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为调回长春,我不惜把病危父亲当“人质”

 

这些记忆当然不是想象出来的,也并没有因为经历了时间而变得虚无缥缈,只是它们改变了,消失了,再不会回来。 ———作者

 

这张照片是1979年5月2日照的,也是父亲(前)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后左一是二哥,左二是二姐,左三是三姐,右一是作者 



1979年4月的一天,我正在桦甸山区一个三线厂(当知青后抽调到那个三线厂)上班时,收到了父亲从长春邮来的信。那是用牛皮纸自制的信封,里面装着一页很不周正的纸,上面只写了7个大字:“我病重能否回来。”


  父亲有病的事,我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那是父亲单位一位负责劳保的同志跟我们单位的一位同志说的。原来,我们单位那位同志,他父亲和我父亲在同一单位退休,因老人身边无子女,他想调回长春。他办理调转手续时,知道我的情况后告诉我说:“听说你爹检查身体时发现肝上有个肿瘤……”


  看了父亲的信,我知道父亲确实病得很重,我必须马上回去。当我到家时,二哥、二姐、三姐都接到了父亲同样内容的信,已先后从吉林、通化、蛟河赶到家。二哥是学医的,他摸了摸父亲的肚子,偷偷地告诉我们:“如果是恶性肿瘤,爹去世的时间只有两到三个月了。”于是,我们分别为父亲准备后事。两个姐姐根据父亲的要求,给他做了装老衣裳。我建议父亲去照一张相。1979年5月2日,在汽车厂一带的东风照相馆,父亲与我们合了影,留下了一张最值得纪念的照片,也是父亲生前最后的影像。

 


  父亲一生受尽贫穷和苦难,可谓命运多舛。


  我家祖籍山东,我父亲出生在1910年,那是清末民初国破家亡的年代。他常和我讲:人生的三大不幸他都摊上了,一是幼年丧父,二是中年丧妻,三是老年丧子。


  由于劳累,在我父亲8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扔下奶奶和父亲无依无靠。在山东实在活不下去了,奶奶只好带着父亲随着逃荒大军一路讨饭来到东北。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历尽千辛万苦,徒步数月,有时一天也吃不到一口饭。遇到好心的人家,看他们娘儿俩可怜,给点饭吃,安排住一宿,有时睡在人家院子里。最后,娘儿俩在吉林省长岭县的一个小村子里定居下来,奶奶给一户王姓地主家做佣人,父亲给他家放猪羊,勉强维持生活。


  我出生于1945年。在我3岁的时候,我的奶奶、母亲先后去世。听老人讲,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每天要死十多个人,死因是患了“霍痢拉”,也就是霍乱,据说和日本人当年搞的细菌战有关。当时,我父亲在村里的木匠铺当学徒,每天做的棺材供不应求,有的人家买不起棺材,就用破席子把死者一捆埋了。我奶奶和母亲出殡的当天,村里人都怕传染,谁也不出来帮忙,只有父亲和15岁的大哥、13岁的二哥,用牛爬犁把奶奶及母亲的棺材拉到野外埋了。现在看来有多惨啊!


  先后失去两位至亲至爱,给父亲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当时都不想活了,也确实无法生活。当时大哥15岁,二哥13岁,大姐10岁,二姐8岁,三姐6岁,我3岁,看着6个没有成年的孩子,父亲真是要崩溃了。那时刚解放,国家很穷,不像现在有低保政策,困难户也能过得下去。幸亏父亲学会点木工手艺,带点工具到处打工,挣点钱养家糊口,家里的其他事他也管不过来了。


  15岁的大哥成了家里的主心骨。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大哥照顾弟弟妹妹、种地、打柴、喂猪,总之他成了一家之主。我当时被姥姥抱养两年,两年后17岁的大哥和16岁的大嫂结婚成了家,使得从地主家里分来的一间半草房里又有了点家的气息,我也被父亲从姥姥家里抱回来。


  在我5岁的时候,父亲又给我们找了位继母。她的到来,给这个困难的家庭带来了更多的麻烦事。后母难当,哥哥和姐姐们对她很不满,家庭矛盾不断。实在没办法在一起生活,不到一年,9口之家只好分开过。大哥、大嫂、二哥、大姐、三姐在老房子住,父亲、继母、二姐及我又租了间房子。


