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这种情怀伴随着我一生，也让我愧疚了几十年。 ———作者

作者在当年下乡地方的近照

    这个故事，得从吃派饭说起。吃派饭，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感到很陌生，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基层当过干部、下过乡的人，应该都有亲身体会。

　　干部下农村工作，按规定不能搞特殊化，不能单独开灶立火吃饭，必须与农民一同吃饭。因此上面的干部下农村，村干部就按照农民住宅顺序，排除掉地主、富农等成分有问题的人家，让剩下的农户轮流管下乡干部吃饭，就是“吃派饭”。

　　那时候，正是“文革”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让种自留地，不让搞副业，老百姓的生活极其困难，有的家庭穷得家徒四壁，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饭食给下乡干部吃，也实在是难为他们了。

　　我在吉林省东丰县小四平乡任团委书记期间，就经常下乡包村包队，也记不得吃过多少次派饭了。其中有一次经历至今记忆犹新，虽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仍然叫我感叹不已、萦怀不去。

大话示人，言之凿凿

　　记得那是1972年一个清冷的深秋日子，我因包村工作住在押宝岭下福盛村十三生产队。

　　一天傍晚，我到一位农民大爷家吃派饭。走进用树枝围成的院子，看到邻家一户农民的院子里，一位两鬓斑白的老汉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正在用斧头砸一筐烧裂了嘴、颜色油黑的野核桃。

　　那是当地山上生长的野核桃树上的果实。当地人说，“七月核桃八月梨”，这种野核桃成熟较早，果仁只有手指甲那样大的两小块，可是吃着很香。我喜欢吃干果，曾经请当地农民引路，去附近的山上采过榛子，也采这种野核桃。

　　看着那么一筐野核桃，我很是眼馋，就对吃饭这家大爷说：“那院人家真能干，打了一筐野核桃。”大爷马上告诉我：“你明天轮到他们家吃饭，他们家没有油吃，烧了这筐野核桃，挖出核桃仁，给你爆锅做菜。”原来如此，为了我这个包村干部吃顿饭，人家还麻烦着呢！

　　“庄家饭十点半”，第二天临近中午，我去那位砸核桃的老汉家吃派饭。这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家庭，破旧低矮的茅草房四面漏风，南面窗子只有一个窗户有玻璃，其余都用已经发黄的废塑料布遮挡着……

　　我进了屋子，刚坐到炕沿上，一个大眼睛的小姑娘看着我，静静地走过来，两只手上捧着几个烧得油黑、咧了嘴的野核桃，无言地送到我手上。她正是昨天傍晚我看到的那个和老汉一起在院子里砸核桃的小姑娘。她的大眼睛水汪汪的，有些忧郁地看着我。

　　通常到谁家吃派饭，我都会边吃边聊天，谈谈家庭情况，交流交流感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嘘寒问暖。于是，我接过核桃，放进口袋里，回手又拉住小姑娘的手，让她靠在我的腿上。

　　我问她：“老妹儿，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说：“高淑霞。”我接着问她：“今年几岁了？”小姑娘说：“八岁。”我又指着那饭桌旁的老汉问小姑娘：“他是你什么人？”

　　小姑娘说：“我爷爷。”我忙接着问她：“你爹干什么去了？”当地人习惯称父亲为“爹”，所以我这样问小姑娘。

　　小姑娘低下头说：“爹死了。”我立时心头沉重，又问她：“你妈呢？”

　　小姑娘稍一停顿，说：“妈也死了。”难怪只有一位老汉领着小姑娘？一阵同情的心绪泛起，我继续问她：“上学了吗？”

　　小姑娘说：“上学了，在一年级，学校就在前面小水库那边儿。”

　　福盛村有一所村小学，地点在离十三队三四里路的村部北侧。因为村子大，人口多，学校的规模也比较大，有十几个教学班。而最远的屯子离村部有十几里远，因此又在全村分设了三所“耕读小学”，简称为“耕小”，是福盛村小学的分校。家距村小学远些，刚上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就近先到“耕小”读书，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再进入村小学上课。

