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37个年头。回想往事，我的内心依然充满了内疚和懊悔。我多想再回去看看啊！很想他们。 ———作者

1973年，吉林省商业厅搞文艺汇演时，我们吉林省石油公司参演京剧《红灯记》片断“赴宴斗鸠山”。我（后排左一）演那个抓李玉和的反派人物，二排左三的崔梦云演李玉和，他后来任我们工作队的队长

我（右）是单位的文艺骨干

　　时光似箭，岁月如梭，人生不经搁，转眼之间我已经68岁了。人到了这个年纪，经历了很多岁月，且大多日子已在记忆中了无痕迹了。可我却永远忘不了1976年，那是我人生中教训最深刻的一年。

　　1976年1月，31岁的我作为吉林省石油公司（现中石油吉林省公司）的一名普通干部，参加了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的党的基本路线工作队。 我们一行12人在工作队长崔梦云的带领下，来到了吉林省永吉县万昌公社暖泉子大队。暖泉子大队下设12个小队（一个自然屯为一个小队），我被派到一小队。

　　当年正逢“文革”末尾，“四人帮”横行一时，“极左思潮”泛滥，中国的未来时刻让人担心。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发生了很多不该发生的事，让我刻骨铭心，并愧悔至今。

作为工作队的一员， 我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接待

　　暖泉子大队位于九台县和永吉县交界处，因大队有一处长年流出的泉水而得名。暖泉子大队一小队虽然离长春路途不算远，但交通十分不便，从长吉北线乘车需一个半小时，到达公社后，还需要步行10公里，还需要两个多小时。好在生产队派来了一辆马车，把我接了过去。

　　一路上和队长、车老板闲谈了起来。队长姓金，和我年龄相仿。看起来，他不像一般农民质朴、憨厚，而是能说善讲，很精明的样子。他待人热情，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队里的情况。 全队有40户人家，耕地40垧（旧时土地面积单位，各地不同，东北地区多数地方一垧合15亩），收入很低，全部是大苞米当家。说起生产队的贫困状况，金队长开玩笑地对我说：“带响的只有几只公鸡早晨发出的打鸣声，还有一口挂在树上的大铁锅———每当早晨上工和队里开会时，会把它敲得铛铛响。能转的就是这辆要散了架的马车。 社员们的生活处在最低水平线上。 ”

　　社员们听说省里派工作队来了， 内心充满了期待和希望。 屯里贴满了欢迎我的标语，不请自来的欢迎人群蜂拥而来。 金队长和乡亲们七手八脚地帮我搬运行李，把我让到了老房东刘福家。在交谈中，我得知，刘福已经60岁了， 身边有一个老儿子刚刚念初中，以农为生。 老人家听说工作队的人住他家，特地往灶坑里多加了几把柴，把热炕头留给了我。 窗外围拢了很多小孩，热闹得和过年一样。

　　由于工作队刚刚组建， 我们到底担负着什么任务， 全工作队的人都等着省里的通知。

　　一周后， 让所有工作队员到公社开会，传达省里有关精神。 我们的任务是：宣传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农业生产，号召农业学大寨。 同时又强调了工作队的几点注意事项，特别强调了要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站稳阶级立场，与成分不好的人划清界限，不去他们家里吃派饭。

　　我是一个城里生、城里长的人，出了校门就直接分到了工作岗位， 在校期间我所学的专业是财务会计，除了工作之外，比较擅长文艺，是单位的文艺骨干。可我对农业方面的知识却是一片空白，五谷不分，在这里我所见到的都是第一次， 看见什么都有一种新鲜感。

　　要说如何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尤其是在那种“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就认为养花种草、种经济作物、打鱼摸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而鼓吹一时的白卷先生张铁生就是青年们学习的榜样。

　　为了搞好农业生产，一开始我做的工作是到各家各户找社员们谈心，了解队里的生产、收入、分配等情况。

　　我了解到，生产队打下的粮食，扣除一年分给社员的口粮外，留下的资金和种子已经为数不多了，每年要靠银行贷款才能买上化肥和种子。 如何把农业生产搞好，我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

引水入田、 引水上山的大会战以失败告终

　　在工作队到来之前， 也就是1975年的秋季，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全队40垧耕地已全部由旱田改成了水田。 平地的池埂子已经打好，坡地的梯田也已经修好。

　　1976年4月，春播即将开始，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引水入田、引水上山。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把离小队二十多里地的石头口门水库的水引过来，谈何容易？

　　公社决定借现有的沟渠引水。 因为暖泉子大队的其他一些小队，本来就有水田，灌溉用水都从石头口门水库引来， 沟渠是现成的， 我们只要把人家沟渠里的水引过来就行了。 这就需要新挖一段连接我们屯耕地的沟渠。而这段沟渠至少有四五里地，仅靠我们小队的人力物力， 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巨大的工作量是相当困难的。于是，公社号召搞一场修渠挖沟大会战， 要求暖泉子大队的全体社员共同参与， 就是硬要把水引过来。“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都要来挖沟修渠。

