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这样离开了哥哥，再也见不到那个关心我、体贴我、无怨无悔为我付出的好哥哥了！ ———作者

2003年，曹学芬（左二）与哥哥（左一）、嫂子（右二）、爱人肖南合影

父亲重男轻女

哥哥处处护着我

　　我出生在一个封建专制家庭。父亲一人当家，说一不二，称得上霸道；同时他又特别重男轻女，我来到这世上可说是多余的。据母亲讲，我小时不哭不闹，是一个十分听话的乖孩子。然而，父亲却对我不屑一顾，哥哥才是他的掌上明珠，要星星不给月亮。在家里，母亲说话不算数，从不敢反驳父亲，可是大我7岁的哥哥就敢反驳父亲，于是哥哥从小便成了母亲的代言人和我的保护神。

　　在我3岁的时候，因在饭桌上挑肉吃，头重重地挨了父亲一筷子，从此我再也不敢挑肉了，连菜都不敢夹，总是低着头默默地吃着碗里的饭。母亲给我夹过几次菜，却被父亲训斥：“她没长手吗？”母亲就不敢再夹了。哥哥目睹这一切，立马就往我碗里夹了几块肉，可我不敢吃。哥哥看我可怜兮兮的样子，不停地催我：“咋不吃？快吃。”说着，他又给我夹了两块肉。父亲看看哥哥又看看我，竟变得温和了：“吃吧，自己夹菜，以后别让你哥夹了。”从那以后我敢夹菜了。

　　哥哥平时对我的关心是很周到的，每当父亲给他好吃的、好玩的，他总是问：“给学芬了吗？”因为没我的份儿哥哥从不伸手，所以每当父亲给他东西时，总是有话在先：“已经给你妹了。”可哥哥还不放心，还得看看，如果我分得少，他就再给我一些。

　　我6岁那年夏天，与小朋友树仁去铁路边捡石子玩，一不小心摔了一跤，额头正磕在铁轨上，磕了一个像小孩儿嘴一样大的口子，流了很多血。这吓坏了树仁，她立马掏出手帕捂住我的伤口，扶着我往家走。好在离家不太远，母亲和哥哥都在。母亲看我脸上、衣服上，还有树仁手上都是血，惊恐万分，顿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机灵的哥哥立刻朝着母亲喊：“快！快去医院！”可母亲为难了，父亲不在家，她分文没有，束手无策。可哥哥却急中生智：“妈，你和学芬先走，我去李叔家借钱。”“你一个小孩去借钱行吗？”“行，我和树仁一起去，有树仁作证。”

　　李叔是树仁的父亲，他果然把钱借给了哥哥。我们刚到医院，哥哥一路小跑也赶到了医院。那时医院人也少，医生马上把我带到处理室，清理脸上的血。伤口很大，在右边额头上，需要缝合，医生让母亲、哥哥在外面等候，哥哥在关门的一瞬间挤进去对医生说：“大夫，请你给我妹好好缝，千万别留疤，她是女孩，脸上有疤长大就找不到婆家。”哥哥回头又对我说：“别怕！一会儿就好了。”医生笑了：“放心吧，她会找到婆家的，你真是个好哥哥。”我的伤口处理及时缝合又好，脸上真的没留疤。

　　我7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是出麻疹，高烧不退，话都说不了，几乎到了奄奄一息的程度。母亲很焦急，要给我请医生，但霸道又愚昧的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请医生，他认为庸医杀人，病人只需要营养和水。母亲急得都哭了，在这种情况下，哥哥向我父亲大发雷霆：“你再不找医生给她看病，她就死了，她这么大了死了难道你就忍心！你不请大夫，我就离家出走，永远不回来！”在哥哥的要挟之下，父亲终于请了一位当时在长春很有名的中医———外号“赵小孩”。我吃了他两服药，很快就好了。哥哥救了我一命。

