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以自慰的是，在妈妈的有生之年，我终于和她面对面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虽是在酒后，但酒后吐真言，这是我对小清妹妹发自内心的忏悔。——作者

   照片摄于1957年。从右到左：我（本文作者）、二姐、父亲（怀抱小弟）、母亲（怀抱小莲妹妹）、大嫂、大姐

这是一个埋藏在我心底57年的秘密，从来不愿意对外人提起。

　　我出生在吉林省永吉县一个叫菜家林子的小山村。爸爸从10岁起就给商店当学徒，后来做店员。土改时，家里被划为贫农，分了两间草屋、一垧多地。别的农民都欢天喜地的，可面对土地，爸爸却愁眉苦脸，因为他对种地一窍不通。

　　那时我们全家9口人，7个孩子都还小，只有大哥、大姐在读书。家里没有牲畜，没有大型生产工具，干农活全是借别人家的工具。等别人家干完活后，我们家才能干。爸爸不会使用牲畜，犁地、赶车等农活都要雇人。雇一副犁杖蹚地，一天需要4个工换。爸爸给别人家铲地还工，都没人用他。爸爸铲地倒退着走，使用锄头像镐头，一锄下去，刨得很深，刨起的土把草和苗都盖上了，农村叫“花搭脸儿”。

　　我们分到的地是沙土地，上面的石头很多，割地时常把镰刀崩了。一年忙到头，打下的粮食除去交公粮，只够吃大半年。没粮就和别人家借，年年吃“探头粮”，家里经常挨饿。如果大馇子粥能吃饱，让我干啥都行。

　　大哥在外地读中学，大姐读小学，好一点的衣服，先可上学的哥哥、姐姐穿。到了夏季，妈妈把棉衣里的棉花掏出，给我们当夹衣穿。我有一件上衣，不知穿了几年，补丁摞补丁，足有几斤重。我小的时候，从不盼过年，因为一到年关，会有不少债主上门讨债。我6岁时，就到地边割蒿草当柴火，多时一天割6捆，什么活都帮妈妈干。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广大工人、农民刚刚翻身，日子都过得十分困苦。

　　我不让妹妹吃鸡蛋

　　1955年，我7岁，身下还有一个5岁的妹妹和一个3岁的弟弟。

　　妹妹叫小清，圆脸、杏眼，没说话先笑，小嘴特别能说。妹妹很懂事，会来事。妈妈干活时，她会给妈妈拿凳子坐；妈妈歇下时，她就递过烟袋让妈妈抽。妈妈特别喜欢小清，也对她格外宠爱。妈妈总夸小清：“好马出在腿上，好汉出在嘴上……”

　　别人都说，无论长相，还是性格，小清特像妈妈。从前没有小清时，妈妈最喜欢我，自从有了小清，妈妈是移情别爱了。我很嫉妒小清，总和她闹矛盾。小清到妈妈那里告状，妈妈就骂我、打我；我到妈妈那里告状，妈妈总是偏袒小清。我很不服气。

　　这年初春母鸡刚开始下蛋的时候，小清突然病了，是“百日咳”。由于没钱医治，小清病得越来越重，妈妈给她熬小米粥，她都不吃。妈妈说要给她煮个鸡蛋吃，我坚决不同意。因为家里困难，除了卖粮，全年没有什么收入。爸爸、妈妈曾多次对我们说过，除了年节或家里来客人，平时谁也不能吃鸡蛋，都要攒起来卖了，买油、盐、布等生活必需品。所以，我们这些孩子有个头疼脑热，不愿意吃饭，谁也不奢望煮个鸡蛋吃，大人能给熬点小米粥就是“开小灶”了。小清有病，妈妈要给她煮个鸡蛋，我不分病情轻重，死板地认为，妈妈偏袒小清。于是，我把住装鸡蛋的筐，对妈妈说：“你们大人说话要算数，谁也不能破例……”

　　妈妈说：“小清不是有病吗？”

　　我说：“鸡蛋不治病，谁也不能吃！”

　　那时，7岁的我就学会了“摸鸡蛋”。每天早晨打开鸡架，我挨个摸母鸡屁股，就知道当天有几个鸡下蛋。鸡把蛋下到别处，我也能想办法找回。家里存有多少个鸡蛋，每天下几个鸡蛋，我都一清二楚。上小学后，我数学格外好，也许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趁我不在家时，妈妈就煮个鸡蛋给小清吃。我回来后，一数鸡蛋，发现少了，就问妈妈哪里去了，妈妈说我数的鸡蛋不准。我自认为我数鸡蛋的准确率达到百分之百，就大为光火，和妈妈大吵。妈妈在家里最有权威了，简直是说一不二，敢和妈妈叫板的，孩子中也就是我。一个7岁的孩子，竟这样霸道，真是不可思议，现在想来，都是贫穷惹的祸。

