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会离我们而去，我们要努力找到一种方式，把爱留住，就像现在，女儿与母亲虽然天人永隔，但她们从来没有如此亲近…… ———编者

孤独的老人 资料图片

   每当我走在大街上，或在商场里，经常会看到某个中年妇女很像我的大女儿。我就追随在她的后边，泪水不断地流出来，控制不住啊！怕看见熟人，我赶紧擦眼泪。时间长了，我眼泪都哭干了，几乎要疯了。有时，突然会冒出来一个幻想：如果事先有可能的话，我宁愿代替她得那种病，因为她还年轻，不足50岁。但是，我知道，那是谁也替换不了的。  

   中国有句老话：“心疼的儿女，难舍的财。”说的是，儿女在父母心目中的分量。必要时，财可以舍，但是儿女不可以舍，因为没有钱了可以再挣，儿女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是掌上明珠，一旦失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比黄连泡苦胆还要苦上一百倍啊！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我的大女儿了，因为她离开我已经四年多了。孩子得了治不好的病，我做母亲的感到深深的遗憾。不仅如此，自责和愧疚也一直折磨着我。大女儿去世的头一天早上，我给她打过去一个致命的电话，使她急火攻心，提前离开了人世，这让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

大女儿幼年时

就知道替大人分担

   我的大女儿叫小燕，只有初中文化，毕业后就到五棵树砖厂上班去了。后来她表嫂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21岁那年就结婚了，定居在五棵树镇。我现在回忆起她小时候的情景，好像过电影似的，一幕接着一幕啊！  

   1968年的夏天，阴雨绵绵，老天爷总是阴沉着脸。有一天，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紧接着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我5岁的大女儿和她4岁的妹妹、2岁的弟弟都站在窗台上注视着大雨。两个小的显得很兴奋，可我的大女儿却嘤嘤地哭了，泪水在脸上不断地流着。当时我发现她哭了，大声地问道：“你们谁打你大姐了？”因为她2岁的弟弟爱打人，所以他两个姐姐一哭，我就认为是这个调皮捣蛋的弟弟又打人了。“我没打她！”妹妹、弟弟齐声说。我问大女儿：“都说没打你，你为什么哭呢？”她说：“我爸今天又不能回来挑水了，没有水做饭咱们吃啥呢？”  

   啊！就为了这点小事，她就哭鼻子了。我告诉她，没事的，我拿两个小盆放在外面院子里接雨水，再拆开两个口罩缝起来，把接的雨水过滤后，就可以用这清澈的水来做饭了，做出的饭一样好吃。这时，她立刻高兴了，并且说：“还是我妈有办法。”  

   这样的事很多。在同年的冬天，寒风刺骨，像小刀子割在脸上一样疼。有一天，忽然下起了鹅毛大雪，一直下了两天两夜，进户的门都推不开了，邻居来人用铁锹把门外的雪给撮走了。我的大女儿又哭了。我问：“小燕，你哭什么？谁又打你了？”她说：“村里的大井都冻上了，咱们没水做饭啊！”原来，她又是急哭的。  

   我跟大女儿说：“没有水做饭是不成问题的，只要肯动脑筋，总会有办法。你放心，妈妈不会让你们饿着的。”  

   我们老家榆树县光明乡是半山区，几乎年年雪大，比平原地区的雪量要多好几倍呢。当时，我点着大灶坑，用大簸箕往大锅里撮雪。锅热了，雪融化了，再用口罩布把化开的雪水过滤，再放一点小苏打来消毒……  

   1969年的春天，家里新盖了三间草房，我们不用住婆婆的里屋了，小日子过得还算挺舒心。当时，丈夫是中学的老师，每个月能挣40元钱了，在那个年代算是挺多的，他没涨工资之前每个月只挣25元钱呢。学校与我家隔着一条河，夏天有时下大雨，河水暴涨他不能回家，无人挑水，我就用雨水来做饭。到了冬天下暴雪，他也回不了家，我就化雪水来做饭。但这点困难我并不觉得苦，而是感到“哑巴吃蜂蜜——乐在其中”呢。

