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生命中沉痛的回忆，不想则已，回忆起来贯穿始终的是我的“地主”成分问题，其余“大事”都隐退为背景。 ———作者

1979年，我恢复军籍后与曾经被二哥丢在沈阳火车站的侄子、侄女合影（我怀中抱着的是小侄子）

 说起来，我算是一位成功的医生，如今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但那几十年前的某些片断，让我直到今天仍无法释怀。总之，关于我生命中沉痛的回忆，不想则已，回忆起来贯穿始终的是我的“地主”成分问题，其余“大事”都隐退为背景。因为莫须有的“地主”成分，才导致了我的坎坷命运；我二哥对此更是铭心刻骨，纠结一生。 

一

   1961年，18岁的我应征入伍。我从吉林市出发，到白城市镇赉县四方坨子新生农场驻军所在地那天，二哥从延边黄泥河林业局深山林场，坐森铁小火车换乘大火车，经过一天半的旅程来到吉林市送我。他站在月台上，扒着运送新兵的火车窗户对我说：“咱们父亲和叔父都是老八路、老英雄，你到部队一定要好好干，要给父辈添光彩……”火车徐徐开动了，二哥还跟着火车边跑边喊：“三弟，别忘了，到部队好好干，能吃苦、不怕累……”  

   1957年，我从山东老家来到吉林市叔父家。这期间，二哥在山沟里抬木头挣钱，供我上学；我初中毕业了，二哥又送我参军，保卫祖国。

   我从学生到军人，顿觉肩上的分量有多重，决心牢记二哥的期盼，沿着父辈的路走下去，做祖国的忠诚卫士。在部队学习、训练、执勤、放哨，我处处走在前边。  

   入伍仅两个月，我就有幸被选拔到齐齐哈尔军医学校学医。我想，我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如果医疗救护水平能跟上去，就会大大减少伤亡，我父亲和叔父身上的伤疤就不会那么多。所以，我刻苦学习医学知识，决心做一位优秀的卫生兵。  

   然而，人世间多有磨难，我的军旅生涯遭遇了拦路虎、绊脚石，经受了沉痛打击。

   事情的起因是一份军属证明。我是从吉林市叔父家应征入武的，武装部将军属证明邮到了山东省沂南县我的老家，想不到竟招致老家村官的不满。村官认为，我不是从山东老家入武的，而是从遥远的吉林市参的军，我的父母不能享受军属待遇。得知消息，我给村官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无论从哪里入武都是人民的战士，你们不也是‘人民’吗？我父母怎么就不能享有军属待遇呢？”也许我这封信有些指责的意思，把村官给惹急眼了。1962年，村官特别给部队来了封“贺信”，捏造说：“袁佩余的家庭成分是地主。”

   现在，家庭成分已经废除几十年了，年轻人对家庭成分的重要性可能不太了解。那个年代的家庭成分决定人的命运，许多别有用心的人拿家庭成分这个大棒整人、害人的事时有发生。村官的“贺信”，使我在解放军队伍里遭遇了艰难、坎坷的人生路，影响了我一生的轨迹。 

二

   我先是被终止了医疗学业，辞退回原部队，接受处理。  

   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可爱的学校大门。在向老师和同学敬告别军礼时，我右手举起，泪水流下。我没有说话，因为说话会控制不住哭泣，只好强忍悲痛，像个只会流泪、不会说话的哑巴。离开了敬爱的老师和同学，在返回原部队的火车上，我悲痛欲绝，好像火车的铁轮子不是沿着铁轨在前行，而是碾轧着我的心在旋转。  

   回到原部队，没让我到连队站岗，也没让我到医院做卫生人员，而是让我到农场放羊。

   我把这个不幸遭遇写信告诉了二哥。二哥向他们单位黄泥河林业局组织上汇报了这件事，力求组织部派人到我们老家调查，因为我们哥儿俩的家庭成分是一样的，都是中农。黄泥河林业局派出的外调人员首先到县里查看了我父亲的档案（我父亲是老八路），看到我们家的成分写的是中农。村官在事实面前无法抵赖，只好如实给外调人员写了个“中农”成分证明。

