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啊！你生前白疼了我一回！ ——作者

后排中间为本文作者

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我的灵魂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做出了难以理解的错事。为了保全自己，在大舅病重期间，我不敢公开去探视；在他含冤受辱时，我不敢为他申冤昭雪；在他生活极端困难和生命垂危时，我未能有效地救助和护理。大舅在绝望的情况下，寻了短见。我愧对大舅的疼爱，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

　　大舅对我的爱，含有怜悯和宽纵

　　如今，大舅去世已有38个年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有两个舅、三个姨，他们对我都很好，特别是大舅。

　　我6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我失去了母爱，是大舅用一颗滚热的心温暖了我。大舅对我的那种爱，是一种特殊的关怀和照顾，含有对我这没娘孩子的怜悯和宽纵。有了大舅的呵护，我简直成了小皇帝，上树掏鸟，下河摸鱼，无所不做，无所顾忌，甚至连老虎的尾巴也敢摸上一把。反正惹了祸，有大舅罩着呢！

　　我家和大舅家虽隔一道岭，有6里地远，却隔不住我的心。一有空儿，我就跑到那儿去野。去大舅家里玩，是我最快乐的事，这不只是因为那里有疼我的大舅，还有两个小伙伴——我的姨兄韩景波和我的表弟锁子。锁子是大舅的儿子。

　　1948年春的一天，大人们都下地干活了，临走时还嘱咐我们，要看好家，别鼓捣火之类的东西。我从小就怀有叛逆之心，大人越不让动的东西越想试试。听说大舅家里有盘放电影用的胶卷，上面有电影的镜头，特别好看，趁大人不在家，为什么不找出来瞧一瞧呢？于是，我和韩景波、锁子三人举着麻秆火（当时农村没有电灯和手电筒之类的照明工具）沿着粮囤周边找了起来，终于在粮囤的一角找到了那盘胶卷。当时我心一激动，手一哆嗦，麻秆上掉下一个火炭。说时迟，那时快，胶卷遇到火，“腾”地蹿起一股火苗，一直蹿升到房箔上。

　　农村的房箔都是高粱秆编制的，见火就着，立刻响起“劈劈啪啪”的燃烧声，传出一股焦煳味。眼看姥爷用一生汗水换来的5间大草房就要毁于一炬，我们三个淘气包全蒙了，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幸亏大舅和其他人及时赶到，扑灭了大火。房子没烧落架，但是房箔却由高粱秆的黄色变成了炭黑色。多危险呀！

　　当天，我躲到四姨家，好几天不敢见大舅，我以为他会臭骂我一顿，可等了好几天也没动静。大舅一句也没批评我，反倒把和我一起惹祸的儿子锁子大骂一顿。锁子不服气，顶嘴说：“为什么他惹的祸，你却骂我？”大舅严厉地说：“你不能和他比，他没有妈妈，又是客人。”

　　大舅的家，是我进城的免费旅店

　　1952年，大舅和老舅先后在省城找到了工作，他们的家也都搬到了长春。城里两个舅舅，我去的次数最多的还是大舅家。我每次去，大舅都拉住我的手，问寒问暖，待我像亲生儿子一样，从没嫌弃过我这土里土气的农家孩子。就连我继母进城，也喜欢去大舅家。他认亲，为人平和，把我继母当亲姐一样待承。从此，大舅家也成了我进城的免费旅店，愿意待几天就待几天。

　　我14岁的时候，因家穷辍学，沦为放牛娃。我一身破衣裳，灰头土脸的，羞于见人。可大舅从不嫌弃我，我去他家串门儿，临走时，他还要买几件衣服和好吃的给我带着。

　　我16岁的时候，那是个春天，我又去大舅家串门儿，本来想给他带点礼物，可想了半天，也没有合适的东西。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人人都在挨饿。看没啥好拿的，我就从地里挖些苣荬菜带上。进了大舅家，我想把“礼物”拿出来，又羞于出手。大舅见我犹犹豫豫，欲拿又止的样子，禁不住笑了，说我太外道，伸手打开我的包，把苣荬菜掏了出来。

　　让我没想到的是，大舅是那么喜欢家乡的野菜！他把苣荬菜洗净后，蘸着大酱，大口吃着，吃得很香。我看饭桌上摆着的都是苞米面饼子和咸菜之类的小菜，比我家的伙食也强不了多少。后来我才知道，大舅表面上好像很风光，其实家里很拮据。四口之家，都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姨兄还在他家寄读念高中。他的手头很紧，为解燃眉之急，已卖了三四次血了。他怕我多心，从不在我面前提卖血的事，总说他在城里过得很好，让我缺啥少啥就吱声，千万别见外。每次送我走的时候，他都嘱咐我：“有时间常来看看大舅，大舅想你呀！”