　　转年（1948年）长春被围，东北其他地方都解放了，只有长春被国民党占据着。城里无粮、断水、断电、交通瘫痪，不时有人饿死。我和母亲（母亲在孤儿院帮忙，把我带在身边）在孤儿院，还算有点吃的，但也有一些孤儿饿死。父亲和哥哥在家，哥哥15岁就给“民政局”科长当打杂的，每月给10斤黄豆，父亲在家到处挖野菜、避着国民党兵偷着捡美国空投大米，勉强活着。到了9月实在熬不下去了，父母觉得与其饿死在城里，不如冒险出城，可能有生的希望。因父母准备的粮有限，4口人吃只能在蹲卡哨时维持四五天，所以父亲对母亲说：“这回出城就不带学芬了，少一张嘴我们还可以多维持一两天，赶上放人我们就活命了，反正学芬在孤儿院有吃的，饿不死……”母亲不同意，父亲急了，大声吼叫着：“咋不行？都到这时候了，扔孩子的不计其数，你们孤儿院的孩子不都是被父母扔的吗！”母亲第一次反抗父亲：“那得开家庭会议，征求学澜的意见！”母亲把事告诉了哥哥，哥哥气得火冒三丈，瞪着他那本来就大的眼睛愤怒地朝着父亲喊着：“不带我妹，我和我妈都不走了，你自己走吧！我们死也要死到一起！”就这样，我随同父母、哥哥出城了。很幸运，当时正赶上解放区放人，我们在卡哨一天也没蹲就顺利地到了解放区。哥哥又救了我一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时父亲年迈，母亲要出去工作，可是父亲有着严重的封建思想，认为女人就不应该抛头露面，极力阻拦母亲挣钱养家。哥哥目睹家中的困境，初中刚毕业就义无反顾地用自己单薄的肩膀扛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到长春市第二百货公司宣传科工作。哥哥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他好学，喜欢读书，能写会画，在二百货工作不久就被团市委调去。哥哥工作积极认真，生活简朴，那时挣钱不多，每月工资都如数交给父亲，大热天连一个5分钱的冰棍都舍不得买。

　　哥哥很关心我的学习，无论工作多忙，他总是抽空过问我的学习情况。在他的关注下，我的学习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很好。可是到了初中二年级，我开始对画画着了魔，却忽略了其他学科，这样我的期末考试成绩下降，只有美术、音乐两科是5分。成绩单到手我害怕了，不敢往家拿，当哥哥向我要成绩单时，我撒谎说：“老师卷子没判完，没发。”“什么时候发？”我胆怯地说：“可能开学发吧。”哥哥一言没发站起来就走了。

　　第二天中午，哥哥怒气冲冲地回到家，直奔我的小屋，把我收藏的画、我画的画全部拿出来，向外屋炉子走去，要把这些都烧掉。我急得一边哭一边拦着哥哥不让他烧。父亲看到这情景，也火了，他向哥哥吼：“你放下，她还有爹有妈，用不着你管！”这是我长这么大父亲第一次护着我。哥哥看看父亲又看看我，最终还是把画放下了，拂袖而去。晚上下班后哥哥火气消了，平静又严肃地对我说：“学芬，你撒谎，成绩单已发了，今天上午我给你们班主任老师打了电话。”停了一下，哥哥若有所思地说：“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明年升学就希望不大了。今后你不要画画了，一定把理科学好，这个暑假你要多做题……”后来我虽然心里还是很想画，但一想到哥哥那副严肃的面孔，只好放弃画画，一心扑在其他学科上。

　　三年级一开始因为要毕业了，年级要开中队会，内容是畅谈自己的理想，事先叫大家准备。我回家对母亲讲，这回我务必得画两张，因为我的理想是将来当一名画家。母亲叫我放学抓紧画，在哥哥下班前就收工。可那点时间太短了，画不了几笔，我们娘儿俩正在商讨，哥哥回来了，他对母亲说要去沈阳出差，得下星期二回来。这可把我乐坏了，难题解决了，这几天我可以大胆地画了。我选了两幅画临摹，一幅是徐悲鸿的马，一幅是齐白石的鸡，我利用星期六的一个晚上把老师留的作业全做完了，星期天从早饭后一直画到晚上9点才画完。我画了一天很累，没收拾就上床了。刚睡着，外面的敲门声就把我惊醒，是哥哥提前回来了。坏了！我下地收拾已来不及，就索性装着睡着了。他看见摆在桌子上的两幅画问：“妈，这是谁画的？”“你妹画的。”“是学芬画的？”“是呀。”“画得不错，看来她很有绘画天赋。她既然这么喜欢画画，那就让她画吧。那次我发火要烧她的画是怕她文化课不好，升不了学，害得学芬那样伤心，过后我很后悔。她记恨我了吧？”母亲说：“没有，她知道你是为她好。”从那以后，我争分夺秒地边学习、边画画。

