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以后，我久久不能忘怀的还是长荣同志。想起他在那个特殊年代，以自己对党的政策的灵活把握，以及对事业的无限忠诚，极力保护我这个技术人员的历历往事。我相信好人一生平安，他会健康长寿的。这篇文字，就算是我对他表达的感激之情吧！ ———作者

1984年11月31日，我（左）陪同农安县委书记（中）、县长视察林业先进单位前岗乡

1984年，我在农安县前岗乡招待所

人一步入老年，就愿意回顾往事，把一生的所作所为，进行一番梳理。如果有位领导，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让我一次次地渡过险滩，免于在惊涛骇浪中沉没；在艰难的工作中，帮我一次次地渡过难关，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且，三十年如一日地关心我、爱护我、无条件地支持我，把我这样一个所谓“出身不好、未经世故”的年轻人引领、培养起来。而我却想亲近不敢接近，想报答不敢表露，我的心里该是怎样的滋味呢？我也不知该怎样形容，反正那滋味经常困扰着我，总想在有生之年，把压在心头的这些往事宣泄出来、倾吐出来，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和地方。当我看过几期《新文化报》“扪心”栏目的文章后，总算找到了一个出口。

一

　　我1952年毕业于吉林省农业技术专科学校森林科，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科技人员。当时全国正在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森工企业是本次运动的重点，干部减员较多，就把我们这届毕业生全都分到森工企业就业。我被分到天桥岭森工局技术科。

　　森工企业最难的就是“集运”，也就是把在原始林中采伐的大松树原木，由分布在沟沟岔岔的山沟里运出来，交给铁路货运才算完成任务。我主要就是搞集运，天天在修小铁路，由测量到施工……所学的测量学这回派上了用场。

　　一年后，我正干得得心应手的时候，省林业厅又把我们全部调回，参加《西满农田防护林建设工程》。这个工程就是为了营造防护林。1953年9月，我被分配到农安县林业局造林大队。

　　到农安后，我就感觉和森工企业不一样，这里阶级斗争氛围太强，同事们见面，谈工作、谈业务的较少，往往都是开口就问你是什么成分。当听说你是贫下中农时，就很亲近你；当听说像我这样出身地主家庭时，立即就显得很惊讶和惋惜，马上就像中间隔点什么。

　　我们和局长都是一个大办公室。一天，我看到政工干部把我们同来的三个同学的档案交给局长时说：“只有一个还有培养前途。”一下子，我就心凉半截。我们三个，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另一个家庭成分是富农，只有一个姓张的同学家庭出身是工人，只有他有培养前途，我们俩就前途暗淡了。当时我就想，今后要勤勤恳恳地在业务上下功夫，多做点工作，用事业来弥补“家庭出身”的不足吧！

　　转年春天，我就被分配到靠山苗圃，做杨树播种育苗的技术指导工作。靠山苗圃总面积三十公顷，引伊通河水灌溉。水渠有一公里左右，都是用肉眼估量着修的，一放水就滴、漏、跑、冒，到苗圃地时也剩不了多少了。杨树育苗因为种子小，覆沙后必须及时灌水，保证出苗整齐。这样就要影响进度，继而完不成任务。

　　大家都很着急。我急忙从靠山水文站借来一台水准仪，测绘出一张水渠纵断图———一看就一目了然，哪处高，高多少；哪处低，低多少。我们组织工人把高处挖掉，低处填起来。这样，抽上来的水就顺顺当当地流到苗圃地各个需要的地方了。大家都非常高兴。

　　不知是谁，把我这个林业技术员还会水准测量的消息传到了当时主管农、林、水的副县长叶长荣（以下简称长荣同志）那里。一天，长荣同志把我找去，明确表明要把我借调到水利局。自此我们开始认识，而且经常在一起。他长期或临时领导我的工作，或干林业或干水利，一干就是三十年。这是后话。