   我们部队政治处也多次到我的山东老家调查我的家庭成分，可是每次调查的结果都不一样，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总之，我的家庭成分有问题。有一次外调在场时，村里有位老人作证说：“土改时袁家就二亩地，没被分也没分别人的，定的是中农。他家两代是皮匠，专门赶集修鞋，后期秘密给八路军修鞋、做简易凉鞋。1941年，袁佩余的父亲带着修鞋工具加入了八路军队伍，一边打仗一边为战士们修鞋。当时袁佩余的叔父才20多岁，就已是八路军营长了。”于是，村官就随口告诉外调人员：“既然以前是皮匠，那就写个‘破烂地主’吧。”

   地方外调人员有经验，也有能力，而部队外调人员基本不做仔细调查，村官说我是什么成分，外调人员就写什么成分，然后“啪”的敬个礼就回部队交差了。就这样，我又成了“破烂地主”。如果我所在部队的外调人员也像黄泥河林业局派去的外调人员那么认真负责，我可能就免当地主了。

   从而，我和二哥一奶同胞的亲哥儿俩，家庭成分却不同，一个是中农，一个是地主。

   我应征入伍，军龄20年，先是“地主”、“破烂地主”的帽子轮流戴，后来“文化大革命”时又被扣上两顶更大的帽子——“白专”和“反革命”。我脑袋上的“桂冠”逐渐增加，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我依旧按照二哥的嘱咐，孜孜不倦地攻读医学知识和兢兢业业地服兵役。

三

   弟弟被扣上地主帽子，哥哥背负的精神压力更大。二哥多次给那个村官写信，请求他收回写给部队的不实证明，把我的成分改成“中农”。可是，村官竟对我二哥说：“我让你弟弟当地主没让你也当地主就不错了！”二哥又多次请求村官说：“如果俺哥儿俩必须有一个人当地主，就让我当吧！我是工人，是不是地主都得干活；我弟弟是持枪卫国的战士，让他当地主，会影响他的前途啊！”

   二哥这一无奈要求，始终没有改变村官的心意。从此，没有替弟弟当上地主，就成了二哥的一块心病。

   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救了一只羊，这只羊使我看到了一线曙光。  

   那天，有一只羊患了肠梗阻。看着腹胀如球、奄奄一息的羊，我心急如焚。无奈之中，我决定自己给羊做手术。我借来手术器械，剖腹后连个助手也没有，可见难度有多大。我跪在地上，嘴叼着拉钩，脚上拴着另一个拉钩，双手在羊的腹腔内操作，解除梗阻……

   恰在这时，后勤部首长到农场视察，发现了我这个小羊倌在给羊做手术的奇异动作：手、脚、嘴、全用上了。他又听取了后勤处长和农场领导的介绍，第二天就把我调到了独立团医院，让我继续学医。  

   在医院，我刻苦钻研医疗技术，虚心向各位军医、同事学习，积极参加军事训练。1964年大比武时，我获得了医疗“技术能手”、军事“神枪手”及“五好战士”称号。

   当时，获得了这三项殊荣的人，均被破格提拔。然而，我因家庭成分问题，没有得到提拔。一直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也没有把我的家庭成分改过来。

   更加深重的灾难，还是缘于我的“地主”成分……

   1968年，老兵复员之际，我们二连一位经常泡病号的老战士，为了弄个复员好鉴定，在“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掐尖子”、“揪白专”的形势下，听说我是混到部队的地主子弟，就揭发我有“反动言论”，说我攻击“文革”、“为刘邓陶喊冤叫屈”，用陷害我来证实他与地主子弟划清了界限。

   说起来，这个老战士还是我的“亲密战友”。我当时是连队的卫生员，他又是老“病号”，与我接触较多。我会拉小提琴，他觉得好听，也买了小提琴要学，我就天天教他拉。教来教去，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战友”。他要转业复员的时候，得知我的家庭成分高，怕跟我走得近自己的复员鉴定受影响，就揭发了我的许多“反动言论”。