  这一年是我记事后最困难的一年。虽然解放了,但由于灾害,我们这个村颗粒无收。我看见很多树叶子都被饥饿的人们吃光了,我家养的一头母猪也活活地饿死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头猪死前的样子。它是一头身上带黑白花的猪,长、高一米左右,瘦得像一面墙,走路直打晃。头天晚上,父亲喂它几粒玉米,它只吃了两粒,然后艰难地走到自己的圈里。第二天早晨去看它,它已经死了。我们把它埋了,不忍吃它的肉,因为它是饿死的。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点工具,只身一人来长春打工。父亲来长春一个多月也没有找到几份挣钱的活,身上带的钱也快用没了,住店的钱都不够了,只好住在大车店里。也就在这个时候,乡下的大哥想买点来年的土豆种子,但也为没钱发愁,他觉得父亲去长春一个多月了,可能有点收入,就只身来长春,找到父亲。大哥见到父亲后,说明来意,见父亲面露难意,就不再强求了。


  当时天色已晚,大哥回去已不可能,一个人住店的钱都很困难,两个人就更花不起了,怎么办呢?父亲想到长春火车站,于是父子俩在街头买了俩馒头,一边啃着,一边朝火车站的方向走。当时火车站是很多住不起店的穷人借以住宿的地方。来到车站找了条空椅子,父亲一会儿工夫就睡着了,而大哥却怎么也睡不着。听着父亲的酣睡声,大哥又气又恼,但是这又能怪谁呢?真是一分钱憋倒英雄汉。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见父亲还没睡醒,大哥只身朝回家的路走了。待父亲一觉醒来,才发现儿子不见了。


  父亲老年的时候常和我讲这件事,说大哥记他仇了。大哥也常和我说:“父亲年轻时没正事。”我想这事不能怪父亲,只能怪当时讨生活太不易,挣钱太难。父亲一生与世无争,虽然干了一辈子木工活,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除了一张吃饭的桌子,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真是家徒四壁。


  1952年,父亲在长春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单位叫什么名字,我也记不清了,后来归了现在的省建一公司。不久,我和继母、二姐也随父亲来到长春。我们先在长春租房,一年以后父亲单位分配了住房(绿园区南官舍)。因为父亲有了固定的收入及住房,大姐和三姐也先后来到长春。家里人口多了,父亲的收入又很少,在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父亲与继母之间、姐姐们与继母之间,经常发生矛盾,我总会在睡梦中被他们的吵闹声惊醒。父亲夹在妻子与女儿们之间,很难找到平衡点。记得父亲当时对外人常讲这样的话:“不能因为有后娘就有后爹。”所以,他对女儿们与妻子之间的矛盾,总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说谁对谁错,把事情压下完事。


  下面说一下大姐患病与去世给父亲的打击。


  1954年,二哥考上了东北师大附中,这在长岭县没有几个人,在我们村里更是头一位。当时人们都互相传说,老王家二小子到长春去了。人们的赞美,给我和三个姐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几个都非常努力学习,上进心很强。特别是大姐,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初中。可是,继母却不支持我们上学,以家庭困难为由,经常和父亲吵架,不给做饭,不给学费。大姐上初中一年级时,因为吃不饱穿不暖,经常感冒咳嗽。有一天放学回家,她对父亲说有点胸疼,咳嗽时痰里带血。父亲带她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肺结核。于是,她不得不在家休学治疗。


  大姐的病,使得原本十分困难的家雪上加霜。因为没钱治疗,继母又从中作梗,当时只用了点中草药,根本不起作用。大姐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大口大口地吐血,体重由原来的120斤降到了70斤,眼看着不行了,长春的一家大医院给下了死亡通知:“此人活不到三个月。”


  救女心切的父亲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求助于单位。单位领导到我家看到这种情况,给开了一张介绍信,让大姐以父亲单位职工身份住院。又经长春市卫生局帮忙,把大姐转送到蛟河县结核病医院治疗,费用从父亲每月39元的工资中扣除。后来父亲每月开支时都有扣款条。在去蛟河的医院途中也不是很顺利,父亲常和我讲,他当时是如何艰难地把大姐送到医院的。由于看病心急,火车到蛟河车站后,父女俩忙着下了车,可一打听,当地人告诉他们:“此医院离县城还有一站地,你们提前下车了。”这一站地足有18里路,当时又没有公共汽车,而且天已擦黑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顺着铁路走吧。两人走了不到一里路,大姐实在走不动了。父亲当时40多岁,身体还算结实,就背着大姐走。可背着走了一段,又不行了,大姐说压得她胸疼。怎么办呢?父亲只好让她骑在自己脖颈上,驮着她走。父女俩就这样走走停停,一直走到深夜,才赶到医院。医院的负责人说:“你们怎么才来?再晚一点,床位就没了,只好住走廊了。”


