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社会氛围，那种生存环境，那种人与人的关系，还有我的内疚，我的忏悔，我都必须原原本本地告诉世人，否则，我就更没良心了。 ——作者

前排中间为本文作者

这是我第二次在“扪心”版面上诉说自己的心声。2012年2月5日，我已在这里发表了《曾瞎折腾小四平乡的父老乡亲，我一直深感不安和愧疚》，其中的许多细节，都是我流泪写成。其实，让我愧疚泪流的又何止这一件事？压在我心头的又何止这一块石头？我今天要说的，是我心头的最大一块石头。

　　掐指算来，我的这段经历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每当想起自己屡次以“革命”的名义，横起事端，寻找名目，指令下级批斗去台人员家属的行为，仍然让我不能原谅自己。虽然，我没有直接参与批判和迫害，也从未与“台属”见过面，却丝毫不能减轻我的罪责。错了就是错了，我不想为自己开脱，因为在事实面前，任何狡辩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革命大批判”对象

　　“台属”小丁

　　那是1970年，全国还处在“文革”的内乱之中。那一年，我奉调到吉林省东丰县小四平乡（当时叫小四平人民公社）党委机关，当上了乡团委书记。我当年只有17岁。

　　当时，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我的工作的重心，就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到团的工作中。当时，还有一条语录，叫“阶级斗争是青年们的一门主课”。这门主课，不在课堂，而是贯彻在具体的工作中。而我上这门主课的方法，就是大搞“革命大批判”。

　　我上任不久，就指令下级团组织，对一名“台属”开展“革命大批判”。

　　事情发生在我当团委书记的东丰县小四平乡福盛村。那时的村都称为生产大队。这福盛村地处小四平乡东南部，距乡政府约15里路。这个村有14个屯，按当时的体制，划分为14个生产队，是小四平乡人口最多、幅员最大的村。

　　由于福盛村规模大、人口多，青年自然就多，团员也多。全村的共青团员超过百名，在全乡最早建立了共青团总支部委员会，各生产队也都建立了团支部。

　　自从我任乡团委书记，福盛村就是我开展青年团工作的示范村。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喊得很响，与之相应，我当团委书记的首要任务，就是“举旗抓纲”，带领青年“搞革命”，批斗“阶级敌人”。这“阶级敌人”，就是被戴上“政治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被当成“阶级敌人”对待的，还有这些“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家属。

　　当时，还有一个政治名称，叫“台属”，即国民党去台湾人员留在大陆的家属。“台属”也属于“阶级敌人”阵营的。

　　这些“阶级敌人”及家属，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是社会上的、政治上的“贱民”。在各种宣传教育中，几乎所有的坏事，都归结为“阶级敌人”的“破坏”。所以，我有组织地寻找各种借口，批斗这些“阶级敌人”，都是公行在“革命”的旗帜下，而且还觉得顺理成章。

　　那时的福盛村（大队）第二生产队，住着一户丁姓国民党去台人员家属。这家人只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到我当团委书记的1970年，这家台属的丁姓青年，已经22岁了，村里的乡亲们都叫他小丁。我在福盛村包村和开展共青团工作中，对小丁母子俩的“台属”的身份，进行了一些了解。

　　原来，这位小丁叫丁玉山，以下我都用小丁称呼他。小丁的父亲在1948年小丁出生那年已是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团长。他的原籍，就在小四平乡福盛村。当时，这位丁团长已经有两个儿子，一个5岁，一个3岁。小丁的母亲，也早已“随军”。当时，国共两党的军队，正在关东这片土地上展开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此时，小丁还怀在她母亲的腹中，小丁的父亲正率部在沈阳一带与中共的军队作战，因为战事紧，无法照顾已经怀孕的妻子，就派人把她送回福盛村，那两个5岁、3岁的儿子，他没有送回原籍，一直由自己带着。1949年，小丁的父亲带着那两个年幼的儿子，随大批国民党去台军政人员，撤到了台湾。

　　再说小丁的母亲回到原籍福盛村后，于1948年底生下了小丁。小丁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就没见过他的父亲。虽然小丁从没见过他那个在国民党军队当上校团长的父亲，却从他出生开始，就继承了这样一种血亲关系，背上了一宗无比沉重的弥天大罪。

