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我当年的无意冒犯,伤害唐老师几十年

有些痛,从根源上讲,不是我们造成的,但与我们有关。因为无意间的冒犯与入侵,往往伤害了他人的情感。 ———作者

1977年中学毕业照。后排左四是本文作者,前三排右五是王云生,后二排右二是马东明,前排右五是巴老师

1976年,本文作者(左)与同学在南湖留念


这件事是由一场黑色的幽默引起的。

  幽默本身是一种玩笑,是一种调侃,是出现在朋友、同学、家人之间的一种交际方式。幽默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像是一剂良药,一碗降暑汤,在你情绪低迷、郁闷无聊的时候,不管是谁,只要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就会使你的心情马上变好。

  幽默也可以用不同的行为方式来表现,比如用肢体做出怪异动作,取悦观者。但是要受三个条件制约,即恰当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对的对象,缺一即错。但有时也适得其反,我和唐凤文老师之间的误会就是如此。

 

   我所经历的中学时代是20世纪70年代。我所在的长春市三十中是1972年新成立的五年制学校,初中二年高中三年。我是第一届毕业生。我们这一届有18个班,我在一班。

  那时我们所处的环境正是“文革”中后期,政治空气依然很浓。社会动荡无序,学校无所适从,上学就是无休止的学工学农劳动,到了课堂上也是批判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反击右倾翻案风……

  虽不正经上课学习,但像我们这样正点上学放学的学生就是好学生了。那时家长根本不管孩子,不偷不抢就行,至于学习咋样,没人过问。可我们同学之间却混得非常友好,没有竞争,没有尔虞我诈,彼此的关系非常纯洁。有事没事的,我们总会弄点“故事”来幽默一下。

  举一个例子吧。有一个同学叫马东明,他奶奶“三寸金莲”,是典型的山东人。我们就用山东话模仿他奶奶,喊东明“喝地瓜粥”。只要不是上课,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冒出这么一句,于是就成了东明的外号了。有人还想给东明起个跟马相关的外号,但没叫起来。那是我们在农村分校劳动时,有一匹大白马,也不知道谁晚上用红色粉笔在马的额头上写了“马东明”三个字。第二天早上排队出工,大家都瞅马东明,把他看糊涂了,忙问:“看我干啥?”有人说:“看你和马长得像不像。”他这才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们在旁边起哄,他去擦马额头上的字。马也不老实,擦不掉,他就往上面吐吐沫,又擦又抹的。结果把马给惹毛了,又尥蹶子又蹦跶,最后把马棚蹦塌了。分校的马夫费了好大劲才把马给弄住,嘴里不住地骂我们:“什么TMD学生呢?”我们就哈哈大笑,把马夫气得半死。

  不只是东明有外号,谁都有外号。我们同学之间除了大名之外,就是外号了。比如眼睛小的叫“天不亮”,说话蔫声蔫气的叫“老太太”(男同学),个儿小的叫“鸡崽子”等等。

  外号也是一大发明,也有学问,贴切形象,不乏幽默。但也有拿别人缺陷来说事的,我们就经常这样做。有时看了一部新电影,作品中总要有反面人物,因为那时各行各业都在搞阶级斗争,文艺作品无一例外要有阶级敌人。于是,“坏蛋”的外号就可能落在某个如长相、行为方式与坏蛋有相似之处的人身上。谎言说一百遍就变成了真理,更何况我们更敏感,稍加解释,或做点抵抗,那这个外号就非你莫属了。

  我的众多同学中,有一个叫王云生的,他的母亲在旧社会得了天花,脸上就落下了明显的痕迹。天花这种病在旧社会发病率很高,是一种传染病,也说明旧社会医疗水平低下,缺医少药,人民的医疗水平没有保障。我们小时候都打麻疹疫苗,防止得这种病,所以天花基本上绝迹了。也不知道谁给云生起了“麻子”的外号。如果他本人有,那是一种不尊重,因为他本人没有,他也不在乎,觉得无所谓。就是到现在,我们五十多岁的人聚到一起还这样叫他,改不了了。

