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我，如果能多一点灵活和宽容，少一点粗暴和轻率……或者让他放下手上的刷子，请他到教室里来，那该是一种多么好的处理方式！ ——作者

上世纪90年代末，本文作者（中）与学生们在呼伦贝尔草原旅游时，穿着民族服装在蒙古包前合影留念

有些偶然发生的事，源自人的一念之差。如果我们在没有辨明事情原委时，不急于做出反应，而是理性地分析事由，再表明一种恰当的态度，做出应有的处理，这样就会解决得当。否则，错误的认知导致错误的反应，再导致严重的后果，对他人造成了伤害，也给自己留下了遗憾。

　　“旁听生”

　　每当我想起那次事故，眼前总会出现这几个字——“靡室靡……”，后面一个“家”字只写了一半。事故就在此时发生了。因为我的一声斥责，那个写字的农民工从那个三楼的窗外跌落下去。这几个字是他用手指蘸着建筑用的涂料写的，写在那个三楼的窗台上。

　　事故发生在呼伦贝尔学院，时间是2007年7月的一天上午。我作为这个学院中文系的副教授，主讲语言课。当时，我正在给大一学生上课，讲汉语语音分析。

　　汉语有21个声母，我板书在黑板上了：

　　b p m f，d t n l，ɡ k h，j q x，zh ch sh r，z c s。 

　　这21个声母我加了标点，用逗号断开了，意思是，21个声母分6组，每一组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组的特点。比如，第一组“b p m f ”，是唇音，发音时用唇。

　　我讲到这里时，教室第三个窗户的外面，有个戴着安全帽的刷涂料的工人正好刷到那个窗边。那扇窗开着，他一边慢慢地刷着涂料，一边侧着头听我在教室里讲课，还不时地往教室里探一下头，扫视一下黑板和讲台上的我。

　　我继续讲这一组声母的表意特征，发掘它们表意的共性。我的板书是这样的：

　　b—不，别；p—心怀叵测（“叵”字加了着重号）；m—没，莫，免；f—非，否，弗。

　　统观这些汉字，就不难概括出共性，9个字都含有否定的意义。

　　这时，窗外那个工人可能是被这个“共性”所吸引。他停下了工作，用手把持着那个窗框的下沿。他的手沾满了涂料。

　　为了启发学生的认知，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古今汉语中，有没有不使用“ b p m f ”做声母的否定字呢？”

　　学生中间有些相互的议论。有人举出“坏”，好坏的“坏”。我解释说，否定字是指表示“否定意义”的字，不等于负面意义的字，“坏”不算否定字。

　　这时，那扇打开的窗玻璃上出现了一个用涂料写的“无”字。我还没注意，是一个男生先看到的。“老师，有无的‘无’！”他大声说。

　　我接着讲课：

　　“下面，我们探究这个‘无’字。‘无’即‘没有’，表示对动词或形容词的否定；还有‘非礼勿视’的‘勿’，‘防患未然’的‘未’。古汉语有‘微’——‘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的。这些字，在普通话里审音（审定字的读音——编者注）的声母都是‘w’，是迁就了北京人的发音习惯（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编者注）。在北京以外，多数人发这些字的音时，都用声母‘v’，就是英语‘love’、‘very’中的‘v’。从明朝到民国的官话，都承认有‘v’这个声母。

　　“这个‘v’，是唇齿音，与‘f’对应，‘f’是清音，‘v’是‘f’的浊化音。”

　　可见，汉语的否定字确实联系着唇音“b p m f v”。这时，学生们基本没有异议了。

　　教室的第三个窗户，出现了那个刷涂料工人的身影。他的衣服上沾满了白的黄的等各色涂料。他用刷子粉刷着窗外的墙面。

　　我继续着讲课。为了与学生互动，我又提出一个问题：“除了黑板上的例子，由‘b p m f v’做声母表示否定意义的字，还有没有？”

　　有个女生举出一个“甭”字。我认可了，告诉学生，这个“甭”由“不用”二字形体拼合而成，音为“不用”的快读合音，义为“不用”，即“不需要”的意思。“甭”和“勿”都用于祈使语气，不用于陈述。“甭”用于口语，“勿”用于书面语。

　　出事了！

　　我又举出了两个动词，“背叛”（bei pan）、“违反”（wei fan），还举了“正反”的“反” （fan），“正负”的“负”（fu）。我说：“在古汉语中，也有用‘曼’和‘蔑’表示‘没有’这个否定意思的。比如，《法言·五百》中的‘行有之也，病曼之也。’《诗经·大雅》中的‘丧乱蔑资。’”

