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一边是事业，一边是病危的父母，放下哪一头都是剜心的痛，然而我又不得不做出选择。 ———作者

母亲去梅河口时与作者夫妇合影

作者父亲存世的唯一照片

■编者按

　　“忠孝两难全”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自古以来，忠有“岳飞精忠报国”的历史故事，孝有“割股疗亲”的文化传说。几千年来，忠、孝成了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不忠者被国人鞭打，不孝者受他人非议。忠孝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了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文化基因。

　　忠孝冲突，揪扯了好几千年。忠孝两难全，是指当人们遇到尽忠与尽孝矛盾焦点时该如何取舍。这确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忠孝不可偏废，又不可兼得，该怎么办？

　　放下哪一头都是剜心的痛，然而又不得不做出选择，只好含泪选择其一。很不幸的是，这篇忏悔录的作者竟然两次遇到同样的难题，并让他纠结一生。

　　迄今为止，我退休已近6年，当饭后茶余之时，回首往事之际，心里时常闪现的是沉淀我心头多年对已故父母的思念。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尤其是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岁月，心头犁下的沟痕比脸上生出的皱纹还多，因此更是快马追昔，提速忆旧。那些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眼前掠过，千千万万，数不胜数。但久在心底挥之不去的是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每当思此，仰天长叹，热泪长流，内疚之心隐隐作痛。

一

　　我原籍是黑龙江省杜蒙自治县境内一个叫朝尔屯的小村庄，在共和国诞生前两个月呱呱坠地。我出生时正逢东北土地改革后的第四年，那时国贫家寒，长大能记事后，母亲常跟我说：“你下生后在沙堆里滚爬，布丝不挂，光屁股长到3岁多才勉强有破布遮体。”我身上春夏秋冬穿的衣衫都有母亲针针线线缝补的痕迹。

　　童年的事儿，都是穿不成串的珠子，浸透着酸酸甜甜，苦苦涩涩。我6岁用破毛巾包着书本上小学，父母将攒下舍不得吃的鸡蛋拿去卖钱为我交学费。我12岁步行去离家75里以外的他拉哈镇三中上学，此时正赶上国家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苦日难熬，家中粒米皆无。父亲在公社渔场打鱼，收入勉强只够自己花，大哥被选调到大庆石油勘探队当徒工，家中只剩下母亲带我们5个未成年的孩子过活。母亲领着稍微大一点儿的二哥天天到七八里远的地里翻老鼠洞里的大豆角和苞米粒，到白雪覆盖的土豆地里捡冻土豆。母亲还把苞米瓤子和苞米叶放到大铁锅里烀煮，再放到缸里用棒槌打成淀粉充饥。当时好多人都吃这样的东西，吃得大便干燥，全身浮肿。

　　有一天傍晚，母亲把从场院地下扫出的生了芽的麦粒煮熟加上野菜汤，分给我们几个孩子吃。母亲怕我吃不饱，趁我去外屋厨房时把她碗里的给我拨了一点，我狼吞虎咽的咀嚼声挺大，老兄弟闻声近前看我多吃了就向母亲发难，认为待遇不公，母亲只好将她碗中剩下的均分给他们。母亲饿了一天滴水未进，到了夜晚又点燃了亮光如豆的煤油灯为我们缝缝补补。我在被窝里偷偷地端详母亲的缕缕白发和憔悴面容，眼泪浸湿被头。外面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屋内母亲在微弱的油灯下几乎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此情此景，如今忆起仍心如刀绞。

　　母亲为了供养子女，一直靠养猪卖钱。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母亲隔三差五就跋山涉水到野外去，采苋菜等猪爱吃的野菜，采够七八十斤装满一麻袋便用绳捆好，再双肩挎背。那时母亲总爱带着我，我虽不能帮她出大力，但能给她背着水壶、拎着作为午餐的糠菜饼。多次她累得半路歇气时爬不起来，我使尽吃奶的力气帮她站起行走，到家后她往往把麻袋放地上久坐不起。