考上鲁美

迎来人生第一个春天

　　快毕业了，艺术院校提前招生，我报考了东北三省唯一的一所美术院校———鲁迅美术学院附中（当时校名还是东北美专，1957年才改为鲁迅美术学院）。那时本科不对外招生，附中每年在东北三省只招40名学生，毕业直接进入本科，共学9年。它在长春只录取4人———三男一女，我被录取了，我是新中国成立后长春市第一个考取美术院校的女生。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激动得不得了，很难用语言形容，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春天。我感谢哥哥，若没有他的发火、监督，我文化课不抓紧很可能就落榜。

　　去沈阳报到之前，家里为我准备行装。被褥、洗脸用具、衣物等几乎都是新的，只有被面是个旧的。哥哥非要把他那个好朋友送的紫红色的提花缎子被面给我，我不要，母亲也不同意：“那不行，你留着结婚用，不能什么都给学芬。”“她长大了，女孩子要体面点，我要那被面干啥？我等学芬毕业再考虑婚事。”“她毕业得猴年马月啊，早着呢，这被面绝不能给她。”由于哥哥的一再坚持，母亲拗不过他，最终漂亮的被面还是给我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家都很穷，我到了学校一看我的同学行李都特别俭朴，相比之下我的着装、行李就很显眼了。当时助学金分一、二、三等，40个人里只有三四个没评上助学金，其中就有我一个，可能因为我的行装太“华丽”了吧！我写信告诉了家里，哥哥来信劝我：“评不上就评不上，不要有压力，哥哥是能供得起你的，放心吧。”当时哥哥每月工资62元，可他每月给我寄20元，母亲让他少寄点，因为15元够用了。哥哥没听母亲的，他每月26日开工资我28日准时接到钱，从没延误一天。剩下的钱他还得养家糊口，平时他一分钱都舍不得花，换洗的衣服少之又少，连一件毛衣都没有，更谈不到手表。母亲要给他买毛线织毛衣，他不要，非要给我，他对母亲说：“你给学芬吧，女孩子爱美，我穿什么都行，以后你不要总想着我。”那时哥哥已经二十五六岁了，母亲对他的婚事很着急，可每次有人来提亲他都拒绝了。哥哥为了供我读书和养家糊口，延误了娶妻生子。

　　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学校经历了政治运动的洗礼后执行了一条极左的路线，认为有些学生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个人表现不积极，只专不红，不是无产阶级培养的对象，所以就没有继续求学的资格。我是其中一员。我父亲有历史问题，舅舅也有历史问题，而且当时还在监狱服刑，哥哥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的一分子，我又是个只专不红、思想落后的学生，自然逃不脱这一劫。

　　这个打击对我来说如同五雷轰顶，我当时痛哭流涕，好似天塌一样。与我同命运的同学冬立英是哈尔滨人，她比我大两岁，比较冷静，陪我一同回到我的家中，见到了我的父母和哥哥，向他们述说了我们遭到勒令退学的厄运。母亲流泪了，哥哥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温和地对我们说：“没关系，这不是你们的错，不上大学不一定就没出息，有好多作家、画家、表演艺术家都没上过大学；只要不放弃你们的理想和追求，继续努力还是会成功的……”他举了很多古今中外成名成家的例子，足足讲了大半夜。哥哥铿锵有力的话语，不仅安慰了我们，同时也大大地鼓励了我们。好在学校并没有把我们推出去不管，给我们分配了工作。那时正是大跃进，各省都成立电影厂需要人，我家在长春就分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冬立英去了黑龙江画报社；其他几个被勒令退学的同学，工作也不错。

　　当年9月1日，我到长影人事科报到，被分到第三摄制组搞化妆。接触了这项工作，我才知道化妆原来只是给演员的脸进一步美化而已，与绘画完全是两个门类。在我心里，万般皆下品，唯有绘画高。离开美院本来心情就不好，这回工作又不随心，离我的画家梦太遥远了！我越想越痛苦，吃不下睡不着，着急上火得了重感冒，住了七八天院。哥哥望着忧虑的我，陷入了沉思，最后终于想出个办法，让我去找李光复厂长。可我刚出校门让我去找厂长谈工作我很打怵，没有勇气。哥哥看我懦弱的样子，便鼓励我说：“据说李厂长很平易近人，没架子，你勇敢点，把你的情况讲给他，听说他早年也是学画的，会理解你的。”在哥哥苦口婆心开导下，我终于鼓起了勇气找李厂长谈工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果然，李厂长是一位非常理解人的好领导，他温和地说：“现在只有绘景（绘景是在摄影棚内搭置的场景的天片部分，画出山川原野或建筑物———编者注）组缺人，比你在校画的画大多了。笔是个大刷子，颜料得在水桶里调，那是体力劳动，看你很单薄，干这项工作不太合适，你还是先干化妆，以后有合适的工作再给你调。”我当时铁了心不想干化妆，就坚决地表态：“我行，我去绘景组。”就这样，刚上班不久我就离开了第三摄制组，来到绘景组。我在绘景组只工作了4个月，年底厂里成立了美术片组，李厂长没有忘记我，把我调到美术片组搞动画设计。春节过后，厂里又派我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学习。我感谢哥哥，是他的引导、建议和鼓励，让我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我和哥哥各自有了家庭

