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长过早地离开我们，让我感到一种锥心泣血的痛，同时我也深深地责备自己。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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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复员时，连长送给我的一张他与妻子和两个儿子的全家福

我在部队时，与连长的两个儿子大军（右）、二军（左）的合影。我手里拿的是《毛主席语录》

每当“八一建军节”临近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那段军旅生涯，想起与自己朝夕相处6年的老连长。翻出在部队照的那些老照片，目光停留在老连长的一张“全家福”上，我的心情无比激动。连长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可以说，没有连长，就没有我的今天。而我当时却没有一点感恩之心，不但不支持连长的工作，还讽刺他，给他出难题，冲他使小性子。甚至因为我的过错，连长的身体遭到了严重的伤害，致使他不能得到提拔，最终无奈地离开了他熟悉和热爱的军营……一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心里就感到不安和愧疚，觉得自己对不起老连长。 

　　胡编顺口溜，暗中取笑连长

　　1962年7月7日，我从长春冶金建筑专科学校（现为长春工程学院）参军到嫩江之滨的某部机枪连。接待我们的人是连长，叫刘福堂。他四方脸，中等个儿，是辽阳人，曾入朝当过志愿军。看样子，连长比我大四五岁，态度和蔼可亲。他的名字与我大哥刘福厚只差一个字，按理说，我们应该相处得像亲哥儿俩一样。谁承想，我却和他闹了许多小别扭。

　　人都说：“金（县）、复（县）、长（春）、盖(县)，新兵难带。”特别是我们这些学生兵，更难带。论吃苦，我们比不上农村兵，可调起皮来，却一个顶俩。连长文化不高，读报时常念错字。比如，他把“索马里”，念成“牵马里”；把“邪路”，念成“牙路”；把“孙乐意”（全军宣传的模范司务长）念成“孙东意”……照理说，连长念错了字，我善意地提醒一下就可以了，可我却把这些念错的字串在一起编成段子取笑他：“司务长孙东意出差到牵马里，不小心走到牙路上去了……”

　　一个夏天的傍晚，全连集合在操场上，由连长点名。所谓点名，就是各排报数之后，连长讲话。他讲话常常是面面俱到，经常超过规定的时间。连长开场就说：“我今天讲三个问题……”战士一听是三个问题，特别高兴，因为时间短，可免受蚊蝇叮咬。谁知连长讲完三个问题之后，接着又附带一个问题，紧接着又补充一个问题，再接着又强调一个问题……此时队伍里出现了嘈杂声，响起了夸张的、此起彼伏的拍蚊子声。我从口袋里掏出自己取笑连长念错字的纸条，得意地看着。一个天津兵一把夺过去，他看完又传给别人，紧接着是一阵哄笑声。

　　不知什么时候，这张纸条落到了连长手里。连长朝我狠狠地看了一眼，好像猜出了是我的杰作。我的头“嗡”的一下，坏了，连长这下可抓到我的“罪证”了！我有些忐忑不安，怕碰到连长那严厉的目光。可一连几天过去，我和连长相安无事。一次，我与连长不期而遇，连长拍着我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远厚啊，我得谢谢你啊！”我不由得一阵紧张，这句话莫不是报复我的潜台词？报复就报复吧，谁让自己多事了。

　　我自知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时刻注意着连长的一举一动。一天晚上10点钟，正赶上我站第二班岗，见连长的办公室灯光通明。我走近一看，连长的桌子上摆满了圆形的卡片，旁边坐着的是人称“小秀才”的沈阳兵。莫不是他们在搞什么游戏？不对啊！只见“小秀才”念一句，连长跟着念一句，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学生。

　　反正，有两件让我关注的事始终没有发生。一是连长报复我的事没有发生，反而因为我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表现突出，给了我一次连队嘉奖；二是连长读报时再也挑不出念错的字了，让我以及我们这些挑刺专家都失了业。后来听“小秀才”说，连长已完成了高中课程的补习，正在向“夜大”进军呢！

　　怄气独行，险误换车时间

　　入伍半年多，我们这些新兵就把连队的几个干部的性格和爱好摸透了，甚至他们一张嘴要讲什么，都猜得差不多。战士们给他们编了一个顺口溜：“连长讲话，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指导员讲话，与上级保持一致，不要思想不通；司务长讲话，后勤保障，萝卜大葱……”连长强调“艰苦奋斗”，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处处体现在行动中，就拿到新疆接军马来说吧！