二

　　当我到水利局报到后才知道，是让我参加松花江堤防的勘察设计工作。当我了解情况后，觉得这项工作确实很艰巨，时间紧，任务重，技术力量不足。但也确实是一项利国利民，为民造福的工程，完成后可以使松花江沿岸的四个乡、数千公顷良田处在防洪大堤的保护下，根除洪涝灾害。

　　这个大堤全长30余里，分两期完成。第一期由小城子到黄鱼圈，共20多里，堤高平均六七米左右，可谓工程浩大，1955年汛期前要全部竣工。勘测设计任务非常紧张，水利局只有三名技术人员，加上我才四个人，是很难承担这项任务的。后来省水利厅又派来四名技术人员，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我在森工局勘测小铁路的经历这回派上了用场，当然要求精度和修铁路差多了。但也不能有差错，不然抗洪能力就会降低。好不容易一个月左右完成了勘测任务，接着就要施工，数千民工挑土筑坝。

　　长荣同志经常来工地。因为他是总负责人，我与他接触的机会多了，也就熟悉了。年终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对我的好印象又进了一步，连续让我参加青山口江堤修建和伊通河堤防修建，一干就是三年。

　　他就是有意要把我调到水利局，我几次要求回林业局他都不同意。没办法，我向他表明坚决回林业局的态度。我说我是学林业的，因为所学专业不同，不干林业干水利那就是所学非所用，何况水利大专毕业生也陆续地分配来一些，正好应由他们来干了。我这么说他才同意。

三

　　就这样，我干了三年水利工作又回到林业局，正式参加了《西满农田防护林建设工程》。好在长荣同志始终分管农、林、水工作，这个工程还在他的领导下进行。

　　据说这项工程是当时援华的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吉林西部的风沙灾害比较严重，威胁着农业生产，主要是以防风沙为主，由西北向东南，每隔500米一条林带，防主害风“西南风”，再由西南向东北，每隔1000米设一条林带，防次害风“西北风”，形成每个网眼五十公顷的林网，无论遇到什么地形、地物，都一律往下排列。林带设计成屋脊型，中间栽四行乔木，两边各配一行亚乔木，边上再栽一行灌木，也就是中间高，两边低，意思就是风遇到林带先迎起来，再缓慢地落下，降低风速。

　　这从理论上讲似乎合理，但实施起来难度可就大了。首先遇到的就是群众的抵触情绪。我们的耕地大都是近乎正南正北大朝阳的垄向，被东南、西北走向的林带一切，都是一些抹斜垄，耕作起来非常不便，有的地方甚至不能耕种。其次是按林带设计规格要求，县里确定中间栽四行杨树，两边各栽一行榆树，边行栽苕条和紫穗槐。都是用苗圃培育出的当年小苗，一尺来高。春天栽时要灌水，夏天要及时铲、蹚抚育，秋冬还要做好管护，群众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长荣同志始终管林业，经常和我们林业职工一起深入各地督促检查，做群众思想工作，分期分批、一乡一社地发动群众，终于在“文革”前完成了这项工程。

　　这期间开展了两次政治运动。一次是1957年“反右”运动，长荣同志经常给我安排任务出差，或布置工作下乡，使我很少参加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我虽然也算个知识分子，但没有“右派”言论，当然就挨不上“右派分子”的边。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正赶上省举办水土保持工作学习班，长荣同志又让我去参加。水土保持是一项林业和水利相结合的工程，我既懂林业又搞过水利，让我参加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学习班结束后，长荣同志又派我到山区搞水土保持试点去了，既没参加大办食堂、大炼钢铁，也没参加深翻地、创高产，当然跟“右倾”、“保守”这些字眼没挨上边。是不是作为领导的长荣同志有意这样安排，让我这个成分不好的知识分子避开了政治风波，我没问过，但我却认为，这对我这个政治生命非常脆弱的人有很大帮助，甚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

　　当1966年“文革”运动之初，长荣同志仍然是抓生产的县领导班子成员，组织农、林、水部门管业务的人员，到各地去督促生产。但由于革命思潮的影响，只知抓革命，无人管生产，各级领导班子瘫痪，处于无政府状态，林业受到的灾害最为严重。乱砍盗伐成风，防护林带无人管护；毁林种地，剩下一部分也是荒草丛生，苟延残喘。几年来辛苦营造起来的农田林网，几乎全部毁于一旦。

