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我、为我们这个家操劳了一生，孝敬老人，哺育女儿，省吃俭用，任劳任怨……而我又对她做了什么？打骂、冷漠、背叛、欺骗…… ——作者

本文作者的妻子三丫（左）于上世纪60年代与朋友的合影

本文作者三十多岁时的标准照

　　我借《新文化报》的“扪心”栏目，以心灵深处的哀痛，来反思我的大半生，对我的妻子表示真心的忏悔，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求得她的宽恕和原谅。

　　我写的这篇稿件，只是草稿，也不正规，因为写作水平有限，我只能以真实的故事来表达想说的话。我今年已经65岁了，头脑也不是那么清醒，大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写完这篇稿件，想点儿写点儿，思绪很乱，写得也很乱……

　　今年春天，我家装修房子，在整理书籍、信件时，我翻出一封发黄的遗书，是我妻子临终前留给我的。

　　“海金：我的病很重，不一定有多长时间活头儿了。我们住的两室一厅给你留下。两个女儿的婚事都已经办完（我们一共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已经结婚），不用你操心了。我走后，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接下来，她列举了在她病重期间谁给拿的钱数、借的钱数，还清了多少，还有多少没还上……

　　在妻子去世8年之后重新看这封遗书，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她当时被病痛所折磨，不能吃，不能喝，只靠药物、营养液维持生命，最终离开了人世。她死前唯一牵挂的人就是我……

　　在这所空荡荡的房子里，我一个人静下心来反思我们三十多年的共同生活经历，想起了很多往事。我的妻子为人善良，生活俭朴，勤劳能干，孝敬老人，关爱子女，为我付出了毕生的情感和心血。我却不珍惜她，做出了一桩桩、一件件对不起她的事，心里实在是愧得慌。我永远都没有机会以实际行动补偿她了。

　　贫困夫妻

　　我和三丫（妻子的小名）是在1968年结婚的。那时，我们两家都住在双阳县奢岭公社五星大队。我家中有年迈的父母，他们都七十多岁了，已不能再到生产队干活。在我的记忆里，我家一直缺吃少穿，生活困难。我从来没有穿过买来的成衣和鞋子，都是母亲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做成的，穿坏了，补上又穿。为了生计，1966年春天，才19岁的我不得不到长春市里打工，挣钱养家糊口。那时，我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结婚了，住在外地，我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记得我进城那天，穿的是母亲为我做的一条“趟绒”裤子、一双千层底布鞋，背着一床母亲结婚时用的粗布麻花被面的被子。

　　我进城打工，留下父母无依无靠，没人照料。就在我走后不久，三丫就开始到我家帮助二老干活——侍弄园田、洗衣做饭等。三丫比我大三岁，她的父母与我的父母关系处得好，两家的来往比较多。

　　我当年放假回家时，听两位老人说起三丫照料他们的事情，很受感动。母亲非常喜欢她，多次劝我：“三丫是个好姑娘，又勤快又朴实，你和她好好相处吧！”本来，我对三丫没有什么感觉，但我觉得自己不在家，父母需要有人照顾，也就不冷不热地答应了。

　　我们相处了一年多。三丫经常给我写信，鼓励我安心工作，家里的事情交给她就行了。就这样，我们之间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甚至连个手都没拉过，更谈不上什么爱情，我的父母就急着催促我们结婚。

　　当时农村的风俗是男方订婚娶媳妇得给女方家过彩礼，结婚时得买木制的上面镶嵌着花瓷砖的炕琴（放在炕上的柜），而三丫放弃了世俗的观念，一切从简，彩礼、炕琴……她什么都不要，一点也没有嫌弃我这个贫困的家庭。我们只买了一对木箱子，就于1968年5月1日在我家那间破旧的草房里结婚了。那年我21岁，她24岁。当时我很感动，她是大队的妇女主任，在农村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嫁给我这个穷小子让她多没面子啊！可她不看重这些。

　　贤内助

　　婚后，一切家务和照顾二位老人的活儿都由三丫一人承担了，她还得东奔西跑忙于大队的工作，可她从不说一声苦，道一声累。

　　1971年，我母亲病重期间，卧床不起，拉、尿都在床上，吃饭得一勺一勺地喂，被褥天天得换洗。这些活儿都由三丫一个人包了，她比我这个做儿子的都孝顺。由于我工作在外地，只能在节假日休息的时候回家，也帮不上她什么忙，又匆匆地走了。母亲病危的时候，三丫还亲手给做了寿衣，买了棺材，从母亲病重到最后咽气，一直都是她在守候着，让我暗自惭愧。

　　1972年初，我的二女儿才一岁多，就因感冒高烧，得了肺炎。夜里，三丫一个人抱着孩子跑了15里路，到公社卫生院（现在的镇卫生院）就诊。经医生检查，孩子病情危重，医生要求转到大医院救治。她又当夜抱着孩子在公路上拦截一辆货车，来到长春，到单位找我。我们又急切地赶到长春市儿童医院。女儿经过一周的治疗，病情好转了。

