢抬头看他，更不敢和他说上一句话。我都低头匆匆而过，心脏猛烈地跳动着。

　　在以后接二连三的批斗会上，吕老师都被红卫兵头头儿们推来搡去地弄到会场，还强迫他背着胳膊，弯腰低头。在批斗的时候，他站在凳子上还不行，得站在课桌上，还要低头弯腰九十度，这叫“低头认罪”。有一次批斗让我永远也忘不了。记得大约是1966年六七月间，在我们三年二班教室，几个红卫兵头头儿狂喊：“吕庆荣，你平时是怎样给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思想的？你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居心何在？”这一批一斗就是两三个小时，吕老师怎么能在课桌上弯腰低头站得住呢？只见他猛然间从课桌上摔下来，顿时满脸鲜血，昏倒在地。红卫兵头头儿们见势不妙，有点害怕了，只好宣布休会，把吕老师送回隔离室了。

　　当时我就在现场，虽然此情此景让我内心剧痛，但我不敢直视吕老师，更谈不上过去扶他一把。我没有这个勇气和胆量，怕别人说我跟吕老师划不清界限，只好离他远远的。但是吕老师倒地摔昏的画面从此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这么多年以来，我试图想从脑海里抹去这个画面，但永远也抹不去了。

道歉话始终难出口

　　经过半年多的隔离反省，学校里所有的“黑帮分子”逐渐都被放松管制了，不过还是没有真正的人身自由，只是可以回自己的宿舍睡觉，到学校的食堂吃饭而已。这段时间，我与吕老师见面的机会又多起来，可是我仍然无法面对吕老师，碰面时还是低头而过，心里七上八下地乱跳，有一种说不出的后悔和自责。

　　到了1967年年末，我就读的这所中学，对“文革”运动已经没有那么大的狂热劲了。大部分同学都回家待着了，只剩下少部分男生，整天在操场上打篮球，在教室里闲聊天。我也是其中之一。

　　据说吕老师的爱人（在外省工作）得知他在学校的处境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已经不能上班。我听到这个消息，很想找吕老师说几句道歉话，哪怕安慰他几句也行啊！可是，每逢遇到吕老师，走到近前时，我还是私心作怪，怕受连累，话到嘴边难出口。吕老师也意识到我想跟他说话，但他都是低头而过。我知道，他是怕连累我才那样做的。就这样，我同吕老师天天见面，天天低头而过，都把各自的心里话藏得严严实实。那段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

　　1968年春天，一天晚饭后，吕老师在操场上散步，我与他相对而见。这次我下定决心，大胆地走到吕老师面前，红着脸低声说：“吕老师，听说您的爱人得病啦？”吕老师微微一笑，说：“是的，她已经住院，不能上班啦。”就这么两句话，一问一答，我俩又急步分开。这是自从我写大字报后，与吕老师的第一次对话，可我没有勇气向他说出一句道歉的话。

　　我一直认为，如果当时没有我写的那张大字报，吕老师就不能被定为“黑帮分子”。虽然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同学写过吕老师的大字报，但吕老师是我的那张大字报贴出后才被隔离反省的，可见我对吕老师的打击是最致命的一击。我也一直认为，吕老师爱人的精神分裂症也与我的那张大字报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那张大字报，吕老师不会被打成“黑帮分子”，他爱人也不会受到如此强烈的精神刺激。这一切，都让我追悔莫及。

师生再处，亲如兄弟

　　到1968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文革”声势已经很弱了，上边也提出了“复课闹革命”的口号。虽然这只是句口号而已，并没有真正复课，但是因为要复课，大部分被打成“黑帮分子”的教职员工都被解放出来，恢复了正常员工待遇，获得了真正的人身自由。吕老师也在其中。

　　这段时间，我们班大部分同学有了同吕老师更多的交流机会，我也大胆地去吕老师的宿舍，同他谈天说地，偶尔也谈些“文革”中的不愉快之事。可是，每次我想谈到那张大字报，吕老师都有意把话头儿岔开，一笑了之。就连批斗中对他推来搡去的几个同学，吕老师也都是一概宽容，一字不提。吕老师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论是谁，都是学生，都是孩子嘛！”

