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每写一个字，我的身心都承受着痛苦的折磨，但我必须趁我还明白的时候，向被我伤害过的学生们真诚忏悔。——作者

　　我叫张广新，做过近四十年的小学教师。我热爱这一行，真的没干够，但岁月不饶人啊！2007年10月，我到了退休年龄，不得不离开所钟爱的事业，到松原市投奔在那里工作的子女们，享受天伦之乐。

　　回顾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历程，我在白城地区大安县丰收乡富胜小学和新富小学连续教过5个毕业班，其余那些年都从事领导工作。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的大部分工作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认可，也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多次表彰，还得过多个市、县级颁发的荣誉证书。在别人眼里，我是个完美的人，但我对自己的评价并不高。我的工作很努力，这不假，却够不上很优秀，离“完美”更是有着很大差距。比如说，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声誉，我不择手段地做过3件超常规的事，影响了4名学生的健康成长。这些事，在我的心底留下了大片阴影，不去想总浮现，至今都无法走出来。就像我这条老寒腿一样，每逢气候变化，就要疼上一阵子，有时疼得入心入脑。

　　坦诚地说，我退休这些年，每逢年节都想故地重游，看看朝夕相处的老同事、会会朝思暮想的老乡亲。可每次想要回去，总怕碰到被我伤害过的学生及他们的家人，真怕他们当众让我难堪。今天，我鼓起勇气把我做过的这些错事写出来，也许我的心理阴影会变小，心头压力会减轻。

　　起绰号，使学生丧失自信心

　　1974年6月，历时半年左右的“批林批孔”运动接近尾声，学校也在抓紧恢复正常教学，狠抓教学质量，也有人称之为“智育回潮”（1973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他上任伊始就紧紧锣密鼓抓教育，各级教育部门纷纷积极响应，并根据各地实际制定各种措施狠抓教学质量，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成效。后来，有人把当时全国上下轰轰烈烈抓教学质量的做法叫做“智育回潮”。1975年底，“四人帮”把“智育回潮”当成邓小平同志的罪证之一对其批判并把他又一次赶下台）。为了响应上级号召，调动“老师教，学生学”的积极性，大安县教育局采取了层层排榜的措施，将各个学校、各个年级，按成绩高低排名次，并在各级政府门旁或校内外人群集中的地方，大张旗鼓地张榜公布。每逢期中、期末考试结束，整个社会总要就排榜的名次议论一阵子，教师、学生的压力都很大。

　　当年我28岁，在富胜村富胜小学教毕业班，既当班主任又承担语文、数学双科教学任务。这也是我从教以来教过的第3个毕业班。由于前两个毕业班的学生优劣差距不大，我的教学工作得心应手，成绩总是保持在全丰收乡同年组前几名。乡教育组还组织各村小的高年组教师，听了我的两次观摩课。得到听课教师的充分肯定和赞赏，我的脸上很有荣光。可这个班的学生整体素质却比前两个班差许多，特别是有两名女学生，语文成绩还算可以，数学成绩就甭提了。有些题，虽然我反复讲解，可她俩总是似懂非懂，一经考试，分数很难进到两位数。在全镇9所小学的同年组十几个教学班的评比中，我教的这个班，如果把这两名女学生的成绩算在内，平均分数总会排在榜尾；如果把她俩的成绩抽掉，就会排在中游，这让年轻的我在同行中总觉得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1974年上学期期中考试后，在发考卷、讲评成绩、总结不足的班会上，我说到这两名学生时，情绪很冲动，讽刺她们说：“你俩的分数加在一起没超过20分，还不如你俩在考场上睡着了，一道题也没答呢？”说着，我把这两份试卷狠狠地摔在地上。由于我没把握好自己的嘴巴，又信口开河地说：“你俩在这个班就是个‘白搭’！”

　　我的话，惹得全班同学哄然大笑。见这两名学生红着脸，撅着嘴，像是嘟囔着什么，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咬牙切齿地说：“你俩还觉得委屈吗？全班同学的成绩受你俩的影响，整体荣誉都丢了！”我还用手狠狠地指着她俩说：“从今天起，你——叫‘赵白搭’！你——叫‘李白搭’！”瞬间全班同学的目光都投向她俩，这两名学生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哪里想到，班会散后，全班学生从此不再叫她俩的名字，而是专门叫她们的绰号——‘赵白搭’、‘李白搭’，而且这绰号没过几天就蔓延到整个学校。有些学生不但在校内对她们直呼绰号，在校外也习惯性地称呼着，她俩无地自容，想躲都躲不开。