　　二女儿有病这事，让我感到妻子一个人领着一家老小在农村生活太不容易了，我必须把他们接到城里来。二女儿住院期间，家里还有我的老父亲和4岁的大女儿没人照顾。

　　在1972年末，在组织的帮助下，我将全家接到城里，买了一间房子，把家安顿下来。当时我已在长春制药厂的机关工作，厂里给三丫安排在制药车间当工人。

　　两记耳光

　　来到城里后，三丫在工作之余，对我父亲照顾得特别周到。父亲好喝两口酒，吃饭前三丫总是把酒热好，每顿饭都给父亲单独炒个菜，让他吃小灶。我在西屋给父亲搭了个小炕，三丫每天晚上都把小炕烧得热乎乎的，仅有一次……我现在想起来，真是追悔莫及啊！

　　那是197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那天，我下班后，去朋友家玩麻将，到夜里11点才回家。到家后，我推开我老爹的屋门看，见他在炕上靠着墙、披着被坐着。我问他怎么不睡觉，他却一声不吭。我就用手摸一下炕，感觉是凉的。这时我的气忽地上来了，转身回到我们屋里，没等问清情况，就将正在熟睡的三丫从被窝里薅出来，“啪啪”就是两记耳光。我还边打边问：“你为什么不给爹烧炕，让爹不能睡觉？”她就哭着解释说：“烧了！是天气没有风，烧炕不进烟火……”

　　就在这时，我老爹光着脚，手里拿着棍子过来，抓住我就打，并说：“这炕不热，不能怪人家三丫，是天气没有风，烧炕不进烟还倒烟！”老爹又骂我一通，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三丫满腹委屈，哭得很伤心。冷静下来，我深感内疚，都怨我脾气暴躁，不问青红皂白，将三丫眼眶打得青紫，眼睛充血。当天夜里，我用自行车将三丫送到医院治伤。

　　“彩旗”飘飘

　　多年的操劳，使三丫积劳成疾，经常浑身疼痛，可她就是不去医院就医，生怕花钱，只是吃点止痛药应付。她省吃俭用，从来不舍得乱花一分钱。女人用的化妆品，她从来没买过。家里人穿的衣服和鞋（我除外），都是她亲手做的。有一次，大概是1984年吧，我俩开工资的第二天，她拿着工资和同事上街买日常用品，把我俩的工资——一共四百多元钱都丢了。她回家就哭，上了很大的火。我劝她：“丢就丢吧，别上火。”第二天，我就向同事借了500元钱交给她。为这事，她捶胸顿足，自责不已，哭了好几天。

　　我当上车间主任以后，总找各种理由少回家、不回家。特别是我到药厂所属的经贸公司当上经理以后，家里的经济条件好转了，生活安逸了，我对家庭和她更是懒于付出，疏于维护。在1985年至1995年这10年间，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我竟在外面交了一个“女朋友”，也就是情人吧！女朋友逼我离婚，我也鬼迷心窍地产生过和三丫离婚的念头，总是看她什么都不顺眼，经常对她冷眼相看，恶语相向。后来经过反复思考，我觉得这样扔下她和两个女儿（我父亲已于1985年去世，终年86岁；大女儿已成家）于心不忍，就维持了现状。那10年间，我的生活有如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那句顺口溜一样，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而我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身陷囹圄

　　天作有雨，人作有祸。从自然现象到人类社会，有很多变化和祸事都是“作”出来的。1995年下半年，正当我的事业和“爱情”都一帆风顺的时候，我突然被亲属、朋友的贩卖毒品案牵连进来。虽然我没有亲自去卖毒品，但与亲属、朋友关系密切，怎么也脱不了干系，被公安机关逮捕入狱，最终以“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生活的突变使我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中，一度产生了不想再活下去的念头，几次自杀未遂。

　　这里还有个插曲，在我被抓走的第二天，三丫到我办公室收拾东西时，在抽屉里发现一个写有我那个“女朋友”名字的存折，才知道了我的婚外情。此前，三丫还一直蒙在鼓里。当时我被关在铁北看守所，三丫来探视我时问起这事，我承认了。三丫深受伤害，扔下一句“你挣钱都给别的女人花了，我不再管你”，哭着走了。

　　但是，善良的她怎么会不管我呢？在一审判决下来的时候，我的妻子三丫对我的事情还抱有一丝幻想，她不相信我会“贩卖毒品”，她认为那是亲属和朋友干的，我是受他们牵连的。为了救出我，她到处找有关人员说理，宁可自己不吃不喝，也要请有关人员到酒店、歌厅，请客、陪客。她哪里去过酒店、歌厅这样的地方啊！可为了我的“冤屈”，她宁肯蹲在酒店、歌厅的走廊或角落里，等客人吃喝玩乐够了，她去给买单，还得赔笑脸，真是难为她了。那段难熬的日子里，她每天以泪洗面，能走的关系都走了，能花的钱都花了，又请来律师为我辩护，结果还是事与愿违，二审维持原判。