　　福盛村十三队小水库下面不远处就是押宝岭“耕小”。在这个“耕小”读书的学生，分为两个教学班，又是两个年级，却只有一位教师。上课时，两块黑板分别挂在教室的东西两侧，两个年级的学生分别面朝东西而坐，“耕小”的教师分别在东西两边讲两个年级的课。

　　我又问小姑娘：“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小姑娘说：“会写。”我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黑色钢笔，让小姑娘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小姑娘把笔记本按在炕沿上，写下了“高淑霞”几个字，字写得很工整。

　　我收起笔记本和钢笔，又问小姑娘：“高淑霞，你长大干什么？”

　　小姑娘有些茫然，回答说：“不知道。”

　　我对她说：“怎么能不知道呢？记住，长大干革命。”小姑娘答应道：“哦，长大干革命。”

　　老汉把饭菜都端上来了。饭是苞米面粥、苞米面大饼子；菜是白菜炖土豆，依稀能看见菜里炸油爆锅时已烙黑了的野核桃仁。

　　我们三人很快吃过饭。按当时的规定，我交了一角钱和四两粮票。那时，下乡干部也不是吃白食的，社员收得很自然，我们交得也很自然。

　　临走前，我又再一次问小姑娘：“高淑霞，你长大干什么？”

　　小姑娘说：“我记住了，长大干革命！”

　　我又一次从上衣兜里取出自己的那支黑色钢笔，这是我下乡当知青时父亲送给我的。钢笔杆上刻着“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排红字，这是我出差到天津，在天津火车站花两角钱刻的。

　　我对小姑娘说：“老妹儿，这支钢笔送给你。记住，长大干革命。”

　　我让小姑娘拿出书包，从书包里拿出田字格本，我在田字格本上找出一篇空页，在上面写上“长大干革命”，又让小姑娘在下面照着写了一遍。至于什么是革命、怎样干革命，我也说不清。那个年月，“革命”二字几乎天天讲，“干革命”也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中常讲的口号。

　　我看着小姑娘，很是怜爱，翻翻口袋，只有几张一元的票子。当时，我每月工资只有31元钱，手中仅剩下这些了。我把这几个钱都送给了小姑娘，让她买一些学习用具。

　　我起身离开这一老一小，回我住宿的人家，沿路正好经过小水库下的“耕小”老师王淑梅家门口。我停在那里，喊她出来，向她问高淑霞小姑娘的情况。

　　王淑梅老师质朴大方，热爱教育工作，工作成绩突出，是我们乡团委表扬的优秀团员，也是县里表彰的优秀教师。她的四哥王国良是福盛村的团总支书记，和我很熟。她的父亲早已去世，她和一个妹妹，还有她的母亲与她的三哥住在一起生活。我包村走队有时路过“耕小”，常看到她和一群小学生在一起活动……

　　王淑梅老师告诉我，四年前，正是“文革”内乱最严重的时候，高淑霞的父亲病故了。高淑霞的母亲没有死，而是一个人改嫁到横道河乡联盟村去了。联盟村距福盛村三十多里路，老地名叫“狐仙堂”。高淑霞小姑娘跟着爷爷生活，她生妈妈的气，有人问她妈妈的情况，就说妈妈死了。王淑梅老师告诉我，知道高淑霞小姑娘的困难状况，学校已经减免了她这学期的学杂费。王淑梅老师还自己拿钱，给高淑霞小姑娘买笔和本。当时王淑梅是民办教师，挣工分，没有工资，可她给了高淑霞小姑娘不少帮助和照顾。

　　我仗着王淑梅老师四哥是福盛村团总支书记，王淑梅老师是团员，自己是他们的“首长”，当即对王树梅老师说：“那好，今后我们一起照顾她，你看这样行不行？今后小孩的课本、铅笔等学习用品，你就费点心吧，学杂费也要各个学期都减免。她的口粮，由我和大、小队干部研究解决。年终结算时有公益金就用公益金解决；公益金解决不了，就由我个人掏腰包解决。”王淑梅老师完全赞同，高兴地说：“我一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高淑霞。”