　　这场大会战就在事前毫无论证的情况下开始了。 这种干法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大干苦干加蛮干，没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经过一周左右的大会战，沟挖通了，渠修好了。可是，水刚一引过来，沟就塌了，渠就堵了，水根本入不了田，也上不了山。 这场修渠挖沟大会战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眼看着就要错过农时了，广大社员都紧锁双眉，唉声叹气，急得直跺脚，气得直骂娘。

　　受埋怨最多、挨骂最厉害的是金队长，因为他是生产队的带头人。金队长感到很委屈，免不了发几句牢骚：“学大寨没错，但也得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啊！这事我压根就不同意，可上边和工作队硬要这样干，我有什么办法？我这个‘七品芝麻官’负不起这个责任……”

　　金队长说的没错，这事不怪他。在大会战之前，我和他曾一同去公社参加动员大会。动员大会一结束， 金队长就向我提出反对意见。 他认为，已经到春播时节了，劳动力紧张，没有闲人去挖沟修渠；还有，挖沟修渠得占用很多耕地，耕地面积会受影响；另外，一小队坡地多，适合种苞米，原来种的也都是苞米， 社员们没有种水田的经验和技能。 总之，他觉得种水田不可行，挖沟修渠除了瞎折腾人，啥用也没有。可我根本听不进金队长的意见，作为工作队的一员，我能做的就是一切都按上级指示办。所以，我对金队长下了死命令：“这是上级精神，你必须照办。 ”

　　当公社、大队知道我们小队引水失败、人心波动的情况后，把责任都推给了生产队长；并不时地上纲上线，说生产队长没带头把活干好，就是不成心学大寨，还把责任往上边推，属于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求我必须把生产队长撤掉。

　　我心知肚明，金队长是个称职的好队长，在一小队里还没有能代替他的人。 如果把他撤了，我又什么都不懂，想要搞好农业生产就更没指望了。可是迫于公社的压力，我又不得不把队长撤掉。 无奈之下，我只得偷梁换柱，把生产队的副队长给撤了。 反正公社只说让我撤队长，没说到底是撤正的还是撤副的，我就抓了副队长这个“替罪羊”，蒙混过关了。

　　可如何选出新的副队长又碰上了大难题。全队40户人家，是两大姓，一半姓金，一半姓李。姓金的推荐金氏家族，姓李的推荐李氏家族，来了一个一半对一半，五五平分。 无奈之下，我在违背民意的情况下，将一位新搬来的外姓农户———一位转业军人死拉硬拽地推上了台，让他当上了副队长。

又是一场大会战， 把水田又改回了旱田

　　旱田改水田失败了，公社、大队又下令把水田再改回旱田。

　　把水田改回旱田，也不容易。40垧地， 要把已经打好的池埂子全部推掉， 工作量相当大。

　　眼下芒种已到。俗语说，过了芒种，不可强种。季节不等人啊！大队就号召再搞一场大会战，这次参加者是大队的全体民兵，都是壮劳力。 一小队一下子来了百十号人，可忙坏了金队长他们。虽说来的人不计报酬，但出于人情总得供顿午饭啊！场院里架起了两口大铁锅，每人按一斤半下的米，多年不用的水磨派上了用场，做了几板大豆腐，勉强维持了午饭。

　　经过一整天的折腾，水田又改回了旱田。但种什么又成了难道。大队说荞麦生长期短让种荞麦。 当时广大社员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荞麦伤地，今年种完明年种什么也不长。 但我说，不种荞麦种什么都来不及了，地里不能绝收。看我坚持按大队的指令办，社员们也就不再持反对意见了。 因为当时大队的态度强硬， 同时又往不好好学大寨上扯，还往阶级斗争这根线上拉，大家都怕惹火烧身。

　　那个年代，什么都往阶级斗争这根线上拉。像金队长没有带头把沟渠修好，对上级的决定不满、发牢骚，被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社员们不听话，让种啥不种啥，也被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农村如此，城里更甚。 记得我在参加工作队之前，我单位办公室有一个同志，他用钢笔在办公桌上随意写了“我万岁”三个字，被另一个同志发现，报告了公安局。 公安局火速赶来办公室做笔迹鉴定，如临大敌。 这个同志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转眼间就成了阶级敌人，大会批小会斗。还有更戏剧性的一幕，也是在我们单位。 有个姓王的普通职工，他在批斗走资派包正权经理的大会上，大声喝问包经理：“你有错误为什么不承认？人人都会犯错误， 毛主席还犯错误呢，你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话音未落就引起轩然大波，他当即被挂上了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批倒批臭。 他本来是个“根红苗壮”的工农群众， 却因为一句话成了现行反革命，顷刻间从天堂到了地狱。 现在看来极其荒唐，跟笑话一样，但在那个年代，因言获罪的事比比皆是，屡见不鲜。

　　地是种完了，苗也出来了，可是苗没出齐，秧也不壮啊！ 尤其是梯田里，因为黄土被翻出来了，黑土不见了，一棵苗也没出，只有几颗生命力极强的野生麻孤单单地立在那里……

　　社员们看到这一凄凉的场面，哭都哭不出声来。

　　作为工作队的一名队员，我是这些错误指令的执行者。其实，我也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我所做的，并非是我想做的。 可我又不能不按上级的精神办，我真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 当时我真想当一个逃兵，一走了之，不当这个工作队员了。

