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道路上会遇到许许多多事情，但我们一定得记住：为人处世要以谨慎为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做出“悔不当初”的事情。———作者

1953年，朝鲜战场上，我在抄报

1953年，我与朝鲜三个孤儿姐妹留影。

当时我们刚刚安葬了她们被敌机炸死的母亲，而她们的父亲早已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我师进至朝鲜西海岸后，担负西海岸反登陆、反空降和支援第一线作战的任务。

图为我师在朝鲜西海岸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战备筑城任务

几十年来，一件心事就像一块千斤重石压在我的心头，使我喘不过气来，时常会让我想起，时常让我难过。这是因为我做了一件无法挽回的错事，它让我痛心疾首，追悔莫及。

事情发生在我们从朝鲜撤回祖国的第二年。那是1959年的冬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师的四级干部（团、营、连、排）会议上，由于我的一些错误想法和做法，把我们通信连50W电台台长王孟雷视为敌人、仇人，把他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个昔日与我生死与共、情同手足的好战友、好同志，由此被撤销电台台长职务，开除团籍，复员回家。

战友情深

　　事情的经过，还得从头说起。1952年底，我师奉命入朝参战。我当时17岁，是师司令部的警卫员。当警卫员，需要经常随首长出入电台。看到首长对电台工作人员特别关心，使我对电台报务员产生一种神秘感，又有一种羡慕的心理。

　　我记得一次行军，通信车坏了，不能继续前进，首长就让电台的同志带着电台，挤到首长的小车里。小车装不下，首长就让我们警卫员和参谋人员都下去，也要把电台的同志带上。每次得到战利品，首长首先想到的是电台的同志们。因为电台是首长的千里眼、顺风耳，作战指挥离不开。如果没有电台，首长就要成为瞎子、聋子，无法指挥打仗。爱护电台，关心电台，这是部队的传统。据首长讲，我师138团在跃进大别山时，因驮电台的马死了，团首长未及时采取措施，结果电台掉队。部队上去后，师部命令该团及时做好战斗准备，阻击敌人进攻。可是电台收到电报找不到首长，失去了一次战机，让纵队首长把师团首长狠狠地训了一顿，骂他们是“不懂指挥的指挥员”。从那以后，师团首长把电台的同志视为上帝，时时关心他们，爱护他们。

　　一年以后，我请求调到通信连。王孟雷是通信连50W电台的台长，我成了他手下的一个通信兵。

　　战争年代的战友情最珍贵，也最难忘。在朝鮮战场上，我不会忘记王台长，他对我的好，让我一辈子都记得。

　　那是1953年1月，当部队在朝鲜西海岸行军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自带干粮，两三天里每人大约分两斤饼干。我年纪小，不知道计划着吃，等到部队开始宿营、宣布开饭的时候，我的干粮都吃光了。王台长见我不吃饭，就问我：“你咋不吃呢？”我也不吭声。他又问我：“你的饼干呢？”我说：“吃完了。”他就说：“快过来吃我的吧！”就这样，他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把省下的饼干给我吃。

　　我们那次是在雪地里行军。我穿着一双大头鞋，走破了，里面进了雪水，把脚冻僵了，失去了知觉。休息的时候，王台长见我走不动了，就问我：“你咋不走了？”我说：“脚疼。”他一看我脚冻伤了，就把我的鞋脱掉，然后把我的脚塞到他的胸口上。一个多小时后，我的脚才暖和过来，有了知觉。

　　还有一次，是1953年5月，我们奉命从朝鲜西海岸向“三八线”开进的时候，遭到敌机的轰炸。我的背包被炸飞了，里面的被子、衣服等都没了。王台长就把他的衬衣、军装脱下来给我穿。

　　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不胜枚举。王台长对我亲如兄弟，处处关心我，时时照顾我，事事帮助我。

　　王台长是我们通信连有名的技术尖孒，业务骨干。他收发报的技能极强。他发出来的报，清楚正规，点划比例适当，间隔均匀，点子圆滑，清脆有力。听他发报，就像听黄河大合唱那样入耳，简直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所以，大家都愿意抄他所发的报，都愿意同他一起上机工作。只要他一上机，听到他发出的三个“嘀嗒”声，对方就明白是王台长上机了，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好手上机了，真幸运啊！”

　　能在他手下当一名报务员，真是福气。不过他很严格，从不放过每个同志的任何缺点。他教我提高发报质量，手把手地纠正我的发报毛病，一点一划地改正我的“痼廦”动作，直到我把所有的毛病都克服掉为止。在他的耐心帮助和指导下，我的收发报质量都有很大提高，在师组织的收发报竞赛中获得过第一名，成为一名合格的报务员。