　　开始的几天，我认为这绰号对她俩在学习方面能起到鞭策作用，在精神上给她俩施加点压力，也许会成为她们学习的动力。其实不然，我发现这两名学生在众辱之下感到非常难堪。她们上课不爱抬头、在校园内遇到老师也不敢正面相对。同学们有说有笑，她俩却沉默寡言，无论是课间活动，还是上学、放学，两人总是在一起，形影不离。我还逐渐发觉，她俩的学习状态也发生了变化，神情忧郁、精力涣散，完全失去了学习兴趣，不但数学成绩没有丝毫提高，连语文成绩也滑了下来。看她俩早晨迟到次数增多，一度有辍学的念头，我意识到了是绰号起的负面作用。怕她俩无法承受绰号的压力，真的不想念书了，我就多次找她俩做思想工作，鼓励她俩抓紧用功，好好学习，有不会的问题找我补课。可任凭我说得口干舌燥，她俩就是不做声，让我觉得很无奈。其实，她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心知肚明，这都是绰号惹的祸。可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我想收也收不回来了。我非常后悔。

　　这一年，她俩连忍带躲，总算是熬过去了。毕业离校这天，可能是她俩最盼望地一天吧？在欢送会后，两人羞羞答答地走出教室，手挽着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校园。也许因为学习成绩差，认为前途渺茫，也许怕这个羞辱人的外号再在其他地方蔓延，总之，她俩都没有步入中学。当年，这两名学生只有十二三岁。

　　我后来听说，叫赵丽（化名）的这名学生随家搬进了城里，叫李霞（化名）的这名学生，家住在邻乡的富国村，成为养猪大户。她施用的是现代养殖技术，每年出栏生猪几百头，很多养猪专业户都去她那里参观学习。

　　1992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骑着摩托车路过李霞家门口。本想进院看看李霞养的猪，可“绰号”二字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觉得自己对不起学生，没脸见她，只是悄悄地看看猪舍的外围，没有进院。同年8月，李霞由于忙事业，把儿子小龙送到住在我们学校后院的娘家照顾，小龙的姥爷把孩子送进我们学校读书。说句实在话，为了抹去叫他妈妈绰号一事的愧疚，我对小龙特别关照，不仅免去了当年的学杂费，还经常把学校的图书送给他看，并让他有困难时找我。不知小龙跟他妈妈说过没有。

　　大约在1995年，是教师节的前一天，我同负责后勤的温老师到街里给教师买纪念品，在安广百货一商店遇到了20年不见的赵丽。赵丽很热情地同温老师打招呼，问长问短，而对于我这个曾经的班主任只是冷漠地瞥了一眼。我刚要同她搭话，却见她扭过头去，匆匆走进人群。我的心好像被赵丽的眼神划破了，好凉、好疼啊！望着赵丽远去的背影，我难受得眼泪差点掉下来，既抱歉又内疚。可这种痛苦的感受能向谁说呢？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

　　直到现在，我都恨自己当时没有叫住赵丽，当面向她认错。  

　　施招数，强迫学生检讨

　　1978年下学期，各级政府为了让学生就近入学，全日制小学在校舍能容下的情况下，都设立了7年级。我们富胜小学由韩老师任7年级数学科教学。韩老师个头不高，声音洪亮，语言利落，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要求得比较严格。这个班级有一名叫强的男生，他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但其身高和体重都超过了韩老师。就是在同班的三十几名学生中，强也是最高最壮的佼佼者。强的学习成绩一般，但他好结交朋友，在同学中很有号召力，甚至在全校学生中都是“老大”级的人物。课余时间，有许多学生一窝蜂似的围着他转。只要他做啥事，不论对错，总是一呼百应，有人捧场。