   因“亲密战友”秘密揭发了我，我被部队关押起来。  

   当时，办案人员也让我揭发这个“亲密战友”，因为办案人员认为，我有反动言论胆敢对他说，他也脱不了干系。办案人员说：“你是卫生人员，全团3000多人都没听说你有反动言论，唯有这个人揭发了你大量的反动言论，他不说你敢跟他说吗？”但我心里清楚，“亲密战友”虽然落后，爱泡病号，但绝不是什么反革命，我更是清水一样纯洁。所以，我没有交代自己有什么问题，也没有揭发“亲密战友”有什么问题。

   接着，开大会对质。本性诚实、注重友情的我，亲耳听到“亲密战友”对我的揭发，犹如晴天霹雳，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晕了过去。醒来后被两个人架着，满身是水，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晕过去后别人往我身上泼的凉水。这时，“亲密战友”上来，朝我心口窝猛击一拳，再次把我打晕。至今我都搞不明白，那个扭曲的时代何以将人的本性扭曲到如此残忍的地步。  

   继续揭批时，“亲密战友”每揭发一句，主持批斗会的人就问我：“这句话你说没说？”当时我仔细回想，这些“反动言论”可能就是我教他拉小提琴期间我们两人的对话，具体都是谁说的我也不记得了，加之他在揭发时把原话都上纲上线，变得面目皆非了，让我无法辨别我当时说没说。于是，一向不会说谎的我只好小声地说：“我忘了。”  

   “亲密战友”的歪曲揭发，我记不住，在反省室我仍旧交代不出问题来。看守我的办案人员中有个新兵，他曾是不学无术红卫兵，每轮到他的班就加大力度审问我、惩罚我，令我写反省材料。当我写“反省交代”这四个字的时候，他一边打我一边说：“你反中央还反‘省’，不打你，你明天该反‘县’了……”

   最后，我受不了摧残和侮辱，妥协了。我宁肯接受“亲密战友”的歪曲揭发，把莫须有的罪名都加到我一个人头上，也要离开这个能把人折磨死的地方。甚至之前我一直不肯承认、一直要求部队调查清楚的“地主”成分，我也认了。于是，办案人员把我的“反动言论”一条条念给我听，我就在纸上按他说的一条条都抄上了，就像学生答卷似的，老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写。比如，他说：“第一条，江青算老几。”我就写：“第一条，江青算老几。”写完以后，让我按上了手印。

   在当时的背景下，我又出自于一个“地主”家庭，其后果可想而知。就这样，我这个单纯、愚蠢的“白专”典型，糊里糊涂地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关进监狱。

四

   二哥知道我是冤枉的，多次跨越千里之遥，来监狱探视我。那时，犯人穿的囚服补丁一块摞一块，层数多了，面积大了，便成了一件厚厚的夹袄，犯人穿着既实用又暖和。因为我是狱医，重体力劳动较少，囚服破损不重，补丁也就少一些，显得衣服单薄。二哥看到后觉得这样冬天不抗冻，没有布票买线，回家买了100根和囚服颜色相近的鞋带，抽成一根一根的灰色线，包括还没有抽完的鞋带，一同给我邮来。他希望我把囚服补得厚厚的，能抵御风寒。

   二哥知道判决书中我的罪行之一是“苦钻医术，想成名成家，走了白专道路”，但他还是劝我不要扔掉医术，叮嘱我当狱医也要好好干，尤其要向那几位同牢里的“反动学术权威”学习。二哥说：“三弟，医术高，能救死扶伤是好事、善事，咱们不亏心……”在哥哥的鼓励下，我在7年的监狱生涯中治了很多病，学了很多医术，结识了几位德才兼备的好老师……

   后来，我二哥在林业局小铁路站检工作。不论白天黑夜，他不停地为我写申诉材料。体力的消耗、精力的透支，造成他身心疲惫，神志恍惚，结果火车把他的五节腰椎全撞碎了。他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护送到长春一家医院紧急抢救，才挽回性命。后来又做了整骨、复位手术，打着石膏，躺在病床上半年多。

