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的有来世，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摒弃龌龊和罪恶，实实在在地去做一个坦坦荡荡的人。 ———作者

1965年，本文作者参军前照

本文作者近照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有的过错，一生都找不到被谅解的机会。

　　年轻时，我一直想见到他，也诚心想得到他的谅解，可又轻易见不到他，碰巧见到了，却又遭到他的无情拒绝。如今，我已退休好几年了，可我仍然没法忘掉他的名字———敖文闵。我现在特别想再见他一面，哪怕得到的仍是拒绝。文闵是我的初中同学。前几天，我在一次散步时竟鬼使神差地来到了51年前我们共同学习、生活过的地方———长春市第29中学。几经沧桑的校园如今已物是人非，没了先前的任何印记。可我仍去寻觅，寻觅那段已经逝去的记忆……

和谐“一班人”

　　1962年暑期一个周六的下午，放学的铃声刚刚响过，“鬼机灵”文闵就兴致勃勃地跑过来对我说：“德成，明天上午9点，我们去郑老师家玩。”说完，他笑嘻嘻地把头转向还没有离开讲台的郑老师。郑老师刚好面向着我俩，微笑着向我们点了点头。

　　郑老师刚接我们三年一班才一个学期。她年轻靓丽，待人热情友善，尤其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其实郑老师也大不了我们几岁，当时我们十六七岁，她也不过二十一二岁。也许是年龄接近的缘故，班上不论男女同学，谁有个大事小情都愿意和她探讨、商量，得到的总是满意的答复。久而久之，我们之间倒不像师生关系，仿佛都是一个班级里的同学。不仅如此，郑老师还不时同我们结伴参加一些课外活动。

　　还记得一次由文闵提议的自发郊游。出发的时间已过，郑老师最后又清点了一下集合的人数，独独不见文闵，便随口问道：“敖文闵这个大主角怎么没来？”我这才想起文闵托我向郑老师说“晚到一会儿”的话，忙上前递话说：“是我忘记跟你说了，‘鬼机灵’给他爸抓药，得晚来一会儿。”说话间，只见不远处文闵正向集合地点匆匆跑来。他还没站稳脚跟，便气喘吁吁地打个立正，高声说：“郑老帅，敖文闵向你报到！”

　　“你看你，来晚了还这么调皮，叫什么‘老帅’啊？”文闵听了这话，似乎想解释点什么，用手摸着头压低声音说：“我是———”可他话没说完便打住了。说起来，我还是头一次见文闵在众人面前如此难堪，便赶紧上前替他打圆场：“老师，‘帅’比‘师’大，你就是我们的‘郑老帅’。”郑老师刚要张口，便被在场所有同学的赞同声打断：“真的，你就是我们的‘郑老帅’！”

　　文闵立马又抖起了精神，冲郑老师说：“这就是我的意思。”说完，他嘻嘻地笑着。郑老师听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赞同对她的这个称呼，脸上泛出淡淡的笑，既没表示接受，也没表示反对。此后，多数同学都改称她“郑老帅”，尤其是我们这几个调皮的男生，总是一口一个“郑老帅”。对“郑老帅”这个称呼，直至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才得以终止。

我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

　　次日上午，敖文闵、韩玉祥、吴宪宾和我4人如约去了郑老师家。她家位于上海路与东二条相交处，是一幢三层灰色的小楼。

　　郑老师像迎接贵宾一样，事先买了些糖果来招待我们，还特意泡了一壶茶。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这可是极为奢侈的款待了。我们来到她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其间除了聊学习和校园生活，还探讨学习以外的人文趣事。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聊。

　　说笑中，突见郑老师脸色骤变。她话锋一转，向正在看一张照片的文闵制止说：“这张照片你不能看！”说着，郑老师伸手去要那张照片。不料，文闵愣是没理她这个茬儿，反倒把照片高高举过头顶，仰着笑脸说：“你们看，像不像电影明星？”大家随之也来了兴致，都争着抢着想看个仔细。郑老师顿时满面羞红，急忙说：“你胡说些什么呀！快把照片给我！”说着，她便上前去夺那张照片。

　　这是张4寸的彩照。当时照相大都是黑白照片，很难看到彩照，因此才格外吸引大家的眼球。

　　“不就是一张彩照吗？我先看看。”吴宪宾顺手从文闵手里夺过彩照。郑老师仍是不依不饶地前来索要照片。这时，韩玉祥开口说：“老师不让看，自有不让看的道理，大家都别看了。”

　　“韩玉祥说得对，快把照片还给我吧……”郑老师颇带央求的语气说。文闵听了这话，仿佛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弯腰低头去看彩照的背面。吴宪宾似乎也悟出了其中的奥妙，翻过照片见背面有字，可他没有顺手将照片递向郑老师。

