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一次又一次地包容我，不是她的软弱，而是她不想舍弃我们曾经有过的恩爱和这个历经磨难的家。 ———作者

我与妻子年轻的时候

 66年的生命历程，让我悟出一个人生真谛，那就是世上啥债都可以欠，唯有情债不能欠。因为，这是心灵的债务，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结发之妻

　　我是矿工的儿子。1962年我12岁时，父亲因病受不了井下的潮湿，调转井上又无望，就放弃了14年的工龄，举家迁往农村，生活也一落千丈。我妻子也是1962年随父母下乡的。不同的是，她美好的童年在长春，我美好的童年在营城煤矿。这也算是门当户对了。

　　我们没什么恋爱过程，只有相亲，她的八姨父是介绍人。相亲的时候，我是省二建三处的临时工。我有手艺，是六级瓦工，每月工资100元左右，在上世纪70年代算是天文数字了。因此，给我介绍对象的人很多。

　　与妻子见面，我已经相亲30多次了。走进妻子家的小院，一条大黄狗大叫着向我和她八姨父狂扑过来，要挣脱那条拴住它的锁链。这时，妻子快步从屋子里出来，拉住了大黄狗，说：“八姨父啊，这位是谁？进屋吧。”我快速地瞄了一眼，见她上穿粉红色线衣，下穿青色的确凉长裤，笑靥如花。

　　对了，妻子不知道我是来相亲的。她八姨父的本意是领我看一个姓王的姑娘，见面后没有结果，她八姨父才忽然想到她的。

　　那时，最好的国产手表是上海牌、东风牌的，价格120元。我们结婚时只给她买了一款延安牌手表，价格是80元。没给她什么聘礼，就用胶轮大马车把她拉来了。本来，妻子同本村的一个比她小3岁的小伙子有心思，她父母反对，才有我的机会。后来妻子告诉我，结婚时她不上婚车，是她母亲手拿笤帚疙瘩把她打上车的。所以，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

甘苦与共

　　刚结婚时，我家居住在九台县（现长春市九台区）苇子沟镇所属的一个四面山丘的小村子里。三间草房，全家九口三代人住在一起。那时父亲胃病很重，弟弟、妹妹们还小，家庭重担早就由我担起来了，现在担子更重了。我放弃了在省二建转正的机会，回到父母身边，组建工程队当队长，兼大队会计。大弟弟在生产队是主要劳力，贫瘠的耕地上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可一年到头也挣不上200元钱。妻子要照顾全家日常起居，有时还得去生产队的地里劳作，但她总是心平气和，笑容不减。

　　后来，爷爷去世，奶奶去姑姑家生活了。

　　为了把日子过好，我决定举家搬迁，寻找平原地区落户。我不相信山丘地可以改造成水肥土美的平川。于是，搬家的“事业”开始了。先搬到舒兰县水曲柳镇的陆家村，又搬到七里乡的徐家村、杨家村。女儿在杨家村降生，也算是在搬家的路上来到了我们家，那是1977年的早春。最后搬到白旗镇沟北村。数百里辗转徘徊的搬家“旅程”，家里的财物贱卖的贱卖、送人的送人、扔的扔丢的丢，再加上开销庞大，早已大伤元气，积蓄全无。但妻子还是不离不弃，笑口常开。她真的是“没心没肺”，很“傻”的。

　　能落户在这个地方，不是必然，而是偶然的机遇。是父亲路遇我的一个远房姐夫，闲谈时提到白旗镇工程队急需施工和管理人员。我技术还行，且图纸、预算、决算都可以，便去谈，竟谈妥了……

　　沟北村东临松花江，紧靠江堤；江畔平原，一望无际，土壮民殷。我们家在这里安顿下来不久，妻子生下了我们的儿子。

妻子靠不上我

　　生活逐渐好转，衣食无忧了，闲暇时间也多了起来。东院邻居有长年不断的牌桌，我恋上了那“四条长龙”，输赢都不想下场，有时甚至一宿一宿的不回家。妻子很不高兴，可又说不了我，很无奈很无助。使她伤心的事又何止于此，她先后两次做人流手术，我都在打牌，没有在她身边陪伴、侍候。

　　妻子第一次做人流时还好，毕竟有其他家人照顾。她第二次做人流时，我们四口人已经分家另过了。虽然由我妹妹陪妻子去医院做的手术，但因为我打牌不在她身边，她的心情糟透了，没少生闷气。再者，一双儿女都是儿童，我又依靠不上，妻子在坐月子的过程中，照顾两个孩子、收拾屋子、烧火做饭、洗涤衣物等等，就基本上靠她自己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深刻地领悟到妻子那时有多难。

有了情人

　　我30多岁的时候，有了第一个情人。她叫琳（化名），中专毕业，是一个放线员。我和她有了私情，交往数月，那是在长春市施工时的事。她的家也是白旗镇的。工程结束后，我留下来决算，她和工程队一起先回到白旗镇。我不在家，她来我们家两次，自称是来学一下看图纸，找建筑方面的书籍，其实是看我妻子如何，能否取而代之。

