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在“清队”中,我暴打专家杨善济先生

 

杨先生虽已作古,入住天堂,但他的良善、他的为人,却永驻我心。我会永远记住他,永远思念他,为他烧香祈福。 ——作者

1981年,我(前排右一)在研究所第一研究室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与部分同事合影


这种羞愧难当、痛心疾首的心情,已经困扰了我四十多年。这种“羞愧”感,从我1968年暴打杨善济先生的那天开始,就在我的心中徘徊不散。当我渐渐地看清了自己身后的那段经历和历史的真面目时,我对自己当年的行为就不只是“羞愧”了,还感到特别“痛心”。尤其是在我退休以后,这种“痛心”的感觉日益明显,可身边却并没有太多的人可以交流。我知道,在我们中科院长春某研究所,有不少人对自己当年所做的对不起人的事,一直都忘不了,而且像我这样一直很“羞愧”、很“痛心”的人也不只我一个,但他们都不愿意回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也不愿意公开“开口”。我今年已经75岁,实在不想再继续煎熬自己了,我要公开向杨善济先生忏悔,向他的在天之灵以及他的家人郑重地说一声“对不起”。


  山雨欲来:军管会进驻研究所


  事情还须回溯到山雨欲来的1968年。


  1968年5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编者注)席卷全国。1968年5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革”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在运动开始,尽管上面已强调“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尽管在运动中仍不断指示“注意政策,打击面要窄”,但这场运动仍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在“清队”中,我们研究所是个重灾区,揪出了一个 “特务集团”,一批干部和科技人员被隔离审查,有的遭到刑事拘留,送进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


  1968年5月底,研究所实行军事管制,由驻长某部队进驻管理。在此之前,所里的几个造反派组织已夺取了所领导的大权,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科研工作不能有序地进行,全所一片混乱。军管会进驻后,成为所里的领导核心,主管全所科研、行政等各项工作。


  军管会大约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对全所各类人员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排查摸底,掌握了大量材料,为“清队”做了充分的准备。


  动员:敲山震虎


  6月上旬,军管会在明水路研究所俱乐部召开了全所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作动员报告的是军管会的杜副主任。他说:“深山藏老虎,大海潜蛟龙。我们这么大个研究所有没有特务?有!大家看,我们研究所实行军事管制的第二天,‘美国之音’就向世界播送了这一消息,你们说有没有特务?特务就在我们身边。有的人名为专家、学者,其实是受过特种训练的特务!他们能擒拿、能格斗、能潜水、能飞身上马……你们说他们是什么人物?他们有的是国民党中校;有的是国民党上尉军花;有的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有的是海外派来的。我们所里的人员极其复杂,问题极其严重……”


  在动员大会上,杜副主任敬告有问题的人:“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执迷不悟,赶快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检举别人的问题,争取主动赎罪,这是唯一的出路,别无选择……”


  杜副主任还鼓励全所职工:“积极行动起来,发扬敢下五洋捉鳖,敢上九天揽月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把混进我们革命队伍里的祸国殃民的阶级敌人揪出来……”


  杜副主任这暗有所指、敲山震虎的动员报告,让人莫不岌岌可危、惶恐不安。


  办班:揭摆“问题”


  动员大会过后,“清队”随之在我们所里全面展开。当时,全所办了两个“清队”学习班,一个是面对机关行政人员的“清队”学习班,一个是面对研究所业务人员的“清队”学习班。


  所机关“清队”学习班的组长由军管会的杜副主任担任,我是副组长。我当时在所机关的秘书科工作,可能因为我是当兵出身,又在“文革”初期给所党委书记、归国专家等写过分量比较重的大字报,在单位影响较大,才让我当这个副组长吧!在那个荒唐的年月,涉世不深的我在“三忠于四无限”的号召下,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在阶级斗争的风浪口浪尖上”锻炼。能进“清队”小组,而且还当上了副组长,我当时心里还挺高兴,认为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


  在动员大会结束的当天下午,所全体机关干部带着行李到研究所旧大楼(这里原是伪满大陆科学院旧址,始建于1935年3月,是那一时期东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自然科学研究机关。——编者注)集合,办机关“清队”学习班,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像部队一样,早点名晚讲评。我们“清队”小组还给他们制定了约法三章:一、不许回家;二、不许请假;三、不许缺勤。