   1974年的冬天，我给大女儿做了一件灰色的棉大衣，让她上学穿。有一天，她与我商量，要看她大姨去。她说：“我好想大姨啊！反正放寒假了待着也是待着，再说有棉大衣穿出门也不会冷……”她天天跟我商量，可是我不同意她去，因为她太小，我实在不放心。我是远嫁，我娘家离婆家光坐火车就得一天时间。她又与她爸商量，怕她爸不同意，她便说了自己的出行计划和简单的路线图——先到谁家，后到谁家，最后请她大姨把她送到火车上。她爸听她说得句句在理，就勉强同意她去了。  

   到了大姨家，大姨热情地招待了她，起早贪黑地给她做了一件新衣服，又给她做好吃的，然后领她上姥姥家、老舅家，每家只住两天。姥姥舍不得让她走，她告诉姥姥：“往后放寒暑假我再来，这次实在不能多待了，妈妈怕我走丢了。”她临回来时，每家给拿20元钱，一共是60元钱，至少顶现在的600元钱呢。她大姨还给了一面袋子苞米碴子，大约有30斤。  

   买了车票，大姨把她送到火车上，并把钱放到她的贴身衣服兜里。也许因为孩子太小，她大姨叮嘱了一遍又一遍，确实有点放心不下啊！路途遥远，这孩子坐了一天火车，到了目的地车站——水曲柳车站，夜幕已经降临了。她赶紧把要寄存的物品送到寄存处，开了小票，马上找个旅店住下来。第二天一大早，她上小吃部吃点饭，就上路了。  

   那时候，没有公交车，更没有出租车，到家还得走35里土路呢。到家后，她告诉她爸：“爸，你拿着小票明天上水曲柳车站寄存处去取苞米碴子。”那时候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吃粮标准低，有时候粮食不能自给，还吃国家的返销粮，这苞米碴子可解了燃眉之急。当时我想：这孩子真神，往返不到10天就顺利凯旋了。  

   一个11岁的小女孩，没有大人陪着就敢出这么远的门，当时真是不多见啊！她大娘听说孩子回来了，马上就过来了，还有她二娘、她三娘等亲属也都来了。她大娘把她搂过来亲了亲，忙说：“佩服、佩服，好样的！”她二娘说：“这孩子可真闯实啊！”我大嫂也就是孩子的大娘对我说：“老妹子，我不怕你生气，你就生这么一个好孩子，我说的对不对？”我半开玩笑地说：“你说的不完全对。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认为我的孩子都不错，只是因为生的多，不可能都那么好。你把你的手都伸出来，你看看，你这十个手指头都不一样长——有长的、有短的、有粗的、有细的……”她说：“好了好了，我说不过你。”然后，她哈哈大笑着走了。

我丈夫死里逃生

多亏了大女儿

   2001年的春天，我记得是阳历5月27日晚6点，刚从稻田地回来的丈夫有点反常，说话颠三倒四，吐字也不清楚。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还反复地说：“没咋的、没咋的，哪儿也不疼、哪儿也不疼啊！”我说：“马上去大队卫生所看看。”他不去。我说：“去吧，快去吧，若是没病再回来。”到那里后，大夫检查说是脑出血，量血压高压250、低压120，病情非常凶险，随时都会危及生命。  

   当时我就蒙了，立刻告诫自己不要哭，不要失控，马上给孩子们打电话。我心想：我只要想起一个孩子的电话号码，那些孩子就都能知道。我想起了大女儿的号码。大女儿接到电话后说：“我马上雇车来接你们，给爸拍个CT片子，我和老弟在县医院门口等着，等CT片子出来马上办理转院手续，去长春治病——宁可多走两步道，就是死也得上大医院死去。”她认为，大医院治疗脑出血成活率比县医院高得多，关键是硬件设施齐全、医术高超、药也特别好。我说暂时不能走，首先得把颅内压降下来，防止继续出血。可是，大夫给打的甘露醇已经挂完第一个吊瓶了，第二个刚挂了不足二分之一，药就不往里走了。这时，大女儿雇的车来了，我们立刻把病号抬上车，连夜就走了。  

