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缺几捆柴火吗？我们缺几条鱼吗？显然不是；是年少轻狂的恶习，沉沦颓废的态度，让我们迷失了本性…… ———作者

1977年7月23日这一天，伴随着与亲人惜别的泪水，我们14名高中同学（7男7女）乘坐的汽车缓慢地驶出了所在的城市，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奔向我们未知的地方———桦甸县大勃吉公社新立大队某小队。我们将在那里组成一个集体户。

　　经过近一天的长途奔波，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里没有高山，没有小河，属于丘陵地区。我们的集体户，是山坡上一块平整但距离农民住房较远的“四合院”。它是用干打垒砌成的。所谓干打垒，就是用泥巴掺入稻草拌和在一起建成的土房。屋顶是芦苇铺盖，窗户是木制方格衬垫塑料、往上掀的那种。我们住的是正房，有东西两屋，中间是厨房。

　　对于我们的到来，大队领导和小队领导似乎并不那么热情，几个参加欢迎仪式的农民也在用异样的眼光审视着我们。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有原因的，虽然这个小队从未有知青住过，但是其他地方一些知青的所作所为他们是有所耳闻的。我们最后这几批知青，生长在“文革”之中，在教师斯文扫地的时代成长，基本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所谓的高中毕业，含金量其实很低，玩世不恭在我们一部分人身上表现非常明显。其中一部分人不仅劳动态度差，穿着打扮也流里流气的，偷鸡摸狗也比较普遍。所以，生产队的农民往往对我们敬而远之，心存疑虑。

　　短暂的欢迎仪式过后，小队徐队长便领着我们拿着行李，抬着箱子到各自的屋子里安顿下来。男生住西屋，屋里有两铺大炕。黄土炕面上铺垫的是芦苇炕席，稍微震动一下，灰尘立即就会从缝隙中冒出来。女生住东屋，条件不比我们强多少。

　　崭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如今，作为这个集体户中的一员，我已然成了老人。老了，思绪动不动就透过那朦胧的历史烟云，回忆起那催逼着我们由青涩到成熟的岁月，回忆起那年月里的一个个小插曲———趣事、糗事，乃至丑事……

在女同学屋里摆“大花圈”

   这件事要从一起灵异事件说起。1977年12月的一天，我如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屋外呼吸新鲜空气。这时户长风波已拿着斧头在院子里劈柴，见我走了过来，便停下对我说：“洪阳，你说怪不怪，劈柴时总有一种意念对我说———往脚上劈，吓得我都不敢劈柴了；而且我还感觉头有些疼，身体也不舒服。”我说：“你是不是感冒了！”他说：“或许吧。”我们唠了一会儿后便一起回到了屋里，谁也没有当回事。

　　到了第二天，风波就开始犯病了，先是胡言乱语，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两个眼珠子有时直勾勾地盯住你，让你不寒而栗。这是怎么了？我们谁也弄不明白，都以为他是感冒发烧给烧坏的，可是给他吃了几片退烧药也不见强。

　　风波的病情继续“恶化”着，村民杜哥告诉我们：“他可能得了一种怪病，就是被黄鼠狼子迷惑住了。”杜哥带我们去请教了本队的驱邪高手王大爷。我们按照王大爷教的办法，不时地到房前屋后喊叫一圈，果然将正在窗台上蹦蹦跳跳的一只黄鼠狼给吓跑了。黄鼠狼子留在窗台上的足迹，在雪印中清晰可见。说来也怪，之后不久，风波就痊愈了。许多年以后，我曾看到一篇医学论文，说人被黄鼠狼子迷倒是因为黄鼠狼子体内有一种激素，一些体质薄弱的人很容易被其影响……

　　由于户里的风波被黄鼠狼子“迷倒”过，春节回家后，女生们吓得迟迟不敢回来，只有我们几个男生回到了集体户。转眼到了1978年4月下旬的一天，听说女生们要回来了，我们特别高兴，大家便在一起商量，要给女生们一个惊喜。有的说做一顿丰盛的晚饭，有的说把炕烧得热乎些，毕竟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住人了，但这一切都被国富否决了。斌子便问：“那你说搞点什么惊喜的事情？”国富阴笑道：“咱们在女生的屋里摆两个‘大花圈’咋样？她们胆小如鼠，一推门进屋，看到地上摆着大花圈，一定会惊慌失措的，说不定哪个女生还会钻到谁的怀抱里呢！”