　　这当口儿，文闵又急速地将照片夺了回去，一边用左臂挡住郑老师伸过来的手，一边大声读道：“送给亲爱的———”读着，文闵又看了一眼郑老师。此时郑老师缩回了手臂，皱起了眉头，不再说话，显得异常平静，只是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文闵。文闵收住了笑容，没再继续读下去，室内也随即沉寂下来。这时，已经平静下来的郑老师语气温和地对文闵说：“捣蛋鬼，这下你满意了？”文闵终于把彩照还给了郑老师。

　　原来，这是郑老师准备送给未婚夫的一张彩照，属个人隐私。在那个极为封闭的年代，搞对象、谈恋爱的人都是步入社会的青年男女，又大都背着人，多数婚姻则是通过他人介绍而就。郑老师不让我们看那张彩照，除了上述原因，还有写在照片背后的赠言，极富“小资产阶级情调”，不让我们看当属正常。

　　郑老师接过彩照放回了原处，转身放话给文闵：“就你的心眼儿多，‘鬼子六’！”

　　“没错！”韩玉祥蹦出两字，随即诡异地一笑，文闵斜了韩玉祥一眼。此后，文闵又多了一个绰号“鬼子六”。

　　说起文闵，大家称他“鬼机灵”、“鬼子六”，那可是当之无愧。记得一次放学，我和文闵等顺路的同学走到东盛大街附近，刚好从我身边经过的一辆卡车“轰”的传来一声巨响，吓得我立马跑开了。同学们也随之一愣。稍后文闵见我恢复常态，就面向其他同学说：“看啊，他受惊了！”同学们听了他的话，“哄”的一声都笑了起来。我莫名其妙地看着大家，不晓得同学们在笑什么。过后我才悟出“受惊了”三个字谐音的真正含义。因为我们刚刚上完一堂生物课，里面有“人体卫生”方面的内容……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仔细看看郑老师那张彩照，便靠近放彩照的位置，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伸手拿起那张彩照。不巧这时有人回身，慌乱中我顺手将彩照塞进裤兜里，也自此酿成了一桩“历史冤案”。

　　周一晚自习，郑老师表情极为严肃地将周日去她家的我们四个人叫到走廊。她先是用凝重的眼神审视我们一番，稍后问我们那张彩照的去处。当时，我心里像揣个小兔子似的怦怦乱跳，可我却没丁点儿勇气面对眼前的现实。除了我，别的同学都流露出不解和惊异的神情，你瞅瞅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吱声的，气氛紧张极了。

　　“照片是你拿走的吧？”郑老师突然转问文闵。

　　文闵一愣，瞪大眼睛：“我怎么能拿你的照片呢？不是我！”

　　“你们几个人中，就你思想复杂，除了你还会有谁能这么做？”郑老师一锤定音。

　　从表面上看，在郑老师眼里，我单纯、直率，她不会怀疑到我；韩玉祥是个自律性极强的人，不会做这事；至于吴宪宾嘛，是个公认的老实人，郑老师更不会怀疑到他头上。剩下的也就只有“凡事落不下”的“鬼机灵”文闵了，你说郑老师能不怀疑他吗？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哪一个庙里都有冤死的鬼，偏偏郑老师就盯上了文闵。

　　其实我也不是成心要拿走那张彩照，只是出于好奇想仔细看看。岂料我走前竟然忘记把照片放回原处，把它带回了家。待我想起拿出来看时，彩照已经对折在了一起，品相遭到严重损坏。原本就不好交代的事，这下更难办了。我一时犯了难，又怕家人发现，便慌里慌张地把彩照藏在镜子后面，想找个办法修复，然后再偷偷地还给郑老师。没想到，郑老师第二天就追问起此事，我无意中成了这桩“彩照失窃事件”的始作俑者。

　　郑老师误解了文闵，文闵感到郑老师冤枉了他，他们双方的心中产生了隔阂，且日渐加深。记得以前，有关班级学习、生活的事，郑老师总是要找文闵商量一下，文闵也乐意帮忙，十分热情地给她拿主意，协助她工作，师生关系特别和谐、融洽。然而，继彩照失窃事件后，郑老师不再找他。直至初中毕业，我们谁都没再去过郑老师家。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隐瞒了事实真相，又不能坦荡地承担责任所造成的。我使郑老师蒙受了不该有的损失，也使文闵一辈子背上了窃人私照的黑锅。

　　这件事，让我一直无法释怀，良心受到谴责，觉得十分对不起郑老师，更对不起蒙受不白之冤的文闵。

　　初中毕业后，文闵考进了吉林市化工学校。我先在工厂干了一段时间，后于1965年秋应征入伍，去大连警备区当了一名警卫战士。我和文闵毕业前是要好的同学，毕业后也是联系密切的好友。尽管文闵在吉林市上学，可他每次回长春都要找我聚聚。每当面对他时，我都会想起那张诬他清白的彩照，可我始终没有勇气向他坦白真相。我对他的愧疚日益加深。