  不管怎样,大姐总算有救了,再苦再累,父亲都感到很值得。就这样,大姐在医院治疗数月后,病情有所好转。因为花的钱太多,父亲单位催得紧,大姐只好出院。后来大姐找到工作,结婚生子,但因为病情反复发作,在20多年里又多次住院,最终在1978年10月病故于蛟河县结核病医院。大姐走在了父亲的前头,年仅40岁。


  大姐去世的事,我们都瞒着父亲,没有人告诉他。后来大姐夫来长春办事,无意中说漏了嘴。父亲听后眼前一花,晕了过去,半天才苏醒过来。此事成了父亲病故的导火索。从此,父亲一蹶不振,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总是盯着大姐的照片发呆,饭也吃得很少,脸色越发差,不到半年就查出了肝癌。

 


  父亲病重,让我想到不如趁这个机会把我的工作调回长春。按当时的政策,父亲身边没有子女,只要父亲单位同意出头办理,是可以把我调回来的。于是,我们哥儿几个到父亲单位找了相关负责人,和他谈了此事,并提了我在长春护理父亲期间的生活费问题。因为我在长春这段时间,我的单位是不给开支的,我一家四口人的生活费就没有了。那时家里都没有存钱,一个月的工资到月底就花光了。


  我们谈得很好,那位负责人表示可以考虑帮助我把工作调回来,并答应以补助父亲生活困难为由,解决我的部分生活费。


  看问题有了眉目,几天后哥哥姐姐们都回去了,留下我在长春护理父亲。半个月后,我去给父亲领退休金时,只领到了父亲每月28元的退休金。我问他们为什么没有补助我的那部分,他们说,补助的事领导正在研究,能否批准还不一定,并且告诉我:“关于你的调动问题,也不一定能办成。”我一听,傻眼了,心凉了,本来答应得好好的,现在又变卦了,我在这里没有钱,家里外头怎么过啊!


  于是,私欲膨胀的我回家和父亲商量,决定把重病的父亲、即将离世的父亲、走路都十分困难的父亲,带到他们单位去给领导施压,以促成问题的解决。这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不理智、最自私的决定,也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事情。


  第二天一大早,我扶着父亲走上了艰难的“上访”之路。我家在孟家屯南站附近,父亲单位在地质宫附近,从家到单位有20多里路。我们中间坐了一段有轨电车,大约有十几里路,剩下的路途全靠走。三个多小时后,我们才来到了父亲单位,在楼上见到了那位负责人。当时父亲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拱手给他作了个揖,请求说:“请您帮忙把我儿子调回来吧!”我却借着他们谈话的机会悄悄溜走了,一直到下班也没回去。我心想:“我不管了,看你们怎么办吧,反正他是你们单位的人。”


  晚上回家,我发现父亲已被他们单位的人用吉普车送回家。父亲坐在炕上,见我回来,脸色气得铁青,有气无力地对我说:“你咋把我扔那儿了!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啊!”


  此后,父亲病情更加严重,已经卧床不起了。我和他们单位的关系也破裂了,以后再也没去找过他们。因为此事,给后来哥哥姐姐们处理父亲的后事带给了麻烦。负责人很冷淡地对他们说:“你们的弟弟太不会处事了,怎么能用这种方法逼我们呢?如果他心平气和地好好跟我们说,我们也许会考虑一下他提出的要求,可他却把一个病得奄奄一息的老爹独自扔下就跑了,太不冷静,也忍心了……”这是后话。


  生活费没有了来源,怎么办呢?我只好回去了。我给三姐写了封信,告诉了她长春的情况,说出了我没办法在这里护理父亲了。几天后,我爱人带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一岁)也来了;一是来看父亲,二是来告诉我单位催我回去上班。几天后,我们一家回去了,把病危的父亲留给继母照顾。


  6月10日,我回去十多天后,收到三姐邮来的父亲在旧货市场买的一件旧皮袄和一封信。三姐在信中告诉我,父亲已于6月5日去世,后事都已料理完了。我见信后十分难过,悲痛和后悔的心情无法形容。这件旧皮袄也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产。