　　这下可好，向人家连工资都没有的老师拉赞助，又当着人家老师的面许下如此弥天大愿，可是我做到了吗？

办事不牢，悔之莫及

　　很快到了年底，正是共青团活动较多的时候，我奔走在乡里和各村组织共青团的活动，发展批准新团员；还要顾及当时特有的下乡知青的工作和活动，竟把自己当着王淑梅老师许下的帮助解决高淑霞口粮问题的事，忘在了脑后。等我想起这事，已经过了元旦，临近春节了。我赶紧抽了时间，骑上自行车，前往福盛村去“还愿”。

　　我先到福盛村十三队找队长，和他商量解决高淑霞的口粮问题。那时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体制，基本的经济活动核算在生产队这一级，要在秋冬先向国家送交“征购粮”后才能开始生产队内部的分配。农民按劳动力、人口，领取一年的口粮，平均每口人的口粮领取在360斤到450斤之间。多数生产队人均口粮也就在400斤左右。口粮款要按社员全年所挣“工分”，年底由生产队统一核算。口粮款按工分折算，每口人每年需要大约30元到50元。当时，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劳动力每天挣10分，平均就在5角钱左右，这还是在正常年景。一个身体好、不误工的劳动力，一年所能挣的工分折算下来，也就在150元到200元之间，这就算是不错的收入了。有许多生产队因经营不善，全队老少劳动一年，绝大多数人家连口粮款都不够支付，领不回口粮，甚至一无所得，都是正常现象。因此，当时高淑霞小姑娘一年的口粮款，对她贫困的家庭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

　　福盛村十三队队长告诉我，高淑霞小姑娘和她的爷爷，已经同这个生产队的另外几户人家一道逃荒去黑龙江省的北大荒了，他们已经走了将近一个月了。

　　“北大荒”旧指我国黑龙江省北部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广大荒芜地区。这里并非自古以来就荒凉无人开垦，曾经击败辽与北宋的女真人就在此生存发达。清朝时满人大量入关，俄国势力趁虚而入；加上清王朝为了巩固祖先的龙脉，严禁汉人进入东北地区，使得边境千里人迹少见。直到上世纪50年代，我国才开始进行大规模开垦。初到“北大荒”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那里的荒凉和孤寂。那贫瘠的一望无边的碱滩，那在秋风中颤栗的茅草，还有那间或可见的在碱滩上劳作的几个人，都使人觉得那是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那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汽车、没有机器轰鸣，一切的声音都是属于大自然的。除了风声、涛声，凄凉的雁叫声便主宰了“北大荒”的秋天。所以，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是没有人想要去那个地方谋生的。

　　队长告诉我，高淑霞这爷孙俩，生活实在困难。高老汉年过六十，生产队集体劳动他跟不上趟，只能挣“半拉子”工分。爷孙俩这几年的口粮，都是亲友邻里“拉户”解决的。“拉户”就是亲友邻里有领了口粮还有剩余工分的，帮助借给领不回口粮的困难户。队长还告诉我，听说北大荒那边地广人稀，种粮的土地多，口粮在那里好解决；听说那边一个人在秋季拾麦穗，也能拾到百八十斤呢。

　　这边的许多农民，冬季结伴去北大荒逃荒，这种情况我在乡里也早就知道。全乡每年都向北大荒逃荒一百多户，基至几百户，不算稀奇。我住在福盛村时，因为屋子空旷，曾找个乡里表扬过的优秀团员给我做伴，这次他们全家也逃荒去了北大荒。这些人所去的具体地点，队长也不知道。