　　这时，靠窗户的几个学生把脸侧向那个窗台，只见那个工人将手伸了进来，用食指蘸了涂料，在人造大理石的窗台上写着什么。

　　我认为，这个课堂的中心是讲台，不是窗台，就毫不客气地斥责了学生：“你们几个，注意听讲！”那几个靠窗的学生坐端正了，其中有个男生又情不自禁地注视那个窗台，又看一看我。他的眼神似乎告诉我，让我也关注一下那个窗台。我并没有理会他的用意，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冲他喊了一句：“把窗户关上！”

　　那个男生情急之下，推紧了那扇打开的窗，只听外面“啊”的一声惨叫，因为关紧的窗挤轧了那个工人把持着窗框的手指。接着是一声重物坠地的闷响——那个工人在情急之中猛地抽出疼痛的手，脚下没有稳住……

　　这时，教室里的一个女学生急匆匆地从座位上冲了出来。她经过讲台时，对我解释了一句：“老师，他出事了！”

　　全教室学生的目光都在我和那个窗户之间移动。有人站起来，伸长了脖子想看清外面发生了什么，又怕我嗔怪，急忙坐下了。我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走到那个窗前，重新打开那扇关紧的窗，看到外面那个坠落的工人身边围满了他的工友，冲出教室的那个女生也赶到了。接着，他们把受伤的那个工人抬上了一辆运建筑材料的汽车，汽车开走了。

　　吊在窗外的一个形似秋千的吊板，一头向下倾斜着。倾斜的一端拴着一只装涂料的桶。一只滚动轴刷，插在那桶涂料里。

　　我觉得很是意外，再审视那个窗户，玻璃上有一个用涂料书写的“无”字，这正是我在讲课过程中要用到的一个“v”声母的例子。窗台上深灰色的人造大理石上面，有用涂料书写的三个半字——“靡室靡”和一个写了一半的“家”，这也是我所需要的“m”声母的否定义。我期待着学生能举出这样的例子。

　　“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出自《诗经·小雅》，意思是，因为北方异族侵犯，战士们野营露宿，没有房屋也没有家。还有一句常用成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做事情常常会有个好的开始，但能坚持到底的人很少，半途而废的较常见。出处是《诗经·大雅》。古人使用“靡”，意思同现在的“没”，都是“m”声母的否定字。

　　看了窗台上这几个字，我才明白学生们被这个窗台所吸引的原因。

　　我的课堂上，出现过两次意外的险情。那一次是我讲课的时候，正对着讲桌的那片天花板上掉下来一大片剥裂的泥灰。当时我刚刚离开讲桌一点儿，没有砸着我。我把眼镜放在了讲桌上，镜片被砸碎了。学生们被这个突发的事故惊呆了，都看看自己头顶的那一片天花板，发现有几处泥灰早已剥落。有个学生说：“老师，别上课了，太吓人了。”我当时倒是很镇定，说：“这座楼的施工质量太差。没事儿，该掉的都掉下来了，不会再有第二次。”学生们恢复了平静，我从容地把那节课上完。

　　可是，这次意外与上次不同，把我的内心搅动得没有了讲课的思路。我从那个窗前回到讲台，说：“还有个与这节课的内容相关的例句，在窗台上写着呢，你们都过去看看吧！”

　　然而，学生们好像是在维护我在课堂上的权威和课堂上应有的秩序，没有人动。我说：“你们不看也罢，靠窗的同学，请把那个句子读一读，大声读出来。”

　　那个靠窗的男生站起来，说：“老师，那个建筑工人刚才写的是‘靡室靡家’。我分析，他是考虑这个‘靡’字的音和义，正好能印证老师今天讲的知识。”这个男生的声音很平静，平静中带着一丝悲凉、一丝惋惜。

　　事故发生的那一刻，从教室里冲出去的女生叫山丹，蒙古族。直到下课，她也没有再回到教室。

　　了解和沟通

　　下课以后，我叫来和山丹同寝室的一个学生，问：“今天山丹是怎么回事呢？”她告诉我：“老师，你不知道，那个建筑工人到我们寝室来过，他是山丹的高中同学。”我越发想知道那个工人的情况，再进一步询问，她把看到的、听到的都告诉我了。

　　原来，这个工人叫那顺，是山丹的同学、同乡。他经常来学校看望山丹，资助她一些学习费用。学生告诉我：“老师，这个人一来我们寝室，就询问你的汉语课又讲了什么新内容。他对你以前讲过的汉字专题，尤其感兴趣。山丹的课堂笔记，他一字不落地看，还摘抄。”

