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怎么说，我也不应该以自己有病为由去伤害年迈的母亲啊！ ———作者

一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从小在父母的百般呵护下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可谓“少年不识愁滋味”。

　　我人生的坎坷是从1992年考大学开始的。在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我高考落榜了。接着我又复读了一年，可还是落榜了。我那个郁闷啊！母亲看我一个大姑娘家，整日无所事事也不是办法，决定提前退休，和单位领导说情，让我接她的班。我不想去母亲的工厂，要去南方闯荡，可母亲坚决反对，说我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她不放心。

　　经不住母亲的劝说，我接了她的班，在车间当了一名工人。工厂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让我头疼，刺鼻的油漆味更让我恶心呕吐。我就奇怪了，母亲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这么多年咋一点抱怨都没有？我只上了几天班，就和母亲说我坚决不干了。母亲盯着我，想了一会儿说：“你先忍忍，我再想想办法。”

　　那段日子正是三伏天，母亲骑着自行车，为我四处奔波、求人。有一天，母亲回家后搂着我亲了一口，激动地说：“工作办成了！”我高兴得跳起来。正当我要跟母亲撒娇时，突然发现母亲的脸变黑了，颧骨处还有一小块皮肤脱落了。这都是为我办工作被烈日晒的。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就出来了。

　　没过多久，我调到母亲单位工艺处的描图组，当了一名描图员。这里环境很好，不再有油漆味、汗味和那隆隆的噪音，而且还有个单独办公室。每天接触的都是厂里的工程师、技术员，他们设计好图纸，交给我们描图，再送至车间制作成品。与这些有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走在厂区我也挺直了脊梁，内心骄傲地想：“咱也是办公室的人了！”

二

　　单位安排我跟一个与我同姓的组长学徒，我感到真是一种缘分。我家在厂区住，每天我去得很早，收拾卫生，为大家沏好茶倒好水，工作热情很高。我的勤快也得到组长的好感，她总是当着同事们的面表扬我。组长的技术很高超，我跟她学了不少工作经验。在她的调教下，我第一次参加了单位的技术操作比赛，还获得第2名的好成绩；同时，组长的一项革新也得到了厂里的认同，奖励了500元钱。我们师徒同时获奖，大家共同庆贺，心情十分愉快。

　　那时每年厂里都有献血要求，名额是一个班组一个。献血日那天，组长来传达厂里精神，底下人都说这件事领导应带头，况且都得奖金了。听到这些话，我的侠肝义胆劲儿上来了，拍着胸脯对组长表态：“组长，你教我那么多本事，陪我练习比赛项目，否则我也不会取得好成绩；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替你去献血。”

　　年终的时候，厂里组织演讲比赛，讲述身边工作优秀者的感人事迹，弘扬先进精神。我为组长写了一篇演讲稿———“我心中的明星”。演讲很成功，组长一夜间成了明星，许多人见她都说：“咱们的明星来了！”我也因此和组长的关系越来越好，她几乎把我当成亲妹妹一样，就是她跟爱人上外地旅游，也会让我去她家陪她姑娘几天。那段时间我工作起来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没人干的活我都积极主动去干，年假也不休，整天快乐得像只小鸟一样。

　　组长那几年工作业绩不错，也许光环太多了，树敌也多了。单位的一位副处长不知何故与她的矛盾愈来愈深，终于有一天，他俩在办公室里正面交火了。组长写了那位副处长“假公济私，收受贿赂”等10条罪状，然后集合班组的人挨个签字。别人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轮到我时，我犹豫了。我曾经听母亲说过，我工作调动全是那位副处长帮助协调的，我怎能忘恩负义？何况他与组长发生矛盾，错又不全在他身上。于是，我咬咬牙，第一次没听组长的话。

　　组长当时也没说什么，带着除我之外全体组员的签字名单递到了厂里，并组织大家去党办、厂办、纪检委、人事科……总之机关楼的每一个科室都走遍了。那阵势真是浩浩荡荡，但这支队伍里唯独没有我。

　　组长闹了一阵子后，三年一度的中层改选在即，那位副处长因此事下野了，并愤愤辞去工作离开了厂子。

　　大家在组长的领导下欢呼胜利，从此便没有了我的好日子。刚开始，她总是在工作中挑我的错，经常训斥我；班组里的其他人也排斥我，新来的几位小同事更是不敢和我说话。后来，她竟不再给我派活了，我来了就让我待着，这让我的心里特别失落。我是个好强的人，工作上一直都做得很好，大家对我的评价也很高。记得有一次媒体来厂里采访，先做调查，无记名投票，如果有三位同事说你好就给上报纸，结果我们班组就我一个人上了报纸。