　　对此，长荣同志非常痛心，就把我们管生产的这些人集中起来，参加了县举办的业务学习班。

　　一年后，县里成立了生产指挥部，除了一少部分人进行工作外，其他人都下放农村，走“五七”道路，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并明确规定：一年挣工资，二年挣补差，三年挣工分；而且要“四带”：带户口，带工资，带家属，带粮食关系。我就想在全县找一个屯风比较正，尤其是对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能够接纳，而且对我的子女不歧视的地方。正当我跑了很多个屯都无果的时候，长荣同志找到我问：“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能怎么办，这是大势所趋啊！”他说：“那不把你的业务全荒废了吗？”我说：“那有什么办法。”他沉思半晌说：“能不能‘四带’你全带，然后到国营林场去参加劳动。”我说：“那太好了！”他接着又说：“这我得和县里其他领导干部商量商量。”

　　不久，我就成了全县三百多名下放干部中唯一 一个不到生产队参加劳动，而是到国营杨树林林场上班的“五七”战士。我全家按“四带”要求，于1969年冬，搬到距林场较近的孙克利屯。

　　杨树林林场是县里最大的国营林场，当时的场长是“文革”前由县林业局派来的，我们俩的关系特别好。当时我也想协助他把这个林场搞得好一点，于公我对得起领导的关心爱护和特殊照顾，也给全县国营林场树个样子；于私也是利用自己的技术作为今后容身养家之地。所以我积极地帮他们规划林地，选择优良树种。后来听说省林业厅只留三个人主持全省的林业工作，组长是我在省农校的同班同学，找他办点事还是容易的。我开始只是请他帮助解决点物资，调台电机，批点松木和汽车零部件等，后来我觉得这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要想改变林场面貌，必须解决根本问题，于是想到请求批建机械化林场。

　　关于机械化林场，白城地区有好几个，长春地区一个没有。杨树林林场以前请示过，都因宜林地不足五千公顷和不集中连片而未被批准。我和场长就研究林场经营范围，从杨树林乡扩展到哈拉海乡，增加一部分宜林地，又把原来的老杨树砍伐更新后，和生产队串换一部分荒地，搞几个集中连片的，总共也不到三千公顷。我们又制定出《机械化林场设计方案》。最后，勉强被特批为机械化林场。

　　于是，一切设备———东方红链轨拖拉机两台、胶轮拖拉机一台，和配套的五铧犁、圆盘耙、植树机、除草机、汽车等，接踵而来。一下子，杨树林林场就红火起来。因为这是长春地区唯一的一个机械化林场，市林业局也非常重视，一些基建项目也增加了。

　　正当这时，县生产指挥部通知我调回县里工作，并要求我马上报到，又是长荣同志指名调我的。就这样，我走“五七”道路仅半年，就又回到县机关工作。

　　这期间开展了两次政治运动。一次是1957年“反右”运动，长荣同志经常给我安排任务出差，或布置工作下乡，使我很少参加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我虽然也算个知识分子，但没有“右派”言论，当然就挨不上“右派分子”的边。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长荣同志又派我到山区搞水土保持试点去了，当然跟“右倾”、“保守”这些字眼没挨上边……让我这个成分不好的知识分子避开了政治风波……

五

　　当时县各级“革委会”已成立，但仍没有完全走上正轨，真正踏实抓生产的人很少。长荣同志把我急忙调回来的初衷是清楚的，就是要在这场混乱中找出一块净土，先摸索着给恢复林业生产打点基础。林业生产周期长，毁坏容易，再发展起来就难了，何况全县经过几年动乱，林业损失严重，除村屯四周还有点树外，其他地方几乎看不到树了。使长荣同志最痛心的是，经过千辛万苦营造起来的农田防护林几乎损失殆尽。这个县又是风沙灾害严重地区，没有林网保护，农业生产很难得到保障。