   重病房里的二哥，受着伤痛折磨，却还惦记着监牢里的弟弟。腰被撞折、下肢瘫痪，二哥已不能上访喊冤，他就躺在病床上给老家那个村官写信，又再三请求替弟弟当“地主”。二哥虽只念了两年书，但字写得很好，这封信却写得歪歪扭扭，因为他是躺在病床上，忍着伤痛，蘸着血和泪写出的。  

   二哥在单位是劳动模范，工作中受了重伤，经济困难，单位补助他20元钱生活费。躺在病床上的二哥从嘴里省出来5元钱，求人邮给监狱里的我。二哥以为，我有了钱，可多买一些窝头吃。  

   由于医生的高超技术，二哥半年后可以站立了，一年多会行走了。出院后又恢复了半年，二哥惦记着山东老家年迈的父母，父母也惦记着远在东北的骨肉。单位领导根据他的贡献，让他借回山东温泉医院治病的机会，领孩子们回家看望老人。  

   二哥领着5岁的女儿、7岁的儿子，背着准备在途中吃的玉米面饼子和萝卜条咸菜，还有一大瓶子凉开水，回老家看望父母及家人。回去后，亲人们看到体弱憔悴的二哥和营养不良的孩子们，心痛得泪流满面。想到还有一个亲人被关在冤狱，全家人痛哭失声……  

   在老家治伤和探亲共住了半个月，乡亲们问二哥：“你三弟服兵役干革命，怎么还成反革命了呢？”我的冤情使二哥彻夜难眠，他自责没有保护好弟弟，只知道把弟弟送到队伍上，不知道革命队伍里还有良心不正的人。二哥不死心，不服气，难道天下就没有讲理的地方？他决定返回东北，到沈阳军区要求领导把我的冤案洗清。  

   二哥坐了一天一夜的车，天刚蒙蒙亮到了沈阳。他将俩孩子放到候车室，告诉幼小的儿子和女儿：“不要走开，在这儿等爸爸回来。”儿子问爸爸：“上哪儿去？”“你三叔冤枉，爸爸去找领导。”然后，二哥带着还没有恢复好的伤痛，在偌大的沈阳市到处寻找沈阳军区。

   10个小时过去了，二哥仍没有回来。没见过世面，在山沟里成长的两个孩子，在人山人海的沈阳车站寻找“丢失”了的爸爸，惊慌失措地在人群中千次万次地哭喊：“爸爸爸、爸爸……”  

   好心人知道俩孩子哭半天了没吃东西，就给了点食物，可是惊恐万分的孩子们虽然肚子空空，却谁也吃不下。车站工作人员问他们：“爸爸干什么去了？”我那7岁的侄子哭着说：“我三叔冤枉，我爸爸找领导去了……”

   16个小时后，我疲惫不堪的二哥才回来。两个孩子嗓子哭哑了，肚子饿扁了，手里还握着药瓶子，因为奶奶曾嘱咐他们，“别忘了让爸爸按时吃药”。 

五

   1975年6月初，我刑满释放，暂时被安排在四方坨子新生农场一分场就业，成了就业工人。从监狱里出来，我上上下下透露着犯人的呆板和木讷。不敢与人说话，看到迎面来人就低头站在一边让人过去。无助的我，蹲监狱后被迫适应了囚徒生活，而获得自由走向社会需要适应一段才能逐渐挥发掉囚徒的模样。

   出监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那个“亲密战友”的家乡找他。当时，我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副食店门前看到了他。我问他：“咱俩这么好，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他只说了一句 “我对不起你”，便骑着自行车慌忙跑掉了。前几年，他曾发短信给我，想要与我见面，把当时的情况详细跟我说说。他说自己的身体很不好，老天已经惩罚他了，让我不要太恨他。他说：“我早就后悔了，但已无法补救……”这是后话。