　　我1995年“进去”，1997年开始正式服刑，2004年12月（因我表现好，多次减刑）出来，一共有9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9年里，她不顾劳累，每个月都从长春到公主岭监狱探视我，从不间断。一直到2004年6月，她病情加重，起不来了……

　　能定期看到她，成了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她总是劝导我，安慰我，让我别做傻事，坚强地活下来，好好改造。她每次来，都对我说：“家里需要你，我和孩子们一定等你回来。”她每次来看我，都带些好吃的水果等食品。看得出来，她是强压着内心的痛苦，面带笑容地安慰着我。每次她走后，看到她那疲惫的身影，我很是心酸，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悔恨不已。我出来以后才知道，她为了“捞”我，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借了外债。为了维持家里的日常花销，她把心爱的金戒指都卖了。退休以后，她还去一家饭店打零工——打扫卫生、刷碗刷筷……

　　她是2001年发病的。女儿们带她到医大二院先后两次进行检查，确诊为乳腺癌晚期。因为家里没有钱，她想放弃治疗。女儿们劝她：“妈妈，为了这个家——为了爸爸回来能有个家，你一定要治疗……”就这样，她先后做了两次手术，但都没有好转，而且癌细胞已转移到淋巴，无法治愈了。

　　即使在病重期间，她也坚持每个月在女儿的陪同下来探视我。可我就是没察觉到她患了癌症，以为她只是身子骨弱，没有想到她会得这么大的病。看到我时，她还像往常那样嘱咐我，安慰我。她叮嘱女儿们不要将她的病情告诉我，怕我知道后惦记，不安心改造。

　　2002年手术后，她住了半个月院，刚出院就来看我了，并且绝口不提她有病的事。有一次女儿给说漏了，我才知道她得了癌症。她对我说：“这个癌症死不了人，手术后就没事了。你好好在这里改造，早点回去就行了。”

　　还有一件事，令我每每想起都泪流不止。两次手术后，家里早已没钱看病，该借的也借遍了，于是她拒绝继续治疗。本来，她可以把房子卖了，继续治病，至少可以多活一段时间，可她坚决阻止孩子们卖房给她看病，执意把房子留给我，让我出来后能有个安身之所……

　　2004年6月之前，她每个月都来看我一次，从7月份以后就不再来了。我心里发慌，担心她出事，每次都追问女儿们：“你妈呢？她咋没来？是不是病重了？”女儿们搪塞我说：“我妈恢复得挺好，在家看外孙子呢，没时间来了。”

　　2004年9月14日，拒绝继续治疗，受尽了病痛折磨的我的妻子三丫，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时年59岁。

　　一个人的家

　　直到2004年12月我从里面出来，才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这时三丫已经去世3个月了。就在我回家的当天，去接我的女儿们、亲朋们有十多个人，来了三辆轿车，可就没有我的妻子三丫出现。我问女儿们：“你妈怎么没有来呢？”她们说：“妈在家看小外孙，等你回家呢……”

　　终于出来了！我由于高兴，也就没有多想，相信了女儿们的话。到长春后，大家安排我在酒店吃完饭、洗完澡后，我才上楼回家。一进屋，还没等脱鞋，我就觉得异常，屋里是空的，没有人应声。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我的腿开始发软，站立不住。女儿们忙围上来，把我扶到卧室，对我说：“爸，别上火，妈走了！”

　　直到这时，女儿们才慢慢地向我诉说她们母亲的所有情况。我听了之后，头脑一片空白，悲恸欲绝。怎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她的命怎么会这么苦？老天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我瘫倒在床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绝望的心情无以言表。说实在的，如果早知道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就不回来了，宁可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女儿们告诉我，母亲临终前对她们千叮咛万嘱咐：“等你爸回来好好照顾他吧！只要他好好地活着，我就放心了。房子给你爸留下……还有，我给你爸写了一封信……”

　　听到这些话后，我真是万分难受、无地自容。我对不起她，就是去了阴间也无法面对她啊！她为我、为我们这个家操劳了一生，孝敬老人，哺育女儿，省吃俭用，任劳任怨，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受尽了人间的苦痛，却无怨无悔地走了。而我在与她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又对她做了什么？打骂、冷漠、背叛、欺骗……给予她的温暖实在太少、太有限了。我在家时，她虽然身体比较弱，却没有什么要命的病，都是因为我“进去”了，她上了一股急火，才得了乳腺癌。“这个病是从火上得的”，连大夫也这么说。是我害死了她！

　　如今，三丫已经去世8年。在这8年里，我一直一个人在她留给我的房子里生活。由于她在世时，家务活都由她承担，什么都不用我干，所以我至今做饭时都是笨手笨脚，拿东落西。就在前不久，我做饭时由于忘了关煤气，酿成了火灾，不但损失了好几千块钱，还险些把自己烧死。女儿们多次劝我：“爸，你找个人成家吧，也好照顾你。”我说：“不找了，我一个人挺好。”其实，这8年里，我一直都生活在对妻子的愧疚中，无法自拔。我会永远怀念她。

　　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