但他对我的牵挂没有减少

　　在上海学习紧张又愉快，收获不小，一年后结业载誉而归。这期间我已有了男朋友，他是长影翻译片演员肖南，个人条件还不错，我们于1960年9月底结婚了。哥哥在我之后也结婚了。

　　我和哥哥各自有了家庭，有了子女，可我们兄妹的手足情并没有因此而变淡，往来仍旧很密切。哥哥关心我胜于我关心他。哥嫂的收入没我们多，孩子却比我们多，尽管母亲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母亲有点退休金），但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是不如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物资紧缺，他家粮食不足，有时单位分点地瓜、土豆、萝卜等菜，他还是想着我，总是挑好的、大的，骑车大老远地给我送来。有时我给哥哥点钱，他说什么也不要，还跟我急眼。记得有一次他来我家，帮我种地（我家窗前有块地）时把外衣脱了，我可得到了机会，便把50元钱偷偷地放在他的衣服内兜。种完地哥哥骑车就走了，我很高兴他总算把钱拿走了，可是晚上要睡觉时，我在枕边居然发现了那50元钱。1995年我退休后和我爱人去杭州某大学讲课挣了一点钱，我给哥哥寄了2000元，他立马又给我寄回来了。他在信上说：“你们在外讲课不容易，肖南身体又不好，小儿子还没结婚，需要钱的地方多，你不要老想着我……”

　　“文革”期间哥哥经常给我敲警钟：“少说话！言多必失。”我牢记哥哥的话，我爱人也很谨慎，所以我们没受到任何冲击，一切可称平安。可是，1969年下乡插队落户却有我爱人。我当时在单位是个大忙人，每月在红旗街出一次长达24块胶合板的大批判专栏，写、画的工程是很大的，我是主力单位离不开，所以我没被他带走，家也就没下去，只是肖南自己下乡了。他扔下我们老少四代5口人：两个生病卧床的老太太———婆母、姥姥婆（婆婆的母亲）；两个小孩———一个还在哺乳、一个不满8岁，这让我感到束手无策，苦不堪言。哥哥目睹了我的困境，比我还着急上火，他考虑再三最后决定让母亲过来帮我。那时他家是很需要母亲帮助的。他有4个孩子，大孩还没我的大孩大，小孩比我的小孩还小，可他舍弃了自己的利益，让母亲到我这儿来帮忙。我的负担减轻了，他的负担却加重了。嫂子上班远，中午不回家，晚上回到家已很晚，4个孩子的吃喝拉撒基本上都是他管。在班上他还是个小头头，工作也忙，身体又不好，经常感冒，可想而知母亲来帮我他的压力有多大！好在肖南在乡下待的时间不长，不到两年就抽回来了。全家大喜，哥哥高兴的程度一点不亚于我。

　　随着岁月的流逝，孩子们都长大了，就业、结婚的事又接踵而来。1995年小儿子结婚，装修房子时哥哥经常光顾现场。他知道我们夫妻不懂行情，又不会讨价还价，经济条件又不是很好，为了给我们省点钱，有的活他不让找人干，他要自己干。比如给阳台装玻璃，他说：“这活我干，别找人。”我问他：“你会拉玻璃？”“我下工地学过。”我听了他的话，拉玻璃的活就让他干了。第二天他去单位借了拉玻璃的刀，早早就来到现场拉玻璃。可是，他拉一块坏一块，一连坏了好几块。舍不得把坏玻璃扔掉，他又把两块、三块拼到一起安到窗框上。安的几块玻璃全是拼凑的，很不美观。站在旁边的小儿子看不过眼，就对我说：“妈，别让舅拉了，他不是专业的，把玻璃都拉坏了，整个阳台全是拼的多难看！”“你舅是为了给咱省点钱。”“这样一拉最后玻璃不够了，岂不是更费钱？”哥哥抬起头，只见他的额头上沁满汗珠，一脸的无奈和愧疚，放下了手中的刀。虽然这是小事，但哥哥的一片心我领了。