　　“哦，他应该上大学，怎么不考大学呢？”我说。

　　“肯定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他和山丹都是西部地区来的。山丹说，她家那地方吃水都很困难。缺水的地方，农业不会有好收成。”学生说。

　　“山丹回来，让她到我办公室找我。唉！不知道那个工人伤得重不重？”我说。

　　事故发生以后，我有些寝食难安，心里也愧疚得很。我对学生了解不多，总以为他们是幸福的一代人，没想到还有像山丹这样的贫困学生。对于那些来城市找机会挣钱的农民工，我曾经认为他们是学习能力差，或不想升大学的一群人，哪里知道，他们中间也有想升大学却没钱交学费的人。像那顺这样的农民工，他们大多数刚刚步入成年就进城打工，许多城里人不做的工作、有危险的工作，他们全部承担了。

　　这之前，我讲的汉字专题是我的自开课，不在系里的教学计划之内，也没有统一的教材，所以，我讲什么内容，随意性很大。我想，只要有一部分学生感兴趣就可以了，并不奢望每一个学生都来听这个专题课。

　　让我意外的是，除了课堂上来听课的学生，竟还有课堂以外的一个工人，对汉字分析有着极大的兴趣。如果那顺能直接找到我，向我讨教汉字知识，我会很认真地讲给他一个人听。然而，一个建筑工人——农民工，和一个大学教师之间，似乎隔着一层什么，应该是不同阶层之间的阻隔吧！我对农民工知之甚少，概念化的认识太强。而大学教师对他们来说，则有一种神秘感，让他们敬而远之。

　　再上这门汉语语音课的时候，我一进课堂，先扫了一眼在座的女生，没有看见山丹的身影。我联想到那个摔伤的工人，教室的第三个窗户仍然开着，再也不会有一个工人出现在那里了，不知道他能否痊愈如初。我在那堂课里讲的内容有些零乱，脑子里总会浮现出窗外那个戴着头盔的半个身子。这只是我的幻想，这座楼体的墙面涂料已经刷完，建筑工人也都撤走了。

　　下了这节课，我去询问和山丹同寝室的那个学生，山丹回来没有。她告诉我，山丹回来过一次，取走了一些生活用品和几本书，又回医院去了。我又询问了山丹的电话号码，拨通了她的电话，我决意去那家医院看望那个摔伤的农民工——那顺。

　　那家医院住院部的大门边，有个小卖部，卖礼品、鲜花和水果，我买了一些水果。我进入那个电梯间，恰好碰见山丹和一个工人推了一个滑轮床进来了，床上躺着的应该就是那顺。山丹见到我，很惊喜地说：“老师，你来了！”躺在滑轮床上输液的那顺向我看了一眼：“老师，你怎么来了？”他对于我的到来，有些意外，有些欣喜。山丹说：“那顺刚才做了透视，断骨对接得挺好的。”

　　到了病房，山丹告诉我，那顺有两处骨折，左胫骨和左侧的两根肋骨，还有轻度的脑震荡。我告诉那顺：“这次事故，责任在我。我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冒昧地喊学生关上窗户，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那顺却说：“是我不该打搅老师讲课。在此之前，我看过山丹的课堂笔记，这些知识都是很新鲜的，书上也查不到。出事那天，我正好刷那座教学楼的外墙。你们那间教室外的墙面本来不是我刷，是山丹用手机短信告诉我她所在的教室，我才临时和工友调换了位置……”

　　“你为什么不参加高考，读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呢？”我说。

　　山丹抢先替那顺解释说：“他参加高考了，也考取了，因为没钱交学费，就耽搁了。我家和他家情况一样，也供不起大学生。我俩约定好了，他先打工挣钱，让我先上，等我有了工作挣了钱，他再上大学。”

　　我听明白了，山丹和那顺是同乡、同学的关系，还有更近一层的恋人关系。这几年，经济发展了，有些家庭收入多了，但是上学读书的费用也提高了，仍然有少数上不起大学的青年，尤其是在贫困的乡村。

　　面对面授课

　　那顺躺在病床上，期待着一个和我对话的机会，这是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我称赞他的好学，说：“你想到的那个‘靡室靡家’的例句，很典型。还有个‘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成语，‘靡不’连用，是个双重否定。《诗经》中用‘靡’，相当于现在的‘没’。”

　　那顺进一步和我探讨，说：“老师，‘b p m f v’这五个唇音声母，把古今汉语的否定词都覆盖了，那么，其他几组声母呢，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形？”