　　我打了妹妹一拳

　　初夏的时候，小清的病通过吃偏方服中草药，慢慢好了起来，也能下地走动了，还能帮妈妈干些活。

　　一天，妈妈去几里地以外的地方给别人家薅地，我和小清妹妹、小弟弟，还有嫂子在家（大哥在初中时就结了婚）。弟弟从小就没有奶吃，妈妈给弟弟煮小米饭，然后用口嚼碎，再用“奶布子”过滤，给弟弟喂小米汁。等他稍大些，就熬小米粥喂，粥里放少许糖。妈妈说，我们家7个孩子都是用小米喂大的。

　　给弟弟熬粥、喂粥，都是我的活。那天我给弟弟喂粥，喂到一半时，去上厕所，回来发现粥好像少了些。我就质问小清：“是不是我不在屋时你偷吃了？”小清一口否定，说她没吃。我却认定她偷吃了。小清嘴上还不让人，和我吵了起来。我恼羞成怒，上前照小清胸部就打了一拳。小清大哭，然后说句：“我找妈妈！”就走了，我也没管她。当时嫂子说我：“小孩子那么小，容易打坏的。”

　　小清去找妈妈，边哭边走，走到村边一个小木桥旁，就再也走不动了，坐在桥边哭。

　　等到天色晚了，妈妈给人家薅地回来，路过小桥边看到小清时，她已哭成泪人，浑身无力地瘫坐在地上几个小时了。妈妈心如刀绞，怒火满腔，回家把我大骂一顿，也把嫂子说了：“孩子走了，你当大人的为什么不管？”

　　从那以后，小清刚刚好转的病又犯了，而且一天比一天重。由于家里没钱医治，本来不难救治的“百日咳”，最终夺去了5岁妹妹的幼小生命。

　　妹妹走的时候已瘦得皮包骨。她和妈妈苦苦央求，让妈妈给她做一双新鞋穿。可直到走时，妈妈也没能满足她的最后愿望，因为家里没钱买布做鞋。

　　妹妹死后，爸爸用谷草将她捆起，扔到附近山上。

　　妹妹的夭折，对妈妈的打击非常大。妈妈精神恍惚，整天像失了魂似的，拿东忘西。干活时妈妈总哼唱小曲，可无论是欢快的曲调还是悲伤的曲调，到了妈妈嘴里，一律都变得凄楚忧伤，让人听了心酸、心颤。妈妈还总说她“活着没意思”，一下子衰老了不少。

　　小清刚死那段时间，妈妈常去山上哭。有一次，妈妈正哭时，从草丛中窜出一个小动物，也许是一只野兔吧，把妈妈吓着了，从此妈妈才不敢去山上哭了。妈妈在小清前后一共夭折了3个女儿，哪个也没像小清这样令她伤心欲绝。

　　小清死后，妈妈的性格变得忧郁暴躁。她和爸爸、和我们这些孩子经常发脾气，尤其是常常因为我的一些过错，骂我、打我，还历数我对小清的种种不是。

　　本来小清之死，我已犯下弥天大错，可我又错上加错。那年底生产队分完粮食，我竟当着妈妈的面说：“今年的粮食能够吃，少了一个人。”这句话伤透了妈妈的心，把妈妈气得直哆嗦，把我臭骂一顿，说我“蛇蝎心肠”、“心狠手毒”、“害死了小清”、“什么时候也饶不了你”。妈妈还说我“三岁看大，五岁看老，从小就不是个养爷子（养爷子：老话，意即孝顺长辈的孩子）”、“将来就是要大饭，也不到你的家门口”……

　　看到妈妈这个样子，我认为小清的死，都是我的错，我是可恶的人，是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可人死不能复生，自己也无法弥补，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不能自拔。我甚至想到，也许妹妹根本就没有偷吃小米粥，是我冤枉了她。如果她真的吃了，绝对不会那么理直气壮，也绝对不会那么委屈。我如果不打小清一拳，她就不会离家出走，病也不会再犯，更不会死去。是我害死了小清，也严重伤害了妈妈的感情。但性格倔犟的我，从来没有因为小清的事向妈妈认半个字的错。