 


  一转眼,我父亲已去世36年,我也成了70岁的老人了。人老了都爱回忆往事,我也一样。想起我苦命的父亲,想起父亲对我的疼爱,心里总是一揪一揪地疼。


  父亲是个非常内向的人,他寡言少语,对我的关注和爱,总是默默的。


  我想起母亲去世后,我被抱到40多里地之外的姥姥家抚养。我5岁那年,父亲去看我时,发现我造得埋了咕汰,穿得破衣捋梭,很是受不了。当时我舅舅是卖货的,专卖小孩服装,却舍不得给我穿一件。我父亲一气之下把我抱回去了。1964年,我在长春市七中念高中,因七中没有学生宿舍,我就在学校附近的舅母家住(舅舅已去世),在学校教师食堂吃。当时我父亲已提前退休,每月只有28元,只能给我5元生活费,这点钱仅够我每天吃一顿饭。我不好意思跟舅母说自己吃不饱,都饿出胃病了。父亲看我这样,找到教育局,想方设法把我调到长春市二中,住进了学生宿舍。后来我又申请了二等奖学金,每月7元,这样每月就有12元的生活费了,从此吃饱了肚子。


  尽管我小时候淘得出名,但父亲却对我格外宽容,即使我犯了再大的错,他也从来不骂我、不打我,还竭力护着我。


  1952年,我家从农村搬到长春市。记得刚开始是在上海路租了间小房,我家住四楼,楼梯是木制的。一天邻居家的小朋友带我到胜利公园玩,我看见公园里的柳树枝很直,做鞭杆儿比较合适,这在我们乡下是找不到的,我就动手去折。刚刚折断,被公园的管理人员发现,说要罚款。我当时才7岁,吓哭了。他记下我们的居住地址,让我俩回家了。公园的人找到我家,说了此事,继母说等我父亲回来再说,公园的人就走了。


  当时继母很生气,骂了我,还要动手打我,我便夺门而出,想下楼逃跑;跑到楼梯上,慌不择路,便顺着楼梯滚了下去,从四楼滚到三楼,头碰肿了,人也昏了过去。当时正赶上父亲下班,以为我在那里睡着了,轻轻地踢了我一脚,见我头肿脸青,才知道摔伤了,忙和继母一起抱着我去医院。因为是木制楼梯,我碰得较轻,上了点药,几天就好了。后来公园的同志了解我家比较困难,罚款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父亲因为继母没有看住我,和她打了几天仗。其实这件事责任在我,在农村像我这样大的孩子是经常在野外玩的,根本不用人看着。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在我和继母有矛盾的时候,父亲是向着我的。


  还有一次,是我在汽车厂十六中念初一的时候。当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我和一个同学抗不住饿,跑出来到一个毛桃地偷摘了人家一个毛桃,我还把看地的人打了,打掉人家一颗门牙。我知道自己闯了祸,吓得跑到一个邻居家的炕沿底下躲起来。那人拿着门牙找到我父亲。我父亲带着他到医院重镶了一颗门牙。本来以为父亲至少会揍我一顿,但是父亲没有,只是脸色不好看。


  这些记忆当然不是想象出来的,也并没有因为经历了时间而变得虚无缥缈,只是它们改变了,消失了,再不会回来。所以想起时更觉得如同一场幻梦,令我悲从心来,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


  父亲为我们操劳一生,把我们6个儿女抚养成人,其中两人还受到了高等教育,这都是父亲的功劳。不只是对家庭,父亲对国家、对社会也作出了可喜的贡献。现在走在长春的大街小巷,还能见到父亲亲手参与建造的建筑物,比如地质宫、汽车厂老厂房以及老的家属楼。他还在工作期间被单位派去北京参加建造“人民大会堂”等著名的十大建筑。父亲有一张单人照片,就是当年参与建造十大建筑期间在天安门前拍的。


  父亲一生劳苦功高,对我们儿女倾尽了毕生的爱,可在他临终时,作为他最偏爱的老儿子,我没能在他身边尽孝,为他送终,反而为了自己的调动和补助,把病危的他押到单位做“人质”,给领导施压,促使他提前离世。这件事我越想越后悔,越想越内疚,越想越惭愧,深感罪不可赦。希望父亲在天之灵能感应到我这迟来的忏悔,原谅我这不孝的儿子。

 

  王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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