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同学，如今我们都是七十古来稀的年龄了，我相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期盼有一天我们能相逢一笑，握手言欢，重温往日的友情。 ———作者

1984年8月20日，白求恩医科大学五九级毕业二十周年纪念照（局部）。前排右三为本文作者（戴眼镜），后排左三为李同学（穿深色裤子）

本文作者近照

　　我是一名外科医生，今年75岁了。47年前的一段往事，至今仍让我耿耿于怀，一想起来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文革”时，我因给朋友上纲上线，断送了我们的友谊。

　　1964年8月，我毕业于吉林医科大学（现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被分配到北京通县医院工作。与我一起被分配到该医院的，还有李同学。我在外科，他在眼科。我们同是一所学校毕业（同系不同班），在感情上是很亲近的。与他友好相处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与李同学友好相处的往事

　　在那个年代，能分配到首都北京，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我们颇感幸福和自豪。尤其是天安门，更使我们神往。1964年10月1日国庆节时，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游行。天还没亮，我们俩就兴致勃勃地去观看国庆盛况了。

　　国庆游行是有组织地进行的，道路被封闭，布下的层层岗哨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俩怎么转悠也到不了天安门广场。走累了、走饿了，我们就坐在路边休息一会儿。后来，我们被人流挤到中南海后院府右街一个叫烟囱胡同的地方。见胡同口有个小贩卖糖炒栗子，我俩就一人买一包。我们一边吃栗子，一边聆听着天安门广场方向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声、群众游行队伍口号声和彭真市长的讲话声。这对我们这些不能到天安门广场观礼的人来说，也算是个慰藉。

　　到下午晚些的时候，国庆游行结束了，我俩才连跑带颠地赶到了天安门广场。放眼四野，我们看到了天安门城楼的红灯笼，看到了广场四周高大美丽的建筑，看到了天上飘浮着的气球和地上落着的标语碎片……这也算是开眼界了！

　　回到医院，有人问我们：“参加游行了吗？”李同学说：“都走光了，我俩自己游行了。”

　　在我们上班三个多月的时候，北京市卫生局下令，让我们刚毕业上班的医生去北京南口农场劳动锻炼，走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和李同学被分在一个队里干活。我俩都是东北人，能吃能干又耐寒，精神饱满，热情高涨。我在李同学用的铁锹把上刻了“李老二专用”几个字，使“李老二”这个外号很快就在队里传开了。他瞪着眼睛对我吼道：“真扯淡！”我回了句：“没外号不发家嘛！”一场闹剧在我们的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中结束了。

　　李同学幽默，在劳动中闹出了不少笑料。那时已是冬季了，由于风沙的吹打，不少人脸被吹裂了。一个从南京医学院分来的胖女孩，尽管脸上擦了油脂，也挡不住一条条小裂纹。李同学逗她说：“你这是窝窝头中毒症。”我也随着起哄说：“对，就是窝窝头中毒症。”胖女孩不甘示弱，指着我们脸上的小裂纹，笑着反击：“你们这是怎么啦？是屁中毒吧？”把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南口农场劳动锻炼结束后，我们乘坐农场的大解放牌汽车到八达岭长城游览。我和李同学在长城上呼喊：“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城———我们来啦！”我们一起感受到了长城的宏伟气势，心情激动不已。

　　1965年盛夏时节，我和李同学去通惠河游泳。他找来从长春带来的游泳帽、游泳裤，信心十足地说：“我很早就学会了游泳。”通惠河曾是皇帝为运粮而开辟的，是条人工运河，河道很宽，水流也很急。我们下河后，先是一同嬉戏，打了一会儿水仗，后来，李同学游到没人深的水域时，突然哎哟哎哟地叫起来，腿肚子抽筋了。我急忙把他从深水区拖出来，背上了岸，连揉带按地帮他止住了抽筋。之后，我又独自向深水区游去。由于水流急，我靠岸费力，不由得向水闸方向漂去。李同学在岸上声嘶力竭地呼喊：“小段！危险！快上来！”我费了很大劲才游上了岸。

　　在岸上，我们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好险啊！这是我们共患难的见证。

　　远亲不如近邻。在我患病时，得到了他的照顾。一次我因车祸导致脑震荡，晚上睡觉时迷迷糊糊地说梦话，总喊“打麻雀”。寝室里就我们两人，他护理我一夜，天亮时又护送我住院治疗。

　　李同学比我小两岁，却比我成熟，在生活安排上很有道道儿，好像是我哥哥。我嗜好抽烟，他常劝我戒烟。看我一时半会儿戒不了，他说：“既然戒不了就尽量少抽，平时抽一般的，到过节时再买一包好烟（那时，一包大前门是三角九分钱，算是好烟了），不能把钱都顺烟冒了，还对身体不好。”