   到了县医院，大夫检查后，赶紧拍CT片子，等片子出来就办转院手续，凌晨四点钟就出发了。我大儿子花了800元叫的救护车120，随车跟去的还有一名大夫和一名护士。一路很顺畅，六点准时到长春了。大女儿提前就跟医院联系好了，医院有熟人，中午11点就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很成功，两个半小时就下手术台了，一共就住9天院。  

   出院后，我的大女儿放下家里的一切，不分白天黑夜地守护在病人身边，帮我护理她老父亲，非常有耐心。为了少花一点钱，医院照顾我们给病号开了一个月的药，自己找护士打针。因为还无法站立，她爸的二便都得在炕上解决，除掉这种活我不让她上前外，其他的活都是她的事。她丝毫不怠慢，比如喂药、喂饭、按摩、搓澡、做热敷、做康复训练等。后来过了一个月以后，我和大女儿扶着他上大道上走，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大女儿自己的孩子没有时间经管，就委托别人给经管，虽然有点不放心，但是也没有办法。

   后来，她商量弟弟和弟妹把我们从老家接到五棵树来，给我们租房子住。这样，她既能经管自己的孩子上学，又能帮助我护理她老父亲。她每天忙完家里的，就像上班似的，尽量按时按点地来，有时家里有点事来晚一点，她爸就不愿意了。她有时路过街里，总是买几个香蕉，别的水果她爸不喜欢吃。她帮我护理了一年半之久呢，吃了不少苦头，为我们付出很多很多。  

   我丈夫死里逃生，本来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由于我大女儿帮我护理得非常周到，细心加耐心，所以我丈夫康复得很快，不到半年就能拄拐棍自己走路了。  

   得脑出血这么严重的病，有几个能活过来的？能走到这步已经很不容易了，这多亏了我的大女儿。

   为了公平起见，在我丈夫住院治疗期间，我给孩子们开过一个小会。我是这样主张的：谁的钱比较充足一点，谁就主动多拿一点，钱少的就少拿一点，不能搞一刀切，因为个人的经济条件不一样，实在拿不出钱的就主动出一点力。比如大儿子家里开饭店，实在脱不开身，那就多出点钱。  

   做父母的是尽量把一碗水往平端，实在端不平，孩子们也别埋怨我偏心。比如我二女儿既不出钱，也不出力，自从她爸得病后三年才来一次，我就是拿她没办法。谁也不清楚她是当不起家来呢，还是心里没有她爸呢？哪里有公平可言啊，那出钱的、出力的姐儿几个对她能没有意见吗？可是谁也不敢当我面磨叽，都是敢怒不敢言。没等他们说出来，我就主动解释：“那孩子5岁时得一次重病，打针打的，多少有点弱智了，请你们不要跟她比对老人的孝心，好吗？老妈心里有数。”

雪上加霜

大女儿与她父亲同一天去世

   出院后，我丈夫一直挺好的，直到2012年12月又在大脑的左边得了血栓，这回全身瘫痪了，一点都起不来了。  

   另外，我的身体状况也一直不乐观。我有心脏病、心绞痛等，速效救心丸总是不离身，心脏病经常犯。正因为我有心脏病，所以我大女儿在2010年得了宫颈癌，并做了子宫切除手术，我一点都不知道，谁也不敢告诉我。后来，大女儿又做了两次动脉血栓手术，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孩子们就对我一个人保密。我事后得知，大女儿有话在先，她说：“我的病永远不要对妈妈提起。因为，如果妈妈知道，她会哭的。”