　　女人都是敏感的。妻子意识到琳和我的关系不一般，气得不行，给我留下几个字，带着两个孩子就回娘家了。妻子的留言是：“她比我强，你同她过吧！”我回家后知道这事，不知所措。父母不容我，严厉地告诫我，让我快去把他们娘儿仨接回来，否则叫我也别回来了。

　　岳父母深明大义，看在外孙子、外孙女的面上饶我这一次，说服妻子跟我回家了。我和琳也就此断了联系。

　　但我并没有改掉拈花惹草的毛病，多年以后，我又有了一个情人，这次对我妻子的伤害更深。

　　我第一次见到娟（化名）是2002年的早春，在安达街的一个交友俱乐部。她长发披肩，身材苗条，面带微笑，让我一见倾心。我同她的交谈是愉快的。谈生活，她说生活就是一杯苦酒，明智的人要学会苦中取乐。谈国家，我说改革是必要的，但很多改革还是被一些人庸俗化，甚至被釜底抽薪了。谈为人处世，她说不过14个字———“忠孝为立身之本，信义是处事之道”。我们的交谈一直持续到她登上回家的列车。握别时，她要我写信给她，并小声地补充说：“如果你的文字可以打动我，我们就可以做朋友了。”

　　娟那年46岁，有大学学历，在四平市周边的一个小镇医院任科主任。她上有85岁的母亲，下有在外省上大学的女儿，算是一家三口。丈夫5年前因病去世，她一直没交男朋友。

　　分别后我便给她写情书，应该是开始勾引她了。在当年4月15日的情书中，我写道：

　　“人生的道理，贤妹不比我懂得少，可光说有用吗？重要的是用十倍的信心、百倍的勇气去身体力行。优柔寡断，患得患失，前怕狼后怕虎的，岂不坐失良机？”

　　“贤妹必须放弃的，是那所谓的坚强。用激情去战胜‘理智’的防线，才会打开你思想的枷锁。贤妹必须学会退步，降低交友标准，才更有机会得到阳光的拥抱和雨露的滋润，创造幸福的明天。我们都有明天，明天多美呀！你已经是成熟的女子了，应该知道岁月不饶人，华年一去不复返，没有人可以让时光倒转……”

　　“贤妹，我真的很喜欢你。你会喜欢我吗？但愿了。”

　　约一个月内，我给娟寄去六七封信。

　　4月末吧，她来长春找我了。在四环大厦前面，我见到了亭亭玉立的娟，享受着她柔和的微笑。那天大风呼啸，可我的心中充满着再见到佳人的喜悦之情。我们携手坐在岱山公园里的长椅上，重复着陈旧的，但却是并不讨厌的话题。接着，我们又在公园旁边的一个小餐厅里小酌一回，很是融洽了。最后，她邀请我去她所在的小镇一游。

　　5月初，我乘晚车出发，大约20点左右吧，我走出了那个小镇的火

　　车站。娟来站前接我，我们携手坐进了出租车。

　　娟的家是一个数百平方米的小院，坐南朝北。走进约60平方米的正房，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明亮的客厅，宁静安详、整洁有序；客厅东面有一卧室，应该是女主人的了。

　　晚餐已经在客厅备好，酒菜的香味扑面而来。“好温馨啊！”我不由得对娟叫了起来。“来一杯？这酒60度，专门给你准备的。”娟诙谐地笑着。

　　“人生难得几回醉”，我喝醉了。醉眼看娟，好美啊！真是大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慨。当夜，在酒精的催化下，我和娟终于走到了一起，尽管我的心底还藏着妻子。

妻子发现了

　　我同娟开始交往的时候，是我与妻子被女儿、女婿接来长春的第二年。

　　那时，我几乎无事可做，心里特别空虚。那就会情人吧！我有些离不开娟了。在四平师院，有我一个笔友老杨，竟成了我编谎言离家见情人的理由。但几次以后还是编不下去了。在妻子的追问下，我只好如实交代。妻子还是急了，把我的一些手稿扔的扔、撕的撕，最后撵我滚蛋。

　　正好找不到理由，我也一气之下带几件衣服，来个离家出走。那天是腊月二十一吧，我乘坐开往四平市的大客车去往娟居住的小镇。

　　到娟家已经是夜里10点了，她女儿也在家。我是在娟家送走马年的，这也是我结婚后第一次离开妻子与别的女人一起过年。那个年过的，是苦是乐是酸是甜，不仅当时难以界定，直到今天我也搞不太明白。我的私心当然是妻子、情人都在身边了，尽管我已经不顾廉耻了。可我做不到的，所以归根到底，那个年过得还是挺纠结的。

　　正月初三吧，我不顾娟的情意款款和心中酸楚，回到了长春的妻子身边。我是抱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准备回来的。可妻子并没有冲我发火，还微笑着说：“回来得好快呀？怎么才初三就被人家撵出来了？你还知道有家呀？先住两天，就当住旅馆吧，好歹也是大正月的。”我无言以对，只好尴尬地苦笑。可我心里没底，深刻地体会到了心不安的滋味，就像放在油锅里翻炒，真不如结结实实地挨顿打或骂舒服。幸好，我仗着脸皮够厚，就赖着住下了。

