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其他知青在会上供出了牧户收藏石头，才导致了这个局面，那段时间我内心很纠结。 ———作者

草原上的敖包 资料图片

草原上的勒勒车 资料图片

　　到过草原的人都知道什么是敖包。有些草场地势平坦，一望无际的绿草接着蓝天，使草原显得空旷单调。偶尔发现一座敖包，便觉得旷古的草原上有了一些人文的痕迹。

　　敖包是附近的牧民用拣拾的石头堆砌的圆形的石头垛，顶上插着柳条枝。牧民们在敖包下祭祀天地神灵，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信仰，以此表达对命运的寄托，对幸福的希望，对天灾病患的禳除，以及对人畜两旺的希冀。

　　凡是对神灵的信仰，都是激励人们向善的。有人为了感谢神灵的赐福，不断地更新敖包顶上的柳枝，把洁白的哈达系在柳枝上。有人在水边或地上发现一块石头，会走很远的路，把石头砌在敖包上。历经岁月，那敖包会越堆越高。有人出于施舍的善意，路过敖包时，会把自己的钱币拿出一点儿，塞在敖包的石隙里。再有路过此处的人或许需要救治，可以取用钱币，并对敖包叩头致谢。

　　草原歌曲有《敖包相会》、《敖包再相会》，都是脍炙人口的，那旋律流畅优美。空旷的草原上，约定一个相会地点，首先想到敖包，那是很自然的。

　　敖包除了它的原始信仰意义，还有一个很实用的意义，就是地理的标志。牧民知道那里有个敖包，看见这个敖包，就知道了自己离开家有多远，自己要去的牧场还有多远，在哪个方位。所以敖包总是建在高处，让人在远一点的地方就能看见。

　　呼伦贝尔市区的北面偏东一点儿，有一个地势高的山坡，当地叫“敖包山”。有人说以前那里建过敖包，也有人说那座山坡本身就高，有地标意义，就是一座天然的敖包。现在那个山上建有两寺一塔，走在市区的伊敏河大桥上，能看见那座白塔和红瓦的寺院，很精美、很神圣的一个景点。

　　牧区乡一级的行政单位叫索木，每个索木会有自己的敖包。秋季的那达慕大会，是集商贸、文体、娱乐、社交于一体的乡土聚会，会在自己的敖包下举办。大会期间，夜幕降临，是青年男女约会交往的时候。如果有月光，则更温馨浪漫，所以那首歌里开头就唱：“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啊……”

　　1970年，我上山下乡的那个地方，是新巴尔虎右旗的一个嘎查。蒙古族的行政村就叫做嘎查，当时就是一个生产大队。这个嘎查属于贝尔索木，当时也习惯叫“西公社”。本来我们13名知青分男女住在两个蒙古包里，由有经验的一位老牧民带领，做一些知青胜任的劳动。女知青负责喂养集体的小牛，男知青在近处的草场上打草、运草。有时候，男知青也刨羊圈里的粪，晒干做过冬的燃料；女知青则采蘑菇、采药材，晾干后给旗里的供销社。那个夏天和秋天，我们过得很惬意。

　　到了1970年的冬天，嘎查的知青们就有些不适应了。蒙古包到后半夜极冷，知青们没有保暖的经验，到了早晨，包里的水都结了冰碴儿。嘎查就决定，让知青点先解散，知青分别住进牧户家里。知青们也愿意和牧民住在一起，学习更多的生产生活知识。

　　我被分到一户年老的牧民家里。老人叫牧仁，女主人叫撒日娜，他们的两个儿子都成家了，有自己的蒙古包。牧区在冬季夜间，包里生了火就不冷。熄火前，把包门塞得很严。睡下以后，被子裹得紧紧的，第二天早上，还是严严实实的。牧民冬天夜间不翻身、不移动，形成习惯了。

　　我发现这家人保存了一块石头。

　　我渐渐地学了一点蒙语，知道了这个索木的一段历史。三年以前，这个索木的牧户不在这里，他们的原驻地是靠近中蒙边境的一片草场，叫贝尔索木。贝尔索木紧靠着贝尔湖，是跨国境的一个湖。贝尔湖产鱼，蒙古国不捕鱼，中国一方的蒙古牧民擅长吃羊肉，也没有吃鱼的习惯。有时城里的一些有卡车的单位开车来捕鱼，其中有城里来的驻军，常来捕鱼。入冬以后，有蒙古国那边过境来的黄羊，军队有枪，他们常来打猎。据说，捕到的鱼和黄羊他们吃不了，就送给他们的上级单位享用。

　　当时旗里“革委会”的主要成员，是旗武装总的革命造反派。“革委会”领导牧民的革命和生产，也有“拥军拥政”的任务。当时“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和“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运动轰轰烈烈，对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激励着各行各业的人们努力学习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革委会”就作出个向解放军致敬的决策，把这片草场给驻军。说是用于军演，其实是供给他们捕鱼打猎。

　　一个索木的牧民就迁离了边境草场，向东迁了几十里，来到了现在这个地方。

　　贝尔索木水草丰美，条件优越，牧民们不情愿离开，但他们迫于上级的压力，不得已离开了。老住地原来有一座敖包，是一座古老的敖包。离开时，不少人家由于对这片草场的眷恋，就从敖包上取下一块或几块石头作为纪念物，带到新住地保存起来了。