　　那时，我只恨自己长得太慢，不能为父母分忧。14岁那年学校放暑假，我到距家20里的苗圃打工，干了27天拎喷壶浇树苗的重活，挣了27元钱。领钱后我直奔供销社给母亲买了一双白塑料底的黑色布鞋。我拿回时母亲一边试穿一边掉眼泪，她说：“我活40多岁还没穿过这么好的、买的鞋呢！”说完，母亲瞅着我一会儿抹眼泪，一会儿又破涕为笑。这一哭一笑，既有对昔日艰难生活的辛酸回忆，又有对未来日子的美好憧憬。

　　母亲3岁丧母，成年累月跟随姥爷以打鱼为生，白天随船漂泊嫩江河畔，晚上宿在潮湿狭窄的船舱。17岁与我父亲成亲。她一生目不识丁，但心地善良无比，勤劳至上，常常无私地济人所难。记得1961年5月，一个叫侯兆度的14岁男孩从山东省平原县王打卦乡侯庄逃荒来到我们村。刚踏入异地他乡，又正逢三年困难时期，不用说吃饱穿暖，就是生存的条件也是极其艰苦。他睡在生产队很少燃火的土炕上，吃上顿没下顿。二哥偶尔把他领到家里吃顿糠面糊糊，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执意让他搬来住。本来我们家就不好过，又多添一口人吃住，真是雪上加霜。就这样母亲还是毫不动摇地收留他，优先给他吃饱穿暖。上冻时国家给每家每户发了12元的救济款，母亲说服我们几个孩子，把全家的布票和分到手的钱给小侯做了一身棉袄棉裤，又买一顶棉帽子，武装一新送他登程回山东老家过年。母亲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她的菩萨心肠至今铭刻我心。

　　父亲心灵手巧，性情刚烈，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可是他悟性极强，记忆力非同一般，听别人说古道今，纵横天下，好多人听过可能记住的所剩无几，而他基本复印在脑，向他人转述时几乎是原汁原味原词原句。父亲曾在1946年土改时当过村长，对农业生产技术和打鱼摸虾颇有研究，曾被选到公社渔场当“把头”。

　　父亲和母亲一样从旧社会走来，是不折不扣的草根百姓。但他们非常崇尚“学而优则仕”之说，对知识能改变命运的理儿确信无疑，因此对我们这些孩子上学读书极为重视。可是，大哥读到小学五年、二哥和姐姐读到小学六年就自弃不念了，唯有我和老兄弟老妹妹都读到了中学以上。

二

　　“文革”开始后，我无学可上，只得从学校返乡务农。1968年秋末冬初社会上开始动员征兵。在那个特殊年代，当上兵就意味着冲出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我积极报名，然后参加体检，来接兵的是位空军军官，他说我这身体太好了，入伍后还能参加“选飞”。我高兴地跑回家等发入伍通知书，结果报名参军合格的人身戴大红花被村民敲锣打鼓地送走了，我却泥牛入海无消息。到公社一打听，人家说我家一个近亲历史有问题———我姑父曾当过几天土匪，所以我的政审没通过。再深入了解才真相大白，原来是公社革委会主要领导和武装部长看好了我，联手将我扣下，想留公社做后备干部。我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找到他们，阐明个人意向，坚决要求当兵。

　　谁知我有了当兵的强烈愿望，父母竟动了拦截之念。当时我大哥已结婚另过，二哥因某些因素未婚，父母审时度势，从传统观念考虑，默默地在内心中动了让我守在身边养老送终的念头。他们四处张罗为我物色对象，我二舅对父母非常支持，由他做媒将现今的老伴介绍给我。相处一年多，应父母的要求，于1969年10月5日结婚。

　　婚后时间不长，又开始征兵，我瞒着父母和爱人报名了。当我将入伍通知书拿到手，先与爱人通融，车载斗量说了一大堆劝慰的话她也听不进去，但看到生米煮成熟饭的现实，她要我作出承诺，当完三年兵就“打道回府”，我笑呵呵地答应了。我心想，此一时彼一时，到时候不回来你也不能把我硬拉回来啊！

　　去年当兵没去成已引起父母的不安，今年我又报名参军，捂得再严他们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心里有点毛了。母亲特意出村找到一位很有名气的盲人先生算卦。这位算命先生早已耳闻我结婚了，便口气非常坚决地推断我今年肯定不能当兵走人，还说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当我向父母摊牌，说当兵已成定局，过两天就入伍时，他们惊得目瞪口呆，但也无可奈何。