　　经过研究，要先搞个试点，总结经验，为将来林业大发展打好基础。长荣同志最后决定，在前岗公社搞试点，因为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是县生产指挥部副主任派下去的，非常重视林业。随即又选一名在苗圃搞过育苗的同志去担任林业助理。

　　我们马上在兴河村开展了试点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总结出林带走向：有渠随渠，有路随路，没渠没路随垄向。选用适合这个县生长的白城杨、北京杨、双阳快杨，利用插条育苗，然后移植栽二年生大苗，成活率高，生长快的成功经验，为全县以后大规模造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是县里林业建设的一大转折，也是长荣同志带领我们二十年来在艰难险阻中，经过多次失败而走向发展的良好开端。

　　正当这时，我的孩子由知青集体户转到林场当工人，并由林场党支部推荐、林业局党委批准，录取为工农兵大学生。通知书到教育局招生办时，林业局就有几个阶级觉悟高的人说：林业系统有那么多贫下中农的孩子，为什么推荐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孩子？新调来的局长怕犯阶级路线错误，也不敢表态了，我找他的同事和战友说情也不行。我又找到局里一个阶级觉悟高的同志求情，我说：“孩子愿意学习，在林场表现很好，有这次机会不容易，我的家庭出身不应该影响到孩子。”可我怎么说也不行，闹得沸沸扬扬，全县城的人都知道了。我也真是一筹莫展了，录取通知书在教育局，没有林业局的介绍信就是不给。突然一天，县委办公室的一位秘书给我打电话说：“你孩子上学问题办妥了。”

　　原来在县委常委会上，在没有进行议事日程之前，长荣同志和大家谈了我孩子上学的事，大家都很气愤，当时就决定主管组织的书记找林业局，就说这是县委决定，让人家孩子上学。我孩子到大学报到时，已开学半个月了。

六

　　我常常扪心自问：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句话、一件事都以阶级斗争来衡量的特殊年代，我这么个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员，家庭出身地主，社会关系复杂的小小技术人员，能在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县人民政府机关一干就是三十来年，而且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这谈何容易？如果没有像长荣同志这样的领导，不顾个人安危，认真地、灵活地按党的政策办事，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我、爱护我，怎么会有我的今天？我是何其幸运啊！

　　可是，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一个布置，一个执行；一个提建议，一个做决策，一直是配合默契的工作关系。我们也都觉得除了工作关系以外，个人感情也非常好，只是谁都没有表露出来。从长荣同志来说，他完全是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领导干部应该做的，他可能从来也没想过需要我的报答。但对我来说，他为我所做的每件事，甚至为我说的每句话，都关系到我的前途和命运，对我至关重要。我却无以报答，不敢对他表现亲密关系，不敢显露对他的感激之情。三十年来，他甚至连一根烟都没抽过我的，我也没对他说过一句感谢的话。

　　我之所以始终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要说我怕给长荣同志添麻烦，怕他受到我的牵连，怕他因我而犯政治错误，这确实是一个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怕别人说我巴结领导，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想想，我感到自己很狭隘，跟长荣同志的无私相比，我心里实在愧得慌。而且这种愧，至今一直没有摆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新时期，各级政府机关也都恢复了正常。前岗公社（乡）党委书记调回县里任副县长，重点抓全县的林业工作。因为有先走一步的成功试点经验，又赶上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决定，农安县成为“三北”地区551个县之一，林业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三北”防护林建设中，提前一步实现了标准的田成方、林成网的防护林体系，受到了省、市和“三北”局的表彰和奖励。长荣同志虽已离休，这些成绩的取得他是功不可没的。我也入了党，晋了级，提了升。

‍

　　我退休以后，在吉林市的儿子家安度晚年。我久久不能忘怀的还是长荣同志。想起他在那个特殊年代，以自己对党的政策的灵活把握，以及对事业的无限忠诚，极力保护我这个技术人员的历历往事。我相信好人一生平安，他会健康长寿的。这篇文字，就算是我对他表达的感激之情吧！

刘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