　　被人孤立的滋味很不好受，悲痛和伤感时时笼罩着我的心。在那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整宿失眠，想着想着就哭了，还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相当抑郁。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以前和我亲如姐妹的组长怎么会因为那点事就如此对待我呢？

　　因为组长天天不理我，也没人听我倾诉，我的精神几乎达到崩溃边缘。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决定放下自尊，主动找她谈，向她告饶。我哭着对她说：“领导，我知道自己做错了，我想好好工作，你就给我安排活吧。”她说：“那不行！我这儿搁不下你，没有活给你干，你爱找哪儿找哪儿去。”记得我们是在一个职工用品仓库里谈的，我当时一下就受不了了，感觉一股血往头上涌，随即晕了过去。那天是2001年1月15日，是我第一次晕倒。

　　但组长并没有放过我，而是到处宣扬我这不行那不行，还有病了，整得别的部门也不敢要我。此后，我的症状越来越严重，经常吃不下饭，有时候会意识丧失几秒钟，有时候站在平地上就像在火车上晃动。而这一切我一直瞒着家人，不想让他们为我操心，直到有一天，我在家里晕倒了……

　　当时母亲正好在家，看到此情此景吓坏了：“姑娘啊，你这是咋的了？”在母亲的一再追问下，我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她说了。母亲当时气得都不行了，浑身像是抽搐了似的，痛苦的脸上泪如雨下。过了好大一会儿，母亲才平静下来，安慰我说：“姑娘，没事，妈领你找他们去。”

　　第二天，母亲就去我单位了。母亲没有去找组长，而是直接找我们厂长去了。因为组长给我造的舆论太大，厂长开始不愿见母亲，后来又让母亲找我们工艺处；工艺处领导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只是给我放一段时间假，让我去医院看病。

　　接着，母亲忙带我去医院看病。长春、沈阳、哈尔滨……东北的各大医院都去了，什么CT、核磁、脑彩超、脑电图等都查了，却没发现什么问题。可这种突然晕倒伴抽搐的现象又发生了两回。母亲又执意带我去北京，要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我认为检查都没事，去北京消费太贵，可母亲还是坚定地把我拽上火车。

　　人家首都医院医生水平就是高，医生分析，虽然我临床报告无异常，但临床症状就是癫痫病。因为我出生时有窒息史，当时没有哭出声来（我母亲都吓哭了，怕我是哑巴），导致大脑缺氧。而出生时有窒息史的人是癫痫病的高发人群，一旦在生活或工作中受到强烈刺激，在特定的情况下就会发病。

　　诊断结果出来后，母亲拖着沉重的脚步陪同我离开了医院。我看母亲的表情十分严肃，但很快笑意就浮现在脸上：“没关系的，咱们有信心治好病，既然来北京了，妈带你去长城玩一玩吧。”我们玩得很好，在长城脚下，还遇到一位穿僧侣服的人。他对母亲说：“女施主，你有佛缘，请一串佛珠吧。”我对母亲说：“这都是骗子。”母亲没理我，若有所思地说：“心诚则灵。”

三

　　从北京回到家后，我开始遵医嘱用药了。医生建议我在用药的同时最好脱离原来的工作环境，要有个好心情，病情才能好转。母亲又跑到我单位，找我们工艺处领导反复商量我调工作的事。我们处里有一位老师，是我的贵人，他对我母亲说：“我给你姑娘找个地方去不去？”他说的是厂办公室。厂办公室是多少人想去都去不上的地方啊！母亲的心情顿时开朗起来。那一段时间，母亲天天去找厂办公室的领导，那个领导刚开始也拒母亲于千里之外，后来我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跟他谈的，使他慢慢了解了事情的真相，理解了我，最终同意我调到厂办公室。

　　现在想来，真是难为她老人家了。那段时间，母亲在我面前总是装得很轻松，但看着她日渐衰老的面庞，我的心真是一揪一揪地痛。补充一点，得知我得的病是癫痫，组长很吃惊，她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她主动领我看病，说：“你看咋会这样呢？”并给我找了省内最好的医生。我们的恩怨也就慢慢地化解了。