　　没想到，这么一个馊主意大家竟然都同意了。于是，我们几个男生便分别开始了行动。有在家做花圈架的，有去山上采野花的，我选择去采野花。

　　回到户里后，国富等人已经做好了花圈架。别说，他们还真的很有办法，拿来两个我们做饭用的铝制大盖帘，绑在苞米秆上，已然成为一个真花圈模型。接下来，我们将野花一个一个插在盖帘上。在女生屋地中间放好了花圈，我们走出房间回头再一看，妈呀！逼真中透出一股瘆人的寒气，连我们自己都吓了一大跳。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女生们出现在了户门前。桂芬走在了最前面，紧随其后的是丽贤，再接着的是山玉。我们站在一旁，满心期待着即将发生的一幕。

　　走在前面的桂芬，毫无思想准备地就推开了屋门。屋门打开的那一刻，桂芬被眼前的花圈惊呆了，大惊失色道：“哎呀妈呀！”吓得一下就蹦了起来。本来她的个子就高，有175厘米左右，这一蹦，脑袋一下就碰在头顶的门框上，随即便向后昏倒过去。

　　紧随其后的是丽贤，她本来就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女生，听到桂芬的尖叫，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桂芬已向她砸了下来。好在山玉挡住了丽贤，没有被砸到。但桂芬却没有那么幸运，倒在了地上。后面的人不知道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便惊恐地问道：“出什么事了？”丽贤结结巴巴地说：“不知道谁死了，地上全是花圈。”这一句话刚说完，吓得后面的人全都跑了出去。

　　桂芬倒地之后始终没有站起来，我和斌子来到她身边将她扶起来。经过瞬间的昏迷之后，她的脸色仍然是苍白的，脑袋上已鼓起了一个大包。

　　这时国富已躲在屋外，可能还在偷着乐呢。就这样，由我们男生导演的一场恶作剧，在女生们的共同谴责声中结束了。

     “花圈”的闹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我们的生活中淡去。5月的春播又把我们带回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繁忙时节，艰苦劳动的枷锁重新套在了脖子上。

　　那时候，农村的封建迷信活动是很盛行的。他们生活困难，缺吃少穿，加上文化落后，知识贫乏，封建迷信活动就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灵寄托。

　　从5月初开始，一到晚上，便有成群结队的来到我们队村头的一棵大柳树旁祷告，祈求神灵赐福。据说这是一棵神树，曾经为很多人带来好运。

　　一天晚饭后，小伟对我说：“洪阳，咱们也去瞧一瞧，听说可热闹了。”于是，我俩便来到了这些人们“朝圣”的地方。果不其然，在这狭窄的地方，拥挤着近百个善男信女。有的先是在大柳树树枝上系好一条红布条，然后跪拜在地上，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微闭双眼，口中念念有词。有的在树干上系好红布条后，找个地方，再用小棍在地上画一个圆圈，站地为牢后，摆上随身带来的纸或瓶瓶罐罐，然后再祷告。那情那景，那各式各样的动作，真让人感觉到他们对神是那样的虔诚。

　　在我站的一块平地上就有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人，她面黄肌瘦，披头散发，跪拜在地，面前放个小空瓶。她乞求的方式不是在心中默默祷告，而是自言自语地大声出来：“神呀！你睁开眼睛看看吧！我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结婚有几年了，一直没有怀上小孩，可我家那个男人不是打我就是骂我，现在要与我离婚，还跟别的女人好上了，你说我可怎么办啊！”

　　就在这个女人祷告的过程中，我看见邻户的知青永杰偷偷地给她换了一个小瓶。我不解地问他：“那是什么东西？”他坏坏地笑道：“那是神水。”当然，这一切那个女人是浑然不知的，祷告完她便趴在地上又虔诚地磕了三个响头，起身后却发现面前的小瓶子里果真出现些许神水！她喜出望外，捧起小瓶子，一仰脖就喝了进去。她一滴没留，喝完后还把瓶底朝下控了控，然后心满意足地站了起来，掸一掸裤子上的土，环顾一下四周，微笑着走了。