  这在当时很正常,哥们儿亲密无间,这样叫显得亲切;如果外人这样叫,就得准备挨揍了。

 

   1976年秋天,我们从农村分校回到学校上课。一天中午放学,我先从教学楼走到校大门外,等几个东朝阳和四分局的同学一起回家吃饭。这时,我看到云生从大门往外走,想起很长时间没踢球了,决定下午没事踢球。因为我俩离得挺远,我用了比较大的声音,而且是比较文雅的称呼喊:“广林!下午我带球,咱们踢球!”哥儿几个都知道我是喊云生,因为“广林”就是“麻”字。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下午刚上课,巴老师———我们的班主任走进教室,一脸的阶级斗争。她直接走到我跟前说:“你下课到语文组来一下。”

  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心想:“我又不是课代表,又不是班干部,也没犯什么错误啊?让我上语文组干啥?”我心里就开始画魂儿犯寻思了,这节课老师说的啥、讲的啥,我根本没听。

  下课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语文组。进屋只看到17班的班主任唐凤文老师坐在一个角落的桌子旁,脸色铁青,用很不友善的眼光盯着我,仿佛有一种要把我吃了的感觉。我心想,他也不教我们班,我怎么也犯不到他手上。

  过了一会儿,巴老师进来了,劈头盖脸的一句话把我搞蒙了:“你干什么好事了?!”

  巴老师这一问,我更蒙了。我虽然没干什么好事,可坏事干得可不少,都是讨厌、打仗、淘气之类,让我说哪一件呢?于是,我嘴上只能说:“我没干。”

  巴老师说:“中午放学时你咋呼什么了?!”我说:“我喊云生踢球啊!”巴老师说:“你喊‘云生’了吗?!”我说:“我喊的‘广林’。”怕巴老师听不懂,我还特别强调了一下:“‘广林’就是‘王麻子’,好几个人都听到了。”

  我这时偶然看了一眼唐老师,他的脸色更加不好看,气吼吼地瞅着我。我一下明白过来了。坏了!说曹操,曹操就在。唐老师和云生母亲是一个病,我这不是在瘸子面前说短话吗?我撞枪口上了。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绝对是一个黑色的幽默。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骂人都不带脏字,我当时在喊云生这句话时,也没想那么多啊?也没看到唐老师就站在我身边啊!所以我在不知不觉中闯了祸。

  等着挨批吧!我硬着头皮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者不怪,唐老师看我真的是没有恶意,这纯粹是误会,也就放了我一马,没有说我啥。

  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过很多次的巧合,它带给人的不全是幸福、快乐、愉悦,有时也会给人带来尴尬、无奈,甚至是痛苦和伤害。我当时把唐老师气够呛,这在我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并没有把这看成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我觉得这不过是小菜一碟,过去就拉倒了,根本没往心里去,更没想到对唐老师说句抱歉之类的话。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已为人父、当年不计后果猴儿淘的我们已没有了当年那股朝气,同学们偶见几面,也都是唠些彼此生活的艰辛,或者儿女情长。

  王云生毕业后先下乡(我们都是这样),后招工到市二建公司开塔吊,高空作业。他早于1990年前后就买断下岗了,后来在一个单位打更,日子过得很艰辛。

  大多数同学都处于这种状况。我们这些50年代出生的人就是这样命运多舛。尽管生活不尽如人意,但哥们儿到一起还是相当快乐的,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特别是对以前的事总是津津乐道,唠到有趣的事还是笑得前仰后合。