　　我同吕老师的关系，又恢复到正常的师生关系。除了我写他大字报的事没交流外，我俩之间无话不谈，甚至超过了师生关系，处得像亲兄弟一样———有两件事，足以证明。

　　第一件，与自行车有关。1968年春天的一天，我闲着无事，借来厨师王师傅的一辆旧自行车，在学校操场上学骑自行车。

　　那个年代，谁能有一辆自行车，不亚于现在有一辆小轿车那么贵重。吕老师看到我在操场上学骑自行车时，那辆旧自行车蹬几步就掉一次链子，累得我满头大汗。他走近我跟前说：“我宿舍里放着一辆自行车，刚买不久，是平时星期天我回乡下看望父母骑着用的，其余时间我不用，你推出来，学着骑吧，省得向别人去借啦。”说着，他就从衣袋里掏出一把自行车钥匙递给我：“拿去学吧，你学会以后，也可以骑着回家看望你的母亲啦！”

　　我当时的心情特别激动，无法形容，几乎流出热泪。记不清我是怎么接过那把钥匙的，只记得我推出那辆崭新的自行车在操场上学骑时，吕老师还给我把着自行车后座，怕我摔下来……

　　我毕业返乡务农时，吕老师干脆把那辆“白山”牌自行车送给了我。我一直骑着它上班下班，长达十年之久。这都是后话。

　　第二件，与我得病有关。也是在1968年春天，因为学校食堂伙食不太卫生，我得了痢疾，而且是病毒性痢疾。当时病来得很快，又很重，一夜之间，我去厕所无数次，几乎要虚脱。吕老师第二天早晨知道后，二话没说，推出那辆自行车就把我扶上去，和宿舍里另一名男生一起把着我，一步一步地送到医院。我当时兜里也没钱，即使有钱也超不过五元钱，对于看病也是杯水车薪。吕老师也没问我，他不声不响地从自己的兜里掏钱为我挂号，交医疗费。同时，他还找了他的同学（医院大夫）为我安排一间肃静的病房。我在医院住了两天一夜，全是吕老师护理我。痢疾这种病是很难护理的，特别折腾人，我几分钟就得去一次厕所，每次都是吕老师为我举着吊瓶，解开裤带，耐心地等我便完。光护理还不算，他还得给我去买吃的、喝的，都是吕老师自掏腰包。一直到我离开学校时，吕老师为我这次得病花的钱，我也没还上。

　　1968年的秋天，我们毕业了，有的上山下乡，有的回乡务农。我们这届学生，本来应该三年毕业，因为“文革”，实际上在学校里度过了五年时光。我离校回乡务农时，吕老师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从学校到火车站只有四五里的路程，我俩却走了一个多小时，一路上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完的心。吕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你各方面条件都很强，将来一定要找机会上高中，考大学，千万不要辜负你母亲的一片苦心。她一个女人家守着你过日子不容易呀！”他的一番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吕老师还到候车室给我买了一张两角钱的火车票。虽然钱不多，但我感觉他就是我的亲哥哥。

　　那天，吕老师一直看着我上了火车。在那列车徐徐开动之时，我站在车窗口望着吕老师，不由得流出热泪。同时，我也看到吕老师站在那里不停地向我招手，他也流泪了。我清楚地听到吕老师失声地喊出：“回家好好复习功课，会有大用的！”我也想冲他喊出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吕老师，对不起！我不该写那张揭发批判您的大字报啊！”可是，随着列车速度的加快，我又把这句最想说的话咽回去了。这一咽，就是四十多年！我怎能不心痛？我怎能不内疚？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我可敬可爱的吕老师。我们这届学生毕业后他就调走了，调到了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实现吕老师的心愿，没有上大学。1969年，我就结婚了，那时候只有工农兵大学生，而且对已经结婚的人有限制。1970年，我通过了招工考试，在德惠县化肥厂当上了一名工人。有一天，厂里的总机话务员在电话里告诉我：“今天白天，你的班主任吕庆荣老师在火车站打来一个电话，你不在（我上夜班）。他让我转告你，他现在上班的单位在辽宁省锦西石油五厂子弟中学，然后他就挂了。”就这样，我又失掉了一次与吕老师见面的机会。后来，我按照那个地址给吕老师写过几封信，都没有得到回音。可能是地址没记对，也可能是吕老师工作有调转。不过我深信，吕老师如今还健在，应该退休在家。

　　吕老师，为了当上红卫兵，我把您对我的好言好语写在大字报上，出卖了您，也出卖了我自己的灵魂。在第2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在这里向您忏悔，并衷心祝愿您和家人健康长寿，万事如意。吕老师，如果您看到这篇文章，请务必联系我啊！您借给我的那套《红楼梦》，我还没还呢！

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