　　新中国成立之后，“左祸”日甚，一切宽容、和谐、仁爱、文明，都淹没在“阶级斗争”、“阶级仇恨”的血火之中。小丁母子所过的日子，该是怎样一种情形，已不难想象。因为小丁父亲的特殊身份，小丁从7岁起，就陪着母亲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接受无尽无休、花样翻新的批斗。这种批斗，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公行，既无什么道理可讲，也无讲道理的地方。

　　陪母亲接受批斗，自幼就成了小丁的“主业”，上学读书已无可能。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时间来到了1962年，小丁14岁。这一年，社会上开展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运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喊得很响。一次批斗会上，“积极分子”们再次对小丁母子大打出手，横施暴虐。据传说，小丁被打急了，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你们这么祸害人，等我爹回来，让你们脖齐！”这样一句几经歪曲、夸张，不断走板的话，从1962年起，被宣传得全乡周知，再经无限上纲，成了极其反动的“阶级报复言论”。后来，又经过几次政治运动，这个小丁和他的“阶级报复言论”，就成了“阶级斗争”的“反面教材”，既无证据材料，又无人核实地传播着。 

　　我接任乡团委书记后，我的上级就把小丁以及他的“阶级报复言论”介绍给我，要求我以此为教材，狠抓“阶级斗争”。我对此自是相信和接受。至于青年“台属”小丁究竟在何时、何地、因何、对何人说过这句“阶级报复言论”，其前因、后果又是怎样的，我从未做过调查，更没有想过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秘密考验

　　与“台属”有关的一场闹剧

　　就在我接过小丁这个“教材”之前，在我的包村住地福盛村，曾发生过一个令人惊诧、好笑，带有戏剧性的故事。事涉“台属”小丁母子。这个故事是一个村民悄悄告诉我的。

　　其实，这不是故事，是事故。这个事故发生在1969年春，地点就在福盛村。

　　当时乡里派驻在福盛村包村的干部，是乡武装部长老关。武装部长包福盛村，这福盛村就成了民兵工作的示范村。当时，距中苏边境珍宝岛事件只有几个月，全国上下针对苏修、美帝、国民党的战备空气很浓。武装部长即在福盛村抓民兵工作，搞战备，说是要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于是，他在全村发了18支配备了实弹的1956式半自动步枪。持枪的民兵，叫“基干民兵”，都是各生产队的民兵排长等干部。18支配备了实弹的枪支，分布在全村14个生产队中的13个生产队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二队有一户“台属”，这“台属”小丁的父亲，又是国民党军官，且在台湾是现役。

　　关部长认为，二队“阶级阵线复杂”，就没有给二队民兵排长发枪。有一天晚上，住在村部的关部长与当时的村书记老徐叙谈起来。他俩坐在油灯下，研究起“阶级斗争”和“战备”方面的事。因为两人都喝了点酒，肚子和脑袋就一起热了。关部长对徐书记说：“老哥呀，你说我这18支枪发到你这18个民兵手里，你这伙儿民兵阶级立场坚定不坚定啊？要是‘老毛子’（指苏军）或国民党军队打过来，你这伙儿民兵能不能缴枪投降啊？我得考验考验。”徐书记见是上级包村干部提议，当然是支持，马上迎合说：“对，得考验考验。”

　　“那又怎么考验呢？”老徐也向关部长提出了反问。关部长说：“你这二队有‘台属’。咱们就找几个民兵冒充小丁他爹带国民党军队打回来了，到发了枪的这些民兵家，挨户地缴枪。就用这个办法考验！”村书记老徐当场表示赞同。

　　就这样，关部长、徐书记经过一番研究，导演了一出冒充国民党军丁团长带领蒋军还乡，收缴枪支，考验民兵的闹剧。关部长和徐书记找来几个民兵，先学着电影《南征北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样式，制作“国民党”军装；用树枝把黄色的帽子支起来，做成大檐儿帽；用纸壳做成“国民党”军队的肩章、胸章、符号，缝在几个民兵的衣服上、肩上、胸前。这套行头，在月光之下，倒也可以乱真。他们又找来一条绳子，把村书记老徐“五花大绑”。一行人乘着夜色，由关部长、徐书记带领，从村部出发，走了20多里村路，到13个生产队里那些发了枪的民兵家去“考验”。