　　怕受株连，我否认与大舅有亲戚

　　1968年春天，我从部队复员，被安置到长春市工程机械厂。工厂与大舅家同在东盛路上，中间隔着吉林大街，他在路西，我在路东。可是，我与大舅虽然近在咫尺，却不敢走动了。

　　说来话长。我到工厂报到后，便急不可待地去大舅家。我已有6年没见大舅了，很是想念，不知他老人家可好？

　　他家早已不在我小时常去的那个麻家大院了。人家房子是越住越大，而他家是越住越小。我东问西找，终于在东盛路与一条小巷的交会处找到了大舅家。

　　这是一个矮小简陋的简易房。我隔着窗户，看见大舅坐在火炕上，双手抱着头。听见门响，见是我，大舅露出久违的笑容。6年没见，大舅简直变了一个人，背微驼着，眼睛有些混浊，头发全白了，瘦削的脸上，添了许多皱纹，还不时地咳上一阵，憋得脸通红。大舅年轻时，原本是个帅哥，如今已变得老态龙钟。大舅母站在地上，腰间扎着一条旧围裙，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哭过。

　　见此情景，我的眼睛不禁有点湿润，心里有些悲凉。这是我朝思暮想的大舅吗？一问才知道，这些年，他厄运缠身，先是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被列为遣送下乡的对象。下乡，农村不接收；返城，户口和粮食关系已被注销，他成了悬在半空的“黑人”。那个年代，没有粮食关系，就断了口粮，一家人正在为糊口的事儿发愁呢！再加上他肺气肿病又犯了，每天都在苦苦地挨日子。

　　大舅见到久违的我，似乎看到了希望。他有一肚子冤屈要对我诉说，并寄希望于我。

　　说来大舅真是够冤的。那是解放初期，大舅和老舅先后在长春找到工作，并把家安置在市里。在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时，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主管户口的村长（当时户口归村政府管理）马某非要大舅家“表示表示”。大舅认为，此乃正常迁入，理应办理，无须送礼。马某收不到礼品，就卡着不办。见村长欺人太甚，年轻气盛的老舅给上级写了一封检举信。马某受到上级查处，差点丢了村长的职务，便对大舅一家怀恨在心，并伺机报复。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给大舅罗织了一个“窝藏坏人”的罪名，说他曾窝藏当过土匪的姑夫。此乃无中生有，大舅当然不承认。马某为了打击报复，聚齐了几个村民的手戳，加盖在所谓的证实材料上。大舅百口莫辩，被不明不白地定为包庇土匪的“反革命分子”。

　　虽然大舅多次申辩，却无人受理，反而说他要“翻案”。他以为我是复员兵，又是党员，说话能比他有力度，或许能替他申冤平反。

　　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强调“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弄得人人自危。我怕大舅的事连累上我，对帮他申冤平反的事含糊其辞，躲躲闪闪，还极力避免让厂里人知道我和他的关系。

　　纸包不住火。街道“群专队”的人见我这个复员兵经常出入大舅家，感到情况异常。因为大舅是他们监管的对象，理应“门前冷落车马稀”，突然有人频频光顾，似乎不正常。于是“群专队”就派人偷偷进行跟踪，而我却蒙在鼓里。一天，厂“革委会”政工组的王主任找我谈话。王主任是个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人，是靠造反一步一步提上来的。他一找我，我心里就在打鼓。他拐弯抹角地套问我的“社会关系”，问我东盛路是不是有个亲戚。我顿时明白了，我探视大舅的事可能被他发觉了。我当时正在政工组工作，是王主任的属下。那时要求政工组成员必须社会关系“清白”，政治立场“坚定”。我如果承认了与大舅的亲戚关系，轻则说我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重则被清出政工组。

　　那时曾流行一句话，叫“亲不亲，线上分”，分不清界限，就是阶级立场不坚定。当时有不少人，因为立场问题而被贬。我厂有个姓李的复员兵，因查出他岳父是地主成分，而被清出了政工部门。

　　我当了那么些年兵，不就是为了复员后能有个工作吗？我不能失去我赖以生存的工作。于是我对王主任说：“我在那儿绝没有什么亲戚。”他又问：“那个姓张的（指我大舅）是你什么人？”他的眼睛紧盯着我。我脱口而出：“他是我的老邻居。”他显得十分关心地对我说：“他有严重历史问题，你以后要少和他来往啊！”

　　在王主任与我谈话的10多分钟里，先后有三个人向他汇报工作，他正在忙于抓“清理阶级队伍”的大事，无暇顾及我这类小事，所以话没说完就忙别的去了。我的“社会关系”这件事，被暂时搁置下来，我侥幸过了这一关。