　　小清妹妹病故后，家里人都很伤心。除了妈妈，爸爸、大哥、大姐、二姐也都十分喜欢小清。尤其是大姐，她和小清最好。大姐每天放学，小清总是趴在玻璃窗上望着她回来。小清两个月时，妈妈得了场重病，装裹衣服都准备好了。妈妈要把小清送人，大姐坚决不同意。大姐天天喂小清小米面糊。一个晚上，大姐曾起来二十几次喂小清吃的、喝的。小清白天、晚上总哭，她吃小米面糊上火，满嘴起泡。小清死后，大姐总是偷偷地哭。一次，大姐还梦到小清拽她的衣服，让大姐给买件衣服穿……我可怜的妹妹，她从出生到夭折，从没穿过一双新鞋、从没穿过一件新衣。

　　但是，除了妈妈，家里其他人谁也没有过多地指责我。虽然大家都认为我对小清有些过分，打她不对。也许是他们认为我当时还小，也许是妈妈已经说了我很多。如果大家都像妈妈那样不断地指责我，我就更惨了。

　　妈妈原谅了我

　　我上学后，学习比较用功，成绩总排在班里前几名，还做了班干部。妈妈对我渐渐好了起来，很少骂我、打我，也很少提小清的事了。妈妈还经常当着亲戚的面，夸我学习好，能干活。但随着知识的增加、年龄的增长，我对小清妹妹的罪孽感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了。本来霸道的我，性格也变得内向忧郁，沉默寡言，内心极其敏感，很多东西都会碰到我。比如，家里一提到小清，我就会一激灵，既而难过好几天；再比如，老师若批评谁是“坏孩子”，即使根本不是说我，我也会往自己身上联想。少年的我，少了几分欢乐，多了几分忧愁，小小年纪就有了“抬头纹”。上初中时，老师说我是老成持重的“小老头”。其实，没人知道我的内心有多苦。

　　虽然因为妹妹，我深深地伤害了妈妈，但妈妈最终还是原谅了我。我学习好，在家能干活，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经过一段时间，妈妈也冷静下来，想通了，理智战胜了感情。“这事不能全怪一个7岁的孩子。”妈妈说。

　　在小清这个问题上，我能感觉到，妈妈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也认识到对我的做法有不妥之处。但为人母的尊严不允许妈妈向我公开认错，只能在行动中体现出来。妈妈开始对我格外好，甚至比小清活着时还好。

　　1958年，爸爸参加了供销社工作，全家变成了非农业户口，家里的生活渐渐好转。妈妈对我也格外关心起来，吃饭时总把干的给我，自己喝稀的。每年的“五月节”，家里每人都要分几个鸡蛋，妈妈一个也舍不得吃，全部给了我。在上中学6年的时间里，我都在学校住宿，每次回家，妈妈总是想方设法地给我做好吃的，走时还往学校拿，妈妈怕我在学校吃不饱。小莲妹妹（小清走后，妈妈又生了3个妹妹，后来小莲在4岁时也夭折了）说：“我最盼二哥回来！二哥一回来，家里准做好吃的。”

　　妈妈再也不提小清的事了，她还说：“死了的小孩子，都是要债鬼，债要够了，人也走了，小清是我前世欠下的债。”妈妈还给我讲了一个“要债鬼”的故事。我知道，这是妈妈在宽慰自己，也是为了安慰我。

　　由于“文革”，我没圆上大学梦。1968年，我高中毕业了。那时候，家里又处于一个非常时期。爸爸于1966年从供销社被精简回家，家里又重新变为农业户口，全家7口人只有爸爸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哥哥姐姐都已结婚另过）。由于爸爸不会干农活，只能在生产队当仓库保管员、饲养员，每天挣10分工，而下地干活的农民每天可以挣12分工。10分工到秋天才折合人民币8分钱。为了贴补家用，虽然妈妈常年有病，还坚持为下乡干部做饭，一年挣不上一千分。这样一年下来，爸爸妈妈所挣的工分还远远不够从生产队领回口粮的费用。即使自家养的猪卖了，也还差很多钱。对于不能领回口粮的社员，生产队就把口粮统一拉到8里地以外的公社粮库，待社员有钱时再从公社粮库领回。

　　冬天，我们家常常用爬犁从公社粮库往家拉口粮。生产队打下的粮食产量很低，除去交公粮，社员分到的口粮很有限。当时的口粮标准每人每年只有360斤，所以社员们说：“够不够，三百六。”那时，家家都要吃“返销粮”。