　　这一伙儿冒充的“国军”，每到一个配发了枪支的民兵家，就闯进山区农民用树枝围成的院子，学着电影中国民党军队的样子和口气，呼喊：“×××，我们是国民党军队，是丁团长的队伍打回来了！你赶快把枪交出来，饶你不死！否则，我们就开机关枪、扔手榴弹，把你家全打死！你们村徐书记已经被我们抓住了，要活命你就快把枪交出来！”这时候，村书记老徐也说：“×××呀，我是大队书记老徐呀！丁团长打回来了，我都让国军抓住上绑了，你赶快把枪交出来吧！”

　　这家人透过窗户能看到一队穿着军服的、戴着肩章的“国军”，又认识村书记老徐，再看也真的把老徐绑了，就信以为真，把枪和子弹从窗户扔出来。

　　这一圈下来，天也快亮了，在已经到过的12个生产队里，收缴了17支枪。这一行人扛着收缴上来的枪支弹药，又来到最后一站——与二队相邻的三队。三队只发了一支枪，发给了民兵排长老薛。距这次考验一年多之后，我在福盛村包村时，有一段时间，就住在老薛家，那时老薛已经是生产队长了。这是后话。

　　却说天快亮了，关部长、徐书记这一队冒牌国军来到三队，闯进老薛家的院子。他们又是如法炮制，威胁考验老薛“缴枪不杀”。老薛一家被惊醒，听明白是“国民党军队打回来了”，老薛立即把家里人拉起来，让他们趴在地上不要抬头。老薛自己衣服也来不及穿，赤身裸体，马上从柜里取出枪，压上子弹，几步从里屋跳到外屋锅台旁，蹲在锅台后抬起枪，“砰砰”向外开了两枪。然后，他向外面大喊：“MD，你们国民党打回来，我和你们拼了！”接着又“砰砰”开了两枪。

　　再说外面，乡武装部长老关带着“国军”忙活了一宿，也没有遇上这么“唬”的民兵，就让村书记老徐喊话，老徐又以自己被“国军”上了绑为由让老薛投降。老薛又大喊：“去你MD，你投降老子也不投降！”然后，又“砰砰”开了两枪。看老薛如此“坚定”，关部长说了真话，告诉他这是“考验”。

　　天刚亮，老薛就扛着步枪和子弹来到村部交出了枪。此后，他说啥也不干这个民兵排长了，“把我一家老老少少都吓坏了。”说起此事，他无限感慨。

　　这出由乡武装部关部长导演，村书记老徐主演的对配枪民兵“缴枪考验”的闹剧，成了一次政治事故。不久，关部长被县里撤了职，调到和平铁矿“下井”去了；村里徐书记也被乡里降了职，回到他家住的生产队当了生产队长。上级处分的理由，是他们犯了“引诱犯罪”的错误。从此，发到民兵手中的枪支弹药，全部收回到乡武装部，锁在武器库中，再也没有发给民兵。

　　狠抓“反面典型”

　　指使大批判，效果很显著

　　发生在福盛村的“考验民兵”政治事故，说不清是可悲，还是可笑，却证明了当时的干部，是把“台属”看做“阶级敌人”阵营对待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我的“阶级斗争”理念。为了在青年中推行“阶级斗争主课”，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我在各种青年工作会上，多次拿小丁说事。把小丁这个“台属”及其“阶级报复言论”，作为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的“反面典型”、“反面教材”。比如，我在全乡团的会议上多次讲到，“什么是阶级斗争？你们看，小丁和他的反动言论，不就是阶级斗争吗？”“我们同小丁这类人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还多次在全乡团的活动中，以小丁为例，吓唬团员，要求团员提高阶级斗争观念，并把这种观念提升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我多次和团员们强调说：“你们看，小丁这个国民党军队团长的儿子，天天盼望他爸回来。他爸回来干什么？不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党员、团员‘脖齐’，来个斩尽杀绝吗？”

　　不仅如此，一旦来了新的政治运动，或者安排团的工作，我都指令小丁所在的福盛村团总支，“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中小丁的阶级报复言论”，对小丁开展“革命大批判”。