　　那时，我会很多种乐器。他很羡慕我，在别人面前夸我说：“小段有个眼儿就能整响，有个乐器就能让叫唤。”业余时间，他很热心、很虚心地向我学习，尤其喜欢拉手风琴，学得很用心，就是进步慢。与我们同住一个宿舍楼的五官科大夫卢子安会拉手风琴，有时候我们仨还会来个小合奏。宿舍楼里经常传出我们的乐器声和笑声，我真的很怀念那些美丽的日子。

“文革”开始，我们的友谊戛然而止

　　1966年，“文革”风暴的到来，打破了所有的平静，震荡着小小的通县医院，也震撼着每一个人的神经。通县医院是通县卫校附属医院，与卫校距离很近。“文革”初期，卫校就不怎么上课了，学生罢课闹革命，红卫兵们经常到我们医院骚扰。

　　一个星期日的中午，我在宿舍里教李同学拉手风琴。当李同学正在拉《小白船》舞曲时，有两三个卫校的红卫兵突然闯进来，向他厉声喝道：“你拉的是什么靡靡之音？怎么不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没等李同学回答，红卫兵们又问：“你是什么出身？”李同学被问住了，愣在那儿，因为他是“伪官吏”家庭出身，没法说出口。

　　我灵机一动，给他解了围。我说：“他是贫农成分。”那时，我还没有那么“左”，还知道保护朋友。

　　当那几个红卫兵看到李同学脚上穿着一双油黑锃亮的三接头皮鞋时，又说：“看来你是姓‘资’啊！应当把鞋尖给你剁去！”

　　好汉不吃眼前亏，面对红卫兵们咄咄逼人的气势，李同学马上把皮鞋从脚上脱下来，换上了拖鞋。

　　外边口哨一响，几个红卫兵呼啸而去。我们在心跳之余，长出了一口气。我当时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也被红卫兵们强行摘走了。事后，李同学笑着说：“这下可好，你比我还惨，我真不理解，难道眼镜也姓‘资’吗？”

　　在那个年代，越穷越革命，谁的穿戴好，就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此事过后不久，我们医院分成了两个造反派组织，一是以医生、护士为主体的“白衣战士医革会”，一个是以辅助科室人员为主体的“火种”。我和李同学都属于“白衣战士医革会”成员。

　　一天，医院团委委员李文（女）给我送来了红卫兵袖标，说我出身好，院里派我到天安门广场为红卫兵提供医疗服务。于是，我戴着红卫兵袖标，挎着药箱，先后五次到天安门广场，和红卫兵们一起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为此，院里许多人都羡慕我，我也感到无比荣耀……

　　在我们“白衣战士医革会”揪斗卫生部长钱信忠的大会上，我负责维持会场秩序。记得我当时身着深蓝色呢子服，臂戴红卫兵袖标，神气十足……

　　我在医院内的政治舞台上好风光啊！总是以一个坚定的左派形象出现，在极左思潮里越陷越深。

　　随着“文革”的深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迅速展开，由批刘邓、彭罗陆杨、老爷卫生部、各单位领导，直到认为“有问题”的普通群众，当时的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在医院的门诊大厅里，人们在悬挂的大字报里穿行，不时传来纸张的哗啦、哗啦声，严重地干扰了医疗秩序。

　　两派争斗越来越烈，对个人人身攻击越来越感兴趣。举几个例子，一位内科女医生，父亲是资本家，她个人穿戴也很讲究，说话细声细语，话语不多，走路轻手轻脚，一张大字报批她是资产阶级小姐，不能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二是批××护士生活作风有问题，后来她真的被挂牌批斗，还被剃了头发；三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妇产科主任的一次医疗事故被大字报上纲上线，因其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曾在阎锡山的部队里当过少尉排长，于是她几次被揪斗，说她是阶级报复。结果是悲惨的，由于经受不起侮辱和折磨，他们爷俩一起服毒自杀了。多数人为之叹息，也有少数人认为这爷俩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

　　我虽不是以上这些事件的主谋，但都有我参加的身影。

　　当时由于极左思潮泛滥，许多父子、父母、兄弟、同志、亲友因观点不同反目成仇，我和李同学也是如此。本来，我俩关系很好，他给我的印象是风流、潇洒，颀长的身材，走路快，语言流畅、幽默。可由于“文革”的风云突变，他在我心目中变成了另外一副形象：披着黑色呢子大衣，走路威风凛凛，神态傲慢自信。他父亲曾是国民党校级军医。他说过，那是他父亲飞黄腾达的年代，那件呢子大衣就是他父亲那个时候穿过的，现在给他穿了。他还说过，披上比穿上有风度。

　　还有，他在医院里处的女朋友，家庭出身也是“伪官吏”。曾有人对我说：“他俩真是门当户对、臭味相投啊！”我当时听起来，也觉得顺风顺耳，认为他和女朋友都是资产阶级队伍里的人。