  学习班的主要内容就是深入揭摆“问题”,鼓励大家互相检举揭发。开始时,大家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都闷起来了。杜副主任一再启发、敦促大家发言:“有的‘问题’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这里有不少人曾在国民党时期干过事,是有一定地位的人物,难道这不是‘问题’吗?有‘问题’的人能逃避过去吗?”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大家揭发出了那些曾做过国民党军官、三青团骨干、谍报员的人……


  后来,杜副主任在“清队”动员报告中提到过的“国民党上尉军花”伍琳(化名——编者注)坐不住了。伍琳是研究所的会计,她主动交代说:“我曾是国民党上尉军官,主要负责军需给养工作,就是给部队筹备军粮军饷。这是我做过的对不起人民的事。”


  我们“清队”小组根据人们检举揭发出来的问题,经过梳理,确定隔离审查人员,设立专案组,分别进行审查。学习班即告结束。


  “敌人”来了:遍地“特务”


  学习班结束后,“清队”进入紧张阶段,就是要动真格的,要抓出一批“敌人”来。果然,我们揪出了一个“特务集团”,卷进了四五十个人,一瞬间,整个研究所成了“特务窝点”。其实,这个所谓的特务集团里,绝大部分是虔诚的共产党员,有不少还是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干部,但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统统成了“清队”的对象。


  机关“清队”的第一个专案就是伍琳专案。有人揭发她是“国民党特务”,因此,我们“清队”小组迅速对她进行了隔离审查。审讯她就像批斗“走资派”一样,让她坐“喷气式”、大弯腰、站板凳,威逼她交代“问题”。她说:“我的‘问题’在学习班里已交代过,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做过其他坏事。”


  那是一个十分荒谬的年代,只要有人对你有怀疑,就可以把你抓起来进行审查。


  专案:伍琳案和杨善济案


  伍琳专案由我们“清队”小组的其他人员负责,我不是“办案人”。一次审讯她时,我正好随杜副主任去那里检查审讯进展情况。由于白天黑夜轮番审讯,伍琳的身体有点支持不住了,加上一天没有吃东西,肚子咕噜咕噜直响,不时地“突突”放屁。她要求上厕所,可负责审讯她的办案人不让她去,认为她是耍滑头,想借机放松一下。一位女性办案人对她说:“你不交代问题,就别想上厕所。”憋得她身子直晃,实在憋不住了,尿从裤腿流了出来……


  研究所图书馆馆长杨善济先生也未能幸免。杨先生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并获得硕士学位。他回国后曾在上海工作,1953年响应国家号召由上海来东北支援经济建设。有人检举他是“国民党特务”,因为他与国民党中尉王鲁舒(化名——编者注)有过接触和联系。


  杨善济专案组由三人组成,我是具体办案人,也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我们首先向杨先生反复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让他交代在美国和回国后的一些“问题”。他说:“我在美国留学期间与同在美国学习的华罗庚、孙本旺、唐敖庆常有往来和接触。我们在一起谈论的多是一些学术上的问题,当然也有随便聊天的时候……”


  我们没有和杨先生兜圈子,单刀直入地问他:“你认识不认识王鲁舒?”他略加迟疑地回答:“认识。”我们接着问:“你是怎么认识他的?他是干什么的?”杨先生说:“我和华罗庚、孙本旺、唐敖庆一起回国的,在客轮上我们遇上王鲁舒,他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反正在船上见到中国人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们看他也是书生气十足,和他很谈得来。我们五人一起谈天说地,很是投缘。我们相互介绍时,王鲁舒说:‘我是搞文学的。’华罗庚指着孙本旺说:‘我俩是搞数学的。”唐敖庆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哥儿俩是搞化学的。’王鲁舒笑着说:‘我们都是搞学问的,五人皆鸿儒,一行无白丁。’唐敖庆说:‘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丰富多彩,有享誉中外的四大名著,唐诗、宋词、元曲是文学史上的三座丰碑,读来令人陶醉不已。’王鲁舒说:‘是啊!中国文化就是有意思。1949年,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奉命回国,派到南京接替马歇尔职位的是华莱士,当时南京报纸以特大号黑体字作标题,发表了《马歇尔歇马,华莱士来华》的消息,标题实际上是一副对仗工整的回文联,顺念、倒念都一样,其意不变。可见中国文化之妙。’华罗庚说:‘我给你们出个三字联,看谁能对上。我师弟孙本旺因数学好,大家都叫他孙行者,你们就以孙行者为上联,对个下联。’大家对了半天也没对上。华罗庚说:‘上联是——孙行者,下联是——祖冲之。’大家都说好!孙本旺遭到华罗庚的戏谑,也不甘示弱,就回敬华罗庚一句:‘华先生不愧为数学大师,没忘祖师爷,若不是一条腿短,早就超过祖冲之了!’大家哈哈大笑……”