　　我解释说：“一组声母对应一组近义字，这在语言理论上是可以讲通的。只是汉语的唇音和否定的对应，最典型。其他几组声母有类似，但不够典型。比如舌尖前音的三个声母‘z c s’，对应着古汉语的三个近指指示代词：兹（zi），此（ci），斯（si）。‘兹’用于特别强调的语气，‘斯’用于感叹句中，‘此’较普通、较常用，没有特定的色彩。‘兹’、‘此’、‘斯’，都是现代汉语‘这’的意思。不过，古汉语表示‘这’的意思还用‘是’和‘之’，声母是‘sh’和‘zh’两个舌尖后音，和舌尖前音很接近。”

　　“‘ɡ k h’呢？也能表示同义字吗？”那顺又问。

　　这是一组舌根音声母，我还没有认真思考过。我思索了一会儿，说：“‘干’——‘干燥’的‘干’，声母是‘ɡ’。‘渴’——‘饥渴’的‘渴’；‘枯’——没有水的井叫枯井，草木缺水会枯死。它们的声母是‘k’。‘涸’——‘干涸’，河道、池塘等没有水了；‘旱’——天不下雨。它们的声母是‘h’。干、旱、渴、涸、枯是同义字。可以说，汉语里‘缺水’这个意义，用舌根音‘ɡ k h’表示。”

　　那顺很认真地听我举出例字，并在纸上一一记录下来。这些年的教学，我愿意教给学生一些自己认为有用的知识，有些是统一教材中没有的，或者是和统一教材里的观点不一致的。我常常遇到一些不被理解的情况，比如，有人认为我讲得多余，是一些无用的、不在考试范围内的知识。与那顺面对面的交流，给了我一些安慰。现实中还有像那顺这样的青年，以追求知识为终极目的，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我为他对知识孜孜以求的精神而欣慰、而感动。

　　粗暴呵斥的背后……

　　我的那声粗暴的呵斥，导致了农民工那顺的摔伤事故。这件事情实属意外。当时，我的心里很乱，觉得那顺坠楼，责任在我。作为一个青年农民工，那顺的这种求知热情真的少见。他以这样偶然的方式，参与了一节课的学习和讨论，而且表现出了很好的知识基础和敏锐的思维能力。当时的我，如果能多一点灵活和宽容，少一点粗暴和轻率，或者把他参与课堂的举动看成是对我的教学的支持，或者让他放下手上的刷子，请他到教室里来，那该是一种多么好的处理方式！

　　我看待一个社会群体，经常使用一个约定俗成的成见，以为农民工是社会底层人士、弱势群体，他们没有文化，举止粗俗。而大学课堂是传承文明、研讨学理的象牙塔。农民工和大学课堂，不会有什么关系。我这种自以为是的成见，自然会让我轻视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们，并无视他们的智慧和能力。

　　曾经，农民、工人都有着骄傲的社会地位，被认为是先进、优秀的社会成分，不少家庭以自己的子女是农民、是工人为骄傲。但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少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世界观开始逐渐转变。以钱为本、以钱为纲、以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的思想开始蔓延。回顾我自己的经历，也曾沦落到社会最底层。我从下乡的牧区回城，也做过临时工，而且是很苦很累的粗活儿，没有一点技术含量。上大学是恢复高考以后，做教师是大学毕业以后。我本来不该轻视这些社会底层的人，然而，就因为自己的经济实力增强了，而开始看不起这些经济上还处在弱势的群体，甚至从看不起发展成为一种歧视。我知道，歧视人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真正落实到自己头上时，又会不自觉地露出具体的歧视行为。比如，我的那声粗暴的呵斥。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农民工”的评论文章，在深有感触的同时，也深深地自责。文中说：“……因为农民工没有好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农民工在城市显然‘低人一等’，成为城市的‘二等公民’，自然他们外出办理各种事务时都会受到排挤、受到歧视。在我们的身边，特别是在城市之中，确实存在着对农民工各方面的歧视。在地铁上，一些市民不愿意坐在穿着简陋、携带大包小包的农民工身边。在教育方面，不少城市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与农民工的孩子一起读书。总而言之，城市市民总想和农民工划清界限，不愿和农民工多接触交流，觉得和农民工的过多接触就是贬低自己的身份。种种实例可以证明，对农民工的歧视确实真真实实地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不同阶层的人们，真该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少一点成见和隔膜。

　　近年，“农民工”这个阶层，借助一些艺术展示平台，出现了像“旭日阳刚”那样很有天赋的音乐组合。如果能给他们设立一些文学和科学的展示平台，或许会涌现出很多杰出的人才，使他们有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梦想。

　　谷胜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