　　一天晚上，他在门诊大厅看了大字报，又和几个人辩论一阵子。回到宿舍后他情绪激动地对我说：“大字报上说什么要横扫一切国民党残渣余孽……你说，傅作义是国民党不？他还投诚起义了呢……不应不问青红皂白，一概而论……”

　　趁他沉默一会，我意味深长地说：“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当然看法也不同，这是由阶级本性决定的。”

　　他听后立刻向我怒吼道：“出身好也不一定都是革命的，那刘青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天津市委书记）还被毛主席亲手批的枪毙呢！”

　　然后，他拂袖而去。门在他身后咣当一声，把我一个人晾在屋里。我左思右想：我的话是不是对他刺激太大了？管他呢，我说的是事实啊！

　　就是我的这句话，为我们以后的隔阂埋下了隐患。后来，我在造反派头目面前也讲究过他，说他没有同他“伪官吏”的爸爸划清界限。我背后说他的话可能也传到他耳朵里了。

　　“文革”越搞越乱，各派争斗难分难解。我们外科去非洲几内亚医疗援助的董书记来信说：要我们站稳立场。可哪派是正确的我都分不清，要我站稳什么立场啊！

　　混乱的年代里，我的脑子里也是乱哄哄的。我主动要求下乡巡回医疗，躲一躲这疯狂的世界。练个多面手回东北老家当个小大夫，也挺好。那时我什么理想、前途的概念都没了，只想回老家过个团圆、清静的日子。

　　1969年12月，我要返回原籍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在我要调回东北老家走“六二六”道路之际，李同学只是礼节性地帮我整理了行装，神情淡漠，没有留恋道别和祝福的话语。我心里不是滋味，如鲠在喉。我想，我是彻底把他得罪了。我带着对他的愧疚之感，踏上了回乡的路。

真诚道歉，期盼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回到东北后，几次想提笔给他写封道歉的信。可是我犹豫了，如果他不给我回信怎么办？那我不是落个烧鸡大窝脖———下不来台吗？想了想，还是算了吧。

　　1984年，我们学校五九级毕业生来长春参加毕业20周年纪念会。在学校基础楼的台阶上，我们又相遇了。可他在我身边没有停止脚步，只是向我摆了摆手，口中“噢”了一声就过去了，算是跟我打了招呼。我本想借此机会和他握手言欢，叙叙旧，向他表示歉意，可看到他匆匆走过我身旁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凉了，被晾到尴尬的境地。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极左思潮泛滥，以阶级斗争为纲，凡事都上纲上线，有很多父子、兄弟、亲朋好友间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反目成仇。上纲上线，作为思想方法、话语方式，是“文革”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集中表现。“纲”和“线”，就是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大是大非。这种方法要求：看待人和事物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在“文革”中，经常把一般问题、非原则问题，也当做原则问题看待、处理，使其显现出特别的严重性。比如，丢一个吃剩的馒头、迟到几分钟、穿高价时髦衣服、看西方哲学文学名著、对党员干部个人的不满，等等，必须从生活作风、组织纪律、思想意识、崇洋媚外、对党和国家的态度等角度来认识。局部问题被夸大为全局问题，认识问题被夸大为立场问题，成了流行病。

　　用这种简单化（没有例外的一刀切）、绝对化（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对人对事，不是个人品质、个人行为的特征，而是整整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的特点。在当时的情势下，越是敢于上纲上线，越是勇敢，觉悟、水平越高，政治前途越远大，越能得到重用。在此背景下，人们的言行充满了无事生非的特点，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造成强烈的不安定的气氛，弄得人人自危，生怕偶有疏忽就会被人抓住把柄，不敢说话，不敢做事。

　　我这么一解释，年轻读者就不难理解，我说李同学的话是由“阶级本性决定的”，对他的伤害有多大，对他的危害有多深。所以，李同学生我的气，一直都不理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年，我和李同学携手走出同一所校园，坐上同一趟列车来到北京，分到同一所医院工作。我们同住一室，相处得亲如兄弟。虽然时间很短，但我永远怀念那段的日子。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断了我们的友谊。都怪我在思想上“左”得厉害，有出身优越感，看不惯出身不好的人。当时，我从心底里认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你是资产阶级，你就自觉不自觉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你是无产阶级，你就自觉不自觉地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是由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李同学出身不好，其阶级本性就决定他不会有好的言行。正因如此，我改变了对他的态度，用语言伤害他。事实证明，他当年的观点是正确的，相比之下，我的思想却极其偏颇，极其荒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希望李同学谅解我当年的过错吧！

　　在这里，我想对李同学说：“老李，你我已分别四十多年了，你对我的好我还记得，可我对你的错你还记得吗？如今我们都是七十古来稀的年龄了，我相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期盼有一天我们能相逢一笑，握手言欢，重温往日的友情。”

段玉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