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有您的地方才叫家，守着您是天大的事儿。 ———作者

孩子们都大了，母亲什么都有了，老年生活幸福美满。 这是母亲70大寿时与家人合影，左一为作者

1983年作者全家与母亲合影

以下所说的几件错事，都发生在我的小时候，与我妈妈有关。如今，妈妈已去世十年了，我不清楚她生前是否会一直记在心里，但是有一点我在当时就清楚，甚至至今都记忆深刻，那就是我的少不更事，曾深深地刺痛了妈妈的心。我为此深深地愧疚，这个愧疚，越到老年越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成为了我终生的遗憾。

半张油饼

   我1952出生在长春市，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从我记事起，爸爸就有病，什么也干不了。爸爸的病是年轻时得的，他十六七岁时给一家皮货店当小学徒，赶上店主家给先人起坟，让爸爸自己去起。爸爸在掀棺材盖板的时候，因为是上百年的坟了，有一种瘴气直冲上来，把爸爸冲得有些精神恍惚，便坐下了病。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跟妈妈结了婚。结婚头几年还算正常，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经常胡说、乱跑。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把我们都吓坏了，怕他说错话，给我们惹祸，在那种政治气候下还了得？更怕他乱跑遇到危险，有时候他一跑丢了，我们这些孩子全都出去找……

   爸爸这种情况，妈妈不得不主持家务。我家九口人，七个孩子，家里就我大哥、二哥靠当学徒工挣钱养活一大家子。当时我大哥也就十六七岁，二哥更小些，他俩的工资加在一起也不到三十元钱，我们其他五个孩子全都上学，家里的困难程度难以描述。

   那么多年，在我的记忆中，我家就没买过冬储菜，也没买过煤，因为根本买不起。等国营商店卖完菜，我们这些小孩都去拣菜帮子，妈妈再晾成干菜备用。烧煤就靠我们这些孩子到工厂的垃圾堆里拣煤核解决。当时全国都困难，我们家属于困难中最困难的。

   困难到什么程度？我直到上学了也没有穿过鞋，只有一双趿拉板儿，就是一块木头，用电锯拉成鞋底，上面再穿个绳那种极简陋的拖鞋，是我大哥当学徒的工厂做的。记得我刚上一年级时，放暑假几个登校日我都没去，老师就叫同学到我家找我。我为啥不去？没鞋穿啊！登校日我不好意思穿个趿拉板儿。怎么办？我慌了，屋子屋外地找鞋，后来在破仓房里找到一双哥哥们穿过的露脚趾头、发霉长毛的破鞋。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是下午三四点钟，在我们的教学楼前，老师坐在藤椅上等我。我说：“老师好，我来了。”他上下打量着我，眼睛定格在我的鞋上，我的脸也红到了脖子根儿。这样的窘事说不尽，太多了。

   半张油饼的故事发生在我二年级的下学期。

   1961年暮春三月，在中国的大地上，每个角落都受到饥饿的威胁。家住东北的人又多了一项，那就是寒冷。连续多日的阴霾天，压得人们都喘不过气来，大家多么期盼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啊！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天还没亮，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万道霞光像燃烧的火喷射而出，瞬间烧红了整个天宇。到了九点多钟，天上已是晴空万里，没有一丝云朵，气温骤然上升。这时，人们都从各自的家里来到我们楼的后院，有的老人拿出衣物挂出晒。我们一些小孩也都纷纷地从家里跑出来，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跳房子、打揙记。我和几个玩伴弹琉琉。大人们的谈话声、小孩们的争吵声交织在一起，使不大的小院热闹极了。

   快到中午了，我已是杯盘满盈，赢了一大把琉琉了。最后一把该轮到我弹了，我铆足了劲，想来一个完美的收官，没想到用力过猛，弹空了，琉琉不见了。我们顺着琉琉的方向寻找，发现琉琉就在墙根儿下。我立刻跑过去，刚要把它捡起来……咦！我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

   在约有一平方米的黄土地上，整齐地、有规律地排列着像鱼鳞一样的图案，那颗翠绿的花瓣琉琉就在那黄色的“鱼鳞”片上，在太阳的照耀下放出七色的光。实际上就是：黄土的地皮，经太阳一晒，鼓了起来，鼓起来的图案非常均匀，像鱼鳞片似的，在稍远处一看就好像凤凰展翅，异常美丽。

   玩伴们这时也都围过来，大家异口同声地惊叹“太带劲了”。这时我拿起一根干木枝想把琉琉拨拉过来，不小心有一“鳞片”活动了，我把它轻轻地拿在手上。这个黄土块背面还有冰碴，但表面被太阳晒得油汪汪的，像极了刚出锅的已经撕开的半张油饼。

