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平和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要善意地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要永远保持一种真诚、友爱、宽容、健康的心态，用心去画好自己的人生之图。 ———作者

有件事困扰了我很久，我得承认，越早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我可能就越感到自在些，那就是———我曾状告师首长，为的是———7块钱一月的奖励工资。

　　两战两胜，集体立功

　　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为了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全军迅速掀起了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的练兵热潮。为了检阅部队的训练成果，总参通信兵部决定在全军组织一次大型的通信兵比武活动，要求全军各部队做好准备。

　　沈阳军区司令部通信兵部当即发出通知，要求全区通信分队加强军事训练，认真做好参加比武的准备工作，同时还组织力量，下部队摸情况、搞调硏。

　　当军区派人来16集团军摸底检查时，对我们46师通信科的训练情况进行了测试，认为我们几位参谋的潜在能力很大，只要稍加训练，一定能出好成绩，建议我们科参加军区的选拔赛。有了他们的一席话，军里就决定我们科代表军参加军区参谋“六会”（即会写、会画、会传、会读、会记、会算）的选拔赛。当时，我是这个科的科长。

　　为了比赛、战备训练两不误，我就让胡国庭和朱援朝两位参谋负责全师战备执勤和通信分队的训练工作，而我则带领科里谭凤岐、张新民、李茂生三位参谋，一共四人去参加军区的选拔赛。

　　要说我们科里的这些参谋，可谓各有特点，都是科里的骨干。谭凤岐同志是武汉通信学院毕业，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善于动脑子、出点子、想办法，写作能力强，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张新民同志智商高，业务能力强，参谋业务精通，文化水平较高，特别是能写一手好字；李茂生同志年轻有朝气，能吃苦，肯学习，善钻研，工作认真，非常有敬业精神，是科里的新生力量……

　　参赛有三位主力参谋上阵，我心里还是有数的。我只是有点担心自己，毕竟我年纪太大，已45岁有余，文化水平又低，记性差，怕拖大家的后腿。但我不能退缩，因为在我们师的字典里，从来没有“退缩”二字。

　　我想起了我们师的前辈们，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战备训练中，他们从来都不畏艰难，勇挑重担，敢于争第一，为我师争得了荣誉。

　　记得那时我师还在朝鲜战场前线，在志愿军内经过层层比武选拔，136团五连二排被选为志愿军的代表队，于1955年10月出席在北京进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排军体比武，其中参赛单位共14个，参赛项目8个（射击、刺杀、投弹、单杠、双杠、木马、障碍、拔河）。在比武中，他们在强大的对手面前，英勇顽强，一鼓作气，夺得了7项冠军、1项亚军，轰动全军，受到叶剑英元帅、罗瑞卿总参谋长的高度赞誉和亲切接见，还拍了纪录片在全军放映。

　　1964年，我师通信科最年轻的参谋许青园同志，带领师通信营无线电连的8个小伙子，在同年7月代表沈阳军区参加全军济南通信兵大比武，他们每人的发报都在平均分速130码以上，夺得了亚军。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信心十足。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大家都抓紧时间进行训练，一天训练十多个小时，没人叫苦叫累。

　　1978年5月，在沈阳军区选拔比赛中，我们科的通信参谋“六会”获得了总分第一名，拿到了去总参谋部比赛的入场券，我也获得了个人总分第一名。我们初战告捷。

　　同年8月，军区为了更充分地做好比赛准备，又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比赛，我们科再次夺得了全区第一名。为此，军里为我们科记集体三等功，并分别给我们四人都记了三等功。我们科还被授予“学习硬六连先进集体”的称号（硬六连是南京军区的优秀连队，当时全军都在开展向他们学习的活动）。

　　后来，由于对越自卫反击战，总参谋部取消了这次大比武活动。

　　把成绩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这两战两胜，本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却沾沾自喜，不知天高地厚，把成绩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忘记了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是与那些为我们参加比赛所付出辛勤劳动的领导和同志们分不开的，他们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比如1978年3月，当军里确定我们科要参加比赛时，军司令部通信处林四维处长，考虑到我们长时间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底子薄，基础差，为了尽快提高我们的训练质量，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还是下决心由他亲自带队，让我们科里的同志坐飞机前往太原市，到友军去参观学习，好好学习友军的经验。友军通信参谋的“六会”表演作业，让我们大开了眼界。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友军的“六会”训练的确很过硬，画出的首长决心图准确美观，看不出是用手画的，就像是机器印刷出来的一样；在读、写、记、算方面，手到口到，其熟练程度就别提了。我们与友军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要想赛出好成绩，非得下苦功夫训练不可。友军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也给我们打了强心剂，使我们明确了努力的方向，提高了苦练的决心，为参加比赛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从友军处学习回来，为了加强我们的训练，军司令部通信处又派处里最得力、最有经验的程山参谋来领导我们的训练，并把我们安排在省军区招待所进行封闭训练。程参谋和我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对我们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从不放过我们训练中任何一个缺点和毛病。所以，我们只经过短时间的训练，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

　　当我们拿到参赛的入场券后，军区通信兵部的领导就更加重视我们的训练了。通信兵部训练科的孔令波科长，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他亲自去旅大警备区把最好的标图教员———刘教员调来，教我们如何画好首长决心图和通信联络图，又抽调军区通信训练大队的曲大队长，专门领导我们科的训练。刘教员和曲大队长为我们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从打基础、练基本功入手，从每一个细节抓起，不放过任何一个小毛病。他们要求我们要做到：画要画得准确，一挥而就；记要记得牢，记得准，反应快，不假思索便能对答如流；写要写得明白，字体端正，语言通顺。