　　上世纪60年代，配有重型武器的部队，为适应山地作战的需要，实行骡马化。我们部队需要到新疆去接军马，上级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机枪连。1964年9月中旬，连长带着我们五十多人，风尘仆仆地从嫩江之滨——富拉尔基出发，乘车前往新疆伊犁河畔的牧场，即从祖国的东北角到达西北角。

　　按规定，差旅费是实报实销，而连长总是精打细算，恨不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一路上，无论多远的路程，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都一律乘硬席；中间换车，无论多长时间，都要睡在火车站或仓库，绝不住旅店。我们从始发站出发，连坐两天两夜的硬席，凌晨三点多钟来到首都北京。在这里换车需要等七个多小时，按理说，我们应该找个旅店休息一下，而连长早就给我们找好了临时的宿营地——车站的候车室。他用椅子围成一个圆圈，让战士们席“椅”而卧。

　　我们大都是第一次到北京来，小时候总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如今天安门近在咫尺，何不趁此机会去看一眼天安门呢？大家都担心连长不批准，我站出来“为民请命”：“连长，反正等着也是等着，就让我们去天安门看看吧？”虽然我的口气近乎哀求，而连长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板着脸说：“你是执行任务来了，还是游山玩水来了？赶快回去给我睡觉！”那口气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我讪讪地回到椅子上，心里说，连长也太不近人情了，这点小小的要求都不答应。我越想越气，越气越睡不着，周边的呼噜声更让我难以入眠，我索性搬到圈外一个僻静的一个椅子上躺了下来，终于睡着了。当我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怒吼：“车都快开了，你还睡！”我睁眼一看，是连长！他满面怒容，恨不得一口吃了我。他帮我背上背包，拉着我的胳膊狂奔着，越过候车室，通过剪票口，穿过长廊和台阶，跨上火车的扶梯……我的一只脚刚落地，火车就“呜——”的一声长鸣，徐徐地开动了。连长松开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单独睡在一边，集合时把我落下了，上车后清点人数时，才发现缺我，幸亏连长及时赶来。为这事，战友们给我起个外号，叫“天马”，意思是我喜欢独来独往，而且赶车的速度奇快。

　　我们又坐了３天３夜的硬座，来到古城西安。这地方名胜古迹多，值得一游的地方也多，可是有了上次的教训，我也不敢突发奇想了。连长为了省下住店这笔费用，给我们找了一个工厂的职工俱乐部，让我们在凹凸不平的折叠椅上补了一觉。困极不择地点，尽管条件简陋，我们睡得好像比高级宾馆还香。从西安出发，沿途上我们望着高高的古城墙，巍巍的大雁塔……多美的城市啊！可惜无暇游览了。

　　偷宿行李架，差点惹大祸

　　从西安到乌鲁木齐，需要坐５天５夜的车，老规定不变，干部、战士一律坐硬席。头两天还可以，我们尽情地欣赏铁路两侧奇异而美丽的风光：连绵的山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起伏不平的戈壁滩……可到了第三天，大家都有点坚持不住了，个个困得东倒西歪。别人坚持不住还好说，连长有关节炎的毛病，腿疼得直冒汗。正赶上有张卧铺票要出售，大伙儿都劝连长到卧铺上去休息，连长摆手说：“不行！”同时，他的眼睛不住地往椅子底下瞄，又钻到下面试了试，连声说：“有了！你们看，这椅子底下、过道上，铺上东西完全可以睡人。”接着，他十分严肃地说：“再困，也必须注意安全，行李架上千万不能睡人！”

　　我专门爱和连长唱反调，他越说不行的事，我就越想试试。那行李架上多干净、多敞亮！咋的也比睡椅子底下强啊！趁连长打盹的功夫，我爬上了行李架，铺上被子，躺在上面舒服极了。这不就是卧铺吗？我暗自得意，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突然，车体一阵激烈摇动，把我从行李架上射了下来。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心想，这下子算交待了，不摔死，也得落个残废。谁承想，我命不该死终有救，当我摔在半空时，竟被一双大手托住了！抬眼一看，是连长！他瞪我一眼说：“你啊，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连长为了接住我，双臂差一点被砸成骨折，肿了好几天，疼了好几天。