   此时，我眼珠一转，回身向家里跑去，还没有到家门口，就大声“妈、妈”地喊着。这时妈妈正在厨房做饭，听到喊声，立刻转过身来说：“干啥啊？”我笑着大声说：“田大娘给我半张饼。”田大娘是我家邻居，平时经常接济我家。她爱人是一商店的，条件相对比我家强。

   妈妈一听，笑着说：“是吗？这咋说的。”边说边用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接过了这“半张饼”。刚接到手，妈妈就知道上当了，上前拍了我两下，笑着说：“你这孩子！怎么骗妈？”我“哈哈”地笑着转身往回跑。

   我为这一小恶作剧成功地骗过妈妈而沾沾自喜，没跑多远又回头望了一眼妈妈。我看见妈妈的笑容逐渐收敛了，紧接着皱起了眉头，好像略有所思的样子，“唉”的叹息一声转回身去。当时我看见妈妈的表情，也收起了笑脸，隐约地感到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

   没过多久，一天傍晚，我放学回家，还没有迈进家门，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油香扑面而来。我进屋一看，妈妈正在厨房烙饼呢！哥哥姐姐们都在厨房外的窗台排成一溜儿往里看，就像一只只等待喂食的小猫，我自然地加入了这个行列。闻着那阵阵飘来的油香，看着盘子里逐渐升高的一张张黄灿灿、油汪汪的大饼，我们的口水都流出来了。世上的一切事物，有些结果不重要，往往享受这个过程是最幸福的。

   一会儿，开饭了。那时候因为粮食紧缺，每顿饭都计量分着吃，大人多些，小孩就少些。记得我分了两张饼。菜就是大白菜汤。一家围坐在一张饭桌上，边吃、边笑、边说，真是香极了、美透了。当我快吃完的时候，妈妈又从她的手里撕半张饼给我，并且笑着对我说：“还给你这半张饼。”我也笑着看着妈妈，接过了饼，只有我和妈妈知道这其中的含义。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油饼。平时别说油饼，就连纯苞米面的窝窝头都很少吃过，一般吃的都掺杂了豆腐渣、野菜，或我们拣的晾干的菜。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家吃的是窝窝头，是纯苞米面的，啥也没掺，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也没有肉，就是白菜炖粉条子，吃得那个香啊！

   美餐过去几天后，姐姐偷偷地对我说：“你知道咱们吃的那顿饼，钱是哪来的吗？”我说：“不知道。”姐姐说：“是妈妈把她的一对耳环（记忆中是很细的小圈儿，金子的，比现在所见的耳环小）当了，才买的面。”听姐姐这么说，我偷偷地看了妈妈一眼，发现经常戴在妈妈耳朵上的一对耳环真的不见了。此时我的眼睛都直了，呆呆地坐在那里。只有我明白，是我的一场不经意的恶作剧，刺痛了妈妈的心。当时她神情黯然地转过身，“唉”了一声，那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对耳环可是爸爸妈妈结婚时唯一的定情物，妈妈非常的珍惜。为了能让我们吃上这顿油饼，妈妈倾囊而出了。

   我怎么又一次地犯了错？此时此刻，让我想起了半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逃学

   那是1960年的秋天，新学期开始了，我由小学一年级升入了二年级。全校各班第一件事就是收学费。那时一名学生一学期的学费是两块五，但在那个年代可是天文数字了，尤其对于我家来讲，拿出这么多钱真是太难了。上文说了，当时我家九口人，爸爸有病，五个孩子读书，只有两个哥哥是学徒工，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三十元钱，可让人怎么活啊！虽然那时我年纪小，但家里的情况都看在眼里，再也不忍心张口去为难妈妈了。所以，我胡说了一个日子，能拖几天是几天。但也不能总这样啊！我不愿意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遭到老师的抢白，小孩也有自尊心啊！我更不愿意一次又一次地蒙骗老师，那样做我也于心不忍。因此，在我向老师承诺交费日到期的前一天放学时，我找到了我们班的韩同学，我对他说：“明天我交不上学费，你给我请个假，就说我病了。”他回答说：“我也是，也不想来了。”就这样，为了骗过家里，我俩商定明天一早在人民广场纪念碑前集合。

