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也成为省邮电系统的劳模时，不由得流下了幸福和辛酸的泪水。我想，爸爸在九泉之下一定会为我高兴的，也会原谅我的不孝。 ———作者

1960年，怀德县出席省群英会全体代表合影，后排右三是李文清的父亲

1980年，李文清出席省劳模代表大会时留影，当时他在公主岭市邮电局工作

      人生如梦，弹指之间，就是百年。老话都是这样讲的，但人的一生能活到一百岁还是少之又少。想起我的爸爸，生于1914年，至今也应百岁有余了，可他早在1975年就已经去世，只活了61岁。

　　虽然爸爸已经故去了40年，可我仍然无法从他在“文化大革命”时头戴大高帽、胸挂大牌子的噩梦中走出来，更无法原谅自己曾经的不孝。

爸爸是最早的邮电系统战士

　　爸爸的一生，饱经风霜。爸爸少年时期家里很穷，爷爷给地主打工活活累死了，奶奶带领他们兄妹四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尽了人间的苦楚。

　　爸爸青年时期正是日本侵占东北的时期，为了谋生，只能外出求职养家。那时想找一份工作是很难的，但爸爸老实肯干，又长得一表人才，被日本人看中，说什么也要让他去警察署当警察。爸爸回家讲明情况后，奶奶是百般不同意，告诉爸爸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干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宁可饿死也不能当汉奸，帮着日本人欺负中国人。”

　　日本人看爸爸不当警察，就让他去电话局工作。当时爸爸家住怀德县，就这样，他到怀德县的第一个电话局做接线生工作。局长是日本人，职员有爸爸和另外一名中国人。当时整个县城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电话，电话就是为日本人服务的。后来中国人也安了电话，那是一些有钱人。中国人在日本人的眼里是亡国奴，不如狗，根本不把你当人看，爸爸在工作中吃尽了苦头。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有一个安身之处已经很不容易了。

　　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又接管了电话局。但是那时爸爸已经在心灵深处懂得了有压迫就有斗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所以爸爸在共产党地下党的领导下，借为国民党工作之机，为共产党做地下通信工作。在打四平、打长春等战役的通信工作中，爸爸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我记得爸爸后来跟我们讲过当时为共产党做地下通信工作的情形。比如地下党找他开会时不能明说，都是过来站一下，或使个眼色，或拉一下衣服，他就跟着出去了，一切都不是公开进行的。

　　因为爸爸工作认真，干得比较出色，多次受到解放军领导的表扬，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怀德县邮电战线上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

　　解放战争结束后，新中国成立。根据爸爸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表现，组织上提拔他为基层领导干部。那时因新中国刚成立，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到处杀害共产党的干部，社会非常不稳定。通信设备也经常遭到敌人破坏，无法正常运行。所以，组织上考虑到爸爸是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邮电战线员工，有实际工作经验，哪里敌人最嚣张、破坏最严重，就派爸爸到哪里去工作。

　　当时怀德县杨大城子镇邮电局地处县城最北边，通信设备被敌人破坏得最严重，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工作很不好开展，组织上就派爸爸到这个邮电局当局长。在工作中，爸爸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和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为党和人民的通信事业，任劳任怨、没黑没白，达到了忘我的境地。

　　爸爸曾经跟我们讲过他和敌人真刀真枪斗争的一些故事。比如一天后半夜，下着大雨，爸爸接到上级命令，发现有敌人在附近山林里破坏线路。爸爸和几位同志立刻带着枪出发了（那时都给配枪），果然碰到了两个破坏线路的敌人，于是双方就接上了火，就像在战场上一样。

　　就这样，经过爸爸和全局职工几年的共同努力和不懈斗争，使一个比较落后的邮电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因为爸爸的工作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又有一定的危险，党和人民也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1960年3月，爸爸光荣地出席了吉林省群英代表大会，被评为吉林省劳动模范，所在单位也被评为吉林省先进单位。爸爸在党内也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表扬和奖励，多次被评为吉林省、怀德县“优秀党员”。那时，爸爸正值中年，又有实际工作经验，还是从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革命战士，如今又是为党、为人民工作，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文化大革命”风暴来袭