   接着，我又去黄泥河看望哥嫂和可爱的侄子、侄女们。请假来时，我向同事借了20元路费，这时已花得差不多了。到二哥家里，我两手空空，饥肠辘辘。

   我穿着出监时发的就业服，出现在二哥面前。就业服和囚服一样，只是颜色有区别。囚服是灰色，就业服是蓝色；囚服后边印着一个大“犯”字，就业服没有字。二哥看我穿着这种衣服，心里难受，忙把他的一套工作服递给了我，让我穿上。

   当年被放到沈阳火车站差一点丢了的我那侄子，已是中学生了。或许是血缘关系，或许是受到了二哥的耳濡目染，他虽然从记事后就没见过我，却与我很亲近，丝毫没有怨恨我这个给他们造成了影响的叔叔。

   侄子领着我去观看黄泥河镇的山山水水。我们爬上了一座高山，侄子对我说：“你在监狱里时，我爸爸经常往这个高山上爬，我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总爬这个山。有一个星期天，我也跟他上来了，发现我爸爸站在山顶最高的那块石头上，目不转睛地往西北方向眺望。我问他在瞅什么，我爸爸说他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三叔在监狱里不认罪，被管教把脑袋打破了，流了不少血……”侄子问我：“三叔，你在监狱里遭管教打了吗？”我说：“没有，管教们知道我是冤枉的，都很同情我。”  

   我做了三个多月就业工人后，被调到杉松岗煤矿医院当医生。二哥来信叮嘱我：“你有今天，要好好工作，报答党和人民。”我工作认真，刻苦能干，受到了广泛欢迎和好评。所以，我1979年2月平反昭雪，恢复军籍时，众多职工、患者和领导都真心挽留我，不让部队把我接走。

   1981年，我复员回到了20年前参军的地方——吉林市。  

   来到社会，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以前，我虽是年轻帅男，但头上戴着几顶大帽子，找不到对象；平反时已36岁，青春不再，却突然成了男神，许多妙龄女孩蜂拥而至。不久，我就与一位心地善良的大龄姑娘结了婚。

   数十年来，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数次被评为优秀党员……

   2003年，我退休后成立了一个专治结石病的医院，至今还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的药，之所以好使，除了配方合理之外，两味主药是二哥上山采的纯野生的上品。为了采挖季节性好药，二哥的手掌茧子很厚，手指甲磨掉了半截，直往绷带外渗血……

   二哥就是我的幕后功臣。当我跌入谷底时，二哥冒着生命危险救我；当我为事业艰苦奋斗时，二哥挥汗如雨，为我添砖加瓦……我常为自己有这样的二哥而暗自庆幸。  

   天有不测风云。2013年春节过后，含辛茹苦关照了我几十年的二哥突然病倒了。他曾连续三个月胃痛，没被注意，到医院检查时已是肝癌晚期。

   当年4月的一天，我刚从黄泥河看望二哥回来，凌晨两点，侄子打来电话说：“我爸爸总哼哼，说不着边际的胡话，竟要当地主！”他把手机放到二哥的嘴边，我听到二哥在呻吟，断断续续地说：“别让——我三弟当地主，我——替他当。他是军人，保——国家的；我是工人，当啥都干活……”50分钟后，侄子又来电话哭着告诉我：“我爸爸咽气了……”

   因我的单纯、软弱和愚蠢，受到了陷害，却不会坚持事实，揭露真相。不能为正义而斗争，最终酿成灾难，给自己、给父母，给二哥带来了切肤之痛，也给国家带来了麻烦。后来虽得到了平反，但当年的伤痛已铭心刻骨，挥之不去。如今，癌症的剧痛把二哥痛昏，使他失去了意识，但几十年前的那个痛，又从他的骨子里卷土重来，一样撕心裂肺难以忍受。二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煎熬着、纠结着，还没忘记要替我这个弟弟当地主，让我怎能不痛彻心扉？

   2014年4月，在二哥去世一周年之际，我去二哥的坟上拜祭。二哥就安葬侄子提到的那座高山上。几十年前，二哥曾爬上这座高山，遥望千里之外监狱里的我；如今，我也在这座高山上遥念另一世界里的二哥。悔恨之痛，让我热泪长流啊！二哥，弟弟让你受苦了，对不起！    

袁佩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