   第二天早晨，我们还像平时一样，背着书包，跟妈妈打声招呼“上学去了”。几天来，我们游遍了长春市所有的大小公园。没有钱买票，就钻栅栏，快到中午了就回家。记得有一天，我们俩来到了净月潭，一口气登上了湖边最高的山峰。站在山顶，俯瞰着净月潭就像一颗碧绿的宝石，镶嵌在那群山之间，清澈的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粼光。远眺那层层叠叠的满山红叶，映红了整个山川。仰望在湛蓝的天空下，一群大雁正排成一字行，向南方飞去。此时，我们就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情不自禁地用手围成喇叭状，向着远方，大声地呼喊着。他一声，我一声，一声高过一声，两个孩童的呼喊声在山间、林海里回荡。

   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天，事情就败露了。原来，我们失踪的第三天，老师就到我家和韩同学家进行家访，但见到的是一片废墟；因为我和韩同学既是同学又是邻居，都住在九圣祠胡同，由于要拆迁我们都搬走了。这样一来，我俩和学校失联了。这下可急坏了老师们，立刻向学校汇报。学校马上组织老师还有高年级的同学，根据蛛丝马迹四处寻找。最后，通过很多周折找到了我家。

   那一天，学校老师和领导来我家的人很多。我就倚在墙角，低着头，眼睛一直盯着脚尖不吱声。老师和妈妈说了些啥，我一句也没听见，心里就想着怎么接受那最严厉的惩罚。要知道，逃学、撒谎，在孩子们的心里可是天大的事啊！

   老师们走后，妈妈的表情却出奇的平静、温和。她把我搂在怀里，轻轻地对我说：“今后有什么事要告诉妈，‘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办法总会有的。”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在蒙眬中感觉妈妈起来很早就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着一大筐西红柿。把柿子倒在地上后，妈妈又出去了，等回来时又拎回来一筐。我很纳闷，就问妈妈：“买这么多柿子干啥啊？”妈妈笑着说：“听人说在火车上卖柿子比商店卖的钱多，我坐火车从长春到公主岭，一个来回就能把这些柿子在火车上卖掉。这样下来，一天就能赚几角钱，坚持些日子你们的学费就不愁了。”

   就这样，每天我也很早地同妈妈一同起来，帮妈妈去商店排队买柿子。那时候，人多货少，来点柿子就排起了长长的队，而且一人只能买两斤，所以我和妈妈得反复地排队，才能买够数量。回来后，还得挑拣、洗净、擦干、入筐。第二天，妈妈又早早地起来赶火车。到了晚上天都黑了，妈妈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有时候我也起得很早，拎着筐，将妈妈送到一路汽车站。每当我望着载着妈妈的公交车渐渐地远去，消失在晨雾中时，我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为我逃学的举动刺痛了妈妈的心而不安。

   一个月以后，我们班主任老师告诉我，学校根据我家的实际情况，从本学期开始，一直到小学毕业，免交一切学杂费。

伤天害理

   时间眨眼到了1966年的夏天，“文革”开始了，各地大、中、小学全部停课。那时长春的大街小巷全是红卫兵，一排排一队队的批斗、游行队伍来回穿梭，口号声和大喇叭播放的“造反有理”的激昂乐曲声混合在一起，使每条街路都非常热闹。

   我当然也成为红卫兵中的一员，头戴黄军帽，臂挂红袖标，好不威风！那时，红卫兵有无限的权威，可任意进入工厂、学校和商业店铺，对凡是和封、资、修沾边的事和人，都可以砸烂它、批斗他（她）。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负责六七马路一带区域，每天我们都在高年级同学的带领下，对群众、居委会反映的情况，采取革命行动。

   有一天，我们接到通知，有一名资本家要批斗，还要抄家。我们一行几人立刻赶到批斗现场。我一看，所说的这位资本家是一位妇女，头发被剃成了阴阳头，胸前挂着个大牌子，正木呆呆地站在那里。我们一阵高呼革命口号之后，就开始游街了。我和几名红卫兵被招呼去抄她家。

   现在回忆起来，她家就在长春儿童电影院正门对过，是一排二层楼房，她家住的是越层。我们先从二楼搜起。她家中的地面是红油地板，家具也是古色古香的。我们撬开地板、打开家具的门翻了一阵，也没有翻出什么封、资、修的东西。在一楼的一个角落里，我注意到有一些大小擀面杖，我猜想她家可能开过木工厂，给我的印象是她家很富有。

   经过一阵折腾后，屋里已是一片狼藉，乱七八糟了。我们正要撤退，一位同学看见在一楼的里间有一扇门关着，我俩就走过去。轻轻地推开门，看见一位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女人正坐在床上，头上缠着白毛巾，盖着被，怀里还抱着个婴儿。她看见我们进来了，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不由自主地抱紧了孩子。