　　经过５天５夜的颠簸和煎熬，列车终于驶进了终点站——乌鲁木齐。按照惯例，连长又把火车站当旅店，安置我们休息。来接站的一位首长进站一看，战士们正和衣睡在椅子上，就不解地问：“为什么不找个旅馆呢？”连长憨憨地一笑：“住这儿不是一样吗！”因为我们在乌鲁木齐休整几天后，就要赶往伊宁附近的牧场去。连长还要找仓库去住，可接站的首长坚持让我们住旅馆，并给我们安排在市中心的一个大饭店里。进旅馆之前，连长一再嘱咐我们，无论住到哪里，都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乌鲁木齐休整那几天，正赶上国庆节，我们遇上了好几件大喜事。一是乌鲁木齐市军民举行隆重的庆祝建国15周年游行活动，街头的演出常常进行到深夜；二是我们收听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试验的地点就在新疆的罗布泊地区。与此同时，我们还听说赫鲁晓夫下台了！真是好事连连，大家无不欢欣鼓舞，精神振奋。

　　牧场在一千里之外的伊宁市附近，只通公路，没有铁路。我们坐着敞篷汽车，跨过伊犁河，绕过伊宁，又经过３天的跋涉，终于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壮丽的画面：牛羊如云，骏马奔腾，牧歌悠悠，毡房点点，炊烟袅袅，就像那首古诗中描述的一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到了牧场，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住宿。大家对牧民的毡房颇感兴趣，可连长坚持少花钱、不扰民的原则，向生产队借来一个简易的仓库，铺上干草，摆上行李，就成了我们的临时营房。放下行李，连长就带着我们为牧民们担水、扫院子、干零活。牧民向我们伸出大拇指：“解放军，亚克西（好、优秀、棒的意思）！”

　　初来新疆，我们不熟悉这里的乡风民俗，连长怕我们说冒失话、办冒失事，影响军民关系，对这里的风俗习惯进行了调查。新疆共有13个民族，其中最多的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回族。他们以吃牛、羊肉为主，特色小吃是抓饭、手抓肉、烤包子、羊肉串等。连长还摸清了这些牧民的生活习惯、常用语、忌语等，并请当地牧民教我们学习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常用语，嘱咐我们向老百姓借东西的时候，千万别说“抬一抬”（做爱的意思）等忌语，一定要会讲常用语。

　　我总是与连长的要求逆向而行，几句常用语还没弄懂，就开始单独行动了。我给老百姓担水，没有扁担，就敲开了一家牧民的毡房。迎出来的是一位梳着一头细辫子的维吾尔族姑娘。我听说这里的妇女相见，要互相拥抱，互相贴一下脸颊，并说“萨拉里木坤”（问安、祝福的意思），可是青年男女相见，适用什么礼节，我拿不准，总不能相互贴脸吧？我犹豫地对她说：“优而达西，莫拉克扫！”我一边说着，一边比画着扁担的长度。细辫子姑娘先是莫名其妙，然后向后躲着，发出“哇哇”的喊声，可能以为我要打她吧？

　　这时，已围了不少群众。混乱之中，连长也赶来了，问我怎么回事。我一解释，连长顿时明白了，他说：“你啊，净给我出洋相！”他回过头来用维吾尔语一说，细辫子姑娘立刻明白了，飞也似的从家里拿出扁担。后来我才知道，我把维吾尔语和朝鲜语混在一起用了，“优而达西”是维吾尔语“同志”的意思，“莫拉克扫”是朝鲜语“不知道”的意思，难怪细辫子姑娘听不懂。连长严厉地批评了我，还逼着我向细辫子姑娘道了歉，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偷鞭军马，连长为追马而摔伤

　　连队休整几天之后，接马的工作正式开始了。牧民挥动鞭子，把成群的野马赶下牧场让我们任意挑选。这些新疆马，高大骏美，膘肥体壮，因从未戴过笼头，野性十足，见到生人又踢又咬，很难接近。它们见到我们这些陌生人站在那里，似乎明白了什么，扬起脖子发出“咴儿咴儿”的叫声，像在向我们挑战。要是没有牧民兄弟帮助，我们还真是无从下手。维吾尔族是个马上民族，他们个个都是驯马的高手，性情再暴烈的野马，一到他们手里，都变得驯服听话。他们套马的技术十分高超，上百匹马中，你随便指向一匹，他们就会双腿一夹坐骑，挥动套马索向马脖子投去，那套马索在空中旋转着，好像会自动寻找目标的利器，任马怎么躲也躲不掉，牢牢地套在马脖子上，无法挣掉。

　　我们选中一匹，牧民套中一匹，选马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选中的野马，戴上笼头，装上汽车，就是我们的军马了。而给马戴笼头，又是一个难关，这可是个十分危险的活儿。因为那野马难以靠近，见着生人又踢又咬。我和大家的想法是，让牧民兄弟帮人帮到底，请他们帮着把马套上笼头、装上车。连长力排众议，说：“这正是驯马练兵的好机会，我们总不能让牧民兄弟跟我们一起回军营吧？”