  尘封在岁月里的某件事,总在某个时刻,呼啸而至,比如我和唐老师的那次误会。

  2002年,我的母校长春市三十中30周年校庆,老师聚会。现已退休在家的三十中物理老师李老师也去了。她是上世纪80年代到三十中的,那时我们早已毕业了。因为她爱人和我在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系里工作,我们两家又住得不远,所以我和李老师比较熟。她和我说了这样一件事情。校庆聚会的时候,原17班的班主任唐老师也去了,我的班主任巴老师也在场。她对我说:“我们三个人闲聊中,唐老师说起当年的一些事情,对你印象特别深刻。”她强调说:“唐老师很关心你,还打听了你的情况……”稍停,李老师又说:“他还谈到你们之间曾有过误会,当时把他气够呛。说起这事的时候,唐老师挺激动的,眼泪差点没下来……”

  我听后感到非常震惊,这才醒悟到,我当年无意间叫同学的那个外号竟伤害了一位老师几十年。

  我这么说,是因为唐老师并没有教过我。如果没有几十年前的那次误会,他可能根本不认识我这个学生;如果那次误会没有对他造成特别大的伤害,他可能也记不住我这个学生。也就是说,唐老师对我印象这么深刻,是由于我那次对他的冒犯。

  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母亲就是一位老师。她曾经对我说过,她对自己教过的学生,两极的记得最清楚,也就是特别好的能记住,特别坏的也能记住,中间不好不坏的记不住。比如“文革”时她教过一个姓高的男生,打架斗殴,破坏课堂纪律,被学校记过,是个坏学生。后来他当兵受到限制,来找我母亲去做工作,我母亲帮了他的忙。后来他当兵入了党,复员回来工作也不错。我母亲最出色的学生是中央某领导的秘书,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总是谈起他如何如何优秀。这个学生让她引以为傲。

  可见,在唐老师心目中,我无疑是让他记得住的“坏学生”。虽然当年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可唐老师不计前嫌,还这样关心我,打听我的情况,了解我的生活,真的让我无言以对,无地自容。

  得知这件事之后,唐老师当年看我的那种要把我吃了的眼神一直深藏在我心里。它像一根软鞭时时鞭打着我的心灵。我知道,无意间的冒犯也可以伤害到人,且会伤得很重。是我深深的伤害才使唐老师有着那样痛苦的表情,才使唐老师在过去了几十年后重提往事还是深受刺激。是我给一个无辜而善良的老师的记忆抹上了灰色的印痕。

  现在想来,“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惨重的,但它对教育的负面影响就更加深远。从“捣毁三家村黑店”到“批林批孔”,从“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的黄帅到“白卷英雄”张铁生,从电影《春苗》到电影《决裂》……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对教育的摧残无法形容。那年头,仿佛“知识”成了“反动”的代名词。老师成了臭老九,社会地位很低。老师不敢教,学生不愿学,师生关系紧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学生有意无意冒犯老师的事情总有发生,极大地挑战了老师能容忍的底线。而唐老师对我这个大不敬的学生,竟然连一句狠话都没说,可见唐老师的博大襟怀。其实,唐老师的心情是相当糟糕的。我想,他当时打我的心都有,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叫巴老师把我找到语文组。

  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我现在不可能再犯那样的错误。但我们是人,在工作中、在生活中的某个层面上或多或少地也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就要引以为戒了。

  我也注意到这些年社会上一些人的心头有某种不便说出的痛。有些痛,源于社会的一种病;有些痛,源于社会成员彼此间的疏离与隔膜……

  有些痛,从根源上讲,不是我们造成的,但与我们有关。因为无意间的冒犯与入侵,往往伤害了他人的情感,比如我在唐老师心灵上划出的那道伤痕。

  这件不能过去的往事,偶尔想起,总有一种紧迫感和负罪感压抑着我,成了我的心灵之痛。我就想找一个机会向唐老师说声对不起,请他原谅我在无意间对他的冒犯与入侵。前些日子我们同学聚会,我还说:“谁能把唐老师请来,我当面向他赔罪。”可他们都联系不上唐老师。我记得唐老师当年40多岁的样子,现在应该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了,相信唐老师还健在。如果唐老师能看到这篇不算文章的文章,请接受一个学生的真诚道歉和美好祝福。

比鸣




标签: 老师 道歉

作者:喃喃 分类:老师 浏览:154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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