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行为有悖“庄运”，方老师被迫调离我们庄
她不但教学方法新，思想观念也新，她的一些说法和做法，是对我们庄那些陈腐观念的挑战，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作者
山东北部德州地区有一个叫“谷马”的庄，由谷姓和马姓组成，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12岁以后，我就流落到东北了。在那12年里，有些事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谷马庄的“庄运”
相对于周围村庄，我们庄的人很质朴，思维不深入，只会浅出。但是我们庄的人很自信，以为本庄应该是那个地区的中心，相传我们庄的历史比周边的庄更久远。我们庄很重视“庄运”。一个庄的风气、现状、未来发展等等，综合成一个词，就是“庄运”。有句俗语，我娘经常用来开导我，即“心有劲养千口人，身有劲养一口人”。意思是说，身有力气，不如心眼活泛。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庄的人健硕的多，头脑灵活的少。观念决定命运，我们庄虽然很重视“庄运”，但是又没有能力促使“庄运”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庄是怎么重视“庄运”的？这从妇女的脚上可以看得出。我娘和我婶子那代人，多数都不裹小脚了。可是她们上一代的女人，都裹过小脚。其中有些人没有裹成功，半途而废了，既没有小脚的古典美，也没有大脚的现代美。总之，不美、不好看。
另一方面，从穿着上，我们庄的风气也很特别。
农村人穿鞋都是自己家的妇女做。我小时候全庄都是自家做鞋。就是要出嫁的女孩，也不买商品鞋。她们家为她做好多双新鞋，鞋帮上绣着花。
我们庄的鞋，特别之处是两只鞋一个样儿，可以左右脚换着穿。那时候，别的庄的鞋也自家做，可是人家的鞋演变了，分左右脚，是对称的。我们庄没有演变，还是左右脚不分。周围庄上的人发现了我们庄在鞋上坚守的立场，就创造了一个歇后语，成了当地的方言：“谷马庄的鞋———老样子。”
说完了鞋，再说袜子。我们庄的袜子也是自家做。一般用白布、粗布或洋布，都行。我懂事的时候，外庄的人图省事，就到集上买那种工业产品的袜子了。我们庄叫“洋袜子”，穿在脚上好看又时尚。对这种新鲜玩意儿，我们庄采取了鄙夷的态度，认定穿“洋袜子”的人都不会过日子。
听我爹说，当年我们庄的两个年轻人去赶一个远集，在一个离我们庄40里、通火车、叫做“平原”的县城。看到集上有不少人穿“洋袜子”，他俩羡慕，一个买了一双，回来就穿上了。这在我们庄上是个新鲜事、大新闻，全庄人都关注了。庄上有一个七十多岁、我叫他马三爷爷的老头知道了，就很忧虑，也很生气。他在自己家里骂他们是败家子。马三爷爷在庄里辈分高，年龄大，对“庄运”的使命感就更强些，经常爱管庄上的事。
他儿子、儿媳妇就劝他：“人家爱穿啥穿啥，咱家不穿就行，管人家那些事干啥？”这一劝，马三爷爷更来气了，跑到前街就骂开了：“没出息的小畜生们！你们算个啥？一个庄户人家，敢穿‘洋袜子’了！依着你们这样闹腾，带坏了‘庄运’，你们家可担待不起！你们爹娘不管，我管……”
马三爷爷这一通骂，那两个穿“洋袜子”的年轻人再也不敢穿了。别人也不敢再带这个头，所以我们庄穿“洋袜子”的历史推迟了好多年。
庄里来了个方老师
民国的时候，就兴办乡村教育了，一些乡村建起了学堂。我们庄的学堂建得晚，可能和掌握着“庄运”的马三爷爷等人对教育不很热心有关系。当时马三爷爷有个孙子，长到8岁了，马三爷爷的儿媳妇想让孩子上学，就提出一个意见，说她娘家的庄上有个学堂，让孩子到他姥姥家住，上那个学堂念书去。马三爷爷不同意，说：“念书能当饭吃吗？三百六十行，庄稼头一行。庄户人家，会种地就行。”那天，马三爷爷套了车，装了一车白菜到集上去卖，就命令他孙子背上粪筐，扛上粪叉子，跟在车后头。三头牲口拉着白菜车，走出几里路，就都排泄了。他让孙子把粪拾到粪筐里，背回家，倒到粪坑里了。他孙子没上学，就学着做庄稼活儿了。
到了新中国，庄上有了学校，但老师换得勤。我记忆中的几名男老师，教学方法都很陈旧。他们大概都上过私塾，所以那语文课就是老师领读，学生跟读，也不单独教生字，很枯燥。关于课文的内容，也不详细讲解。
我读二年级的时候，区里为了照顾我们庄，给我们派来了一名女老师。老师姓方，名煜。方老师和以前的老师不一样，以前的老师都是本地人，她是外地的，说话的口音很好听。主要的不同，是她的教学方法。比如，上语文课时，她先教拼音，再教生字，有时还教生词，然后才读课文。我读一年级的时候，基本上是个差生，方老师来了以后，竟然成了好学生。我进步很快，和方老师的教学方法有关系。她的教学效果是很显著的，能因材施教。