　　打那以后，我调整了探望大舅的时间，改白天为黑天，利用夜幕做掩护，看谁还能发现我？尽管我每次去都特别小心，还是有人发现了我。我厂铆焊车间有个姓侯的老师傅，家就住在大舅家那个胡同。他认识大舅，也曾碰见过我。一次，他问我：“你在东盛路是不是有个亲戚？”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忙说：“没有，绝对没有！”侯师傅见状，没再深问。且不说侯师傅如何多事，单说我为了保全自己，竟连自己的亲舅都不敢承认，让现在的人无法理解。倘若让疼我爱我的大舅知道了，他不知该有多伤心呢！

　　大舅最艰难时，我前怕狼后怕虎

　　大舅在政治上备受压制，抑郁痛苦，在经济上得不到常人应有的待遇，无处买粮，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日子很不好过。而且，大舅年龄刚过半百，就病魔缠身，患有肺气肿和心力衰竭等多种疾病。每到冬季，是他最痛苦的时候，总是大张着嘴，脸憋得通红，喘不上气来。

　　人在困难的时候，都希望得到亲人的关照。大舅的大儿子锁子在外地工作，回来一趟不容易，大舅盼我常去看看他。见我总是选择黑天来，而且次数越来越少，大舅心里便猜出了八九分。一次，他把我叫到炕边说：“三（我的小名）儿啊！你别听那些人给我栽赃，大舅是清白的，根本没有窝藏当过土匪的姑夫……”大舅逢人便说起他那不白之冤，絮絮叨叨，有点神经质。

　　为了躲避“红袖标”们的监视，我还是选择夜间来访，这样“安全系数”更高一些。大舅自被打入“另册”，列为遣送下乡的对象后，在城里就被断了一切计划商品的供应，就连煤炭供应本儿也被收回去了。入冬时，我偷偷地给大舅买了一吨煤，本应卸在他家门口，又怕被别人发现，却卸在了距大舅家约半里地之外的东盛路的一个胡同口，让大舅母推着手推车推了大半夜。

　　我真是个胆小鬼啊！要不人家怎么给我起个外号叫“刘小胆”呢？“文革”那场浩劫，凭空冒出了一批无所顾忌、胆大包天的造反派，也滋生了一些像我这样不顾亲情、怕这怕那、谨小慎微、明哲保身的胆小鬼。

　　那是1974年的一天，大舅母突然来找我，哭着说：“三儿啊！快去看看吧，你大舅不行了！”我连忙跟着大舅母赶到大舅家里。此时，大舅正在炕上翻滚着，黄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嘴里发出痛苦的哀叫声。我一问才知道，大舅不堪工厂和街道的轮番批斗，忍受不了无粮挨饿的滋味，更抗不住疾病的折磨，趁大舅母不在家的时候，偷喝了一瓶焊铁用的“水”。那“水”是一种烈性有毒易燃的液体，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即使滴到铁皮上，都会发出“滋滋”的响声，何况人的胃肠？直烧得大舅满炕打滚，其痛苦之状，惨不忍睹。

　　说起来，这件事也怪我。在此之前，大舅就流露过轻生的念头。他曾在我面前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我这顶帽子啊，这辈子怕是摘不掉了，不如死了，一了百了，免得连累你们……”我当他老人家只是随便说说，发泄一下情绪，没想到，他真这样做了。都怪我对他关心不够。假如我能常来劝劝他，他也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假如我能丢开个人荣辱，帮他上访，为他仗义执言，让他看到冤案平反的希望，他也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假如我在生活上多关心他，多帮他解决缺粮少吃和缺医无药的问题，减轻他的饥饿和病痛，他也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亲朋疏远，无依无靠，特别是像我这样他看着长大的亲外甥，也躲躲闪闪，前怕狼后怕虎，让他感到世态炎凉，心寒彻骨。在异常的痛苦中，哀莫大于心死，他终于走了极端。

　　大舅含冤而去，本想一了百了，可现实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我的大舅母及家人仍然是“黑户”，跟他享受一样的“待遇”：没有粮食供应，没有煤炭供给，什么也没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大舅的不白之冤也得到昭雪。那顶压得大舅及家人喘不上气来的大帽子终于摘了下来，大舅母和全家人重新获得了普通公民应有的待遇，吃上了商品供应粮，生活开始有了基本的保障。

　　大舅去世后，他的灵柩被安放在老家。虽然我每年清明都回老家祭奠父母，而大舅的坟地与我父母的坟地只有几里路，可大舅去世后的38年里，我却没有为他老人家上过一次坟，烧过一次香，更谈不上祭奠。大舅啊，你生前白疼了我一回！老话说，“外甥是狗，吃完就走”，这话在我身上可真是一语中的。事实上，我还不如那知恩图报的狗呢！

　　刘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