　　我从学校回到家，感到前途渺茫，心灰意冷。正赶上征兵，我想脱离农村去当兵。当时，家里太需要我这个劳动力了。大队、小队干部都不同意我去当兵，说我参军后，家里没人劳动，仗着军属的身份要求大队、小队照顾怎么办？妈妈找到大队、小队，和干部们表态说：“玉国参军后，家里困难自己解决，不要大队、小队一分钱照顾……”

　　在家里的支持下，我于1969年参了军。我知道，在家里最需要我“挑大梁”时候，我选择了逃避，我是挺自私的。

　　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妈妈整天提心吊胆，为我的安全担忧，来信要到部队看望我。我坚决不同意，怕影响我进步，妈妈也答应不来了。可是有一天，连长告诉我：“你妈妈到部队驻地的火车站了……”我见到了妈妈。她两眼干涩，充满血丝，几个月不见，妈妈的身体消瘦了不少。她握着我的那双手直颤抖，说：“这是玉国吗？”

　　妈妈在沈阳倒车时给我买的葡萄，用手绢包着，一路上没舍得吃一粒。妈妈还给我带来了我最爱吃的山里野果，有山梨干、山丁子小饼，还有渍山梨。二姐陪妈妈来的。二姐说，妈妈在家看电影，一有解放军打仗的镜头，她就哭。二姐说，妈妈在途中的两天里只睡了不到一个小时的觉，总打听什么时候到部队，真是望眼欲穿。妈妈和二姐只在部队住了三宿，我就让她们回去了。妈妈和二姐把我和战友们的衣服、被褥都拆洗了，走时还给我买了七八斤苹果。   

　　在我参军期间，妈妈得了很严重的肺气肿病，冬天喘不上气来，不能躺下睡觉，只能围着被子坐着。弟弟又得了骨髓炎，家里真是雪上加霜。生产队收入始终不好，家里的生活无法维持下去了。即使这样情况，妈妈也没要求我复员回家，一直鼓励我在部队安心工作。

　　大姐每次回到家，看到家中揪心的状况，都一筹莫展，从家里回去，都要大病一场。大姐夫心疼大姐，干脆不让大姐回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大姐夫、大姐动用各种关系，千方百计地把家搬到了双阳县某村。这里是菜社，每天收入达两块钱左右，相当于过去收入的十几倍。全家的生活有了转机。

　　1978年夏，我从部队探亲回家。一次在家喝酒。大姐、大姐夫、二姐、二姐夫都在饭桌上。那天我喝多了。这些年来，小清之死始终压抑着我、困扰着我，但我一直没有勇气向妈妈提起。借酒壮胆，我说起了自己小时候对待小清的种种不是，不禁潸然泪下。妈妈哭了，大姐、二姐也哭了。妈妈说：“那时你还小，不能全怨你，要怨就怨当时家太穷。”

　　聊以自慰的是，在妈妈的有生之年，我终于和她面对面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虽然是在酒后，但酒后吐真言，这是我对小清妹妹发自内心的忏悔。

　　“我从那里所带走的是难以磨灭的罪恶回忆和难以忍受的良心谴责。这沉重的负担一直过了40年还压在我的心头，我由此而感到的痛苦不但没有减轻，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沉重了。谁能相信一个孩子所犯的错误竟会产生如此可怕的后果呢？”这是卢梭《忏悔录》中的一段话，它确切地表达了我的心声，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让我禁不住泪如泉涌，痛哭失声。这是后话。

　　1984年3月，我转业到永吉县工作。我从不庆幸自己当兵的选择是如何的正确，是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成全我，我才参了军、入了党、当了干部，才有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同年12月底，妈妈因肺气肿病加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刚强的妈妈一生辛苦，积劳成疾，去世时年仅68岁（爸爸已于1981年离世）。

　　此后，二姐曾对我说过：“妈妈对你那么好，借你什么力了？”二姐的话一点不假。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对不起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妹妹小清，另一个是最疼爱我妈妈。关于小清，虽然她已经走了57年，但只要一想到她，我的心就隐隐作痛，这种感觉将伴随我的终生，无药可救。关于妈妈，虽然妈妈最终原谅了我，但只要一想到小清之死给妈妈造成的巨大痛苦，我的自责感就有增无减。而且，妈妈撒手人寰的时候，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还不到一年，妈妈没借上我一点力。“子欲养而亲不待”，是我人生的另一大痛苦。

　　现在，我能做的就是对弟弟、妹妹们多加关照，善待自己的亲人，善待身边人，这也是我救赎自己的唯一机会了。

　　张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