　　自从我生病后，母亲在家里极力维护我，生怕我受委屈，总是顺着我说话，并告知家庭所有成员不能惹我生气。我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

　　我吃了一段时间药后病情没有多大起色，而且肝功能也受到损害，转氨酶竟达到了248（正常值为0~40）！全家人都吓坏了，忙让我去看医生。医生建议我必须及早保肝治疗。在众多保肝药物中，我选择了经济便宜的“肌苷”。从医院回来后，我把此事说给父母听，主要是怕他们惦记，让他们放心。说过之后，我觉得疲乏，倒头便睡了。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中便闻到了屋子里飘着一股香气，睁开眼，看见父母正在我床边看着我。见我醒来，母亲迫不及待地对我说：“姑娘，快起来尝尝妈给你做的酱鸡肝、蒸鸡肝、炒鸡肝、卤鸡肝，你一定爱吃的，多吃点，肝会好的。”一席话说得我直发愣，就问母亲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跟鸡肝较上劲儿了。父亲接过话茬儿说：“你不是说鸡肝能降转氨酶吗？”哦，原来是这样！父母把“肌苷”当成了“鸡肝”。望着满头银发，带着期盼眼神的父母，我的心酸酸的。

　　母亲对我的保护是无微不至的，甚至是忘我的。有一次我在家晕倒后醒来，发现母亲的手被我咬出了血。原来是母亲怕我抽搐时把舌或唇咬伤，她就把她的手指伸进我的嘴里，任我咬她而不伤我自己。还有一次我夜里犯病尿床了，当我清醒后，看到了母亲为我洗被单的身影。那段日子，疾病的折磨、药物的副作用，我的记忆受到抑制，母亲怕我路上出事，在我随身的背包里放上家里的联系电话，并写明病因以求帮助。

四

　　我的病迟迟不见好转，母亲心急如焚，又不知该怎么办。有一天，我发现家里多了一尊佛像。母亲说：“别的能耐妈也没有，希望能感动上苍，让你早日好起来。”

　　母亲以前不信佛，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她也是被逼无奈，觉得我这个病咋的也治不好了，就寻求一点心理安慰吧。另外，她之所以信佛，也与我曾说的一句话有关。记得我和母亲上北京看病时，有一天她领我到石景山区承恩寺的天王殿走了一圈儿后，我突然间就不行了，又犯病了，倒了下去。醒来后我说：“妈，我看那佛像好像冲我挤眼睛。”母亲一听这话就说：“哎呀，这是不是佛在暗示你啊！”

　　从此，母亲开始天天诵经，吃斋念佛，不问世事。以前，母亲是一个性格开朗、兴趣广泛、喜爱结交朋友的人，现如今她和以前的那些朋友基本不联系了，社交领域仅仅是她的那些佛友；她和家人一起交流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仅有的交流也只是与我们谈论佛法。

　　渐渐地，母亲要求我也要与她一样，吃素食。有一次我一个同事来我家吃饭，席间母亲竟叮嘱人家看着我，不让我吃肉。母亲每天4点钟就起床，拉着我和她一起念经。她能在佛像面前跪一个上午，可我连10分钟都坚持不了。母亲硬性规定我不能参与朋友聚会，不能看电视，不能长时间看报看书，不能听耳机。她说这些都是医生说的，我必须听从。就连我要和同事们一起参加本科自学考试，她也不同意，怕伤了我的脑细胞。

　　可能是疾病的影响，我的性格改变很大，对于母亲这样多的干涉，我很是不舒服，常常和她对着干。我总爱莫名其妙地乱发脾气，尤其对她逼我念经，更是心烦，母女关系越来越不和谐。我也懒得叫“妈”了，到最后连“妈”这个称谓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老迷信”、“迷信头子”、“大傻”、“烦人精”。

　　记得那是2011年年末，单位晋级人员要填职称表。由于我没有获得本科文凭，同事们都填表了，唯独我没有资格。他们都说我真不该听老人的话，若当初和他们一起学习，毕业是非常轻松的，错过这次晋级机会真是太遗憾了。我只感到心头火气上升，血往上涌，心跳得特别快，便火速奔回家里。见到母亲，我怒火冲天，郁积在心中许久的怨气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说了让我后悔一辈子的话。我冲着母亲大喊大叫：“你这个老迷信！都是因为你！你整天逼我念经，不让我干这不让我干那，不让我念本科，我这辈子算完了，是你把我的前程给毁了！”见母亲不吱声，我更加口无遮拦：“你这么愿意念佛，就出家好了，赶紧出家，愿意上哪儿上哪儿，没人理你……”我的思维走进了死角，竟做了更疯狂的举动，把母亲的一本经书撕得粉碎，扔到母亲身上。