三

　　1969年11月22日，我们公社一共14人随同全县600多名新兵坐着闷罐列车来到沈阳军区后勤部某工程兵团。在当时那个“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特定背景下，战备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打山洞成为工程兵的神圣使命。而工程兵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雪地搭帐篷，露天垒锅灶，危险拌饭吃，鞋在水上漂”，这四句打油诗真实地体现了当时的境况。

　　1970年春节前夕，我们从新兵集训点下到三营十连，和我一个车皮来的一位同乡在一处施工开挖山洞时，被爆破崩起的石头砸倒。人们刚把遇难的战友搬离，洞口的石末和爆破的硝烟未散，营教导员和连长就集合当时上班的干部战士在洞口前呼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领着大家向洞内大踏步地走去，继续施工。没过4个月，又有一位同乡在洞库养生时因塌方牺牲。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一场可怕的梦，14个同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走了两个。即使这样也未吓退我们，那种前赴后继、迎难而上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我由于在连队吃苦耐劳踏实能干，加之还有些新闻写作的小才华，营首长看中了我，将我推荐到《吉林日报》和《江城日报》实习，随后又被调到团政治处宣传股搞新闻报道工作。全国首批工农兵学员不经考试直接入学时，我又荣幸地跨入辽宁大学哲学系深造，回部队后还提了干。1976年2月调入后勤部某部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唐山发生大地震的第二天，我临危受命，特邀为《解放军报》驻沈阳军区记者站记者前往抗震救灾第一线采访。在唐山苦战63天后，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和所属部队的嘉奖。

　　我文化底子薄，可谓先天不足，虽然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了一段大学，但离现实需要相差甚远，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常言说，知耻而后勇，别人业余时间及节假日休闲娱乐，我则在办公室或宿舍刻苦自学，十几年如一日潜心攻读。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30岁时任宣传科副科长（正营职），33岁任科长（副团职），41岁被授予上校军衔（正团职）。

　　我于1993年9月转业到地方，被分配到吉林省某省直机关单位工作。由于工作业绩突出，我曾先后三年被评为省直机关先进工作者。1999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之邀，参与修改第三稿《政府采购法》。2009年11月，在单位为我举行的退休欢送酒会上，我深有感触地说：“我从部队到地方干了40年，对公而言，问心无愧，可对私而言，我对不起已故的父母！”

四

　　“父母在，不远游”，可在父母弥留之际，我却未能送终。他们都去了，到了红尘彼岸，对我来说，是一场精神劫难，也是一个心灵永难饶恕的罪孽。

　　1980年4月，当时部队驻地在梅河口，我爱人和两个女儿按部队规定办理了随军。随军时所有家当用两辆自行车从火车站驮到部队。因那时部队条件较差，随军家属只能住公寓式的砖砌的平房，面积仅有二十几平方米，父母根本不能来此居住。部队驻地离老家坐火车需20多个小时，来往非常不便，但父母非常想念孩子，我们搬来还没一个月，他们就托老兄弟代笔，给我们写信，说想孩子想得不行了，让我们一家大人孩子回去看看。当时我工作脱不开身，我爱人带俩孩子回去了。结果她们走到我家大门口时，我父母看她们到了，迫不及待地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脚就跑出来，一把抱住俩孩子……

　　我爱人随军安排在部队药厂工作，这次回家一共只给三天假，去掉坐火车的时间，她在家只能待一天一宿。当时她还想带孩子到她父母家去看看，可我父亲一刻也舍不得孩子离开，坚决不让她带孩子去。我父亲说：“你自己去吧，孩子给我们留下。”

　　当时我两个女儿一个6岁、一个3岁，都是在爷爷奶奶背上长大的。我结婚多年才有孩子，父母感到非常珍贵，特别看重，尤其对我大女儿，更是视为掌上明珠。大女儿甚至被爷爷惯出一个毛病，总得背着，不背就哭；而且背她时得冲着一个方向，调换方向就叫唤。爷爷只得冲一个方向背着她，有时背三四个小时不敢动地方。