　　1962年，因工作需要，组织上又把爸爸从杨大城子镇邮电局调到怀德镇邮电局做局长工作。工作地点和单位虽然变了，但爸爸的工作积极性没有变，准备在新的单位更加努力工作，一切从头开始。

　　正当爸爸踌躇满志地投入到工作中时，1964年的“四清”运动开始了。“四清”时我只有10岁左右，不懂什么是“四清”，只知道那段时间爸爸白天工作，晚上开会，每天很晚才回家。回家后，爸爸又和妈妈一起研究在运动中如何更好地表现自己，以便配合“四清”运动，肃清自己在工作中的错误和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更好地配合“四清”运动，爸爸还把在大学读书的大哥找回来。因为大哥大学毕业没分配工作，爸爸就让他先搞“四清”运动，进一步理解“四清”运动的意义。在这次运动中，爸爸虽然是大会检查、小会检查，但总的来说，各方面还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四清”运动刚刚接近尾声，一场遍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初期，不管什么单位，也不管几个人，都可以成立什么红色革命战斗队、红色兵团。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还好，只是红卫兵上街宣传、写大字报、跳忠字舞、开展革命大辩论等活动。随着运动的发展，刘少奇同志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爸爸就在劫难逃了。

　　当时上边有什么精神，下边就闻风而动。一时间，省委领导、市县领导、乡镇领导，就连生产队的生产队长，也被打成了“走资派”。爸爸是怀德镇邮电局局长，就是名副其实的“走资派”了。爸爸被停止了工作，白天写检查材料，晚上在职工大会上接受批判。

　　随着“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把隐藏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又成为运动的焦点。爸爸是日本侵占东北时期参加工作的，给日本人接过电话，被打成了“汉奸”，造反派们非要他承认在电话里给日本人提供多少军事情报不可。爸爸在国民党时期也工作过，又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非要他承认出卖了多少共产党员，干过多少坏事。爸爸不承认自己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他们最后又捕风捉影地说：“你给共产党办事，又给国民党接电话，这不明明是共产党的叛徒吗？”他们这样颠倒黑白的说法，爸爸无法接受，造反派就对他文斗加武斗。

　　我记得爸爸游街时，双手用绳子捆着，一头用人牵着；头上戴着大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大汉奸”“打倒国民党特务”“打倒大叛徒”。白天开批斗大会，晚上不让回家，多次被打得体无完肤，并被长期关进隔离室。妈妈给送饭也不让见面，更无法说上一句话，他们说妈妈是“资产阶级的臭婆娘”。我们孩子也被说成“资产阶级大汉奸、大特务、大叛徒的狗崽子”。我去看爸爸，革委会主任也不让见，还教育我说：“你要和你爸划清界限，他现在是阶级敌人，你要对他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斗争。”当时儿子批判老子、学生批判老师是常事，在批斗大会上让儿子打老子，打得越重越证明你革命。

妈妈爸爸过早去世

　　爸爸妈妈一生养育了我们三兄弟、五姐妹共8个儿女。当时大哥、大姐已结婚，都在外地工作，我和大妹妹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弟弟参军，家里只剩下母亲和三个小妹妹（都未成年）。全家受爸爸的牵连，单位只给发很少的生活费，日子过得非常艰难。自从妈妈和爸爸结婚以来，生了我们众兄妹，身体坐下了很多病；战争年代为爸爸提心吊胆，健康每况愈下；新中国成立后没过上几年好日子，又来了“文化大革命”，整天为爸爸以泪洗面，心力交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妈妈终于一病不起，于1972年4月病逝了，年仅55岁。

　　妈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让我们难以适应；而妈妈的死，对爸爸的打击就更大了。妈妈去世后，爸爸才被放了出来。由于长达几年的检查、批斗，爸爸的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和打击，回到家就病倒了。爸爸患上了糖尿病、肺结核，无法上班，只好在家进行改造和照顾三个小妹妹。

　　1974年10月，爸爸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已经发展到咯血了，同时也到了退休年龄。于是由我接班，被安排到爸爸单位工作。为了给爸爸治病，组织上把爸爸送到吉林市新站结核病院住院治疗。因为爸爸生活不能自理，邮电局领导就派我到医院护理爸爸。