　　1997年1月27日，我的老伴得了肺结核需要手术。记得那天大雪纷飞，寒风凛冽，一大早哥哥就赶到医院，与我一起把肖南送到手术室。然后哥哥陪我守候在手术室门口，不停地安慰我：“肖南没事，你别担心。”他还把自己攒的体己钱给我，我说什么也不要，哥哥又非给不可，我俩在手术室门前拉拉扯扯，引来了患者和医护人员驻足观望，还以为我们兄妹是在打仗。当时我们很不好意思，停止了拉扯。我们等了4个小时手术才结束，医护人员把肖南推到重症监护室，哥哥一直到晚上天都黑了，才在我的百般催促下回家了。第二天他又冒着风雪，骑着他那辆又旧又破、除了铃不响什么都响的自行车来到了医院。哥哥从小身体就不好，抵抗力很差，小病不断，十分瘦弱。我望着哥哥那有气无力的样子，又心疼又难过。

　　光阴似水，岁月如梭，一瞬间我们都老了。2004年，我和老伴为了摆脱家务事，住进了老年公寓。当时哥哥和嫂子都到了古稀之年，身体又不好，每天基本都窝在床上，很寂寞。所以，哥哥非常盼望我去。我住的公寓在市郊，离哥哥住所很远，坐公交车往返需要3个多小时，我每个月只能去一两次。哥哥见到我总是非常高兴，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尽的嗑，谈文学、电影、戏剧、美术、社会、亲友、家庭、子女……有时谈得很兴奋，有时也很伤感。我和哥哥在一起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可又不能久坐，哥哥理解我，怕我惦记肖南，又怕肖南挂念我，所以每次都是他催促我：“走吧，时候不早了。”紧接着又依依不舍地补充一句：“还什么时候来？”

　　哥哥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每年因肺气肿都要住一两次院，瘦得皮包骨，弱不禁风，个子变小了，眼睛更大了。每次从医院看他回来，我的心都纠结着，担心哥哥会离开我，泪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我的眼睛。

　　2007年4月6日下午3点左右，我接到侄女的电话，说哥哥又住院了。我立刻赶到医院，看见哥哥闭着双眼平卧在床上，面戴呼吸罩，胳臂上插了很多管子。侄女对哥哥说：“爸，我老姑来看你了。”哥哥很吃力地睁了一下眼，很快又闭上。当时我觉得哥哥意识虽然还算清醒，但比往年病情严重。我守在病床边观察哥哥的病情，心里很担忧。可是我那时更担忧的是老伴，思绪飞向老年公寓，担心他身体不好，怕他万一有个闪失身边无人。我很焦虑，不停地看表。侄女可能看出我魂不守舍的样子，便对我说：“老姑，你回去吧，我们人多你不用在这儿。”我借此机会就下了台阶，对侄女说：“我明天一早就过来，你爸没事。”

　　当时外面天色已暗下来，就这样我赶上最后一班车回到了老年公寓。第二天早晨4点，天还没亮，电话铃声响起，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想，这一定是侄女的电话，我意识到凶多吉少，心怦怦直跳。一接电话，果然是侄女打来的，告知哥哥已于凌晨1点去世。

　　放下电话我号啕大哭，后悔自己私心太重，昨晚没能陪哥哥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遗憾、痛楚、纠结、悔恨、悲伤……铺天盖地涌入心头，我顿时感到天昏地暗，头昏脑胀，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千方百计地安慰我、开导我，我在床上足足躺了一天一夜，第三天才强挺着去参加哥哥的葬礼，瞻仰了他的遗容。与他诀别，我又一次痛哭流涕，儿子和侄女们怕我哭坏了身体，立刻把我架到汽车里。我就这样离开了火葬场，离开了哥哥，再也见不到那个关心我、体贴我、无怨无悔为我付出、百里挑一的好哥哥了！

　　今年哥哥去世已八个年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里仍旧历历在目。他的声音、他的影子好像总在我的身边，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同时，我的遗憾和懊悔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冲淡，哥哥对我付出的是“涌泉”，而我的回报仅仅是“滴水”，为此我悔恨终生。假如来世我还做他的妹妹，必定好好回报他，以弥补我对他的愧疚和亏欠。

   曹学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