　　虽然，我爱人带两个女儿回去一次，可父亲觉得还不行，想孩子想得心慌。就在我爱人回去一个多月后，我父亲又专程来梅河口看我们。

　　父亲在我们这儿住了两个多月，却是带着不满走的。父亲一辈子嗜酒，每天三顿饭都得喝点高度散装白酒。有一个周日早晨，父亲要上浴池洗澡（当时我出差在外）。早饭时我爱人给父亲做了一碗面条，可父亲又端起了酒杯。我爱人劝他别喝酒了，怕洗澡时没有人照顾会出事。父亲说不行，面条代替不了酒，非要喝。我爱人挺生气，口气就比较严肃：“我劝不了你，等你儿子出差回来跟你说吧。”虽然父亲最后还是喝了酒，但对我爱人阻止他喝酒的行为产生了不满。我回来以后，父亲非要嚷着回家，说在我这儿不自由，不给酒喝。我为了安慰他，请了一些老战友，聚在家里边陪他喝酒边劝他放弃马上回家的念头。

　　此后，父亲消停了几天，没张罗回家。有一天，他领着俩孙女去铁北的小饭店吃饭喝酒，喝得走路东倒西歪，找不到家了，多亏我大女儿已认路了，领着爷爷和妹妹找到了家。

　　我爱人对父亲这种状态非常忧心。她跟我说：“我也看不住他，如果他自己再在外面喝多了，出事了怎么办啊！”我跟我父亲谈，不让他出去喝酒，要喝在自己家喝。父亲说：“我一定得走，因为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止我喝酒。要我命行，不让我喝酒不行。”

　　就这样，我只得把父亲送回了老家，此后父亲再没来过。父亲走的前一天，还特意给孩子打了两个小木头板凳，留作纪念。我后来搬了四次家，很多重要的东西都舍弃了，唯独这两个小板凳留存至今。这是父亲对我女儿们爱的纪念。

　　我的家属随军后的第四年秋季，听二哥来信说父亲有病了。我请假回到老家才看到父亲身患脑血栓已卧床不起，大小便不能自理而且失语。目睹父亲那痛苦不堪的眼神，我心中像有蚊虫叮咬一样难受。当发现他的眼神总看着我并不时眨动，似乎暗示着什么，我母亲和二哥推测可能是想酒喝了。父亲喝了一辈子酒，自从有病后滴酒未沾。我便用一根竹筷子沾上酒放到他嘴里，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香甜无比地吸吮着。接着我用热毛巾为他擦拭全身，他安然闭目睡着了。

　　我仅住两天就奉命返回部队，同时让我老兄弟随同去取当时治疗脑血栓风靡一时的中药“红丹”和其它辅助西药。父亲靠母亲和二哥等人侍奉着，躺了近一年，于1985年4月29日上午8时许病故。父亲是1912生人，活了73岁。

　　得到父亲病故的消息时我正参与部队的一个工作组下到七个团单位考核验收安全工作。当我急三火四回到家乡时，正逢父亲下葬第三天圆坟。我在父亲坟前长跪不起，心中忏悔自己的不孝，未能赶上为父亲送终。

　　父亲病故了，剩下老母亲可得好好赡养，再也不能留下遗憾了。1986年部队盖了家属楼，我将母亲接到部队让她颐养天年。记得我去接母亲时，由于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母亲又晕车，到梅河口站时，母亲已是行走困难了。我就背着母亲上、下天桥，一直背到火车站外面的公交车站点。可是，母亲刚住不到两年就咳嗽不止，身体日渐消瘦，去了两所医院检查均诊断为肺癌中期。

　　母亲从我和我爱人的言谈举止中觉察到病情不妙，就多次提出在这住太憋屈了，我们上班、上学一走就剩她一个人在家，听广播、看电视太腻歪了，让她回老家吧，死也要死在老家。我们不同意，她有时甚至耍脾气，以少吃饭或不吃饭抗争，坚决要求回老家。

　　万般无奈，我只好求助于老兄弟，于是，老兄弟便和老妹夫来部队把母亲接回去了。谁知到了老兄弟家后没几天，母亲就起来四处溜达，精神头强多了，有时还能坐下看两三个钟头纸牌。