　　记得1955年的夏天，那时虽然已经停战，但美李一方在非军事区不断制造事端，派遣特务偷越军事分界线及飞机越界，对我方进行挑衅活动。因此，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就不得不同其继续进行尖锐的长期斗争，积极加强战备，维护朝鲜停战协定。

　　那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深夜，狂风夹杂着暴雨，好像天都要塌了下来一样。雨随着坑道外面的泥沙倾泻而下，泥水都倒灌到坑道里来了，同志们都忙着清理坑道里的泥水。那天我值夜班。当我打开机器，只听得咔嚓咔嚓的雷电声，把我的耳朵都快要震聋了。好不容易与对方联通了，可对方的声音比蚊子的叫声还小。这时对方有一份特急电报要我抄，我抄了几遍都没有抄下来，急得我满头大汗，衬衫都湿透了，可还是抄不下来。我没办法，也顾不上脸面了，只好请王台长上机。王台长没有责备我，马上接过我的耳机。他在雷电的夹缝里，在微弱的信号里，很快就把这份特急电报抄过来了。看到王台长如此高超的技能，让我十分敬佩，心里想：我啥时候能把王台长的技能学到手啊！

　　王孟雷不仅是我们的好台长，也是我们的好兄长（虽然他也大不了我几岁）、贴心人。他为人正直，热情开朗，对同志无话不说，无事不谈，从不隐瞒个人的心事，总是一吐为快。比如，他平时总叨咕，他有一个伪军官的哥哥，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被劳动改造，他觉得哥哥很冤枉。他说他哥哥是搞军需的，没杀过人，也没什么罪恶，这样对待他不太公平。我有时也劝他，让他想开点儿。

　　我在王台长的耐心教育和热心帮助下，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1956年5月，我被提升为通信连15W电台台长，成了一名军官。

　　我和王台长从1952年底一同入朝，到1958年4月一同回国，一起战斗生活了6年之久，情谊很深。

反目成仇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举行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八次会议，即庐山会议，又简称“八届八中全会”。

　　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师于同年11月至12月，分两批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我是第二批参加四级干部会议的。当第一批参加会议的同志回连队后，我问他们开的什么会，可他们连一个字也不肯透露，只说：“你们去了就知道了。”实际上就是考验每个同志的思想立场、政治态度，让那些敢于提意见的同志大鸣大放，畅所欲言。

　　我们第二批是11月6日报到，同我一起去开会的还有王孟雷台长，他以团员的身份列席会议。

　　7日开始正式开会。会议首先传达和讨论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彻底地揭发和批判。

　　会议从大会批判入手，再转入小组讨论，主要讨论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中的问题。讨论中，大家就像开了锅似的，各持己见，都在这些方面发表了不少不同的看法。特别是1958年回家探亲的同志，见多识广，听到的，看到的，人民群众反映的，家里讲的，早就憋在心里发痒了，现在正在讨论这些问题，简直是像开了闸的洪水，顷刻而泻，什么都说，什么都讲，讲了不少大实话。而这些话恰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相似。

　　我是负责小组记录的。在小组会上，王台长也发表了不少看法，我在记录时，对他的发言往往是断章取义，掐头去尾，选精华，捞干的。我的记录本上，王台长的发言是这样的：“形势大好，就是老百姓吃不上饭。”“大跃进搞糟了，放卫星是假的，丰产不丰收。”“大炼钢铁，砸锅卖铁，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早了，大锅饭吃不饱，人们出工不出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是瞎吹。”等等。

　　小组讨论结束后，上级领导就把各小组的记录本收回去。当领导看到王台长的发言时，认为这些言论都是右倾错误言论，是和彭德怀如出一辙，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于是就把这些言论拿出来进行批判。

　　开始是在小组会上进行批判。在小组会上，大家可以发言批判，同时对方也可以反驳、申辩。

　　小组进行批判后，领导还认为这样火力不够，必须组织大会进行批判，才能把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批倒批臭。

　　于是，小组批判的第二天，大会办公室就把王台长的言论，拿到师直大会上进行批判。大会上有几位同志发言后，我觉得不疼不痒，不够劲，没有说服力，不足以批倒他。我认为王台长虽然是我的好战友、好兄弟，但我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含糊，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要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挖根子，触灵魂。由于我急于成为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就把昔日亲密的战友当成了仇敌。

