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母亲有福吗？福在哪里？命好吗？好在哪里？眼看着母亲古稀已逾，步履蹒跚，白发如雪，老泪纵横，我们五个儿女，却不能在她身边朝夕相伴，端茶送饭，欢声笑语，回忆从前。我的心有些凉，不敢设想我们的儿女将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作者

我工作的地方在西北边陲的塔城市区，母亲却常住在准噶尔盆地内的奎屯市区，有段时间，母亲居住在乌鲁木齐市区的弟弟家中。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我每年见到母亲不过三五次，也是匆匆相见，惶惶而别。有时探亲，母亲话匣子刚打开，兴高采烈地说东道西，激动不已地指点江山，一阵儿提起了过去，一会儿说起了现在，我根本就不忍心突然地离她而去。但这时接到通知，思来想去，工作在身，不走又不行，万一误了公事，担当不起，还要惹母亲生气，就狠着心走了。

　　其实对一个国家干部而言，凡事不能完全随心所欲，遵守机关制度是最起码的，也是母亲一贯要求我们的。母亲经常叮嘱我们：“你们都是公务员，这份工作不容易，责任重大，不要偷懒，不要犯法，要好好学，好好干……”所以，多少年来，我每次探亲都是怀着万分急切的心情，盼望着快一点见到日夜挂念的母亲。可是，真正见到母亲，看到她老人家一切都好，声音还是那么洪亮，思维还是那么清晰，行动还是那么灵活，家务还是能做那么多，我又放心了，说不上半天话，就又要急着离她而去。

　　当我真的上车要走的那一刻，看到母亲神态、表情、话语上细微的变化，我心里都非常难受，很不是滋味。但我毫无办法，只有强忍着心里的疼痛，挥别亲爱的母亲。我知道，母亲是为了我那繁忙的工作，才忍痛割爱，让我快点回去的。

　　当我坐上汽车，走在回程的路上，内心冲突迭起，久久不能平静。我有时甚至会想，还是个体户自由，想干啥就干啥，想在哪就在哪，不用考虑考勤，不怕调来调去。

　　我默默地说：母亲，人家都羡慕你，说你命好，丈夫当局长，儿女当干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其实，母亲吃的苦、受的罪，又有多少人知道？

回乡那一幕，我们像难民一样

　　就说十年动乱，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回乡下老家那一幕吧！寒冬腊月，冰天雪地，坐上托里县供销社采购年货的敞篷货运汽车（是个老解放，托里县唯一的一辆汽车，詹乐洪叔叔开的），我和弟弟妹妹坐在驾驶室里，母亲和哥哥坐在车厢上边的货物上。我们都穿着棉大衣，盖着大厚被子。

　　因为山路崎岖，路况不好，汽车出了县城就在庙尔沟的山里转来转去，绕来绕去，像个老牛车爬坡一样，哼哼唧唧，匍匐前进，一会儿费劲地爬到山上，一会儿慌张地冲到山下。就这样，我们顶风冒雪，翻山越岭，走了整整三天多才到乌鲁木齐。

　　记得中途还在沙湾县等两个县的旅社各住了一夜，好像住的都是土房子，烧的都是铁炉子。说是旅社，其实就是一个大路边的车马店。进了屋子，一个大通铺上铺的全是麦草，我们母子五人啃了一些窝窝头，喝了一些白开水，就挤在一个大被子里过夜。

　　后半夜天真冷，把我们全都冻醒了。寒风吹动着大棉布帘子，猛烈地撞击着大木门，好像是有坏人要钻进来一样，我们心里都很害怕，谁也不敢说一句话。

　　父亲虽然人在乌鲁木齐，可当时形势很紧张，派性闹得很厉害，父亲又是一个“当权派”，不能乱说乱动，不能请假出门，就跟我们说他工作很忙，所以没有亲自送我们到火车站。父亲委托他在铁路上工作的一个亲戚，叫谭一平的叔叔（他是人民警察），把我们亲自送上火车。