　　我没有谴责永杰，但我打心里鄙视他的行为，他怎么可以做出这样不道德的事来呢？也许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便对我说：“什么叫娱乐？你不娱一下，这些善男信女就不乐。他们祷告求什么？不就是让神给他们一些东西吗？谁来满足他们的要求，是我们啊！这么多天来，如果没有我们给这些人做点手脚，在白纸片上撒些土面，撒点木灰，或在瓶子里尿些神水什么的，这些善男信女能这么虔诚吗？”

　　这简直是一派胡言！那一刻，我不仅对这些善男信女感到悲哀，同时也为我们这些知青感到脸红。但是我却什么也没有做，没有揭发永杰，也没有阻止他，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善男信女继续被他们的恶作剧所愚弄。

变相地抢了船夫的鱼

 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村民们对我们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对我们热情了许多，但我们那种喜欢恶作剧的劣根性，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一有合适的机会，便暴露无遗。1978年7月的一天早晨，我们吃完饭后，国富提议吃顿鱼，改善一下大家的生活。小伟说：“我们没有渔网，又没有其他的捕鱼工具，怎么捕鱼啊！”国富不假思索地说：“这个你们放心，我早有准备，然后指着斌子说，把那个汽油瓶子拿出来，带上雷管、炮线，咱们就用这个炸鱼去。”于是，我们户7位男生便兴高采烈地来到七八里以外一条河里捕鱼去了。

　　这是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深的地方可达几米，浅的地方可以涉水而过，两岸距离有30来米。如果不是雨季，这里的水是清澈透明的。在河边，我们选择了一个最佳位置，便开始用汽油瓶子炸鱼，可是炸了半天连半条鱼也没有弄到。从户里走时，我们已向女生们夸下了海口，让她们晚上吃上鲜美的活鱼。怎么办？国富提议：“到上游看看，或许能有意外收获呢。”

　　于是，我们蹚过齐腰深的河水，来到了河的上游。天助我也，这时刚好有一条小船停泊在岸边。我们一行7人便耀武扬威地来到了船上，一边与船夫打着招呼，一边像贼似的到处寻找船上有没有鱼。船夫见多识广，一看到我们这个架势，就猜到我们将会做什么了，立即从船舱里拿出几条活鱼说：“兄弟们，我今天没有捕到几条鱼，就这些了，你们拿回去煮着吃吧！”斌子接了过来，不屑地说道：“就这些吗？”“就这些，不信你们检查一下。”船夫做了一个请的动作。国富跟着说：“我们相信你，”之后又假惺惺地说，“我们给你钱，不能白吃你的鱼。”说着，假装伸手在兜里掏钱。船夫见状，赶忙阻止了他：“千万别这样，我们就当交个朋友吧。”

　　在船上，我们的确没有再发现有什么可拿的了，便拎着几条鱼凯旋了。这是一次光天化日之下变相的明抢，尽管我们没有粗暴地对待船夫。

　　原以为这件事情到此就可以结束了，然而到了第二天，大队韩书记却让人把我们都叫了过去。一进大队部，韩书记劈头盖脸地就问道：“昨天你们都去了哪里？都干了些什么事？”风波战战兢兢道：“没干什么啊！就是出外玩去了。”韩书记指着他，怒气冲冲地说：“还敢说谎？你们不仅往河里扔汽油瓶炸鱼，而且还登船抢了人家的鱼，这些都是犯法行为，你们知道吗？”一顿怒斥后，韩书记最后说：“你们回去后都要给我好好地反省反省，尤其是风波，你这个当户长的要给我写出深刻检查交上来。”见我们没有动，韩书记又怒斥道：“还站在这干什么，都给我滚蛋！”于是，我们如丧家之犬般，忙乱地“滚”出了大队部。

把打柴父女的牛车截下来

那是1978年寒冬腊月的某一天。这天，我们都没有出工，大家围坐在土炕上闲扯皮。风波说：“咱们上届的大蛋，昨天领着几个人，大白天就跳进老农家的猪圈里，把猪给抬走了，吓得老农都不敢吱声，只能扒着门缝往外看……”斌子总能听到一些爆炸性小道消息，只见他晃动着胖乎乎、圆滚滚的脑袋，神秘地说：“话说前不久，咱们上两届的宋老八被人打死了，尸体还被扔到了河里。”斌子说完，便晃动着脑袋出去了。