　　上有所好，下必投之。由于我按照“阶级斗争为纲”指令下级批判小丁的“阶级报复言论”，每当乡团委召开工作会议，汇报工作时，福盛村的团总支书记，或是其他参会干部，也投我所好，向我汇报他们如何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如何“联系实际”，按照我的要求对小丁开展“革命大批判”；团员、青年们如何从中受到了教育，效果是如何如何好，等等。因此，我自然是对福盛村团总支表扬不已，并且向当时的县革委会政治部群工组——后来的东丰县团县委，汇报了福盛村团总支“抓阶级斗争，促青年工作的经验”，以至于福盛村团总支早早成了县、地区、省表彰奖励的优秀基层团组织，成了共青团工作的“先进集体”，多次在县召开的大、小会议上介绍“经验”。  

　　小丁这个“阶级斗争”的“反面教材”，是我从上级接下来的，不是我制造的。我虽然多次指令下级，即福盛村团总支对小丁开展“革命大批判”。然而，我头脑中的革命狂热，连同掺杂着的做官欲望，都不曾完全泯灭我做人的良知。我阻止了所有把小丁押到乡里、带到各村批判、批斗的“更革命”的要求。并且，我责成福盛村团总支，“革命大批判”只针对小丁一人，不要牵连小丁的母亲。而且，我把对小丁的“革命大批判”，确定为“政治思想上的斗争”，不许搞武斗、游斗，也不许捆绑、挂牌。我也从来没有参加过小丁的批判会。但是，把小丁作为青年工作中的“反面教材”，在团组织和青年中对小丁搞“革命大批判”，却全是由我指令、指使的。在我之前，无数次的批斗，已经让小丁心力交瘁，我的“指令”、“指使”，却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仁爱启蒙

　　从搞大批判转而营造青年林

　　因为福盛村团员、青年数量多，工作先进，我有很长时间，包村住在福盛村的农民家中。有几段时间，我住在福盛村三队和十三队农民家中。这两个生产队离小丁所在的二队很近。一日三餐，我轮流到农民家吃“派饭”，饭后和他们唠一阵家常。日子长了，许多大爷、大伯、叔叔、大娘、大婶都向我讲了小丁母子的苦难。我明白了他们的心意，他们是要我以善良之心对待小丁母子。渐渐地，我也觉得以往那种抓住传言中的只言片语，就无限上纲，搞人家的“革命大批判”，实在不得人心。所以，从1972年开始，我就把福盛村这个共青团工作示范村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组织青年营造“青年林”——绿化荒山上，再也没有做过批判小丁，或者批判其他人的指令。福盛村团总支带领青年营造“青年林”，取得了很好效果。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青年们绿化的成片荒山，已开始成林。福盛村团总支因营造“青年林”，先后受到吉林省林业厅和团省委、国家林业部和中央的表彰奖励。上世纪70年代末，电视机还比较紧缺，团中央和林业部还为此奖励给福盛村团总支一台电视机。

　　风雨沧桑

　　我的内疚，我的忏悔

　　1974年春夏之交，上级一纸调令，把我调出山乡，到东丰县县团委工作。

　　岁月匆匆，许多经历与往事，随着环境更新和岁月更迁，已化作一缕思绪，走进了历史，走入更深的思考。

　　1990年春，我在担任双辽市委副书记期间，突患重病，在省城长春住院治疗一阶段，未见好转。这年3月，当地机关派人把我送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住院、确诊、治疗。在办理入院手续时，我曾工作过的小四平乡福盛村的几位乡亲，听说了我病重的消息，来北京看望了我。

　　我向他们问起了当年那个“台属”小丁和他母亲的情况，几位乡亲马上告诉我说，“哎呀，兄弟，你是不知道啊，小丁的父亲找到了！”“他们兄弟已经见面了！”“他们父子就要团聚了！”