　　由于火车上人多没有空座位，白天我们就挤在烧水房外那一小块地方打闹玩耍，母亲小心翼翼地看护着我们几个孩子，总是怕晃荡的列车夹伤了我们的手脚。有时候看见打水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排队拥挤，又吵又闹的，母亲又怕烫伤我们落下残疾，就把我们带到旅客上下车的通道门口处稍站一会儿，让我们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叫我们靠在自己带的行李上稍微休息一下，不要惹事。晚上困得不行了，挺也挺不住了，母亲抱着弟弟妹妹靠在行李上迷糊一阵子，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就钻在别人的座位底下美美地睡上一觉。天亮了，肚子饿了，我们才爬起来，找母亲要吃要喝，你争我夺，哭哭笑笑，打打闹闹。

　　这一路上十分危险，非常艰难，大人缺吃少喝，孩子哭喊不停，一个大人带五个未成年的孩子，举目无亲，顾此失彼，走了三天三夜，就像走了一年。我们终于熬到了头，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咸阳火车站。

　　那时从火车上下来，我们就像一个逃荒的难民队伍一样，大的领小的，母亲抱幼的，带上破衣服，背上烂被子，手里拿着吃饭的碗筷、喝水缸子，头也没梳，脸也没洗，就坐上一辆人力三轮车，我们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的晚上，走进了一个小村庄。

农村生活，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

　　从新疆回到关中农村生活，我们一无所有，非常艰难，有几次家中断了口粮，我们差一点和母亲沿街乞讨。别人看我们家孩子多，借机想要买孩子，母亲一个也不卖，自己硬是咬着牙把我们五个孩子养大成人。这些难处母亲从不跟远在边关的父亲讲，她知道“文化大革命”让父亲心烦，怕给他火上浇油。母亲也不跟娘家、婆家人说，她知道农村人过得都很穷，怕为难亲戚朋友。母亲更不向生产队要补贴，知道集体的东西不能随便伸手，怕别人提意见指责。那时，父母夫妻分居，我们父子分离，千斤重担，都得母亲一肩挑。

　　记得我们刚回农村不久，由于不适应当地的水土，我们几个孩子都病了，母亲也病得很重。她得了脚气，两个脚流血流脓，不能下地行走，不能照看我们的日常生活。为了给我们做饭、熬药，她爬来爬去，忙上忙下，结果伤口被细菌感染了，她痛得在家里大声哭喊。先是医生王宗西来了，给她动了手术，打了消炎针，后来母亲的脚气才慢慢好了，可以下地干活了，来家帮忙的姨奶奶就回自己的家了。母亲又开始继续照看我们几个有病的孩子。我们每一天的吃喝拉撒，睡觉起床，看病打针，换药吃药，又都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

　　看着我们的病情，母亲痛在心里，难在脸上，想给我们增加一些营养，补一补身体，却没有办法，没东西啊！三顿饭除了苞米米查子、红薯，还是苞米米查子、红薯，白馍馍、肉菜过年能见一点就不错了，所以我们的病老是好不了。当时物质特别贫乏，买什么都要票，甚至有票也买不上，城里都是这样，农村条件更不用说，庄稼收成不好，副业一点没有，大部分老百姓都为吃饭穿衣发愁。

　　母亲除了给我们设法做上三顿饭，还要加班加点做衣洗涮，缝缝补补。她天天白天按时下地干活挣工分，夜里坐在小油灯下干家务，忙里偷闲，就给我们几个上学的孩子蒸馍馍，好让我们第二天带到学校按时吃上。

　　我们刚回去时，是寄宿在爷爷家里的。一天天过去了，爷爷家的草房也坏了，我们没有地方住了，加之我们五个兄妹慢慢长大，一间房子也住不下了，怎么办？我和哥哥就到处跑，四处打游击，哪里有地方就到哪里住一晚上。我记得曾经先后住过六奶奶的茅草房，有时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住过二伯用来养牛养马的饲养室的大通炕，常常是氨气熏人，呕吐不止；住过生产队夏收和秋收用的大仓房，四处跑风，寒冷刺骨；住过大队部的广播室，无门无窗，特别吓人。我们多想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啊！