　　那就自己戴吧！可是，第一个“闯关”的人真不好找。连长看大家都不敢伸手，拿着笼头第一个冲上去，死死地抱住一匹马的脖子。那马用力一甩脖子，把连长甩出老远。人们倒吸一口冷气，正要去扶连长时，却见连长一跃而起，抱住马脖子，咬住马耳朵。那马立刻瘫软了，乖乖地让连长戴上了笼头。站在一旁的牧民见此情景，连声说：“解放军，亚克西！解放军，亚克西！”

　　连长这跤没白摔，找到了制服烈马的窍门。原来马的“软肋”是耳朵，无论多烈性的马，只要咬住它的耳朵，它就浑身瘫软了。有连长做示范，连我这从未碰过马的人也敢上前了。我们学着连长的样子，把这些桀骜不驯的野马一个一个地戴上笼头，再装上汽车。半天多的时间里，我们选出一百多匹马。载着这些高头大马，我们凯旋了！

　　连长十分爱惜这些军马。他说：“这批马，往后就是我们的‘战友’了，我们要像爱护‘战友’那样爱护它们，再调皮也不能打它们一鞭子。我们要通过饲养训练，逐渐与它们建立起生死与共的感情……”

　　我对连长的话就是不理解，再怎么说，马也是不会说话的牲口，人都说，打出的牲口，揉出的面，那马不打怎么能驯好呢？特别是这些野马，野性十足，第一次与我们零距离接触，敌意特别深。我们给它们送水、送草的时候，常常遭到突然袭击。我的身上和头上，就有它们留下的好几道伤口。特别是那匹枣红马，就像跟我有仇似的，每次给它送水、送草，必遭其害。于是，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趁战友们都不在跟前，就找出鞭子朝它的屁股狠狠地抽了几下。枣红马哪受过这样的气，用力一挣，挣断了缰绳，钻过栏杆，跳下了汽车，向草原狂奔而去……

　　我知道自己惹祸了，忙从车上牵出人称“白旋风”的一匹小白马来。只有此马的速度能超过枣红马，虽然它脾气大，无人敢靠近，可事已至此，我也豁出去了。我将它拉出车外，刚想上马，一只大手拉住我。我回头一看，是连长！他知道我从没骑过马，怕我摔伤，就从我手里夺过缰绳，不容分说，翻身上马。“白旋风”一个直立，把连长从马背上掀下来，他的左脸被摔伤了，血糊糊的，我刚想去扶，连长一跃而起，又跨上了马背。“白旋风”使出了立、掀、甩三招——一会儿直立，一会儿尥蹶子，一会儿向一边倾斜。尽管它使尽浑身解数，连长仍然稳如泰山。“白旋风”这下服了，听从主人的指挥，奋力追赶枣红马。

　　傍晚时分，草原深处露出3个小黑点，紧接着，传来一阵“嗒嗒”的马蹄声。“是连长！”人们惊喜地喊着。黑点渐渐清晰了，果然是连长。他的坐骑小白马在前，那匹枣红马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怯怯地跟在后面。连长端着一只胳膊似乎要侧身下马，可动了一下，又停住了。大家走近一看：啊！连长的左脸印着血迹，额上沁着汗珠，左胳膊僵在胸前，连长受伤了！

　　大家把连长扶下马，撸开他的左袖子一看，胳膊肘全都抢破皮了。我问连长怎么样，连长捂着脑袋说：“不要紧，只是头有点晕。”我一听，头“嗡”的一声，这全是我害的啊！真想向连长道个歉，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大家劝连长到附近医院去治一治，连长连忙摆手说：“没那么娇气，还是赶路要紧！”卫生员赶来帮他处理好伤口后，我们又匆匆启程了。

　　车到伊宁，我们停下来吃饭的时候，连长让通讯员把我叫去，双眼紧逼着我，问：“你说实话，你打没打枣红马？”我心里一阵“咚咚”乱跳：莫不是连长看出什么了？但我不能承认。当时，我已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且被连队党支部列为发展对象，党组织正在考察我。我必须处处小心谨慎，不能出错。如果偷打军马的事暴露了，我入党之事，就要受到影响，还要受到处分。于是我说：“我真的没打！”连长说：“枣红马的屁股为什么会有鞭子的痕迹？”我争辩说：“不光枣红马身上有这样的鞭痕，其它马的身上也有啊！”我心里有底，此前牧民也曾打过马，单凭鞭痕，连长无法判定马就一定是我打的。连长一时没问出个什么结果来，又忙于处理其他事务，打马之事就被搁置下来。