　　在一次课间活动中，强同几个学生没离开教室。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只大鸭子，后面还画了一只鸭蛋，鸭蛋的旁边又画了一只雏鸭，并随手写下一行字：“它妈拉个蛋。”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上课铃声响了，强没有上前边擦黑板，别的学生自然也不敢去擦。韩老师走进教室，一眼就看到了黑板上的内容，问及此事，也没人吱声。随着韩老师问话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高，语言一句比一句锋利，还是没人应声，全班学生只是静静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发现后排学生偶尔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强，韩老师什么都明白了，气得浑身发抖，面色苍白，最后失声怒吼：“乱写乱画并扰乱上课的人，为什么不写‘你妈拉个蛋’！”话音刚落，韩老师就随手把黑板上的“它”字换成了“你”字。

　　强被激怒了，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手指着韩老师回骂一句：“是你妈拉个蛋！”

　　捣乱的学生虽然找到了，但对手比自己壮，比自己横，讲理不听，厮打不过。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韩老师把强交给学校处理。

　　当时，我是这所小学的校长，早就想找茬儿制服这个霸气的学生，机会终于到了。我认为对于这个“师畏生惧”的学生，必须对他施加压力，杀掉他的威风。于是，强刚气势汹汹地迈进校长办公室，我就开腔训斥他：不该乱写乱画、不该影响班级正常上课、不该耍蛮骂老师……为了震住他，我的语气贼冲，有时还用力拍响桌子，强迫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检讨自己的行为，向韩老师道歉。可强并不服气，还同我争辩起来，认为他只是在同学中开个玩笑，老师不但小题大做，还开口骂他，检讨和道歉都是难为他。

　　虽然强的话有对的一面，但我的目的不是评理，而是给韩老师争回面子，更是要制服他。我看和他来硬的不行，就改成软招儿，一次次地找他“谈心”。一开始，我选用课间和活动时间找他谈，可谈了多次，却不见效果，他还是硬气得狠，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有错。后来，我干脆不分上课或自习时间，只要我有空就找他。这一招儿可真灵！可能他觉得自己的学习成绩本来就一般，再间断上课会越来越差吧？于是，他就软了下来。

　　这个倔强的孩子终于屈服了，我也有了胜利的喜悦。记得强在检讨时脸憋得通红，好不容易才说出这样几句话：“同学、老师，我错了。我不该乱写乱画，不该那样对待老师，让老师难堪。你们骂我打我都行，保证不反驳。”只有我知道，他的检讨不是发自内心，而是在我的逼迫下说出来的。

　　事后，为了彻底削弱他的锐气，减少他的煽动空间，我利用早操集合时间，向全校学生公布了他上课骂老师的错误行为，并号召他所在的班级乃至全校学生尽量少同他接近，最好离他远点，让他的霸气无处展示。

　　没想到，这招儿又很灵。开始的一段时间，有几名学生背着老师和他接近，但在公开场所都疏远了他。有些学生认为，若接近他，就像早些年搞阶级斗争时靠近了地主、富农一样，既是站错了队伍，又是走错了路线，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强见平时围着他转的同学都远离了他，上学、放学时不得不自己走在路上，课间活动也只能呆立在一边，看同学们在操场上说啊、唱啊、跳啊，尽情地游戏。时间长了，他就习惯一个人待着了。听说他回到家，也不爱和家人多说话，有时对天真活泼的妹妹特别心烦，甚至找茬儿动手打她，性格变得越来越内向，越来越古怪。

　　步入中学后，他没有读到中学毕业，就回家同父母种地了。后来，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说强因家庭琐事与父亲吵起来，一时想不开，喝了农药，永远地离开了这个让他感到无望的世界。当年他还不到20岁。

　　这个消息让我为之一震，顿时想到，强偏激性格的形成，是否与我对他的教育方式、方法不当有关呢？他当时毕竟还是个未成年人，人生观还没有形成，思想也不像我所想的那样复杂，我用得着对他施那些软招儿、硬招儿和损招儿来对付他吗？招儿含有“计策”、“手段”的意思，而对一个未成年的小学生施用计策和手段，还属于常规教育吗？我无法自控，总是情不自禁地这样想，越想越认为强的死与我有关。

　　打学生，不计后果

　　关于惩罚学生或变相惩罚学生，多数老师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过。坦白地说，我也有过一次。