分身乏术，与情人分手

　　羊年的正月末，女儿与同学去天津（几年后才回长春），女婿自己在单位住，家里只有我同妻子二人了。阳历4月初又接到娟约我的电话，只好硬着头皮对妻子直说要去见娟。妻子不置可否。但我看得出，她满脸写的都是不同意，却又不愿粗暴地横加阻拦。我心急如焚，恨不得插翅飞到情人的身边，便不顾妻子的感受，离开长春。但我料不到的是，这竟是我与娟的最后一次约会。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当我走进那熟悉而温馨的卧室，娟见到我便扑入怀中。见她对我的情意越来越深，我倒有些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又是一周过去了，我便又惦念起妻子来。

　　最令人震惊的是，刚开始听说的南方出现的“非典”疫情，几天之内便在多个省份出现了疑似病例，吉林省各市县、各交通要道等等，也都采取了相关预防措施。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我在娟的家里寻欢作乐，把妻子一个人丢在长春，我还是人吗？

　　我怀着惴惴不安心情，打通了妻子的电话。妻子竟说她有一点发烧！我的脑袋嗡的一下乱了方寸，六神无主了。万一妻子有个三长两短，我对儿女怎么交代？明天？不！立刻回长春。可娟这里怎么办？现在她女儿在学校，家里只有她和老母亲，她也需要我的陪伴啊！

　　一边是圣洁的妻子，一边是热烈的情人。我分身乏术，反复掂量，既然无法兼顾，还是必须回到妻子身边。也许，在“非典”这个特殊时期，我一丝尚存的良心帮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我给自己的理由是：娟比妻子年轻，且在医院工作，独立能力很强，更重要的是她不发烧啊！可是，如果我告诉娟要回长春，她会理解我吗？难！难也得走，明天一定走，要死也死在妻子身边。良心出自人的本性，除非自欺欺人，良心是压不灭的。

　　娟晚上下班回来，我躲着她的目光，喃喃地说：“电话里听到我妻子有点发烧。”娟说：“这么巧！真的假的？不是编的理由吧？我也发烧了。”“你现在不烧啊！”我摸着她的前额说。“那么，明天后天呢？你能保证我不发烧吗？”她不想让我走。然后，我们各自坐下，是一阵可怕的沉默。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娟终于妥协了。她说：“你走吧，我是留不住你的，看得出你归心似箭。不过我觉得，你很可能两面不讨好。”我轻轻地说：“请你理解。”娟沉默着，从手提兜里掏出两个医用口罩给我。

　　第二天，她送我到医院的大门口，只说声“再见”便头也不回地向单位走去。她以前不是这样的，我几次回长春，她都是目送我走出很远。今天是怎么了？她在恨我！我望着她的背影，心如刀绞，有些绝望。再见！还有再见吗？我长叹一声。

两面不讨好

　　回到了妻子身边，知道她只是一般的感冒，没有大碍，我也就放心了。

　　再给娟去电话，她的声音淡淡的。后来，她告诉我新处了男朋友。我似信非信，但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干扰她了。我总得给自己留点脸面吧，况且是我对不住人家。我不敢奢望我们俩能再续前缘，但心中始终放不下她，希望她平安幸福健康长寿。仅仅是出于关心，几年内我又联系了她几次，便逐渐地疏远了，现在已经数年没有联系了。

　　恰如娟所说，我“两面不讨好”。妻子不相信我会与她同生共死，也不相信我会为她抛弃娟。她至今都信不着我。比如我和娟分开 一年多以后，我女儿病了，我想让女儿去娟那里看病，就拜托娟关照一下。我妻子坚决不同意，还没好气地说：“你也一起去得了，不用再回来了！”

　　我不怪妻子，我是罪有应得。我贪得无厌的出轨，对妻子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大了。她一次又一次地包容着我，不是她的软弱，而是她不想舍弃我们曾经有过的恩爱和这个历经磨难的家。她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她的品格不低。她爱着我，几乎无底线地纵容着我的自私与背叛。在她的身上，中国传统的女性美与母性的慈祥相得益彰，斗艳生辉。

　　如今，在我长夜不眠时，看一眼睡意正浓的妻子，也是60多岁的人了。一个弱女子，为我生儿育女，与我甘苦相依，不离不弃40多年，容易吗？我为她做过什么？就是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不在身边吗？她做人流时我在哪里？在牌桌上不下来，忙着打牌。“非典”时期她一个人在长春，电话里告诉我她有一点发烧，我在哪里？在百里以外情人的香房里卿卿我我、相拥相抱。虽然，我是在“非典”蔓延以前去的情人家，但这也算是理由吗？早在我去的时候，就听说广东已经有“非典”患者了，我就不应该离开她。我总是在侥幸，总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假装无辜，这更是罪上加罪，无耻之极。

　　妻子，我对不起你！你曾经的付出，我无法弥补；你对我的情，我现在每天都在设法报答。但这情太深太重，我真的还不起。今生，我欠你的，能还多少就还多少吧。

老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