　　汽车走了3天3夜，到了乌鲁木齐，又换上了火车。在火车上，人与马同居一室。连长忍着伤痛，与我们同乘闷罐车。又经过十多天的颠簸，我们终于回到了部队。一路上，连长的外伤虽然好了，却总说头疼，还时常呕吐，回到部队，经当地陆军总医院检查，连长的头疼、呕吐症状是由于脑震荡引起的。

　　在接军马的表彰会上，连队要嘉奖一批接马的有功人员，其中还有我。我听说后，心里这个难受啊！一路上，我捅了不少娄子，都是连长给我揩的“屁股”。因为我的错，把连长摔成了脑震荡，我没受到处分，就万幸了，还有什么资格接受嘉奖？连长越是要奖励我，我心里越不是滋味，几次来到连长的办公室，想要向他说明情况，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1968年3月25日，我复员离开了部队。到地方后我时常打听部队的情况，最关心的人就是连长。听说他的职务一直没变，我真为他鸣不平。按理说，连长早就该提拔了。他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屡次立功，又是全团公认的爱兵模范、同一级别干部中的佼佼者。后来我才知道，他没被提拔，是身体不好导致的。他的脑震荡后遗症一直不见好，总是头疼、呕吐，再加上关节炎，其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应干部提拔的要求。那次打马事故，不仅给他的身体造成伤害，还影响了他的进步和提拔。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过错造成的，而我一直都不敢站出来认错，辜负了连长对我的深情厚谊，我因此更加内疚和不安。

　　我越想越觉得愧对连长，得找机会向连长当面认错。于是，复员半年后，我乘出差的机会，回到了营房。见到久违的连长，我的第一句话就说：“连长，今儿个，我特意向你道歉来了！”连长一脸茫然。于是，我把自己当年如何鞭打枣红马的，枣红马又是如何挣脱缰绳跳下车的，连长又是如何为追马而负伤的……说了一遍。连长听完，微微一笑，说：“我当时就怀疑是你打的马，现在你终于承认了。咱们当兵的，无论什么时候都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敢作敢为。不过，我从马上摔下来，那怨不得你，都怨我骑术不高，你不要自责了。再说，都多少年的事了，还提他干吗？”我还要说什么，连长打出“停止”的手势，让我不要再提了。连长对我当初不认错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却对因我而摔伤的事毫无责备之意，这让我更加惭愧和不安。

　　当晚，连长让食堂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又找来与我同时入伍的几个战友，举杯共叙战友情。望着连长那亲切的面容，我不禁想起我的大哥，觉得他比我的大哥还要亲。他多次包容我的过错，介绍我入党，使我从一个幼稚、调皮而又不懂事的小兵，成长为一个有觉悟、有本领的战士，而我却给他的身体和进步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和影响……

　　趁着酒兴，大家又唱起那熟悉而又爱唱的歌：“我像兄弟他像哥，当兵一年没离开过，今天我戴光荣花，多亏班长帮助我……”这歌声飞出营房，飞向夜空，顺着汹涌不息的嫩江飞流直下…… 

　　1997年冬，我们吉林和沈阳两地的战友十余人，在阔别了29年之后相聚在沈阳，共叙离别之情。“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欢乐之中，大家感到美中不足的是聚会缺少老连长。想当年，他待我们亲如兄弟，我们之中哪个人没有得到他的关心和帮助呢？听说连长转业时回了辽阳老家，辽阳离沈阳如此之近，何不把连长请来呢？可此次活动的东道主、在沈阳一家大公司担任经理的孟文成战友凄然地说：“老连长已经于一年前去世了！”这消息像一声闷雷，把大家都震蒙了。算起来，连长还不到六十岁，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呢？为了了解到连长更多的情况，我们连忙派车接来了连长的爱人。嫂子叫艾风琴，曾是随军家属，与我们这些战士有很深的感情。嫂子告诉我们，连长很留恋部队生活，却因为关节炎和越来越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得不离开部队，被安置到辽阳市粮食部门。回到地方以后，连长的身体每况愈下，旧病没好，又添新病……

　　连长过早地离开我们，让我感到一种锥心泣血的痛，同时我也深深地责备自己。连长啊！你的一切不幸都是由我引起，我对不起你！

　　刘远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