方老师的思想观念与我们庄的“庄运”冲突迭起
但是，方老师在思想观念上，和我们庄的“庄运”很冲突，以至于让我们庄的人很恼火。为什么这么说？有三件事足以证明。
头一件事，就是“饭蝇子”有没有的问题。
我们庄卫生环境很差。各家有牲口棚、羊圈、鸡窝，还有茅坑，春夏秋三季，那苍蝇就多。庄里人都习惯了，虱子多了不觉痒，蝇子多了不嫌脏。
有一天午后上学，因各家都没有钟表，到校的时间就有早有晚。有几个学生到得早，见方老师正在吃午饭，学生们就陪着方老师说话。方老师一边吃饭，一边轰着苍蝇。它们刚要落下，方老师就给轰走。学生们就说：“老师，你别老轰走它们，它们都是‘饭蝇子’，是来吃你掉的饭粒儿的。”方老师很吃惊：“什么？‘饭蝇子’？”学生们说：“‘饭蝇子’不脏，它们是饭桌上的、饭锅上的蝇子，和那些粪堆上的、茅房里的蝇子不是一种蝇子。”方老师听了这个解释，笑得前仰后合，吃到嘴里的一口饭，差一点就喷出来了。
下午上课的时候，方老师没有先讲课，而是先批判了“饭蝇子”。方老师说：“我工作以后，换了好几个地方。在别的庄，从来没有听说还有‘饭蝇子’，只有你们这里有‘饭蝇子’。蝇子是有翅膀的，是会飞的，现在落在饭桌上，一会儿又飞到羊圈里了，哪有什么不脏的‘饭蝇子’啊！你们回家多和家里的人说说这个道理，改一改这个说法。”
在我们庄上，“饭蝇子”这个概念不知传了多少代了，现在被方老师揭穿了，原来是个虚假概念。
庄里人对方老师的说法，大多不屑一顾，仍然不轰走饭桌上的苍蝇。有人还固执得很，说：“一个教书的，好好教你的书得了，‘饭蝇子’的事你也管得着吗？”
第二件事，是马晓燕（化名）去不去吊丧的问题。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马晓燕上四年级。她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曾经因为“洋袜子”骂街的马三爷爷的重孙女。
马晓燕家早早地就给她定了亲。亲戚那头的一个老太太，也就是马晓燕的奶奶婆婆，去世了。亲戚那头给马家报了丧，还特别提出，要死去的老太太的重孙子媳妇去发丧。马晓燕要是去了，就得穿一身重孝，还得有腔有调地哭，完成那些发丧的礼数，这样丧主家就很有面子。马家一口答应下来，称马晓燕一定会去。马晓燕学习挺努力，也想将来考个中学。她对这门亲事，也不是很满意，现在又遇到这么个事，就挺郁闷。
方老师看出了马晓燕的变化，问她哪里不舒服了，她也不言语。一个女生知道原因，就跟方老师说了。方老师很反感马家这么做，让一个小女孩去哭一个故去了的奶奶婆婆，真是罕见。方老师就对那个女生说：“你们这个庄，做事怎么这么别扭呢？你去告诉马晓燕，没结婚就不算亲戚，不去！”
方老师还专门找马晓燕谈了话。马晓燕就哭了，说：“我要是不去，俺家那些老的就惹不起。”方老师说：“我说不能去，就不必去。你们这是娃娃亲，本来也不合理。没过门，算啥亲戚？现在你还不是他家的媳妇。”
发丧当天的那个早晨，马晓燕家就套了车，准备去好几口人呢！马晓燕一大早就跑到方老师的办公室里来了。一间不大的屋子，床上有个蚊帐，方老师让马晓燕藏到蚊帐里了。
马晓燕家到处找她。到学校找，方老师说没看见。她娘到教室看了，没有她闺女。
到了后晌，马晓燕家人办完丧事回来了，马晓燕还不敢露面。方老师说：“走吧，别怕，我送你回家。”到了她家，她爹一见马晓燕，就打了她几巴掌。方老师和她家人吵了几句，说：“这个事我担着，是我不让她去的。她是我的学生，我不能不管。”马晓燕的娘和奶奶就和方老师嚷：“你是个教书的，怎么啥事都管？俺家这么大个事，你掺和进来，在亲戚面上，让俺过不去！”
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庄在舆论上，大都站在马家一边，批评方老师不该管人家亲戚之间的事。庄上的人见了方老师，也不像以前那么尊重了。
第三件事，说出来挺不好意思，是一件挺不光彩的事。
那时候，各家做饭以烧柴火为主，也有烧煤的，不是块煤，是煤面子。买回煤面子，浇水和上粘土，搅和均匀了，制成煤饼子，晒干了，起下来。用时，需要把煤饼子掰成小块儿，用木柴引着，比较费时费事。方老师就烧这种煤饼子。
煤饼子不好点燃，开始时要冒很多烟，过一会儿才有火苗。学生们见方老师生火挺麻烦的，就说：“老师，等星期天俺们到地里给你捡点儿好烧的。”
那天星期一，有两个女生就把星期天捡来的好烧的，用筐背到学校，给方老师烧火用。原来，这“好烧的”是两筐地里撒的粪，有驴粪蛋子、有牛粪片子，在地里都晒干了。方老师问：“这是从哪儿捡来的？”学生们说：“是我们到别的庄的地里捡来的。这个好烧，比柴火还好。”方老师说：“地里的粪，是人家施的肥，怎么能随便捡呢？”学生们说：“这是在别的庄的地里捡来的，俺们庄的人都去捡过，这叫捡‘地铃’。地铃，就是干粪蛋子。老师，你看这干粪蛋子像不像铃铛？”