  听杨善济净讲一些他们五个人的逸事,却不说实质问题,我们打断了他的话头,问他:“王鲁舒是国民党特务,你和他做了哪些特务活动?”杨先生说:“我们在船上除了海阔天空地聊天外,没有做别的事。回国后,我们各奔他乡,五个人虽有通讯录,但没有什么联系。”


  一天,杜副主任来检查了解我们专案组的进展情况。他看了看杨先生的交代材料和审讯记录,眉头紧皱,很是恼火。他狠狠地扒拉一下杨先生,说:“你为什么不交代‘问题’?顽固到底是没有好下场的。”杨先生低头不语。


  杜副主任把我们专案组三人叫到室外,批评我们说:“你们太温情,有‘右倾’情绪,这不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像你们这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种暴力行动……你们一定要给他点压力,迫使他交代‘问题’。”


  杜副主任的一席话,给了我们很大压力,看来必须要对杨先生下狠招了。于是,我们找来一块小黑板,挂在杨先生的脖子上,上面写着“狗特务——杨善济”,并在名字上打个大“×”。我们还加大了审讯力度,不让他休息,大搞疲劳战术。我们专案组三人分班轮流审讯,对他采取“车轮战”。


  轮到我班了,也不知道我的上一班对他实施了什么招法,终于让杨先生开口“招供”了。我见笔录上记录着:“杨善济交代说:‘我是特务,是带着任务来到这个研究所的,主要是搜集科学技术情报……’”


  我还未看完笔录,杨先生却神秘兮兮地凑到我面前,在我耳边窃窃私语:“老李,我不是特务。”


  我一看杨先生翻供了,马上气不打一处来,指责他说:“你昨天交代是特务,今天到我班怎么就不是特务了呢?”一气之下,我举起一把木凳就向杨先生的背部狠狠地砸去,一下又一下,连连砸了好几下,砸得杨先生趔趔趄趄,踉踉跄跄,险些跌倒在地。他把虚弱的身体依伏在实验台上,大口地喘息着……


  我命令杨先生抬起头来,只见他的额头上有两块焦红的烙痕。原来,实验台上烧水热饭的电炉子旁边放着一把电烙铁!我心里暗想,怪不得他招供了,原来我的上一班搞了“大动作”,对他动用了电烙铁!在我的威逼下,杨先生虽然抬起了头,但他面容憔悴,眼神呆滞,我再让他交代“问题”时,他漠然地低头不语。审问陷入了僵局。


  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我三十岁左右,而杨先生已五十岁出头。他是我的长辈,我们平时的关系也不错,我知道他是出于对我的信任,才会跟我说实话,告诉我他不是特务,而我却为了保住我们“清队”小组的审讯“成果”而恼羞成怒,对他大打出手,使他雪上加霜,旧伤再添新伤……


  插曲:搜查电台


  11月初的一天晚上,杜副主任将我们机关专案组的部分人员召集到研究所会议室开会。他说:“我们今天夜间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所里有多人反映,半夜听见了‘嘀答——嘀答——’的发报声,这说明有敌人的电台,特务并没有收敛,仍在活动。我们晚上10点钟统一行动,搜查电台。”


  会议室门口放着一摞蓝大褂工作服,还有一纸盒手电筒,杜副主任让大家马上穿上工作服,每人拿一只手电筒,等待出发。


  杜副主任说:“根据任务需要,我们选出你们18位同志,你们当中不少人是当兵出身,有执行任务的经验。”他还开玩笑说:“你们是能降龙伏虎的十八罗汉!”