　　一年多后，母亲病情加重，卧床不起。老兄弟侍奉母亲夜不解带，大便干燥便用手一点点往外抠，脱下的脏衣物亲自用手搓洗，极尽孝心。我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后连夜乘火车返乡，看到母亲那花白的头发和瘦得皮包骨的病体，几乎整夜未眠，与老兄弟商量母亲的后事。原来我出钱买的棺材材质不好，就又拿钱让老兄弟操办棺材更新，另外再拿1000多元预支丧葬费用。因为部队只给三天假，不能多待，第二天我就得回部队。我与母亲惜别时，母亲用抖动的双手紧握着我的手说：“你部队事多，在这儿靠不起，该走就走吧，我可能再也看不着你了！”我跪在母亲躺着的炕前，觉得天旋地转，差点昏死过去，旁边的好多亲属急忙把我强行扶起。我把脸贴到母亲的脸上时已泪水如注，母亲反倒坚强起来，直劝我别误了到县城赶火车的时间。

　　我回到部队21天后，蓦然接到老兄弟发来的“母病故”电报，我一下子心旌错乱，走起路来像喝醉酒一般踉踉跄跄，真如晴天惊雷，痛彻心扉。原来，我走后不到两天，母亲就陷入昏迷状态，有时说胡话还直喊我的小名。

　　当时我正在沈阳军区后勤部开党委扩大会，向领导请假后日夜兼程，赶到家时母亲已离世三天了。这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让我悲痛欲绝。母亲是1915年生人，于1990年11月23日驾鹤西去，活了75岁。

五

　　在时空的隧道里，父母的人生旅程太暂短了，他们没过上几天滋润乐和的好日子，一生都与苦累相伴。父亲连黑白电视都没看过，母亲三五十元的衣服都未曾着身，更别奢望晚年享清福了。

　　羊有跪乳恩，鸦有反哺情，面壁思过，愧疚难当。自古以来人们常说忠孝难两全，没想到这句话在我身上应验了。我为国防建设克己尽忠，但父母临终时我都未能送上最后一程，怎不让人心碎？每每想起，哽咽难语，从心底跪向尘埃之下的九泉，呼喊着父亲，呼喊着母亲。

　　如今我年过花甲，追忆父母之爱，深感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比天高比海深。可他们已长眠于地下，我又怎能报恩呢？于是，我用心做了两样事。一是在2004年清明节前夕，请老战友在大庆市定做了一个高达两米的大理石墓碑，碑文铭刻“父母恩重千古流芳”八个大字，并在清明节那天为父母举行了简朴的立碑仪式；二是宁可自己全家节衣缩食，也要对二哥和老兄弟倾力相助。他们为父母养老送终尽心尽力，我对他们付出再多也值得。二哥比我大6岁，在农村苦苦挣扎，我想方设法帮他结婚成家。他的独生女儿因上学费用有困难想辍学，我出资供侄女念初中、高中直至大学。后来又出资为他家买了一座带院套的砖平房。对老兄弟，我也是资助他盖砖房，并为他们夫妻多次安排看病就医，还帮他儿子学厨师谋就业出路。我之所以特别下大力气帮助哥兄弟，这里面固然有手足之情，但在我的潜意识里，则有着弥补对父母的亏欠、报答父母之恩的想法。

　　我从农村走进解放军这所大学校，从普通士兵干起，直到团政委，几乎一个台阶都没落下。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也为单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退休以后，我和老伴每年都选择适当时机自驾出游，有时也和两个女儿全家一起出去休闲，其乐融融。

　　竖看历史，可谓事业有成完好落幕；横观现实，我和老伴身心健康，天伦之乐与日俱增。可是，越是觉得自己志得意满，就越是饮水思源，想念我那长眠于地下的慈父恩母。想当年，一边是事业，一边是病危的父母，放下哪一头都是剜心的痛，然而我又不得不做出选择。让我纠结至今的是，每次我都没有选择我的父母，这叫我情何以堪？对二老的送终归零，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我多么羡慕那些活到六七十岁其父母还健在的人，他们能够尽情享受父母至真至纯的爱，而对我来说，失去的爱不再有。

　　李绍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