前面讲到的“饭蝇子”，是个小范围使用的虚假概念，这个“地铃”，倒是实实在在的。而“地铃”在我们庄是个暗语，暗语都是不希望外人知晓的，是秘密。
方老师告诫学生们，到别的庄捡“地铃”，这样的事很不光彩，以后不许再捡了，也让学生们劝家人别再捡。
这件事还不算完。过了不久，我们庄的人再到别的庄地里拔草捡柴火，人家一看是我们庄的人，就驱赶。有一次，一个女孩在后秦庄的地里拔草，筐上面是草，草下面是捡的“地铃”。人家一个黑脸的老头过来，夺走了筐。女孩哭着回家了。
那个黑脸的老头，是后秦庄的村长。他儿子也是教师，在那个庄教小学。那个老头把那只装了“地铃”的筐，送到乡政府，告发了我们庄。乡政府找了我们庄的村长谈话。村长推脱说：“这是小孩和妇女们不懂事，也不是经常这样。以后要好好教育孩子和妇女，不再干这样的事了。”
这件事，是怎么让后秦庄知道的呢？大伙儿都猜测，终于有人怀疑到方老师。是学生给她送“地铃”烧火的，她批评过学生，很可能是她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的。我们的班长马同学就试探着问方老师：“老师，你跟别人说起过这件事吗？”
方老师很实在，承认了。有一次方老师到区里开会，中午吃饭的时候，饭上得很慢。那个伙房的师傅解释说，煤火慢。有个成语，“心急别吃煤火饭”，大家一边等着这顿饭，一边说笑着。方老师一不注意，就讲了一个真实的笑话，把学生给她送好烧的那件事说出来了。当时后秦庄那个村长的儿子———小秦老师也在场。
乡里批评了我们庄，以后再捡“地铃”就不行了。人们对方老师的情绪就上来了。有几个爱挑事的就撺掇村民，撵走方老师，说方老师的诸多做法有悖“庄运”，长期下去会给庄里带来霉运的。挑事的让村长到区里去反映村民的意见，村长很为难，他找不出正当理由撵方老师走。于是，有些大人就不让孩子上学了，学生一下子就减少了。
那天是自习课，我做完了几道算术题，就端着石板（那时候，乡村的小学生用石板写字，就是用石笔把字写在石板上）到方老师的办公室，让方老师判作业。方老师正忧心忡忡地看着学生的名册，在缺席的学生名字下面，画着记号。方老师见我进来，判了我的作业，问我：“山子，你说这些不来的学生，我要是去他们家里找，他们还能来上学不？”我就说：“老师，你没有做错事，是他们不对，他们会来上学的。”
后来，方老师走访了几家，那几家的大人都很冷淡地应付着，第二天那几个学生也没来上学。方老师很灰心的样子，我们都看出来了。
随着学生出勤率越来越低，方老师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对我们这个庄，方老师也失望了，觉得已无法再待下去。后来，她自己到区里去了两次，要求调走，区里就把她调走了。
方老师走了，区里隔了一个月才给我们庄派来了一名年轻的男老师。这名男老师经常回家，学生的课也上不好。我们庄的教育，就这么走下坡路了。
方老师被迫调走的反思
在我的小学老师里，方老师是启蒙老师，印象很深刻。在方老师被迫调走这件事上，我们庄的人做得不对，对不起方老师，应该向方老师道歉。我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那年，考进了齐齐哈尔师院，一位讲教育学的老师讲授教师的职责时，强调教师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还应该是先进思想、先进观念的传播者。先进思想观念，比新知识更重要。
我想到了方煜老师。她不但教学方法新，思想观念也新，她的一些说法和做法，是对我们庄那些陈腐观念的挑战，是很有进步意义的。遗憾的是，我们庄的“庄运”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没有认识到方老师的价值。
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可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发堵。想想，方老师的走，固然有庄上大人的错，但也有我们小孩的错。当初我们那些坚持上学、支持方老师的学生，如果能和村长沟通几次，求村长说服那些家长，动员退学的学生都复学，方老师一定会留下来的。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这样做。
谷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