　　那时母亲四十岁左右，身体好，力气大，不怕苦，不怕累，一年四季我们都没见到她好好休息过。我们五个孩子上学吃饭背干粮，穿衣穿鞋洗衣服，都要靠母亲给我们准备好。有时哪个孩子得大病了，母亲就带上到处去求医问药。开学了交不上学费，父亲工资又没有寄到，母亲就带着我们四处去借。记得最艰难的就是磨面、绞水。磨面的活不是太重，就是脏，费时间；绞水累得厉害，小伙子都怕。黄土高原都是深井（大约三十丈），绞上来的水，要倒在一个大木桶里，用粗木杠子慢慢抬回家里，再转到自己家里的大水缸中。母亲经常就和男人一样，干这种体力活。磨面、绞水，一周一次吧，其余时间给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母亲从不让我们干，怕影响我们长身体。我们只看见她忙碌，没看见她休息，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没日没夜，没完没了，这一干就是十年。我们长大了，她也老了。

　　母亲说：“现在想起来，那十年咋过的，农活咋干的，五个孩子咋长大的，都有一些后怕，不敢想……”多亏母亲那时年轻力壮，不怕吃苦，不然顶不过去，熬不出来，五个孩子谁要给谁都是有可能的，或者把我们留给爷爷奶奶，母亲自己一走了之，也能说得过去。但是母亲没有这样做。

　　那时我们和母亲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苦，没有好吃的，没有好穿的。我都上了初中，母亲才攒下钱给我买了一件绒衣，让我打篮球的时候穿上风光一下。考虑到我们正在长身体，需要一些营养补充，母亲就偷偷养了几个土鸡，每天收上鸡蛋就存起来，自己一个都舍不得吃，平时给我们换一些韭菜吃。到了孩子们生日那天，一个人一个鸡蛋，寿星才给两个，母亲一个也不吃，只是继续忙自己的家务事。有时母亲赶集去卖掉一些麸皮，买回油盐酱醋辣子，用一毛钱买上五个水果糖，给我们一人一个解馋，她自己从来也舍不得吃……

回想起来，那时母亲真了不起。风来了有母亲去挡，雨来了有母亲去遮，苦来了有母亲去吃。我们快乐母亲高兴，我们难过母亲伤心，我们进步母亲鼓励，我们淘气母亲宽容。那时我们一刻也离不开母亲。

总讲工作忙，没时间，说到底，就是没良心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也算是成人了，一家一个小圈子，都围着妻子儿女转来转去，说说笑笑，欢欢乐乐，却很少有人随时想到、看到母亲已经老迈无力，行动不便；又有谁想过母亲头疼脑热不在身边，卧床不起子女不在跟前，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咋过的？一年三百六十天咋熬的？试想过去，母亲一个养我们五个，一个不少，一个不残，都长大了；再看今天，儿女媳婿十个人，孙子孙女九个人，却养不好一个善良的老人……我们简直是无地自容、无颜做人啊！

　　话说今天，丈夫西去，母亲一人孤居，只有过年过节大家才能走到一起，母亲无比快乐的日子，也就短短几天。试问：母亲有福吗？福在哪里？命好吗？好在哪里？眼看着母亲古稀已逾，步履蹒跚，白发如雪，老泪纵横，我们五个儿女，却不能在她身边朝夕相伴、端茶送饭、欢声笑语、回忆从前，我的心有些凉，不敢设想我们的儿女将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扪心自问，我们不能天天陪伴母亲，是因为工作忙、事务多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尽量挤出一些时间和母亲多见一次面，说说她爱听的往事，说说她关心的杂事，说说她操心的大事呢？我们总是讲工作忙、没时间，说到底，还是没良心。说实话，我们没有像小时候那样什么时候都离不开母亲了，更没有母亲那种精神———什么时候都是一丝不苟地哺育几个孩子，我们的心变了。一针见血地讲，是我们考虑问题总是一事当前，先替自己和妻儿打算，总想不亏老人就行了，从不顾及老人的内心感受，往往还拿母亲叫我们赶快回去好好工作做为挡箭牌。

　　让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父亲离开我们之初，母亲一时不能适应，思想有好多迷惑，心里空荡荡的，儿女又天各一方，都不在身边，她感情脆弱到了极点，总是泪眼模糊，内心伤痛难愈。可她又不愿向我们倾诉，怕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们又是那样粗心大意，没有想到、也没有察觉到、更没有体谅到此时此刻母亲心里的痛。今天想来，我们对不起母亲，让她大大地失望了、灰心了、受煎熬了。可是我们善良的、坚强的母亲又一次走过来了，她和过去一样高兴、开朗、大度，并没有责怪我们。

　　母亲，我们错了！从今以后，我要从我做起，再也不会让您孤单、失望。

王文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