　　正在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的时候，斌子提着裤子急匆匆地从外面跑进来说：“弟兄们，后山过来一辆拉柴火的牛车，是别的小队的，去把它截下来，省得咱们还得上山去砍柴。”说时迟，那时快，我们户7个男生立即穿好衣服，戴上帽子，便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牛车便来到了我们面前。斌子站在路中间，厉声喝道：“把车停下来！”

　　这是一对父女，小女孩十一二岁，坐在柴火车上，脸埋在胸前，双手插在棉袄袖里。突然听到我们的喊叫，她惊恐地抬起了头，用胆怯的眼睛注视着我们。“孩子，下来吧！”女孩的父亲也许意识到了将要发生的一切。于是，小女孩便像滚雪球一样来到了地上。女孩的父亲三四十岁，个子不高，戴着一顶狗皮帽子，没戴手套，右手拿个赶牛的棍子，脸颊冻得通红。他也是惊恐地看着我们。斌子以傲慢的口气问道：“柴火是从哪儿拉来的啊！”女孩的父亲赶忙答道：“从后山。”“你知不知道，这山是我们的山，这柴是我们的柴，这里是不允许外人随便进来的啊！”斌子一边围着牛车转一边拍打着柴火说。女孩的父亲用颤抖的声音回答：“我知道。”“既然知道了，那就废话少说，把柴火都卸下来吧。”

　　女孩的父亲看我们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般的模样，就胆怯地解开了捆绑柴火的绳子，从牛车上卸下了几捆柴火。之后，他便停住了手，转过身来几乎用哭泣的声音哀求说：“几位大哥，你们行行好吧！我家老婆子有病在身，不能自理，家中已经没有柴火了，就靠这点柴火取暖啊！以后我再也不来你们这儿打柴了，行不？”“不行！”斌子厉声道。小女孩这时在一旁已是瑟瑟发抖，寒风中她的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的。小女孩的父亲走到她的身边对我们又乞求道：“你们瞧一瞧我的女儿，她跟我干了一天的活，到现在连一口饭都没有吃呢，我给几位大哥跪下了。”这时，国富插了一句话：“别听他瞎说，他不把柴火卸下来，咱们就自己动手。”就在大家准备卸柴的时候，我则动了怜悯之心，拦了过去，并对小女孩的父亲说：“你走吧！以后不要再到这个山上砍柴了。”这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也是小女孩的父亲没有想到的结果，他先是一怔，然后便流出了感激的泪水，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道谢，而那个小女孩仍然处在惊恐之中。

　　小女孩又一次爬到了牛车上，女孩的父亲也顾不得再系绳子，赶着车便走了。

　　当然，由于我自作主张的行为，回到户里后，遭到了他们猛烈的抨击，成了孤家寡人。

　　1979年3月，我们户集体返城了。准确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我们最后一批返城为止，宣布了一个历史的结束。

　　站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望那段生活，我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感。我想郑重地给那里的父老乡亲道歉。年复一年，你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在那样贫穷落后的山窝里。生儿育女，养家糊口就是你们的终身大事。遇到我们这帮“强盗”，是你们人生的一大不幸。你们手把手地教我们种地，教我们在艰苦环境下生存的本领，使我们一点点成长壮大，可我们却对你们做出种种缺乏道德素养的事情来，不能不说这是我们莫大的耻辱。我们缺几捆柴火吗？我们缺几条鱼吗？显然不是；是年少轻狂的恶习，沉沦颓废的态度，让我们迷失了本性，最终导致了我们的胡作非为。

　　我想到了古人的一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尽管那时我才十七八岁，但是我并不会原谅我曾有过的“恶小”；在那段岁月里，我也曾经扮演了一个丑角。

　　在这里，我披露了自己的过去，所讲述的丑事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我的一些同学。但我绝不是恶意而为之，只是再现了我们过去的历史，以及我们风雨同舟时曾经有过的难忘小插曲。我们共同走过一个时代，留下一段记忆。光阴难逆转，回忆可共鸣。我希望能够得到同学们的理解和包容，在此表示谢意和敬意。

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