　　母亲脾气一直很好，我都做出这样的事了她也没动怒，只是很无奈地说：“姑娘，你就这么烦你妈啊？”我说：“对，你说得太对了，我就这么烦你！你让我再念经我就把你剩下那些经书都烧了！”我夺门而出，好几天住在同学家，也没往家里打电话。

　　忽然有一天，父亲来电话让我回家一趟。到家后我看到母亲留下一封信，拆开一看顿时惊呆了，上面写着：“我去藏地了。”只这几个字，也没说上藏地啥地方，母亲谁也没告诉就走了。父亲说：“你就作吧，把你妈撵走了，这回高兴了吧？”

　　母亲的出走和父亲的话，让我心里一阵剧烈的疼痛，就好像我的灵魂狠狠地挨了一鞭子。我像木桩似的定在没有了母亲的家里，失魂落魄，深深地陷入了对自己这一行为的忧虑和悔恨之中，无声的泪洒落在信纸上……

　　一晃，近一年过去了，母亲却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只能从心底呐喊：“妈，请原谅我，快回家吧！”

　　找母亲回来都是我弟弟的功劳。母亲走后，弟弟一直在西藏、四川等佛教圣地的网站发布寻人启事。终于有一天，有个认识我母亲的人看到了弟弟的帖子，并把母亲的信息告诉了弟弟。那天弟弟下班回家高兴地对我说：“姐啊，我终于把妈找到了！她在四川甘孜一座特别偏僻的寺庙里带发修行……”当弟弟把从网络上下载的母亲所在寺院的照片、住的房间等给我看时，我禁不住泪如雨下。

　　弟弟直接跟母亲通话，劝她回家。她本不愿回来，想修上一年再说，当时还有几天就到一年了。但母亲还是在我弟弟的强烈坚持下决定回家。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我跟弟弟去飞机场接她的时候，看到她又黑又瘦的样子，我的心里一阵酸涩，一种更为强烈的自责突然袭来。我哭着抱住母亲：“妈啊，你看我也不孝啊，让你受苦了！”母亲说：“姑娘啊，妈就想让你的病快点好，只要你能好，妈在哪儿念经都行。”

　　自始至终，母亲对我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她原来至少有110斤的体重，回来时瘦得只有70斤了。她为我吃素、在高原上受苦，却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她一回来就急着跟我分享学佛体会：“哎呀，你看妈这次获益匪浅……”“是你前世造业引起的这个病，所以你不能怨恨你的组长，对谁也不能有嗔恨心，你要心胸开阔，为人善良……”

　　母亲回来以后每天还是照常念经，还是为我祈祷，而且达到了更高的境界，有时还出去给人讲课。她对我的病也能接受了，认为顺其自然才好。我现在工作顺心，心气平和。因为坚持规律用药，注意保肝保肾，健康情况也好了很多，有五六年不抽搐了，犯病时只是短暂的意识丧失，间隔也很远。我也尊重和支持母亲的信仰，给她买供佛的水果，初一陪她上庙里拜佛，也伴她去放生。只要母亲高兴的事，我都愿意去做。

　　此事至今已过去几年了，虽然母亲从未责怪过我，但我还是放不下曾经对母亲的不孝。再怎么说，我也不应该以自己有病为由去伤害年迈的母亲啊！在我恣意伤害母亲的时候，我怎么忘了母亲为我复读四处求人借钱的情形？怎么忘了母亲为我找工作、调工作低声下气求人的辛苦？怎么忘了母亲为了我的病快点好，天天早晨4点就起来念经祈祷的无奈？母亲都是70多岁的人了，该有多累啊！为了我，母亲真是操碎了心，而我却理解不了母亲的一片苦心。想来是性格决定了我的命运，有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心智不够成熟，母亲越是对我好我越是气她，就不像一个成熟人所干的事。

　　我始终认为，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母亲最后决定离家出走，是命运安排的一种必然，也是命运对我良心的终生惩罚，使我成为良心上的终身罪犯，永远得不到宽恕。‍

小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