　　到了这片新住地，嘎查长动员牧民们把石头集中起来，再筑一座敖包，可是大家不响应。嘎查长说：“都迁出来了，还想回去不成？贝尔索木归军队了，回不去了。”或许牧民们不这么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时用不了三十年，说不定几年就变个形势，世事总是在变迁。

　　虽然“文革”已经搞了几年，老年牧民还是重复着一些旧的习俗。这家的老人经常打开箱子，把那块石头捧出来，摆放在箱子的顶上。箱子放在包里的西北方位，是一个尊贵的方位。石头下面供上一些白食和红食，就是奶制品和牛羊肉。现在看这件事，就是给单调的生活增添一点儿情趣而已。可那时候看这件事，就会往意识形态方面联想，认为是“四旧”（四旧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合称、统称，含贬义），与革命形势格格不入。

　　第二年的春天，牧区的“文革”又有了新的进展，阶级斗争的形势又紧张了。上级“革委会”派来了工作队，召集知青开会，揭发和批判与“反修防修”和“拥军拥政”不和谐的人和事。会上，知青们逐一被点名发言，有的便说出了看到的一些“四旧”迹象。比如，牧民饮酒时还是旧习惯，用指尖蘸一点儿酒，向上弹一下手指；再蘸一点儿，向下弹一下，这是饮酒前先祭天和地。其中一名知青就说出了他插户的牧民家里藏着一块白色的石头，是从原住地贝尔索木的敖包上拆下来的，这是对原住地的怀旧，是对军队占有贝尔索木心怀不满的表示。轮到我发言了，我说出我插户的人家也有那样一块石头，还在石头下面摆过供品呢。我说：“他们是梦想有朝一日重回旧地，再恢复那个原来住地的敖包。”

　　祭祀活动本来就是“四旧”，何况祭祀的是一块原址敖包的石头，更何况那个原址已经被作为军演基地。那里是边境，当时是“反修防修”的前哨阵地。

　　知青们举报出牧民们收藏的石头，成了那次开会的主要成果。

　　“革委会”召集牧民开批判大会，有半数的牧户都被迫交出了石头。石头堆放在一处，堆上干牛粪，火烧了石头，以表示与旧风俗决裂，与贝尔索木决裂。白色的石头烧过之后，变成灰黑色。“革委会”让知青就地挖了个坑，把石头埋入地下了。

　　这个新住地的自然条件一般，虽然也有草场，但和贝尔索木不一样。贝尔索木碱草多，最适合羊吃，这里碱草少，所以牧民们有时就赶了羊群往西去，到原住地放牧几天。经历了这场石头事件，牧民们再也不敢去那边放牧了。

　　知青还住在牧民家里，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因为石头事件，那关系和家庭气氛便不同以往。牧民在知青面前不多说话，也不开玩笑了，虽然对知青在饮食住宿方面照样关照。

　　烧毁石头的第三天夜里，我插户的男主人牧仁郁闷了几天了，那晚他喝了酒，就和我说起关于敖包石头的事。我根据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理解，尽量平和地解释给他听。他的汉语理解力有限，我的话他没有全听明白。后来，他用蒙语说了很多，我也不全懂。感觉他的表情和语气，对这次火烧敖包石头事件，很是想不通。

　　我和其他知青在会上供出了牧户收藏石头，才导致了这个局面，那段时间我内心很纠结。我若不说出这个包里的私密，便觉得不配做革命的知青；现在这样，又觉得愧对这个家里的主人。包里的西北面，那个收藏过敖包石头的箱子还在，上面本来是摆放神圣的祭祀对象的，现在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在这个家里的主人看来，那个神圣的方位，不许摆放杂物。

　　在集体劳作时，牧民们还是时时说到他们的原住地贝尔索木。打草时，他们常把眼前的草和贝尔索木的草比较。秋季里，他们抱怨羊的膘情不如以前了。采药材采蘑菇时，他们回忆起贝尔索木的蘑菇又多又大，一个蘑菇圈儿就能采一筐。牧民们对原住地的怀念是深沉的、持久的、执著的。那里是他们的故乡，是他们理想中的天赐乐土，是他们的桃源仙境。

　　后来，知青们陆续离开了牧区。有的参军走了，有的回城工作了。我回到城里是1973年。那年城里需要一批人补充教师队伍，经过政审和文化知识考核，我被录用了。

　　回城以后，时时回忆下乡的经历。我每次看见石头，就记起那次的石头事件，好像心上压着一块石头，沉沉的，挪不动。

　　我回城以后的第三年，听说我下乡的嘎查，又西迁回到贝尔索木了。那年城里的驻军换了首长，这个新领导对军队捕鱼打猎、占用草场，很不赞同。那年政治形势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文革”结束了，开始纠正一些问题。

　　一位在那个索木的学校任教师的同学告诉我，那次收缴敖包石头，收上来的只是一部分，还有的牧户藏有敖包石，没有人告发，就没有交出来。西迁的时候，石头凑齐了，装了一勒勒车。牧民们赶着牛羊，勒勒车排成行，装了石头的车走在最前面。

　　回到贝尔索木，牧民们把原来的那个古老的敖包重新砌起来了。敖包顶上，哈达飘飘；敖包下面，载歌载舞。贝尔索木又回到了牧民的手中。

　　我很想去一趟贝尔索木，看看这个美丽的地方，看看牧民的生产生活，看看他们的新居。我也很想去看看我插户的那家人，向牧仁和撒日娜道歉，相信他们会原谅我。

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