  我们这些人的具体任务是搜查新大楼、高研楼和旧大楼三个地点,包括地沟也要搜查。因为我们机关“清队”小组在旧大楼办公,就有人提出:“旧大楼还搜吗?”杜副主任很坚定地回答说:“要搜!以防灯下黑。”


  杜副主任说:“你们18个人分三个小组,每组负责搜查一个地点,每组6人,要做到万无一失。


  我所在的小组是搜查新大楼。新大楼是1962年落成,黄砖墙,绿瓦顶,造型古朴大方,雄伟壮观,是研究所的主楼。


  我和孙小明(化名——编者注)负责搜查地沟。孙小明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他机智勇敢、没少参战,我和他在一起执行任务有一定的优越感。我俩掀开地沟盖子,他先爬进去,我紧随其后。地沟里面铺设着各种管道和管线,空间非常狭窄,站不起来,蹲不下去,只能爬行,而且还很憋闷。当我们爬进去十多米远时,前面有一座架托管道的水泥墩拦住了去路,水泥墩和墙壁之间的空间很小,看样子很难过去。老孙琢磨了一会儿,轻声说:“咱俩侧身过去。”老孙侧身向前,刚一伸胳膊,身体就被固定管道的钢丝扎入腕部,鲜血汩汩直流。老孙不愧为老兵,有临战自救经验,他把宽松大褂袖头向外一拽,抽出袖口两条紧袖带,顺势包扎起来,鲜血止住了。我们虽然出师未捷身先伤,但没有影响执行任务。老孙身子挤在水泥墩和墙壁之间,前扒后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挤过去了。我没有老孙魁梧,没太费劲就爬过去了。这样的水泥墩有数十座之多,每座水泥墩都是一道难关,老孙都要付出很大的痛苦。


  地沟里很脏,有股霉味。用手电筒向地面一照,死老鼠、鸟类翅膀和羽毛等脏东西,一一呈现在眼前,令我们恶心作呕。


  我们爬到地沟的拐角处,冷不丁地听到“扑棱”一声,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把我们吓得一激灵,都出了一身冷汗。用电筒向上一照,原来是被我们惊动了的两只觅食的黄鼠狼在逃窜。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地沟搜查,一无所获。我们一身臭汗爬出地沟,被处面的寒风一吹,浑身“唰”一下凉了起来,难受极了。这件苦差事终于结束了,我们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举动十分荒唐愚蠢,莫不让后人贻笑大方。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却正经八百、毫不懈怠地执行着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取经:良心受到震撼


  由于杨善济专案没有任何进展,机关其他专案也是如此。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杜副主任带着我们机关专案组的全体成员,去所实验室专案组取经。


  我们刚一跨入实验室专案组大楼的走廊,就听见“妈呀——哎哟——妈呀”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一阵心悸。我们到这里的各个专案组一看,多数都是暴力审讯,逼迫招供。我们看见一个受审者,他叫张定钊,是研究电化学的研究员,有人举报他是“特务”。他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分到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工作。1953年,他和杨善济一样响应国家支援东北建设的号召来到我们研究所。他的胸前挂着一块十多斤重的大铁饼。审讯他的办案人员戏称,他是国民党的“有功之臣”,这是蒋介石奖给他的“特级勋章”。他脖子上的铁丝已深深地勒入肉里,惨不忍睹。


  有一个被誉为研究所“七大才子之一”的青年电化学专家,名叫华保定,在这次“清队”中,因承受不了莫须有的罪名而触电自杀。还有一个叫华萼的老革命,因交代不出“问题”,被逼得跳楼自尽。


  耳闻目睹这一件件、一桩桩惊心动魄的事件,我的良心受到了强烈震撼。我认为我们这样做,有悖于党的政策,于是我写了一篇《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政策》的文章,于1968年12月初寄给了《吉林日报》。1969年1月初,《吉林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还加了“编者按”。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清理阶级队伍,不要施于暴力,不要刑讯逼供,要重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轻信口供。


  由于杨先生的专案还处于相持阶段,需要打开局面,深入下去。我向军管会提出要内查外调相结合,不能一味地施加压力,逼他招供,只有在足够的证据和事实面前,他才会低头认罪。


  外调:杨先生是个好人


  我们外调的第一人是孙本旺。1968年12月末的一天晚上,我和同事老于登上了北去的列车。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系。孙本旺教授也在接受审查,我们让他实事求是地将杨善济的情况和“问题”介绍一下。孙教授面向天花板,望了一会儿,说:“我对杨善济的为人,印象是很深的。他说得少,做得多,是讷于言敏于行的人。我记得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就资助过别人,‘善济’是他的名字,也是他的座右铭。至于他有什么‘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又向他提问:“你认识不认识王鲁舒?”孙教授说:“认识,是在回国的途中认识的,这人很健谈。听说他是国民党特务,现已被关在监狱里……”


  根据孙教授提供的线索,我们去了牡丹江市。在牡丹江看守所,我们将提审王鲁舒的介绍信递给值班狱警,他让我们在候审室等候。候审室有些阴暗,墙壁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


  不多时,两名狱警将王鲁舒押进候审室。王鲁舒中等身材,看上挺精明。我们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向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说:“罪犯王鲁舒。”我们让他坐下,他把双手放在两腿之间,端坐在固定的水泥凳上。


  我们问:“你认识杨善济吗?”