   所以，2013年2月我丈夫病危了，我亲自打电话告诉了都在外地的孩子们。而且，我丈夫一阵糊涂，一阵明白，若是明白过来，第一句话就问：“小燕来了没有？”他再三要求要见小燕最后一面。  

   当时，我大女儿接到电话后，她马上就说：“我在长春的医院呢。” 我问：“你什么时候上长春的医院了？”我一时有点糊涂了，因为在我看来大女儿一直很健康，从没想到她会在医院，而且是在长春的医院。她立刻安慰我说：“没啥病，一点都不严重，你不必担心，几天就回家了，就是来复查复查。”我现在最后悔的是，我没有追问她到底得了什么病，还需要“复查复查”；而且，我还催她快点回来见老父亲最后一面，一直强调她老父亲已经等不及了。我真是粗心的母亲啊！  

   我后来才知道，她当时已经病情危重，开始打大剂量的镇痛药物，肿瘤细胞已流过血液，向周身扩散，肝、脑、胆……所有内脏被一一俘虏占领……但如果我不给她打这个电话，她兴许还能多活一段日子呢！我的肠子都悔青了。结果，她一着急一上火，跟她老爸在同一天过世了，时间是我给她打电话的第二天。  

   当我知道大女儿的事情后，我的头“嗡”的一声，好像要爆炸似的，心里揪扯着疼。我真不敢相信，天底下还有这么巧合的事。当时我就哭不出声音来了，晕过去了。等我苏醒后，渐渐冷静下来，我心想：怎么会这样？我先怨我的孩子们不向我通报他们大姐的病情，不跟我说实话，又怨老天不公平，让我们母女受尽折磨和苦难。但我更怨的是我自己，都怪自己身体不好。扪心自问：假如我没有心脏病，大女儿的宫颈癌手术也没有瞒着，这一切的事情我都知道，我还能给大女儿打她父亲病危的那个电话吗？我还能有这么多的怨恨吗？肯定不能。我无法想象，大女儿重病在身，不能如愿回来看老父亲一眼，那种牵挂的心情，是何等折磨着她、煎熬着她啊！一这样想，剧烈的心痛就会让我活不下去了，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没有大女儿的日子是孤独的，没有大女儿的生活是痛苦的，没有大女儿的母亲是不幸的，没有大女儿的天空是昏暗的。自从大女儿过世后，屋里没外人的时候，我经常以泪洗面，心里就没有亮堂过，每天睡得也不好，心脏病频发。我现在是个81岁的空巢老人，无边的孤独、辛酸难以描述，种种的生活压力只有自己知道。有时感到心里实在憋得慌，也想找一个人说一说，现在我把“扪心”栏目当做亲人、当做朋友，倾诉一下内心的苦闷、烦躁、悲痛。我知道，我记忆力很差，语句不连贯，但我把对大女儿的愧疚说出来了，心里就好过点了。

小燕妈妈

   有一种说法，我比较认同：

   爱一词所包含的情感成分很多，它们或相似相近，或千差万别，但不论怎样相近或相远，对每种事物的爱都是有其特殊形态和独立感受的。如有对生活的爱，对美的爱，对享乐的爱等。而对孩子的爱和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同的。

   爱孩子不同于爱妻子，不同于爱双亲，也不同于爱兄弟姐妹。这种爱的滋味是从那些爱中尝不到的。它是一种混合体，其中有同情和怜爱，有幸福和美好，有快乐和悲伤，有放心和挂虑，有自私和袒护，有恐惧和期盼……

   有一位阿拉伯人说过：我们的孩子，只是行走于地的我们的心肝。

   对于此文中的忏悔者小燕母亲来说，她的大女儿，意味着她的全部。小燕的离世，她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况且，还与她多少有点关系。

   也许，没有孩子的人读了这篇文字，一次又一次，但即使读过一千次，也未必读出父母读出的感受。是的，孩子就是父母的心肝，一旦他们不在，父母会立刻感到空寂失落，胸中仿佛失去最宝贵的东西……

——编者