　　事情也是发生在富胜小学。2000年，为迈进地区一级一类学校的行列，我们学校投入了近两万元钱，购置了电脑、投影仪、录放机等较先进的教学设备，摆放在综合室里，供各个教学班级使用。大约过了半学期，我们发现有人几次破锁入室。经过细心检查核对，室内大量的图书、教具、学生的手工制品等均无丢失，只是教学仪器有人动过，但没有受损。我们报了案，当地派出所来人查过，却没有查出是什么人所为。无奈，学校只能加强防卫。

　　大约在6月初的一个星期天，门卫在校园内巡视时，发现综合室的门锁又被撬开了，随后又发现3名学生越过围栏逃到校外。知道此事后，我周一一上班就把这3名学生找到办公室。经审问，他们3人都承认了几次破锁入室，均是他们所为。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阳抢先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些新颖的教学仪器，想亲手操作一下，过过瘾。”我又接二连三地问：“你们为什么不经主管老师批准就随意入室？不知道破锁入室的行为是违法的吗？”我越问越生气，就在阳的后背上打了一巴掌。由于没有控制住过分的冲动，还没等他回过神来，我对准他的左肩又来一拳，他慌忙弯腰向后躲，这一拳正打中他的左脸。可能他一时觉得耳鸣脸麻，好像蒙了似的顺口吼了一句：“老师，你咋打人呢？你疯了！”我急忙大声争辩：“老师从来不打好人，你看哪个好学生挨老师打了？”这一拳，把旁边的两名学生也吓呆了，不敢吭一声。

　　阳捂着半边脸，哭着、喊着回家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我正在批评另两名学生，阳的母亲扯着阳气冲冲地来找我，边走边嚷：“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从小到大，我和他爸都没骂过、打过，却让老师给打成这样儿……”进办公室后，我看她气势汹汹的样子，好像要动手打我，但她只是极其愤怒地质问我为什么打她的孩子。我被问得手足无措，心“突突”直跳，镇静了片刻才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这么小的孩子就胆敢破锁入室，这种行为就应该严加管教，若送到派出所或交给公安人员处理，可能比我打得还要重，甚至被拘留，孩子的前途可能受到影响……”阳的母亲被我的话说服了，没有再声张，也没有追究我的责任，忍痛把孩子送回教室上课了。

　　后来，听说母子去过当地卫生所，是怎样治疗的，花了多少钱，我从没过问。只记得那几天在校园内遇见过阳，他的半边脸还红肿着，没有正面看我。

　　阳升入初中后，有学生向我告阳的状，说阳经常跟新同学议论我，他说：“那家伙打人真狠，一巴掌把我的后背印上了5个指印，一拳把我的耳膜打得嗡嗡直响，差点打成脑震荡。”他还说：“当时我要能打过他，一定和他较量一下……”

　　我以为时间可以抹去伤痛，没想到这件事给阳的心灵打下了这么深的烙印。他恨我，也许还会恨很久。

　　我退休后待在家，无所事事的时候，总爱回想起过去。而这几件事总是周而复始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想着对孩子们造成的伤害，我的心灵备受折磨。在这里，我想对被我伤害过的4名学生说几句心里话：

　　丽、霞，当年我给你们起过绰号，我早已经认识到我错了。是我的出言不逊伤害了你俩的自尊心，让你俩在欢快的校园里失去了本应拥有的快乐童年，也让你俩失去了继续升入中学的信心和勇气，我对不起你们！

　　强，你在那边还好吗？你用极端的方法离开这个世界，让你的老师很痛心啊！老师已意识到，你原本是个心理正常的孩子，是我的损招儿，才使你性情大变……是我害了你！

　　阳，算起来，你现在已经25岁了，早就能打过我了，你如果见到我，就狠狠地打我一拳吧！这不是报复，是对我的安慰。

　　如今，我已年近古稀，脚下的路不远了，不能把这些话闷在心里、带进土里。我的身体不好，患上了鞍区麻木症，不能久坐，只能趴在床上写字。但我还是把这些压在心里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虽然每写一个字，我的身心都承受着痛苦的折磨，但我必须趁我还明白的时候，向被我伤害过的学生们真诚忏悔。我希望被我伤害过的学生及他们的家人，看到这篇文字的时候，能够原谅我，我将感激不尽。我也想奉劝正在教育岗位上工作的老师们，能以我为戒，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千万要注意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因为，教育的正确与正确的教育是一个人的希望所在。你做错的是一件事，影响的却是学生的一生。

　　张广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