  他略带迟疑地反问我们:“是从美国回来的杨善济吗?”


  我们说:“对!把你和杨善济的关系和‘问题’向我们交代清楚。”


  王鲁舒说:“我和杨善济还有华、孙、唐三位学者是在回国的轮船上认识的。杨善济是个老实厚道的勤快人,在船上扫地、打水,什么活都干。他很善良,有一位弯腰驼背的老太太在船上乞讨,杨善济便拿出几美元给了她。老太太一边点头一边说:‘Thank You for your help.’我们几位还赞许杨善济助人为乐的精神,并开玩笑地说他将来不光是化学家,还是慈善家。”


  我们开门见山地问:“杨善济是不是特务?你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王鲁舒说:“他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除在船上认识外,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联系过,情况就是这样。”


  经过内查外调,我们没有发现杨善济政治上有什么“问题”,他不但不是特务,而且还是个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的优秀科技工作者。杨先生任研究所图书馆馆长期间,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了方便科技人员查阅文献,他编撰了大量的文献索引。只要有人和他打声招呼,他就会把相关的文献资料摆在阅览台上,方便读者查阅。他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仰。


  外调回来,我们向军管会汇报:“查无实据,人家都说杨善济是个老实的好人。”


  此后,由于工作需要,我离开了杨善济专案组,到第八研究室工作了,杨先生的专案归他人审理。至于后来的审讯过程和结果,我就不太清楚了。


  昭雪:“特务集团”子虚乌有


  1978年下半年,我们研究所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干部、科技人员都得到了平反昭雪,洗清了不白之冤,落实了政策。我们在“清队”中挖出的所谓 “特务集团”,纯属子虚乌有。伍琳恢复了研究所会计工作,杨善济先生也官复原职,还担任图书馆馆长,只是他工作没几年就到了退休年龄。


  追悔:正视过去,反躬自省


  往事不堪回首,让我自惭形秽,追悔莫及。


  早在对杨先生的外调过程中,听到两个被调查人对杨先生的高度评价,我就已经感觉到杨先生是个好人,不是什么特务,同时,我的内心也在强烈地自责,感到羞愧难当,无颜面对杨先生。


  1978年研究所给杨先生落实政策不久,我就想去杨先生家向他赔罪。可是,我在杨先生家门前徘徊多次,也没有勇气进入他家大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研究所的院里与他不期而遇,我向杨先生深鞠了一躬,诚恳地对他说:“杨先生您好,我让您受苦了,实在对不起您,我向您赔礼道歉。”说着,我又向杨先生鞠了一躬。杨先生莞尔一笑,对我说:“不必,不必,我一直很信任你,我们相互理解吧!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放在心上了。”杨先生主动和我握手,说:“好了,都不要往心里去了。”


  本以为杨先生会怪罪于我,可出乎我的预料之外,他没有怒目指责我、抱怨我,而是不计前嫌,对我这样宽宏大量。


  他的一番话,让我更加愧疚,更加悔恨自己当初对他的所作所为。我是在“文革”中干过错事、坏事的人,我不认为那只是“革命行动”,也不想借口“狂热盲从”、“上当受骗”,而把自己的罪责一推了事。我做的错事、坏事不只是由于认识和信仰的原因,更多的是出于自己实际利益的考虑。比如,为了表现自己“清队”成果显著,也是为了向上爬,我不惜暴打杨先生,阻止他说真话。我对杨先生的忏悔是绝对必要的。在我看来,忏悔属于对自己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是对自己心灵的呵护,我的忏悔说到底是为了我自己。忏悔固然不能抵消我的过失,却使我的道义立场发生转变。如果我连正视过去、反躬自省、公开悔悟的勇气都没有,那么,我对杨先生欠下的那笔债将终生尾随着我。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这是每个人的终生功课。


  如今,杨先生虽已作古,入住天堂,但他的良善、他的为人,却永驻我心。我会永远记住他,永远思念他,为他烧香祈福!


  今来



标签: 良心 愧疚

作者:喃喃 分类:同事 浏览:1284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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