　　原来，小丁的父亲撤到台湾之后，把当年带到台湾的两个孩子抚养大。后来，小丁的父亲官至中将，于上世纪80年代初退出现役。他开办了一家公司，并且在好几个国家办起了分公司。1987年之后，海峡两岸人员来往陆续解冻，小丁的父亲与小丁母子恢复了联系。就在几位乡亲来北京看望我的前几天，小丁的两位哥哥从台湾来到福盛村慰亲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小丁哥哥到达福盛村的前三天，他们饱经苦难的母亲，带着对亲人的无限期盼病逝了。小丁的两个哥哥到达东丰县后，拒绝有关部门派车，乘长途公共客车，行程一百多里，赶到小四平乡福盛村车站，下车后又一步一磕头，磕了二里路，一直磕到他们母亲的灵前……  

　　此时的我，心痛已极，惭愧已极。我想到了福盛村绝大多数善良的乡亲们。在福盛村，有许多善良的乡亲，为了保护小丁母子，默默地付出了很多。想当年，我曾几次去福盛村二队，想看一看从未谋面的小丁母子俩，也有帮助他们之心。可我每次都被乡亲们和队长拦住，他们以小丁母子“上山干活儿去了”或“不在家”为由推托，不让我见他们。想必他们是以这种方式，阻止我这个团委书记节外生枝，再找小丁母子的麻烦，保全小丁母子安定的生活。如果不是众多乡亲们的保护，试想，就凭传说中小丁的那句报复言论，他遭受迫害的后果，或许还要严重得多。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口号一气儿被喊了十几年的日子里，福盛村的父老乡亲，对小丁母子捧出了善良仁爱之心。而我，又对小丁母子俩做了什么？我连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不如！让我至今都无法理解自己的是，我也曾有随意说出只言片语，差点被人抓住“反动言论”的险遇。那是“文革”刚开始，我还在小学六年级读书。课后，同学们议论“左、中、右”派，我说了句：“我们中国是左派，苏联修正主义是中间派，美国是右派。”我因此被人抓住了把柄，说我是美化“苏联修正主义”，要对我“揭发批判”。想要诬告我的，是我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同班同学。现在想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连十几岁的小孩子，都成了挖空心思揭发、诬告别人的告密者，真是可悲可叹。当时，还是我及时反击，抓住了那个同学作文中的把柄。他把“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写成了“革命先烈前赴后断”，我警告他，如果他敢诬告我，就拿他作文比试，这才防止了我的“反动言论”曝光。我本应抵制“左祸”，可是我为了追赶“革命”的时髦，不辨大义，反而助纣为虐，积极参与针对“台属”的迫害。这使我万分难过，羞愧不已。

　　好在两岸亲人已经走动起来，我在自责的同时，也为小丁兄弟的团聚高兴。

　　我对乡亲们表示，论年纪我比小丁小5岁，算来小丁是我的兄长。当年，我被“革命”迷失了本性，倒行逆施，指令下级对小丁开展“革命大批判”，这是我的一种恶行，在良心上永远不安。我请福盛村的几位乡亲，代我向一直未曾谋面的小丁致歉，并表示等我病愈后，一定回乡去看小丁。    

　　后来，经手术治疗几个月后，我回到了工作岗位。这时我工作的双辽市，与我下乡当知青并参加工作时的东丰县，因行政区划的变动，早已不属一个地区了，相距也在500里外，工作联系很少。1991年春，我带领双辽市19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到距双辽市千里之外的柳河县参观农村多种经营生产。柳河县与东丰县相距不远，我特意绕道200里，赶到东丰县小四平乡福盛村，打算请村干部带我去小丁家看望他，当面向他表达我的愧疚之情和忏悔之意。

　　山是故乡秀，人是故乡亲。20多年过去，福盛村的书记、主任，竟然还是当年的老朋友，乡亲们大多还认识我。他们告诉我，再要看小丁，那就难如登天了，小丁已远走高飞，被他的父亲、哥哥们接走了。根据当时台湾的法规，大陆的人不能直接到台落户入住。因此，小丁被他的父亲安排在他家所开的菲律宾分公司，小丁本人已在几个月前到了菲律宾。我真是忏悔无门，徒对青山愧疚多啊！

　　现在，我也渐渐地年老了，我有义务把真相留下来，并且真诚地忏悔和反思。我的经历，是一代中国人的经历。那种社会氛围，那种生存环境，那种人与人的关系，还有我的内疚，我的忏悔，我都必须原原本本地告诉世人，否则，我就更没良心了。

　　石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