　　“这哪里是省里派来的工作队，这分明是坑农害农的害民队。”在田间地头，大街小巷，社员们看到我，表情呆滞，当初欢迎我的笑脸不见了，议论多了，明里暗里都在指责我，甚至都躲着我，不愿意看到我。

　　失败的事实摆在面前，让我无地自容，我知道我错了，心如刀割一般，是我的错伤害了大家。

　　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当我连声对大家说“对不起”时，有些社员表示理解，有些社员却不吃我这套：“你的一声对不起就能换回我们一年的收成吗？ ”

　　年终结算下来了， 这40垧地打下的粮食，按社员们的话说，仅够鸟吃的。 社员们一年的辛勤汗水付之东流。 这在城里叫亏损，在当地农村叫“倒刨”。“倒刨”的意思是：春播时，农民需要向银行贷款，买种子买化肥，等到秋收卖粮时再还贷款；如果农民交不上公粮，就还不上银行的贷款，就欠了银行的钱。

　　我无脸面对这一切，但又很无奈。为了在社员们面前挽回一点面子，我向大队、公社反映了生产队的实际情况，公社最后决定划拨了一台手扶拖拉机给一小队作为补偿。 虽然大队、公社口头上一直不承认他们指挥失误，但心里还是有数的。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回想起这一年里难忘的日日夜夜。

　　社员们把热乎乎的、 平日里舍不得吃的大米饭端到我面前。 应季的各种蔬菜给我炒上几个。整日里问寒问暖。尤其是杀年猪的时候，把我请到家中，白肉血肠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 农村的活我不会干，他们就手把手地教我。 铲地、割地的时候，都抢着接我，生怕我累坏了。一幕幕温暖的场景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他们是多么朴实、善良、勤劳的农民啊！在他们眼里，我是省城来的，是有见识的人，对我抱着很大希望， 指望我能带他们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 可我却辜负了他们，不但没有把他们领上富裕路， 反而把他们折腾得更穷、更苦了。

工作队撤点，我始终惦记着乡亲们

　　1976年底，工作队撤点，至此，我整整在一小队工作了一年。我回城后，始终惦记着那里的乡亲们，总想回去看看。但我一直没有勇气去见他们。直到1991年，也就是我离开暖泉子大队15年之后，我才鼓起了勇气， 下定了决心，利用几天假期回到了那里。

　　经过一番乔装打扮， 我准备来一个暗地探访， 其实就是想看看那里的情况，了却多年心愿。 可我刚一进屯就被乡亲们认出来了， 都说当年的工作队来了， 那股热乎劲， 与我当年来时一样让人感动。 乡亲们把我迎进了家门， 拉在炕头上， 倒上一杯热茶，唠起了家常话。大家七嘴八舌，说了好多、 好多话， 但我感受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当年的小李如今变成了老李，过去的就算过去了， 你办的错事不怪你， 是一条错误的路线害了你， 害了我们大家，过去的老皇历不提了。 ”

　　乡亲们带着我沿街道两旁一 一介绍：新房盖起来了，树成荫、柳成行了，各种机械运转起来了， 缺吃少穿的日子都已成为过去， 生活越来越好了， 暖泉子真正暖起来了。

　　看到这一切，我深感不虚此行。 为什么同样的人种同样的地，而结出的果实却不一样了呢？ 答案只有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好政策给这里带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暖泉子大队一小队；没有好政策，农民就会穷一辈子。只有政策好了，农民才会富起来，并代代富下去。

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朴实厚道的乡亲们原谅了我， 可我却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 瞧瞧我那一年都干了什么事啊，可把乡亲们坑惨了。

　　反思过往，我的错误在于：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我是上级错误指令的执行者，也是上级错误指令的代言人。公社、大队脱离实际瞎指挥，我则不分青红皂白，盲目执行，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我本是庄稼活的门外汉，上级让我咋干我就咋。 而上级犯了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不因地制宜，不讲科学种田，不结合生产队的实际情况，盲目指导农业生产，结果造成了折腾农民、粮食不够吃、缴不上公粮的严重后果。我作为一名省里派来的工作队员，主要是来搞好农业生产的，可我却对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一窍不通， 又不懂装懂，听不进群众的意见。 可谓是：上级喊一我喊一，上级喊二我喊二，对上级唯命是从，结果损害的是群众的利益。

　　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37个年头。回想往事，我的内心依然充满了内疚和懊悔。是我的过错，坑害了乡亲们。 我多想再回去看看啊！很想他们。

　　李永革

“扪心”征文

　　“扪心”作为一个词，《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摸摸胸口，表示反省：扪心自问；清夜扪心。”

　　“扪心”在这里是一个版面，“忏悔录”是我们给它设置的重要栏目。这是一个以“心灵的自我鞭笞”为最终定位和品质追求的栏目，推崇“没有反思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和“吾日三省吾身”的价值观，通过作者对于自己心路历程的关注和再思考，以忏悔的方式完成自我人格的升华，从而宣示“人性的光辉，忏悔的力量”。

　　■征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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