　　光阴似箭，转眼到了1969年春，我和同班女生林子（化名）结为连理。林子也是文闵的小学同学。热情好客的文闵爸爸，见我时常在文闵不在长春时去他家帮忙干些杂活，便借文闵回长春时邀我们夫妇俩多次去他家做客。说是我常去文闵家帮忙，实则是因我有愧于文闵，想借此弥补一下我曾给他造成的屈辱而已。

　　然而，这样的时光没能延续多久，一个让文闵不能原谅我的事情发生了，它使文闵至今都没能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我又做了一件让人难以原谅的事

　　上世纪70年代初，我转业后在二道河子区和顺民兵指挥部任职。大约是1974年夏季的一天，房产民兵中队（民兵指挥部下设12个民兵中队———编者注）队长，将其辖区的一些不老实的“阶级敌人”———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集中在和顺派出所，让他们接受“革命教育”。于是，我随指挥部的王政委前往和顺派出所，对“阶级敌人”进行“革命教育”。

　　就在王政委训话的过程中，“阶级敌人”中的一位老者，猛地上前来抓住了我：“德成，你得替我说句话……”

　　我一看，前来抓我的人竟是文闵的父亲，立时慌了神。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竟然和“阶级敌人”有所往来，而且他对我又显得那么亲近，这还了得？情急之下，我掰开他的手，也没称呼他什么，而是冷冷地对他说：“你先归队，接受‘革命教育’。”

　　对这个突发事件，我虽然在现场做了应急处理，没让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可内心还是感到惶恐不安。我觉得，在别人眼里，我和“阶级敌人”存有某种微妙关系，大家会对我的“阶级立场”产生怀疑。尤其是指挥部的王政委就在我身边，我一旦遭到怀疑，轻则会被清理出民兵指挥部，重则将影响到我日后的政治前途……

　　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人人如履薄冰，凡事都要谨小慎微，言行稍不注意就会惹火烧身。比如，我父亲单位一位职工，在席地而坐开大会时，不慎将一份印有伟大领袖头像的报纸折起来坐在屁股底下，被人发现后就揪出批斗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屡见不鲜。

　　还好，事情过后，王政委只是随意地问我一句：“他是你什么人？”我回答说：“是我一位同学的爸爸。”“你可要站稳阶级立场啊？”王政委语重心长地说。“我会的。”我马上态度诚恳地表了态。接下来，王政委又瞅了瞅我，说：“你过后和同学解释解释。”听完这话，我眼前立刻敞亮起来，先前的担心看来是多余的，王政委不但没有另眼看待我，反而还给我一个台阶下。我的顾虑解除了，剩下的只有去找文闵解释了。我期待文闵能理解我在那种场合下对他父亲的冷漠无情。

　　打那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没能见到文闵。我明白他是有意躲我，生我气了。一次我在街上碰巧遇见文闵，便急着上前向他解释。文闵一见是我，一个字都没吐，绷着一张极为严肃的面孔，转身离去。他连开口的机会都没给我。后来，我几经努力都付诸东流，文闵不但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还找各种借口拒绝见我。再后来，他不许我再登他家的门了。不知道他毕业分配后去了什么地方。他的家也搬了。

　　我曾一度颇感委屈，甚至抱怨过文闵：你怎么能怪我呢？换做你文闵在那种场合，又能怎么做呢？何况我在“专政”部门任职，是“革命派”，我所面对的又是被“革命派”专政的“阶级敌人”！有时我也胡思乱想，文闵不理我，或许不只是他父亲的原因，他可能早就知道彩照是我拿走的。但我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这绝不可能，除了我，天底下没有第二人知道彩照失窃的秘密。难道文闵仅仅是因为我对其父的冷漠态度，就轻易地放弃我俩多年的友情吗？我实在想不通。一时间，烦乱的思绪搞得我不得安宁。

　　拨乱反正，“四人帮”垮台了，黑白颠倒的岁月过去，正常的秩序又回归社会。眼看着一个个曾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平反昭雪，我才真正醒悟到，除了那个“彩照失窃事件”外，我在文闵身上又欠了一笔债。我真的又错了一次。无论当时的环境多么恶劣，我都不该那样冷漠地对待文闵的父亲。对我这样只为自己打算的人，文闵与我绝交也没什么不对，都是我的错。

　　我相信，如果真的有来世，绝大多数人都会摒弃龌龊和罪恶，实实在在地去做一个坦坦荡荡的人。然而，假如毕竟是假如。谨此，我真诚地向丢失彩照的郑老师道歉：“郑老师，学生让你闹心、给你添麻烦了，对不起！”我也真诚地向因“彩照失窃事件”而背负一生“罪名”的文闵同学说句心里话：“老同学，我对不起你的地方太多，你这辈子还能原谅我吗？”

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