　　为什么当初吃完派饭后我不马上与大队、小队研究高淑霞的口粮问题？北望云山，我追悔莫及。

鸿雁传书，真情永存

　　日月如梭，斗转星移。往事不易消磨，一转眼就过去近十年的岁月。

　　1981年，我在东丰县团县委书记的岗位上被上级送至中央团校，进行为期半年的中央团校第十九期学习培训。有一天，东丰县团县委机关通过邮政给我转来一封信。我一看，信封上寄信的地址是“黑龙江省嘉荫县”，心想，我在黑龙江省嘉荫县既无亲属也无熟人，是谁寄来的信呢？

　　打开一看，信的开头写道：“大哥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高淑霞，就是当时在福盛村十三队‘耕小’念一年级的高淑霞。如果你不记得我的名字，那你一定还记得在福盛村我家你送给我的一支黑色钢笔吧？钢笔杆上刻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字。你还告诉我，‘长大干革命’，并在我的田字格本上写下了‘长大干革命’的字。你把钢笔送给我，我一直都带在身边……”

　　这封信，又把我带回东丰县小四平乡福盛村押宝岭下那个清冷的深秋，带回近十年前那些风雨如磐的日子。

　　近十年的岁月，我遗忘了很多事情，可是当初在押宝岭下拉人家老师赞助，又当着人家老师的面，许下包办小姑娘口粮的弥天大愿，我却清楚地记得。

　　高淑霞在信中告诉我，他们爷孙俩逃荒到“北大荒”后，她坚持读完了小学、初中，现在又考入了县里的高中，毕业就参加高考……

　　隔山隔水隔着近十年岁月，高淑霞能找到我调转工作后任职的东丰县团县委，实在是十分不易，估计她或与她一同逃到北大荒的人们，是通过仍住在福盛村的亲友，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才打听到我工作的部门的。

　　知道了高淑霞爷孙俩的下落，我很高兴。屈指算来，小姑娘已经十六七岁，成了大姑娘了，而且她正在向大学的方向努力，于是我赶紧去北京王府井附近最大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批高中、高考的书籍和复习资料，按高淑霞信上的地址给她寄去，算作当年空许愿的弥补吧！随后，我又给高淑霞写了一封信，鼓励她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大学。经过思考，我又在信中劝她要记住自己的母亲，以后能挣钱了，要想办法去“狐仙堂”找母亲、看母亲。

　　后来，我又多次接到高淑霞的来信，告知一些她学习上的近况。接到高淑霞最后一封信，正是我从共青团工作转行，调到四平市委机关工作之时。记得高淑霞在信中告诉我，她正在准备高考。我给高淑霞回了信。与此同时，我还给几个在乡镇工作的朋友写了回信。那些天迎来送往，又在办理调转的手续，我无暇出去寄信，几封信写好之后是请别人寄发的。可能是给高淑霞的信装错了信封，信寄丢了，没有再接到高淑霞的信。后来我又几次调动工作，也就与高淑霞失去了联系。我依稀记得她是在黑龙江省嘉荫县，乡镇、村都已经忘记，只记得她所住的屯子叫黄鱼卧子。

　　往事悠悠，回味无穷。“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这种情怀伴随着我一生，也让我愧疚了几十年。

　　我始终记着当年一位两鬓斑白的老汉、一个小姑娘，在那么艰苦的日子里，为给我做一顿“派饭”，烧裂一筐野核桃，砸出核桃仁，当油爆锅做菜。小姑娘还送给我一捧烧得油黑的野核桃吃。

　　就算我们给群众带来了不方便，群众还是绞尽脑汁为我们着想，生怕我们的派饭吃不好。

　　那不是一般的饭菜，那是山村父老乡亲赋予我———当年一个19岁大男孩的最真挚的爱。我常向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提起此事，提起艰难岁月里，群众省下自己的口粮，养育我们的恩情。在许多场合，我都提起和自嘲当年空谈革命、奢谈革命的幼稚。说到自己空许过的大愿，以及脱离实际的那些事，总是于心不安，十分内疚。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电视剧《渴望》的这段歌词，总能把我的思绪引入歌中的意境。

刘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