　　因为我和王台长是一个连队的，平时工作、生活在一起，他的出身、为人我也比较了解。他技术好，比较傲慢，家庭出身不好，是非党同志。为此，我在对王台长批判时，从他的家庭出身、平时表现，以及这次运动的言论，作了较系统的发言。我说：“虽然他是我军的一名干部，可他的世界观一直没有很好地得到改造，没有真正地站在我们党的立场上。比如，他经常为他伪军官的哥哥受到劳动改造而不满，甚至经常发牢骚、讲怪话。所以，他今天的这些不满言论就不足为奇，是对党的不满的总爆发，我们对他的这些错误言论必须彻底进行批判……”

　　我的发言，受到了大会的好评。会后，军首长对我说：“明波，看不出来，你今天的发言如此有力量，还真是高水平的发言！”其实，我的发言，有些是言过其实，说过头了，后来回想起来，觉得从内心里对不起王台长。事实上，我的这次发言伤害了王台长，是打击了他，抬高了我，我做了一件极不应该做的事。

　　由于我这次上纲上线的错误发言，一下子就将王台长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去了。我把同志当成了敌人，把战友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随后，王台长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批判。

　　由于我成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骨干分子，能够积极勇敢地对王台长的所谓错误进行无情的斗争，得到了上级的赏识，被调到师会议办公室，负责整理所谓右倾言论的材料。

　　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一个多月，揪出了十几名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这场运动中，这些同志吃了不少苦头，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他们在四级干部会议期间，讲了不少实话，提了不少意见，却被认定为“歪曲事实，扩大缺点，对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污蔑”，还说他们“百般中伤，到处散布不满，充分暴露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这样，把本来是一般的思想问题，硬往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大是大非上拉，将他们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这次会议结束后，上级又让我领着全师十几名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集中在师招待所，组织他们进行学习，进一步认识自己的错误，等待组织处理。这样，我又领着他们学习了两个多月。

　　大约是1960年春天，组织上给予王台长开除团籍，撤销电台台长职务，做复员处理的处分。王台长临走时，也是由我把他送上火车的。看到他背着个包，低头不语，形单影只的样子，我心里也很难受。想到他复员之后的前途和命运，我真有些不寒而栗，悔不当初。

高尚的同志

　　王台长复员后，回到家乡开封市。他没有工作，生活极端艰苦，只得每天去推大粪车维持生活。有时大粪车倒了，弄得他满身都是粪水。他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受了不少罪。但他从不言苦，从不说累。后来他找了一位贤良的好妻子，每当他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妻子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在开封市耐火材料厂当一名工人。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他的日子才慢慢地好起来，还生了一个小女孩。

　　直到二十年后的1979年，我师才为王孟雷彻底平反，摘掉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恢复了干部职务，按军队干部转业处理。

　　此次落实王孟雷的政策，也是由我去河南开封办理的。当时落实他的工作，难度挺大的，为了弥补我的过失，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往返郑州、开封多次。我按照党的政策，据理力争，结果在工作上给予了落实，把他安排在开封耐火材料厂当了一名基层干部。

　　王孟雷为了感谢我，非要请我到他家吃饭不可。我去了，向他们祝贺，同时也对他表示了深深的歉意。

　　事隔二十年，当我们再次相见时，他对过去的事，表现岀很高的境界，没有向我吐过半个“不”字。他没有牢骚，没有怨言，对组织能给他平反，表示万分感激。当我向他倾诉由于自己的错误做法，使他蒙受不白之冤，生活遭受不应有的磨难，并深表歉意，请他宽恕时，他总是打断我的话头，不让我说下去。这令我更加敬佩他。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好同志！他虽然不是党员，但他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无私无畏，努力工作，最后在蒙冤的逆境之中，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看到了他的高大，我的矮小，我真是万分羞愧，无地自容。

　　我临走时，他对我只有一个请求，问我能否送他一套军装。我满足了他的要求，将自己的一套崭新的的确良军装送给他。他如获至宝，高兴得像个孩子。这也看得出来，他还是怀念着部队、怀念着战友这份情啊！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再让我想起此事，实在是很难为情。如果我当时不当那揭老底儿队员，不那样冲锋陷阵，而去当一名灭火的“消防”队员，他的情况就不会是这样。按他的为人和业务能力，他在部队的前途肯定是无可限量的。我真是千古罪人，罪不可恕啊！

　　因为早就与他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现在情况如何，真的希望能再见他一面，很想他。

张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