   我们一看是产妇，转身就要离开。这时，后面的同学一眼看见橱柜上方摆放着一个大鱼缸，里面游着好多五颜六色的金鱼，立刻说：“看，这不是封、资、修吗？倒掉！”

   我俩就轻手轻脚地走进屋，把这个大鱼缸抬到了马路上。在往下水道倒的时候，我俩停顿了一下，真是不忍心残害这些无辜的生灵，但最后还是一闭眼睛全部倒入了下水道。接着，我俩又慢慢地把鱼缸放回原处，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间。

   在我们要关门的时候，我回头望了望坐在床上的那位产妇，她正用一种迷茫、忧愁和惊怵的目光盯着我。我立刻低下头，关上门，转过身来拔腿就跑，到了马路上，心还怦怦地跳着。

   在这里，我借这个机会，向当年这位年轻的产妇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我深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这些孩子所做出的愚昧和疯狂的举动，给您的家庭和心灵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请您原谅我们的无知和莽撞。

   晚上回到家，当吃饭的时候，我眉飞色舞地讲述着一天来的“革命行动”，妈妈表情平和地细心地听着。当我讲到撞进产妇的房间，倒掉金鱼时，我看到妈妈眉头紧锁，“腾”地站了起来，用气得都在抖动的手指敲着桌子大声对我喊起来：“你不知道产妇最怕受惊吓啊！那么多金鱼是封、资、修吗？你原来所说的‘革命行动’就是这些啊？伤天害理啊！纯粹是一群小土匪！”

   妈妈越说越生气，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了。她上前揪住我的耳朵，把我提起来，拳头“啪啪”地砸在我的后背上，接着拖拽着将我一把推出了门外，“咣”的一声关上了门。

   当时，我蒙了，就像五雷轰顶把我炸傻了。妈妈以前没动过我一个手指头，我做错啥事了，妈妈顶多说：“这孩子！”我咋的了？一向温柔、贤惠的妈妈，今天为什么变得如此暴怒？我百思不得其解，只有躲在楼梯口，偷偷地抹眼泪。

   第二天，妈妈就坚决不允许我去学校了，就像钉子一样把我钉在了家里。邻居家的一位阿姨在南关区文化馆工作，她看我闲着没事，就每天借书给我看。以后，我干脆就怀揣着窝头，到文化馆阅览室去看。在那一段时间，一直到下乡前，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读了很多书，有政治、历史等方面的，有哲学、文学等方面的，有的能看懂，有的就是囫囵吞枣。是读书让我知道了世界有多大，是读书让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更重要的是，读书开拓了我的思维空间，这对我在今后的人生路上顺畅行走，帮助极大。

思念

   岁月如梭，但岁月有痕。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小时候的记忆像刀刻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多少年来，妈妈用她那坚实的臂膀扛起了这个贫穷的家。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看到的是她的淡定和坚强，忧愁很少挂在她的脸上，一年四季总是那么阳光。我现在感悟到，妈妈的力量和自信，来自于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在她的心中，就有一个信念，把孩子们拉扯大了一切都会好的。她的内心是这样想的，对孩子们的激励又何尝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受了委屈，或者遇到困难向她哭诉时，她总是用温和的语调，把我们的思维引向远方，让我们看到希望——翻过这座山，展现在你眼前的将是鲜花遍地、灿烂阳光。

   在妈妈九十多岁的时候，我搬进了新房。妈妈望着窗外的美景，看着那宽敞、明亮的厅堂，面露微笑，喃喃自语地说：“多好哇！什么都有喽！”我走近她跟前，在她的耳边大声说：“这都是您的功劳啊！”她听了“哈哈”地笑了起来。我又开玩笑地对她说：“今天您再给我烙几张油饼吧！”她先是一愣，紧接着摇头说：“妈可干不动喽，妈要听蝈蝈叫去喽。”听了妈妈的话，我心里一阵酸痛。是啊！多么坚强的人，也都有老去的那一天，我多么希望妈妈永远陪伴在我的身边啊！当时，我紧紧地将妈妈搂在怀里，很久、很久。

   现在，妈妈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十年来，每当我想起妈妈的时候，爱人都会烙上几张家常饼安慰我。我一闻到那饼的油香，就好像妈妈就坐在我的身旁，正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让我再一次地感受到妈妈对我无尽的爱。妈妈，有您的地方才叫家，您就是我的国，守着您是天大的事儿。

戴春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