　　当时的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对肺结核无特效药，加上肺结核要加强营养，而糖尿病又要控制饮食，所以这两种病很矛盾。我一直在医院护理爸爸4个月，可爸爸的病情却没有好转。

　　就在这种情况下，1975年的春节要到了。我在医院待得也确实难受，同时也挂念家中的三个小妹妹。于是，我就和爸爸提出一个要求：我要回家和三个小妹妹一起过春节。

　　我的这个想法，让爸爸沉默了。确实，我不回去，三个小妹妹无人照顾，爸爸比我更挂念年幼的她们；可爸爸的病又很重，一直在重症病房，我若回去，他会感到无依无靠。但我没有考虑爸爸的感受，竟然几次提出要回家过春节。爸爸虽然有些无奈，但还是点头同意了，让我回家看看，好好陪陪三个小妹妹。我就给爸爸买了点吃的、用的，回家和三个小妹妹过了一个春节。

　　在家待了10天以后，我又开始挂念医院的爸爸了。正月初九我安排好妹妹们就急忙返回医院。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我得从公主岭到长春倒车，再到吉林倒车，到新站医院时已是后半夜两点多了。到了爸爸的病房，看他还没有睡，可能是在盼我回来吧。

　　初十早晨，主治医生上班后狠狠地批评了我。他说：“你父亲病得这么重，你却把他一个人扔在医院，自己回去过春节。你知道你父亲这些天是怎么过来的吗？你真是天大的不孝啊！你再晚回来几天，就见不到你父亲了……”医生的话如当头棒喝，让我幡然醒悟，我感到无地自容，当时有个地缝儿都能钻进去。医生说得对，如果我离开这期间爸爸有什么不测，我将罪在不赦。我当时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护理爸爸，弥补我的过失。可这一切都晚了，爸爸的病情已无法逆转，不久后就离开了人世，终年61岁。

　　爸爸的死，是我一生中最深的痛、最深的悔。我实在对不起爸爸。作为他身边唯一可依靠的孩子，我没有陪他过最后一个春节，把他一个病危的人孤零零地丢在医院长达10天之久，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事。如果换成我病重住院，而爸爸是我的护理人，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把我一个人丢在医院而自己回家过春节的。我也对不起爸爸单位领导的嘱托和安排。如果换成别人护理爸爸，人家是不会擅离职守，把爸爸一个人丢下这么多天不管的。

　　爸爸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更是革命的一生。日本侵占东北时期，他是为了生存才迫不得已地去给日本人做接线生的，怎么能说爸爸是“汉奸”呢？解放战争时期，爸爸是给国民党的通讯做过工作，可爸爸也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工作，要不他怎么能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呢？爸爸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过较大的贡献，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怎么能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呢？新中国成立后，爸爸任劳任怨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如果他的工作不出色，怎么能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呢？在对敌的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年代，爸爸没有在敌人的枪口下屈服，可“文化大革命”却给他的心灵和肉体带来了不一般的伤害。

　　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但爸爸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却没有一丝减少。每当我们提起他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总是这样教育我们：不要愤世嫉俗，也不要介意你所付出的马上就有回报，只要积极认真地工作和生活，最后自会有公平。记得爸爸在临终前留给我的最后一句教诲是：“好好工作，别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1980年，当我也成为吉林省邮电系统的劳模时，不由得流下了幸福和辛酸的泪水。我想，爸爸在九泉之下一定会为我高兴的，也一定会原谅我的不孝。

　　如今的社会是安定团结的社会，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了，我们兄弟姐妹8人都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好日子。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爸爸的在天之灵说：“爸爸，您不是汉奸，更不是国民党特务，您是功臣，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您的。”

　　爸爸不朽。

　　爸爸的死，是我一生中最深的痛、最深的悔。我实在对不起爸爸。作为他身边唯一可依靠的孩子，我没有陪他过最后一个春节，把他一个病危的人孤零零地丢在医院长达10天之久，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如果换成我病重住院，而爸爸是我的护理人，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我一个人丢在医院回家过春节的……

李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