　　如果离开了上级领导的正确指导和高度关注，我们是不会有这样好的成绩的。可我却没有看到这些，而是把成绩和荣誉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盲目自恋，目中无人，自认为了不起，产生了严重的居功自傲情绪。我不但不感激上级领导的关怀，反而向组织伸手要报酬，当达不到个人欲望时，就对师首长极为不满，甚至公开上书军首长，告他们的状。

　　没有得到奖励工资名额，上书状告师首长

　　当我们从军区比赛回来时，正好赶上师里有几个奖励一级工资的名额，据说我们科里会有一个名额。我心想，我带领大家立了这么大的功，这奖励工资的名额一定是我的。那时我根本没有考虑科里其他三位参谋是否要给予奖励工资，也没有想到去为他们争取一下，我一心想着的只有自己。可见，我这人的私心有多大，哪还有一点当领导的风度？

　　后来，当我得知这个奖励工资的名额给了我们科里最年轻的李茂生，而没有我的份儿时，我就非常不高兴，有意见，闹情绪，认为师首长办事太不公平，心里非常窝火。

　　因为这件事，又让我想起了以前发生的一件令我特别憋气、窝火、想不通的事情。

　　那是在1969年10月，我师从中苏边境执行战备任务返回长春时，部队没有返回营地，而是在长春郊区进行野外训练，随时准备打仗。为了适应战备需要，解决营以下通信联络问题，我征得136团团首长的同意，并在团首长的大力支持下，同科里的谭凤岐参谋一起，在136团三连蹲点，抓简易通信训练。

　　经过短时间的摸索和反复训练，连队干部战士都能听懂各种军号号谱，熟记各种简易信号，连长、排长还学会了步话机的使用，较好地解决了营以下联络不畅的问题。为此，我写了一份电报，将三连的训练情况向军里和沈阳军区做了汇报。我在写到训练效果时说：“使用简易通信后，指挥员的指挥就像按电钮一样灵活。”电报引起了军区首长的重视，并责成军区通信兵部在我师召开现场会，推广三连简易通信训练经验。

　　为了进一步推广三连的做法，军区通信兵部还专门编辑了一本小册子，封面是红色的，故称“小红本”。与此同时，该团九连是1964年国防部授予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模范红九连”，军区也出了一本书，介绍九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封面也是红色的。事后就有人批评我用三连简易通信的小红本，去冲击红九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红本，是“军事冲击政治，以本对本”。我为了接受批评，在抓连队建设时，也注重抓连队的毛主席著作学习，还亲自带着无线电连的同志到红九连取经。这样一来，又有人批评我偏重政治，轻视军事训练，对我的做法不满意，从此我又戴上了“政治科长”的帽子。这次参加比赛，我也是憋了一口气，就是要干出个样子来，摘掉我这个“政治科长”的帽子。

　　可是，事后我觉得，尽管我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可还是没有得到师首长的充分认可，不然他们怎么没有考虑给我一个奖励工资的名额呢？就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我怨气冲天，不顾一切，把矛头指向了师首长。我写信上书，向军首长诉苦，告师首长（包括师长、政委等）的状。

　　我在信中说的话至今还记得几句，比如“师首长只要马儿跑，不要马儿吃草，干活时想到咱，有好事就把咱忘到脑后去了，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师首长不关心咱，在师首长心目中没有咱的位置”；“自己想起此事就寒心、伤心、痛心”等等。在信中，我把师首长说得一无是处，有的话甚至说得更难听，总之就是不顾一切地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怨气。

　　事与愿违，悔不当初

　　可事与愿违，军首长将我写给他的信交给了我们的师首长，让他们做我的思想工作。我的这封告状信，使师首长对我产生了很不好的看法，认为我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大张旗鼓地向组织伸手要报酬，是典型的个人主义。

　　不久，在师里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师长在谈到当前干部中产生的不良倾向时，不指名地批评了我。他说：“现在有个别干部，取得一点成绩，就向组织伸手要报酬，达不到个人愿望，就发泄不满，说我们是实用主义，甚至说我们心中没有他的位置。请这位同志还是好好想想吧！试问，是我们心中没有你的位置，还是你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啊？”

　　事情没解决，反而挨顿批，我当时很不服气，还产生了抵触情绪。会后我曾经跟科里的同志们抱怨：“师首长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太没人情味了！”现在看来，我当时是被一己私利蒙住了眼睛。为了得到一级奖励工资，我采用一种很卑劣的手段，写信上书，抬高自己，贬低师首长，这是极不应该的，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大局观念。正如师长批评我的那样，不是师首长心里没有我的位置，而是我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本末倒置，把个人利益凌驾于组织之上，让师首长受到了无端的伤害。

　　我的错误做法，在群众中也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大家对我议论纷纷，评价降低。我这叫自作自受，自食其果。其实，一级奖励工资才7元钱，本来算不了什么大事，而为了这区区7元钱，我却大动干戈，这是何苦呢？我真是悔不当初。

　　事后我醒悟到，我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心胸狭窄，极端自我。正因如此，我遇事才会感到委屈、心酸、痛苦，才会觉得师首长对不起自己，他们都是错的，唯有我才是对的———我的科在比赛中得了两次第一，我出力最多，也最应该得到一级奖励工资。

　　有幸的是，师首长并没有再追究我，而是一如既往地重用我，没有给我小鞋穿。我很遗憾当时没有向师首长道歉，但师长在会上不点名批评我的话在我以后的生活中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我渐渐明白了生活本身的确是酸甜苦辣、丰富多彩的，但做人的情操和理念却是自己可以牢牢把握的。我要平和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我要善意地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我要永远保持一种真诚、友爱、宽容、健康的心态，用心地去画好自己的人生之图。

　　这件事，是我后半生永不丢弃的镜子，既照我的言行，也照我的内心，我愿意把这面镜子送给所有有自省精神的人。

　　张一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